潘维:适时调整中国的国际战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12 次 更新时间:2007-08-15 08: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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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维 (进入专栏)  

  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孟子

  

  一、国际战略及其调整

  

  “战略”原指对战争全局的总体部署。什么是“大战略”?大战略是为保障自己的生存与发展,联合其他各方力量,从而取得针对主要对手的力量平衡乃至优势。简单地说,大战略是在某个较长时段里(比如一、二十年,甚至二、三十年)关于“敌我友”的判断。诸葛亮的“隆中对”是个大战略,促成了天下三分。“统一战线”是个大战略,是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在不到三十年里,国民党先是友,后成敌,再变友,又成敌。

  什么是国际战略?国际战略是国际政治战场上的大战略。即:为保障本国的生存与发展,联合其他国家的力量,取得针对主要对手的力量平衡乃至优势。国际战略的核心也是判断“敌我友”。

  在国际关系中,“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准确地判断“敌我友”是事业成败的前提条件,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最重要问题。正如战略家毛泽东所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国际战略与国际实力对比的变化密切相关。实力对比变了,有关生存与发展的环境也会相应变化,就影响到利益目标的范围和实现,就需要及时调整敌我友的判断,调整国际战略。就大战略而言,审慎、适当的敌友选择是国家兴盛的基础,而错误的判断导致国家的衰败乃至灭亡。

  调整国际战略就是重新评估和判断敌我友。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由于科技进步和市场力量消长的加速,国际实力对比变迁非常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能否及时、准确地判断敌我友,会直接导致民族国家的兴衰。所以,调整国际战略应当适时、准确、勇敢。

  

  二、国际战略与国家兴亡

  

  下面举四个范例来说明关于“敌我友”的判断如何决定国家兴衰。

  1. 齐国的“事秦谨,与诸侯信”

  战国七雄,秦在西,另五国——燕、赵、韩、魏、楚——在秦国之东自北向南一线排开,齐国则在五国之东。六国中任何一国与秦修好,甚至图秦国攻击他国之利,称为“连横”。六国中,任何国家之间抵御强秦的联盟称为“合纵”。

  因工商业繁荣,文化发达,齐国在六国中最为富庶强大。齐与五国“形势相资,表里相依”,若与任何五国之一联合,即足以制衡强秦吞并六国的目标。但齐国太后为齐王(田建)立下“事秦谨,与诸侯信”的“准”连横策略,从而给了秦国“远交近攻”的机会。秦国与五国背后的齐国修好,给齐国奉上“东帝”的空洞尊号,对五国实施各个击破。每吞并一国,秦的实力就大增一步。齐国“撤其藩篱以媚盗”,以为“盗将爱我而不攻”。唇亡齿寒,最终导致大势已去,齐国不战而降,在位四十年的田建成了亡国之君,“饿而死”。所以,史家将“事秦谨”鄙视为目光短浅的“亡国战略”。大战略家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偏安于小康者生于安乐,死于忧患。

  2. 宋朝的“儿皇帝”

  与其他被欺负的弱国结盟,平衡凌辱本国的强权,较弱的一方才能自保,这是维护安全的铁律。

  宋朝打不过北方的强国,便“加入”对方,对强权称臣纳贡,自称“儿皇帝”,幻想靠依附强权而自安。尔后更欺软怕硬、为虎作伥——宋朝先与较强的金国结盟,击宿敌辽国(契丹),被金国吞掉半壁江山;后又与更强大的蒙古结盟打击宿敌金国,被蒙古完全吞并。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金强辽弱,宋应与辽结盟抗金;蒙强金弱,宋应与金结盟抗蒙。齐国与宋朝都幻想“搭便车”,巴结和“加入”强权,就违背了安全定律。尽管宋的偏安政策与社会经济繁荣联在一起,齐国也在五国与秦的混战中维持了“偏安”,两者在战略上同样愚蠢,下场也同样悲惨。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战略纵横

  能适时、准确、勇敢地调整大战略的人被称为“战略家”。

  在共和国的前二十年里,毛泽东两次调整大战略。我国初期的主要对手是美国,当然奉行“联苏抗美”战略。仅仅十年后,苏联对我之独立自主形成威胁,毛毅然调整大战略,自力更生,采取双抗战略。在双抗的十年里,毛一方面借助苏联力量压美国离开西太平洋,另一方面又借助美国力量钳制苏联,还分别在两大阵营中打楔子。又过了十年,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在西太平洋败局初呈,苏联乘势而入,成为世界霸主的趋势初现端倪,毛再次毅然调整战略,实行“联美抗苏”。在此后的十年里,“联美抗苏”还伴随那个进攻型的“三个世界”思想:联合亚非拉,修好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第二世界,反对世界霸权。二十五年后,毛泽东那梦幻般的弱势组合使我国转危为安,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受尊敬的国家之一。

  4. 苏联领导集团的“新思维”

  及时、准确地调整国际战略也曾是列宁、斯大林时代的突出特点。“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是出色的大战略。《布列斯特和约》及《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则是缜密思考后的战略险招。灵活、准确的国际战略帮助苏联在短短二十年间就飞速崛起,从“帝国主义阵营最薄弱的链条”变成世界第二大强国。

  自战略家斯大林死后,面对西方世界分化瓦解、点滴渗透、和平演变,苏联领导集团开始进退失据,甚至认敌为友。赫鲁晓夫时代提出“和平竞赛”,勃列日涅夫时代对“缓和”及“欧安会”起了幻想,以至堕落到戈尔巴乔夫的“国际政治新思维”。“新思维”强调“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美苏两国“除了领悟共同生存这一伟大真谛以外别无选择”。在这敌我不辩的“新思维”指导下,苏联社会政治价值观和政治体制迅速西化,仅仅6年,就败掉了74年的苏维埃政权,也败掉了一个超级大国。戈尔巴乔夫得到了敌人赠与的“诺贝尔和平奖”,而苏联人民陷入了内战和分裂的战火,失去了养老金、健康、寿命、安全、以及尊严,还被极少数权贵和金融寡头疯狂地掠夺。错误的战略导致了一场大悲剧。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判断各方实力对比的变化,准确定位敌我友,适时调整国际战略,是国家兴衰的关键。

  

  三、中美关系十五年的得失

  

  准确地评估中美关系的得失,是调整我国国际战略的前提。

  1980年后,“联美抗苏”进入了如火如荼的第二个十年。到了这个十年的末尾,苏联骤然崩溃,美国独霸世界,中美关系的性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此开始,美国在中美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美国的每次大选,甚至中期选举,都牵动我方神经。

  美国独霸世界已经十五年了。在这十五年里,中美关系在风风雨雨中迅速发展。对于中国,中美关系已经成为“重中之重”,经常左右中美关系,乃至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但对美国,我国渐成其独霸世界最大的潜在障碍。

  由经济、政治、外交三个方面看,十五年后的今天,中美间的紧密关系由“得大于失”逐渐演变为“失大于得”。或者说开始向“失大于得”逆转。

  笔者的评价未必正确,但提出和讨论这个问题是必要的。

  1. 在世界市场分工体系中开始呈现失大于得

  与美国的紧密关系是我国进入世界市场的门票。美国是这个市场里的超级运动员,也是“管委会主任”兼“公安局长”。中国为这个市场提供了35%以上的产品,却被市场钦定为总价值的7%。我国融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后就天然形成了这种“分工”。在市场机制的原理上,形成这种分工的原因被称为“比较优势”。因为这种“比较优势”,再加上飞机大炮的优势,资本主义市场每日每时都在制造着新的、更大的不平等。这也是社会主义者抵抗市场机制的主要理由。

  尽管我国经济总量与美国经济总量的差距在逐渐缩小,但双方产业结构、经济效益、乃至国民人均收入的差距却在拉大。我国各主要经济部门,如能源、制造、金融、出口等行业,开始变得脆弱,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敏感性和依赖性加强了。有了中国在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上的“双顺差”,美国才能维持“双逆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美之间拥有了经济结构上的“相互依存”。从这种所谓“相互依存”被经常转换成对我国的要挟来看,我国的依赖性昭然若揭。可以说,这种“分工”让美国和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基本满意。但对我国呢?

  在世界市场上,我国期望获得五大项利益:(1)先进技术、(2)引进外资、(3)海外市场、(4)扩大就业、(5)管理知识。在总体上说,十五年的中美紧密关系让我们得到了除技术外的几乎一切。

  十五年后的今天,我们发现,欲打破“比较优势”分配给我们的市场分工地位,靠的就是先进技术。美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绝对优势才是其强大的坚实基础。我们今天或许用8亿件衬衣能换回一架波音飞机,但若干年后还要用一百亿件衬衣换一个更先进的航空器吗?对美国的依赖,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恰是我们获取先进技术的最大阻碍。

  十五年后的今天,我们还发现,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奇特地成了世界第三大资本输出国,成为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债权国”。我国政府无力支付高中义务教育,却在给美国政府发放事实上的巨额无息贷款。这不是我们的主观愿望,而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结构压力的结果。

  十五年后的今天,我们还发现,对海外市场的依赖构成了我国经济安全的最大隐患。对海外金融和贸易市场的依赖,沿海地区出口加工市场的繁荣,是伴随着内地大型企业的下岗和失业的,是“三农”问题,房价问题的原因,也是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

  十五年后的今天,我们还发现,那些“与国际市场接轨”企业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经常并且必然地包括野蛮的血汗工厂和计件工资,并不比“过时”的中国企业管理制度更人性、更有效。在西方国家普遍采取类似我国过去国有企业式的雇用劳动制度之际,我们却在重复初级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制度。这是世界资本主义市场驱动两级化社会的又一个例证。

  总之,我国与美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结构,大体让美国和西方世界感到满意,却开始让我国感到“内虚”。

  2. 在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开始呈现失大于得

  由于同美国的紧密关系以及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关系,我国的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已经出现了深刻的变化。一潭死水,万马齐喑的局面被打破了,空前繁荣的社会多元化局面出现了。然而,十五年后的今天,我们开始遭遇棘手的社会管理危机。

  政治上,社会主义原则遭到了严峻的挑战,社会主义信念被逐渐边缘化。腐败在我国党政官员中泛滥,“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共产党正在丧失广大劳动者的信任。党员质量迅速退化,严重制约着党的执政能力。这与中美之间的密切关系是连在一起的。

  经济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正在丧失做人的尊严,遑论平等。然而,市场迷信却在持续蔓延。这与世界市场和中美密切关系也是连在一起的。

  社会上,在美国官方势力的推动下,选举迷信已经成为我国的主流话语,直接向我国党政体制发动攻击。

  文化上,文学和演艺界被市场资本牵着鼻子走,受荷尔蒙甚至外国资本指挥。我国文化市场出现的问题,同样与我国同美国的密切关系连在一起。

  十五年的成就是巨大的,但十五年之后,问题也是明显的。我国繁荣了,价值观却随美国的意识形态起舞,社会变得非常脆弱,埋下分裂失败的伏笔。

  提出“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和谐社会”是及时的,是向“可持续发展”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也是居安思危,解决“万历十五年”问题的号角。然而,我们还需要突破点。不调整国际战略,不明确孟子所说的“敌国外患”,我国各类问题其实都难以解决。

  3. 美国成为我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

  苏联解体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自由民主”国家把我国当成主要对手。美国联合其他西方国家,利用人权为借口和武器,利用政府的和非政府的组织对我国进行渗透,通过赴美国培训的机制对我官员进行“洗脑”和收买,甚至直接和公开地渗透我国的立法、行政、及军事机构。这些已经形成了对我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

  美国还对我国实施直接的军事围堵。尽管“9.11”事件暂时延缓了美国的攻势,美国却也在利用与穆斯林世界的斗争迂回围堵我国。朝鲜问题,台湾问题,中亚问题,中东问题,日本问题,乃至直接干预我国的军费和发展海军问题,背后都是美国,矛头也间接或直接地指向我国。台湾问题涉及我国核心利益,关系国家兴衰,其不能解决,背后当然是美国。

  美国的军事围堵花费巨大,却效果不彰,拳头打到了棉花里,因为我国影响力的扩大靠的是经济和道义,不是军事力量。同时,我国周边“群雄环伺,各怀异心”,有美国难以克服的地缘利益障碍。因此,我国似乎轻而易举地中和了美国在周边的军事压力,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这些进步集中体现在今年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与东盟的峰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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