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西津:从非营利组织历史看中国民间社会特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24 次 更新时间:2007-08-13 08: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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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西津  

  

  【摘要】本文比较了中国民间社会传统与西方公民社会的历史渊源、含义和特性,指出西方的非营利部门作为公民社会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其自治秩序的基础;而中国历史上的"社会"体现了伦理秩序的格局,表现为个体与群体(社会)之间的"私"、"公"之对立、取舍关系,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官"、"民"之上下、包纳关系。在此基础上,文章从组织渊源、理念基础、领域类型等三个方面概括了中国民间结社的发生、发展的历史,指出中国民间结社具有互助互利性、非权利性、救济性慈善等特征。当代非营利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发展是在西方制度文化植入的前提下发生的,但仍然具有民间社会的传统特征。

  【关键词】非营利组织,历史,民间社会,中国

  

  在中国公共治理转型的过程中,非营利组织的角色越来越受到关注。但是"非营利"是一个近代从西方舶来的词汇,中国的民间组织和民间社会与之有着不同的制度背景。本文想要探讨的便是:中国传统的民间结社现象具有什么特性?反映了中国民间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什么关系特点?这种民间社会与西方制度文化背景中的非营利部门和公民社会有何不同?这应该是我们理解中国当今非营利部门和民间社会发展的基础。

  

  1 作为自治秩序的"非营利"的话语背景

  

  非营利组织作为西方社会组织的基本形式之一,其存在历史至少和近代资本主义一样悠久;在上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里,它们更是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在世界范围内兴起。

  回顾西方历史中早期出现的非营利组织,可以寻到两条主要的路径:第一类组织与权利斗争相关联,在16、17世纪工业革命和圈地运动中,资产阶级和自由产业工人队伍逐渐形成,资产阶级新贵族寻求独立自主的经济自由和个人自主空间,要求结盟,反对专制统治;同时,失去土地的农民和产业工人,收到剥削压迫,也频频掀起社会运动,并逐渐建立起各种自发的组织。这些与政治权益相关的早期的非营利组织也是个人权利、自由、民主、自治等价值取向的体现。还有一类是慈善和民间公益的发展。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以后,许多慈善机构脱离了教会的管理和控制,私人慈善逐渐发展起来。英国在1601年就颁布了《慈善法》和《济贫法》,鼓励开展慈善救济等社会公益活动的非营利组织的发展,美国在独立战争前也即有非营利组织的传统,如哈佛大学、新泽西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著名大学均创设于17世纪。

  可以认为,早期非营利组织的出现,是国家主导的社会秩序衰落,资产阶级寻求独立自主的经济自由和公民自治空间,向国家分权的产物。随着19世纪末资本主义发展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财富的集中导致贫富分化也在加剧,一方面,推动社会变革的工人组织不断出现; 另一方面,出于对贫困者的关怀,或者垄断资本家为缓解社会矛盾,各种致力于慈善事业的基金会以及其他非营利组织纷纷建立。 同时,在科技发展背景下,一批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的非营利组织也出现在科学、教育、卫生等领域。 二战以后,人们对战争的抵触和对人类的关怀意识增强,大量的权力保护组织和和平维护组织涌现出来,比较具有代表意义的包括人权组织、妇女组织、产业工人组织、农民组织、儿童保护组织,以及各种反战组织等,它们在各国的社会重建和社会变革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战后经济恢复和社会重建的过程中,一批致力于慈善救助、环境问题等公益事业的非营利组织也应运而生。 20世纪后叶以来非营利组织作为一个部门的出现,与福利国家的困境、公共管理危机、政府改革、治理转型等相关联,是对"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的反应。

  现代非营利部门或者公民社会,建立在国家、市场、社会三元社会结构模式的基础上,至少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制度内涵:

  第一,基于"分权"的有限政府的理念。近代公民社会理念的提出和发展,始终贯穿着公民为保护其基本权利而对国家强制性统治权力的制约。它立足于人类的天赋自由权的自然权利观,将人类天生的自由、平等和独立作为制度建设的基本出发点,直接挑战君权神授的观念,在制度建设意义上,最重要地体现为对国家权力边界的限定。这种思想体现在17世纪洛克关于政府起源的契约合法性学说, 18世纪斯密对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论述, 19世纪托克维尔对志愿社团自治作用的强调等。 公民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是公民自由权利的维护和公民自治空间的生长历程,它促使国家权力有限性的观念逐步确立,政府权力的边界通过法治原则得以明确。

  第二,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现代公民社会涵义的演进,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市场经济体系的成熟和复杂化,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使得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享有经济生活的自由,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已经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部门,现代公民社会关注于政府和市场的"所不能为",是对政府公共权力和市场经济作用的补充与改善。

  第三,以个人权利为出发点的权力制衡结构。具有独立、平等自由和基本权利的个人是契约社会的基本假设前提。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下,对国家权力的边界有着不同程度的界分,但是其基本逻辑始终是一致的,即国家的权力必须符合于公民自愿认同、权利让渡的原则,为保护个人的基本权利,权力需要受到制衡。对国家政治权力的制衡和对市场经济霸权的制衡,均源于这种理念,公民社会总是防止公民权利被剥夺的防线。

  从个人权利基础、对政治国家和垄断经济的权力限定与制衡的意义而言,很难将"公民社会"的话语应用到中国语境中。"天赋人权"在中国社会并不具有必然的合法性,人们对政府权力的认同程度更强,这也是用"非营利部门"或"公民社会"的话语描述中国社会现实时所特别需要注意的。将它们与中国的社会实践相结合,需要考察中国社会的结构特征,以及正在发生的转化,从而理解中国非营利部门的形成及其制度意涵。

  

  2 中国伦理秩序格局下的"社会"及其演变

  

  对于中国社会秩序的特点,粱漱溟有论述道:"在社会与个人相互关系上,把重点放在个人者,是谓个人本位,同在此关系上,把重点放在社会者,是谓社会本位……(中国)其重点实放在关系上了,伦理本位者,关系本位也。" 他指出中国社会的伦理秩序的特点。潘光旦先生总结的"位育"也指出了类似的特性,即社会有一套按照伦理设计的角色,每个具体的个人处在不同的伦理角色之下,承担不同的社会功能。

  费孝通用"差序格局"描述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与西方社会结构之间的差异。他认为,西方社会的基本结构是"团体格局",即每个个体分别加入到不同的团体之中,如同组成一把、一扎、一捆捆的柴,团体之间界线分明,功能清晰;而中国社会是以"己"为中心向外推衍而成的"差序格局",好像一个个石子投入水中联起的波纹,每一个圈都以"己"为中心,向远处推散开去,人们之间的关系也随着波纹越向外推延越稀薄,其社会秩序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构成的人伦格局。这种社会秩序最大的特点是决定个人与共同体之间关系的,不是统一、明确的界线,而是人们的相对位置,如费先生所言:"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的。""在西洋社会里,国家这个团体是一个明显的也是唯一特出的群己界线。"

  上述两段论述概括出中国社会结构的核心特征。总结起来,与西方在权利分殊基础上建立的社会结构相比,中国的伦理秩序格局具有以下两个重要的特点:

  第一,个体与共同体(社会)之间是具有相互对立性、取此舍彼性质的"私"和"公"的关系。

  回顾中国社会中对于"公"、"私"特性的论述,可以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论调。一方面,人们认为中国社会是"有私无公"的,例如美国传教士明恩溥1882年所写《中国人的特性》一书,专门写到"有私无公的中国人";粱启超说"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 粱漱溟把"自私"、"缺乏公德"看作中国人的一大短处; 林语堂批评中国人"公共精神的缺乏";费孝通也认为,"私的毛病在中国实在是比愚和病更普遍得多,从上到下似乎没有不害这毛病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在中国的道德体系中,却是最推崇"公"而"无私"的精神的,儒家道德精神的核心之"仁",就是实现"克己复礼",换言之,就是通过对自己的修为达到"克己"、去私欲、存天理的目的。中国理想化政治的最高境界也往往是"天下为公",实现"大同社会"。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道德宣扬"公"意,而社会生活中"私"性盛行的情况?这是儒家道德传统作用的失灵,还是反映了该道德本身内在逻辑中的矛盾?为了澄清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先清晰"公"和"私"概念的含义。根据《辞海》的解释,"私"字的第一个意思是个人的、自己的,其二是利己;"公"字的第一个意思是"公平、公正,与私相对",其二是"属于国家或集体的"。从构词上看,"公"是一个会意字,上面为"八",表示相背,下面是"厶",表示"私"的本字,合起来表示"与私相背",即"公正无私"的意思。因而,"私"和"公"的关系具有两个特性:首先,二者是一对相对立的概念,具有相互取舍的关系;其次,"私"代表了私人的、自己的、以"我"为中心的非道德状态,"公"则是通过"去私"而达到的道德正义。

  西方文化中对于"个人"、"私域"、"公域",与中国传统有着不同的理解。西方现代社会制度建立在个人本位的基础上。作为其秩序逻辑基础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与中国理解的以自我为中心、不考虑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个人主义"一词最早是19世纪20年代圣西门及其信徒开始广泛应用起来的,主要针对以私己为中心的社会秩序,表达了他们的担忧和批判。但是到了德国,这个词被赋予了以"个性"成就社会秩序的新的含义。在现代西方社会的制度构架中,个人主义主要是一种"倡导个人自由行为的社会理论" ,强调社会秩序的规则要建立于保障平等个人权利的基础上,而不是按照某一种社会目的来确立秩序规则。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秩序规则构成的方法论和价值观,前者以平等个人权利为出发点,后者以某种社会目标实现为出发点。 因而,个人主义作为社会共同体秩序的一种构成逻辑,并不是私我或者自我中心。政治个人主义的核心是这样三条原则:个人权利(指平等的自然权利,可以概括为人权或者公民权)至高无上;政府的目的在于保护和实现这些个人权利;政府权威的合法性来自于公民的同意。 个人主义在宗教层面上体现在新教之中,新教通过在个人和上帝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而使得个人意志具有了神圣性。

  基于个人本位的秩序逻辑,西方社会的"公"、"私"观念不是对立取舍的,而是众"私"即"公"的关系。"私"最初的含义是国家机器之外的空间,这一领域空间在权利上对每个个体都是平等的。 "私人领域"强调了个人意志在一定规范(法律)之下享有自主权,其中很重要的是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公"则代表相对于统治者个人而言的国家、公共的权力。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的论述更强调了公共领域的共有性,而不是国家或政府统治的权力。在他的论述中,公共领域构成了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充满张力的空间,它是公众表达不同意见的地方,在这个意义上,它实际是私域空间的延伸,"私人领域当中包含着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因为它是由私人组成的公共领域"。

  可见,西方建立于个人本位原则之上的社会秩序,指的是社会秩序的出发点是个人,这些个人具有不可剥夺的平等的基本权利,从而合理的社会规则就是在假设每个个体不知其能力、地位、角色的情况下, 建立符合正义原则的标准。个人本位的秩序规则,核心是如何制衡国家的或者其他各种特殊霸权的权力,实现个人自由基础上的社会发展。无论私人领域对个体权利的强调,还是公共领域作为结构化的对个体多元表达的保护空间,其基本倾向和内涵是一致的,都是维护个体的自由。所以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共同构成西方公民社会的要素之二,二者是一致性的,换言之,在个人本位的秩序逻辑中,公共精神是私域空间的延伸。

  再回过来分析中国社会的"私"与西方个人主义的不同之处。中国的社会秩序以伦理为本位,或曰伦理关系为导向,它所要达到的标准是每个人与应有的角色之"位"的符合。为此,不仅个体本身的"私"自的东西受到否定,所谓"公"也不是一个实在群体的概念,它的意义在于作为"去私"的理由,而不是追求某一个确切的"公"益的实现。是谓"舍己为人",并不意味对方的利益更应该得到实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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