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光 李成瑞 刘日新: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三人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41 次 更新时间:2007-08-10 09:4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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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刘国光,李成瑞,刘日新,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732

   刘国光(1923-),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教授,俄罗斯科学院荣誉博士,波兰科学院外国院士;

   李成瑞(1922-),原国家统计局局长,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教授;

   刘日新(1929-),原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持久斗争(刘国光)

  

   第一,现在讨论的“经济学新论”问题,其实也不是什么“新论”。这些问题是好些时候、好些年积累起来的,大概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直到现在。不过,现在越来越严重,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边缘化,西方经济思想在我们的教学以及经济生活、甚至政治生活当中的影响。所以,引起大家注意,大家讨论讨论,是很有必要的。我感觉舆论确实是很重要,如果大家都对现在形成的问题讲一点话,声音大了,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但是,光有舆论是不够的,提出的意见,我们在会议上,在文章上提出的意见,需要有关部门落实。我提出来经济学教学方针的问题、教材的问题、教学队伍的问题,还有领导权的问题等一系列问题,希望有关部门落实。对于我“7.15”同教育部社科中心的青年同志的谈话,没想到激起了这样的波浪。中央领导同志在简报上批示说“很多观点,值得高度重视。”说明中央领导同志是很支持的,意识形态部门的领导也是重视的。但是有关部门怎样“高度重视”?怎么样研究落实?不大清楚。但我想我的谈话也不是白说,因为我把问题提出来了。我在谈话当中,讲了“领导权”的问题。我们马克思主义不占据这个阵地,西方经济学者占据了这个阵地,就变了。我希望有关部门做一些切实的、真正的调查研究,认真应对。最关键的是调查、研究、落实。舆论上大家鼓鼓劲,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弄明白,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如果调查、研究、落实得不好,就解决不了问题。有个很好的同志提出要反右防“左”,我很赞成他这个意见。到了这个时候了,当然现在有些人很紧张,他们写文章说现在不能提 “反右防‘左’”,现在主要矛盾还是供给与需求的矛盾,用这样不伦不类的理由来抵制。现在思想界和意识形态领域主要的倾向是什么?我们怎么样应对?中央应该怎样研究?我想中央是在研究,中央很英明,研究对策,对付这些事情。我说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和平演变”、逐渐变颜色,恐怕要加快地进行下去。我担心是这样。当然我们相信中央会解决。第二,我最近看到于祖尧同志的讲话,他说,现在我们积极参加关于经济学教学问题的讨论,但是也不要寄过高的期望值。我也抱有同感。因为现在阻力还是很大的,如同一些同志所讲,经济学界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鼓吹私有化、自由化的,已经形成一种社会势力。当然他不一定是正面举旗,现在哪个敢正面地讲反对社会主义?正面讲也有,但是,躲在角落里。真正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鼓吹私有化、自由化的人,已经形成一种社会势力,他们在政界、经济界、学界、理论界都有支持者,有同盟军。他们有话语权的制高点。我们现在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还是限于网络和一些民间的社团组织的集会,主要是网络上,一些媒体也开始进行报道了。但是几个月来,“主流经济学者”一直沉默不语。有人说,是“郎旋风”后的再次集体失语。多数人不了解情况,也不能怪他们。但是,有些人是了解情况的,在观望。有人要看看刘国光有没有后台,有就紧跟,没有就紧批。有些人并不观望,心里很清楚,他们是想用沉默的办法来封杀这篇文章的影响,想躲过这一关。因为他不敢正面交锋。正面说不出理由,总不能公开地反对宪法,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吧。于是就用游击战的那种小动作,用笔名谩骂、讽刺,这些网上也不少。

   我过去不大关心话语权一类问题,我自己搞我自己的研究,也不大关心媒体、思想界的一些动向。我过去主要是搞一些宏观经济的研究,这些东西比较中立,我过去发表文章没有什么困难。我总以为,现在与过去相比,我们自由讨论的气氛还是浓厚了一些。这次被意识形态的争论卷进来了,我的文章在有的刊物上发表,遇到了困难,就感觉到有“话语权”问题了,因为情况变化了。我过去发表文章没有阻力,现在,我接触到意识形态就知道有阻力,包括我在自己工作的单位都有阻力,写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不容易发。我感觉到问题不简单。说明我们这一场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学教学、研究工作,在我们经济决策工作的指导地位,是很艰巨的,是持久的斗争,我们要坚忍不拔地进行下去!

  

   二、经济学研究需要各种所有制经济全面准确的统计数据(李成瑞)

  

   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研究,都要立足于我国的实际情况,都需要相关的统计数字作依据。长期来,我国的统计部门提供了关于经济社会情况的大量统计资料,广大统计工作者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成绩和贡献是肯定的。但这并不是说统计工作没有任何缺陷。多年来没有调查和公布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完整数据,就是一个亟待弥补的缺陷。最近,刘国光同志指出,在我国经济学的教学研究和经济决策中,存在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还是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的问题,这是关系到我国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两种经济理论争论的核心,是我国的经济发展是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还是搞私有化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那么,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看,各种所有制经济的比重如何呢?公有制经济是否还占主体地位呢?翻开一千多页的《中国统计年鉴》,除了工业等少数部门列有很不完整的各种所有制数字外,找不到整个国民经济中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完整数据。于是,许多经济学家只好自己根据一些很不完整的资料进行估计和判断。估计判断的结果,各有不同:有人认为公有制经济仍然占主体地位;有人认为已降低到接近50%强的临界点;也有人认为已经降低到50%以下,失去主体地位了。可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客观情况不能准确地了解,就不可能科学地、正确地进行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这是多么危险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规定:“统计的基本任务是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进行统计调查、统计分析,提供统计资料和统计咨询意见,实行统计监督。”国民经济中各种所有制经济发展变化的情况,属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重要部分,理当由国家统计部门提供。这是法律赋予统计部门的重要职责。为此,建议国家统计部门尽快采取措施,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基本情况提供全面的、科学的、真实的数据,除向领导机关报告外,应按年向社会公布。具体说,提供的数据应达到以下要求。

   第一,全面的数据。各种所有制经济数据的范围,应当涵盖整个国民经济,包括第一、第二、第三次产业,包括“限额以上”和“限额以下”的企业,不能只统计其中的某些部门或某些企业。每种所有制经济的基本情况,应当包括资金、人员、增加值及其他重要指标(如劳动报酬、利润、税收等)。

   第二,科学的数据。全民所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国和港澳台的外资经济等,都应当科学界定。例如,国有企业与国有控股企业应当分列,不能混在一起;集体所有制企业应当是劳动联合或劳动联合为主的企业(《宪法》的规范用语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不能把资本联合或资本联合为主的企业作为集体所有制企业。所有制的分类与经营组织形式(如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等)的分类不能相互混淆。鉴于目前混合所有制企业日益增多,分所有制的统计指标如何界定和分类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建议由国家统计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学术单位组成课题组,共同研究,制定科学的方案。

   第三,真实的数据。统计调查必须真实可靠,反对弄虚作假。要防止和纠正某些地方和部门出现的“戴红帽子”,即将非公有制企业作为公有制企业统计上报以及其他谎报现象。为了搞好各种所有制经济的统计,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应当加强对统计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健全统计机构。我们热切地期望,国家统计部门今后能够按时地提供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全面、科学、真实的数据,以有力地支持和推动我国经济学的研究,提高政府经济决策的科学水平,落实人民群众有关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从而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更好的贡献。

  

   三、“刘旋风”刮得越大越好(刘日新)

  

   我也主要讲两点:一是谈谈自己对刘国光文章的看法;二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介绍一下西方经济学在某重要经济研究院的表现。

   第一,对刘国光同志文章的看法。刘国光同志的《谈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文章好得很。有人认为,这是继“郎旋风”之后,刮起的一股“刘旋风”。我认为,这股风比“郎旋风”的意义更大。“郎旋风”刮的是微观经济(国有企业)的问题,当然最终要影响到宏观经济。而“刘旋风”,则是直指宏观经济的问题。我认为他的文章,不只限于高校的经济学教学研究,实际上涉及到了经济领域的许多方面,是一些振聋发聩的话,很值得关注。

   我体会,这篇文章涉及宏观经济方面的问题,主要有:(1)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以什么理论为指导,这是涉及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2)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经济决策工作有渗透。(3)一些地方干部在国企改革问题上,在公有制和私有制问题上,在维护群众利益的问题上,站在我们共产党的对立面。(4)一些重要教学、研究机构的领导,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5)令人纳闷的是,不愿意别人批评新自由主义的言论,也来自一些官方学会组织的论坛。(6)马克思主义不能被取代,意识形态问题不仅仅是政治、法律、军事、文化领域有,经济本身也有意识形态问题,而且非常非常重要。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也要跟着变。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恐怕有些人还不明白,等等。这些都是一针见血,发自肺腑之言,忠贞可鉴。

   第二,西方经济学在某重要经济研究院的表现。

下面我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刘国光的文章,击中了要害,在当前有普遍意义。我是原国家计委的“老计划”,“文革”前在国民经济综合局,既搞宏观经济计划,又参与起草文件。改革开放后,在计委参与经济体制改革,主管计划体制改革方面,并主笔起草了计划体制改革文件。计委对建国以来计划工作的历史没有系统整理过,计委的档案在林彪“一号命令”下来时又烧了,现在没有几个人搞得清历次五年计划和主要年度计划了。关于一些重要经济史实和数据,一些党史、国史和领导人著作都有差错。几十年的计划工作一笔糊涂账,修撰当代中国丛书时,唯独国家计委没有写。我感到将来无法向后人交代,特别是眼看着一些计划工作的元老和老领导相继去世,认为时不我待,几次向原中央领导同志和委领导打报告,提出要抢救计划工作的历史,写出一本有计划经济建设的信史。周总理说过:“经济建设是我们建设的主要方面。”有了这样的一本计划史,不仅对计委,而且对新中国的整个建设史都有重要意义。原中央领导同志很关心和支持此举,并亲自打电话告我;计委几代领导批示,请有关研究院给予人力物力财力支持,但后来都落空了。于是自力更生,单枪匹马,修起计划史来了。历尽艰辛,“十年磨一剑”,终于成书,取名《新中国经济建设简史》。委领导批转某研究院审查,指示“内容如无大碍”,可以出书。但是审查快两年了,迄今仍不能出版。问题在于,如刘国光同志文章说的,是“以什么理论为指导”来审查的问题(某研究院要以现在的市场经济理论来梳理过去的计划经济,令人莫名其妙)。吴易风教授写了一本《当前经济理论界的意见分歧》,我认为,《简史》的修撰与审查中的矛盾,就是这种分歧的反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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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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