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国强:论「独立评论时期」陈之迈的政治思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06 次 更新时间:2007-08-05 09:2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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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国强 (进入专栏)  

  

  陈之迈是「独立评论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在1930年代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论战中,他因提出所谓「党内民主」(「党外无党,党内有派」)和「专家治国」的政治主张,并对胡适等人的「民治」观点有所批评,曾经被当时一些政治评论家看作「新式独裁」的拥护者。尽管他本人对此错误看法作出过一些申辩,但他的申辩似乎没有引起充分注意。以至于那种错误的看法谬种流传,影响至今。

  另一位「独立评论派」人士吴景超──他被公认为「新式独裁」的倡导者──曾经指出:「独立评论派」关于「中国政治问题」的讨论,实际上包含三个不同层面:「第一,中国现在实行的是一种甚么政治?是独裁政治?还是民主政治?这是一个事实的问题。第二,我们愿意要有一种甚么政治?这是一个价值问题。第三,怎么就可以达到我们愿意要有的政治?这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1吴景超的上述分析是否能够使他自己的观点自圆其说,笔者因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目前尚不敢妄下断言。不过,他把个人关于政治问题的思想和主张分解为(1)客观事实判断,(2)主观价值取向和(3)改革方案设计等三个层面,的确有理论上的独到之处。这也为我们分析和评价陈之迈的政治思想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理论框架。

  据查,陈之迈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政论文章始于1934年7月。在此后近三年的时间里,他在该刊上共计发表各类长短文字39篇。这些文章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一)关于民主宪政原理的系统看法和对国民党宪草的评论;(二)对「民主与独裁」争论的系统看法;(三)关于「政治贪污」及其防治问题的系统看法;(四)关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系统看法;(五)关于当下政治改革方案的设计等几个方面。综观这些文章的内容,笔者认为,陈之迈对西方国家近代以来的民主宪政理论和实践的激赏,和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理论与实践的批判,处处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把他说成国民党专制独裁政治的拥护者,显然缺乏依据。

  本文的主旨,是想以陈之迈在《独立评论》上发表的政论文章为主要依据,系统地阐述「独立评论时期」陈之迈的政治思想,对他所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和相关概念作出具体的分析与诠释,并对他的思想体系做出客观的定性和评价。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笔者拟首先简要勾勒出陈之迈关于「民主政治」的系统认知,然后再就他颇具争议的「党内民主」和「专家治国」主张,以及他对胡适等人的批评作出分析说明。不当之处,欢迎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

  

  从陈之迈在《独立评论》上发表的许多文章可以看出,在他的思想视野中,「民主政治」与「独裁专制」两种基本政治模式的分野是很清楚的。他认为就当时世界各国的政治实践看,美、英、法等国是实行民主宪政的楷模,德、意、俄等国是实行专制独裁的榜样。同时,他对这两种基本政治

  制度的主观价值取向也是十分清楚的。

  大致说来,陈之迈对「民主政治」和「独裁专制政治」的态度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

  第一、 他认为民主政治是「上轨道的政治」,而专制独裁政治是不上轨道的政治。他说: 「举凡一切政治问题发生的时候,一定有两种以上不同的意见;它们的意见怎样不同不要紧,要紧的是它们意见冲突有甚么方法来解决」,「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不同的地方便在这解决政治问题方法之不同:前者的方法是讨论,折衷,调和,它的真谛是政治上的和平;后者的方法是专断,压迫,钳制,它的真谛是以武力来解决政治及其它一切问题」,2「所以独裁政治总是未上轨道的政治,而唯有民主政治才是上轨道的政治」。

  第二、 他认为民主政治可以很好地调处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可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他说:「每一个国家都有政治野心家,每一个国家都有抱持特殊政见的人物。民治的政治制度给予这种人以合法的和平的活动方式;独裁的政治制度则剥夺他们活动的权利。在民治下政治野心家尽可公开组织政党批评政府;在独裁下他们只能做暗室地窖的『下层工作』,用暴力来争权。民治政府应付反对势力是令其公开宣传与批评,故用不着党狱放逐与屠杀;独裁政府既只知用暴力来抑压反对势力,故舍党狱放逐与屠杀别无其他途径。」4他还说:英国是自由民主国家,它是靠「说话来统治的」,「伦敦容得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也容得下伯克(Edmund Burke);容得下墨特涅(Prince von Metternich),也容得下马克思(Karl Marx)。然而大革命没有在英国爆发,一八四八年英国业没有革命,直到现在,马克思主义已在苏俄实行,在别国有掀天动地的影响,在英国还没有甚么足道的势力!」5

  第三、他认为民主政治可以保证政府政治行为的廉洁与高效,更好地防范与杜绝政治腐败行为的发生。在与张纯明商榷「政治贪污」问题的文章中,陈之迈总结出了中国传统政治实践中防治腐败的几种主要方法:(1)儒家的道德自律;(2)商鞅韩非的严刑重典;(3)言官的纠举监察;(4)武力的革命。他认为这些方法都属于体制内监督的方法,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这些方法并不能取得真正的成效。6他还指出:近代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由污浊到比较清明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英美各国都曾经经历过政治的腐败与黑暗。但是「自从民主政治抬头以后,政治的确随着清廉起来,卒至今日完美的境地」。这主要是因为:第一,「民主政治下的舆论远较专制独裁下为自由发达。在民主政治下贪污的惩处虽然由政府机关去执行,但是举发的,监督的则是舆论的机关。所以舆论若果发达,监督自然彻底,贪污也自然容易杜绝。在专制独裁下政府以外的人对于政府不能置喙,不能批评指摘,所以如果政府营私舞弊,只有政府本身去惩处,政府如果有姑容情事则无法补救」;第二,「民主政治下照例有个议会代表人民,他们往往组织各种委员会来调查政府各部。他们如果发现某人有贪污嫌疑时,不但可以掀起舆论的制裁,并且有合法手续,如弹劾,如不信任案,使其离职并受惩处。在专制独裁下,政府没有这种代表民意的机关,当然不会产生这样的功用。」7

  以上这些引征足以判明陈之迈在「民主」与「独裁专制」两种政治模式之间的基本价值取向。

  不过,陈之迈认为「民主」等政治学的概念和术语在中国是常常被人乱用的。这其中既包括敌视民主、热心专制独裁者的故意歪曲,也包括那些反对专制独裁、真心拥护民主制度者的错误理解。为此,他在许多文章中,对「民主」和「民主政治」的概念进行了诠释和规范。

  在〈民主政治的根本〉等文章中,陈之迈历史地考察了西方近代「民主政治」的起源。他说:近代民主政治起源于英国。英国在实行民主政治以前,也曾经历过长期的战乱和政治纷争。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人们逐渐意识到「内战永远不能把引起内战的问题根本解决,它只能把整个社会弄到体无完肤,……因为受了这个教训,英国人才发明了代替内战来解决政治问题的方法--民主政治」。他指出:「民主政治……并不如批评它的人所说,是没有志气,没有主张,不能把握着主义而奋斗到底等等的弱者所发明来遮羞掩丑的勾当」,「民主政治所代表的是中庸之道,不走极端,不冀求达不到的理想」;他还指出:「用公开承认意见冲突的方法,民主政治维持着社会的完整。」8

  有必要指出,陈之迈关于「民主政治」概念基本内涵的理解与归纳,部分地折射出中国现实政治因素的影响,带有鲜明的个性化特征。他在许多文章中反复强调「民主政治」的精义在于「一切国内问题取决于政治而不取决于武力」就是一个重要的例证。他在解释这个命题的具体含义时指出:「上轨道的政治是用和平而不用武力来解决问题的政治。具体言之,约有两端:其一是切实厘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划分其范围,以免权责之争;其一是制定一个政权更替的常轨,使得有心从事政治的人得循一定的轨道来竞争政权,发挥其政治主张,而不必用秘密结社等『下层工作』的方法来争取政权。」9他还说:「民主政治的根本在于……(一)统治者由被治者产生,(二)统治者根据于被治者的同意而统治,在统治者失去了被治者同意(政治学里有时称之为失去了『信任』)的时候,被治者可以不用暴力便能请统治者下台,另外产生合被治者脾胃的统治者来统治」。因此,「被治者有和平的方法来产生及推倒统治者是民主政治的神髓,抓住了这层便有了民主政治。」10出于上述的认知,陈之迈对胡适等「民治派」的「民主政治」观作出了一个重要修正,指出「民主政治」不等于「全民政治」。他说:「选举权之普及与否只是程度问题,并不是民主政治的主要特色」,从世界各国的政治实践看,英、美、法、瑞士等国事实上都没有绝对的普选权,「然而我们却不能不称它们为民主的国家」,因此,政治民主「并不一定要根据于普选,虽则我们不能不把普选高高悬起来做我们的鹄的」。11换言之,在陈之迈看来,「民主政治」的现实表现形态主要包含两点内容:第一,当某个政治问题出现的时候,社会上不同政治势力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产生两种以上的解决方案,而且有一种机制可以保证这些方案都得到公平的对待和充分的讨论,最后当政者能够择善而从,使问题的解决能够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第二,政府的更迭(政权在各党派之间的转移)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上层的政治纷争不至于引发全局性的社会动荡,不至于导致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停顿。只要能够做到上述两点,一国的政治就算是「上了轨道」,就可以勉强算作实现了「民主政治」。

  笔者认为,陈之迈的上述观点可以被归结为「有限民主」。它虽然带有某种片面性,但并不构成对「民主政治」的否定,更不能与拥护「独裁专制」相提并论。与上述观点并行,他在相关文章中多次阐述了自由主义的另一个重要命题:「民主」只是一种政治手段,「自由」才是宪政民主的目的。因此,他在反对「全民政治」观点的同时,也指出「放弃民治并不等于放弃自由」;他还说:「强固的政府,有效率的政府,是举国上下团结合作的政府,不是徒事压迫的政府。……保障人民的自由可以收到上下合作的局面,上下合作的正是最强固的政府。」12 他在其他许多文章中反复强调「社会舆论监督」的重要性,也可以看作是对「民主政治不等于全民政治」命题的重要补充和修正。

  理解陈之迈民主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理论平台,是孙中山早年提出的「权能分治」主张。他的许多政治观点──如「专家治国」主张和「党内民主」主张等──都应该放置在「权能分治」的理论框架中去理解,才能发现其潜在的积极进步意义。与此相关,他在「民主与独裁」讨论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是依据自由主义原理和历史的事实,精辟地阐述了「民主」与「集权」的关系。针对当时中国思想界普遍存在的关于「专制独裁=高度集权=高效的社会动员能力=政治统一与经济发展」、「民主政治=放任主义和分散主义=行政效率低下=党国的危亡」的错误认识,他说:「民主政治不过是一种政权更替的和平『方法』,不必一定是全民政治,或一种含有平等性质的社会组织,更不必是厉行放任主义反对集权主义的无为政治」13。

  为了更好地说明相关问题,他还通过语源学考证方法,详细辨析了「民主」、「独裁」、「专制」三个概念的原始含义和相互关系。他指出在古代罗马的政治实践中,「民主」与「独裁」并不是一对矛盾对立的范畴;同时,「独裁」与「专制」也不是两个可以简单等同的概念。「独裁」制度最初是古罗马民主政治体制下的一种应付非常时局的临时性措施。「独裁者」在职期间虽然大权在握,但他是由「长老会」按照法定程式遴选而不是自封的,他的权力源自「长老会」的合法授权。因此,古罗马的独裁制度并不是对民主政治的一个否定,而是民主政治在非常时局下的一种权变。而且独裁者的独裁统治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在独裁制度盛行的近百年时间里,罗马共有八十八位独裁者,其任期均未超出六个月。到苏拉(Lucius Cornelius Sulla)和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当政时期,古罗马独裁政治的性质开始发生变异,其任期也逐渐由六个月延长至一年、三年、十年,乃至终身制。不过,当时的政论家们普遍认为,苏拉和恺撒在位时的罗马政治是「专制」、「淫政」,而不再是原始意义上的「独裁政治」了。14换言之,陈之迈试图通过对古罗马政治实践的分析与解说,阐明「民主」与「独裁」、「独裁」与「专制」的区别,并不在于「集权」与否,而在于(1)集权是否通过法定的程式实现、(2)集权是否有范围的限制(即「政权」还是「治权」的集中──古罗马独裁政治实践下的集权只是「治权」的集中)、(3)集权是否具有时效性限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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