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话的盛行， 已经成为我们社会一种严重的病症。尤为值得重视的是， 我们社会中的假话，不仅仅表现在日常生活中， 而且也充斥于公共生活领域， 从而成为一种系统性的假话。比如虚假不实的统计数据， 文件公文中大量与实际状况不符或严重背离的文字， 媒体上虚假信息等。在这种情况下，假话成为公共生活基本环境的一部分。这些假话与对有效信息的控制结合在一起， 构成了我们社会生活的某些灰色环境。
假话盛行导致的结果之一，是作为制度运作基础的信息质量大为下降， 甚至严重劣化。因为制度的运行，是要以全面而准确的信息为基础的， 无论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还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都是如此。但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 统计数据的水分和虚假， 已经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最近几年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绝大部分省市的经济增长速度都超过整个国家的增长速度。有些省市地区，仍然过于看重GDP， 报送统计数字时左顾右盼、层层加水， 成为各省市GDP 大于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试想，在这样的系统信息的基础上， 如何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
假话能够成为一种风气和文化， 也许源于一种固执， 或者源于一种“美好的理由”。在我们的社会中，正确与错误的两分法， 总是凌驾于真假的两分法之上。也就是说， 你即使说的是假话， 但只要内容是“正确的”， 就会受到鼓励和赞扬。正因为此， 才有人们对假话的容忍，才有体制对假话的默许， 才有对假话的事实上的褒赏。顺带说一句， 在这样的社会中进行民意调查需要格外小心， 因为人们在填写这些问卷时， 想的可能不仅是“我的想法是什么”，而是“如何回答才是正确的”。前一段时间受到广泛质疑的“农民的幸福感高于城里人”的调查， 可能就有这个因素在其中作祟。
对假话的默许与褒赏， 与对真话的残酷和打击， 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最近有人在谈到我们社会中对真话的惩罚时，用了这样一个词： “定点清除”。应当说， 用这个词来比喻“惩罚真话”，也是非常贴切的。古代的文字狱， 是一种对真话的定点清除。对彭德怀的批判是一种对真话的定点清除。“文革”中这种定点清除，就更是举不胜举。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在过去几十年中对真话的惩罚主要是基于政治原因， 而在进入利益博弈时代的今天， 对真话的打击开始与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
于是， 在我们的社会中就出现了一种很值得注意的现象， 即人们惧怕因为讲真话而招惹是非。据有关方面的数据，目前我国各类诉讼案件中证人出庭作证率平均不超过10%。由于证人不肯出庭作证， 案情就难以确定。在这种情况下， 当事人欲哭无泪，法官爱莫能助。有专家指出， 这已经成为我国司法界的一大难题。大家为什么不愿意出庭作证？据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调查， 在回答“如果你不会或不确定是否会出庭作证，主要的原因是什么？”的问题时， 选择“担心受到打击报复”的比例达到79%， 占第一位， 选择“不想卷入官司”的为30%， 占第二位， 选择“不愿得罪另一方当事人”的为19%， 占第五位。
我们常有这样一个说法， 叫作“敢于讲真话”。讲真话还要敢于说明讲真话的困难。由此可见，关键的问题是形成保护真话的制度环境，要形成可以讲真话的制度空间。而这样的制度安排， 应该从社会生活的公共领域入手。我们历次提倡什么东西时， 总是要“从我做起”。但这次的说真话，应当从公共生活做起，从政府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