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全球本土化发展历程及走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09 次 更新时间:2007-08-02 07: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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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宁 (进入专栏)  

  

  [摘 要]本文从质疑斯皮瓦克的专著《学科的死亡》中的激进观点开始,试图论证,中国的比较文学与美国的比较文学的不同之处在于,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在中国依然生气勃勃,并在中外文化学术交流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在作者看来,尽管中国的比较文学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其发展速度之快是令世人瞩目的,它迅速地进入了国际比较文学的学术视野并参与了理论争鸣,并成为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的一个重要成员。既然比较文学早在80年代的中国就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因而它既与“区域研究”相结合,同时也具有跨越学科和学术领域之特征,目前它的一个重点就是中西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即使在全球化的时代,当整个人文学科都受到冲击和挑战时,比较文学在中国依然有着相当的活力,并与世界文学有着紧密的关系,甚至在近几年里在学科建制上与世界文学合并为一个学科,此外,国际学术界的一些前沿理论课题也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发挥和拓展,从而使得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完全有能力从本土文化的视角出发参与国际性的理论争鸣和对话,并发出日益强劲的声音。

  [关键词] 比较文学 全球化 本土化 全球本土化 跨学科 世界文学

  

  近几年来,在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中,谈论全球化或全球性问题已经成为一种时髦,这并不足为奇。显然,全球化现象的出现在许多人看来只是当代的一个事件,其实这并非事实。如果我们从经济和文化的角度来追溯其在西方语境中的历史渊源,我们便不难发现,这一现象远非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事件,诞生于19世纪后半叶的比较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一始于哥伦布发现南美洲新大陆的历史过程在文化领域内的一个必然后果。[i] 尽管全球化已经影响了西方的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因而一些学者甚至认为传统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这门学科已经死亡,[ii] 但我依然要论证,与西方学术界的情形恰恰相反,比较文学在中国依然是最具有活力的一门人文科学研究领域,并且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得益于文化全球化或全球性的进程。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文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自然也应当对国际人文科学研究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

  

  比较文学学科真的死亡了吗?

  

  2003年,文学和文化理论界以及比较文学界接连受到两次严峻的挑战,发起挑战的是两位在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学术大师,他们曾经为这两门学科的发展作出过卓越的贡献,因而他们的发难不仅使人们对这两门学科的前途感到忧心忡忡。首先发起挑战的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他曾经是当代文学理论的积极鼓吹者,并以其专著《文学理论导论》而蜚声世界文论界,但他却在专著《理论之后》(2003)中哀叹道,“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iii]。既然文学和文化理论已经耗尽了新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因而在9.11事件以及接踵而来的伊拉克战争之后,“一种新的即将来临的全球政治阶段已经展现在人们眼前,对于这一点甚至最为与世隔绝的学者也不能不注意。”[iv] 毫无疑问,西方和中国的一些学者受其影响,也跟着宣称理论已经死亡,文学研究迟早要被文化研究所取代。对于这样一种激进的观点,文学和文化研究学者不得不正视并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这一现象是普遍存在的现实吗?如果情况果真如此的话,我们的文学理论家和研究者将如何面对这一严峻的挑战?所幸的是,对理论的未来所抱有的这种悲观的论点已经受到了西方和中国的学者的批评性回应。[v]

  那么另一个挑战,也即针对比较文学的挑战,又来自何方呢?由于一本题为《学科的死亡》的专著出自身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与社会中心主任的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其影响就更大了,因为斯皮瓦克自90年代以来一直活跃于国际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前沿。因此比较文学学者们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斯皮瓦克真的希望比较文学这门学科死亡吗?或者说她已经发现这门学科气数已尽了?比较文学还有没有前途?如果说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意义上的比较文学确实已经死亡的话,那么其他地方的比较文学,特别是中国以及其他东方国家的比较文学研究又处于何种情形呢?很显然,在读完全书之后,我得出的印象却是,斯皮瓦克并非真的希望比较文学这门学科死亡,因为她本人就是在这一学科内开始其学术生涯的。正如斯皮瓦克的朋友、当代西方怪异理论(queer theory) 研究的主将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所中肯地指出的,“佳亚特里·斯皮瓦克的《一门学科的死亡》并未告诉我们比较文学已经终结,而恰恰相反,这本书为这一研究领域的未来勾画了一幅十分紧迫的远景图,揭示出它与区域研究相遇的重要性,同时为探讨非主流写作提供了一个激进的伦理学框架....她坚持一种文化翻译的实践,这种实践通过主导权力来抵制挪用,并且在与文化擦抹和文化挪用的淡化的独特的争论不休的关系中介入非主流场域内的写作具体性。她要那些停留在占主导认识观念的人去设想,那些需要最起码的教育的人是如何看待我们的。她还描绘出一种不仅可用来解读文学研究之未来同时也用于解读其过去的新方法。这个文本既使人无所适从同时又重新定位了自己,其间充满了活力,观点明晰,在视野和观念上充满了才气。几乎没有哪种‘死亡’的预报向人们提供了如此之多的灵感。”[vi] 确实,作为比较文学学者,我在读完斯皮瓦克的书后,也并未带有对比较文学学科之未来前景的悲观感觉,倒是惊异地发现,中国的比较文学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所走过的道路或多或少已经预示了斯皮瓦克对全球化时代的新的比较文学学科的重新定位:“比较文学与区域研究可以携手合作,不仅培育全球南方的民族文学,同时也培育世界各地的各种地方语言写作的文学,因为这些语言的写作在新的版图绘制开始时被注定要灭绝…… 实际上,新的比较文学并不一定是新的。但我必须承认,时代将决定‘可比性’(comparativity)的必然观念将如何实行。比较文学必须始终跨越界限。”[vii] 假如我们认为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属于区域研究范围的话,那么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无疑既是区域研究的一部分(在国际性的文化研究框架内)同时也是世界文学的一个方面。至于“越界”(crossing borders),我则认为,中国的比较文学在80年代复兴并成为一门学科以来立即就带有了“越界”的特征:我们的研究成果既超越了东西方之间的界限,同时也超越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之间的界限;既超越了文学与其他相关学科领域之间的界限,同时也超越了汉语文学与亚洲其他地区的其他语言写作的界限。在全面阐释中国比较文学在全球化时代的研究现状及未来走向之前,我认为有必要对其历史形成及发展作一简略的回顾。

  

  中国比较文学的历史形成及发展

  

  尽管在许多西方学者看来,讨论中国的比较文学教学和研究始于80年代,因为这时中国才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但是实际上,比较文学在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已经中国的语境中有了一百年的发展历程:它在20世纪上半叶基本上处于被打压的边缘地位,直到新时期开始才逐步从边缘向中心运动,而到了新世纪伊始,又受到各种后现代理论和文化研究的挑战,但最终还是幸存了下来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正如杜威·佛克马(Douwe Fokkema)所认识到的,中国的比较文学始于1907年鲁迅发表《魔罗诗力说》,因而鲁迅应被当作中国比较文学最早的开拓者之一。[viii] 如果我们并不否认这一点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进一步推论,比较文学最初在中国的出现并非作为一门学科,而更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正是采用这种方法,中国的一些有着广博的西方文学、日本文学或俄罗斯文学知识的人文知识分子才能以比较的视野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因而他们可以将中国文学放在一个广阔的跨文化的国际语境中来考察研究。在那前后,中国已经有了大面积地翻译外国文学和文化理论思潮的过程,这不仅给中国作家提供了创作灵感,同时也要求中国的人文学者将中国现代文学视为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它不断地在走向世界并逐步具有了全球性特征。几乎在短短的十多年里,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以及现代主义等主要的西方文学思潮都通过翻译而进入了中国,对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或传统的形成起到了有力的推进作用。面对这一事实,大学的文学教授将如何从事文学课的教学呢?这确实是教授们必须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

  所幸的是,在上世纪的20、30年代,中国的文学研究界有一批在西方著名大学受过教育然后又在中国的著名大学任教的学者,例如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范存忠,回国后在东南大学讲授中英文学关系;在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的吴宓回国后在清华大学教授中英比较文学;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陈嘉在清华大学讲授莎士比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朱光潜回国后同时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讲授文艺心理学,等等。另一些有着在西方大学访学或从事研究经历的学者,也在自己任教的大学开设与中外文学比较研究相关的课程,如清华大学以及其后西南联合大学的闻一多、叶公超和钱钟书,清华大学以及其后调入东南大学的陈铨,北京大学的冯至和卞之琳等。时任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的闻一多甚至提议将中文系和外文系的文学专业打通,以培养学贯中西的通才,可惜他的早逝使得这一美好的愿望未能实现。尤其值得在此一提的是,还有一些应邀来华讲学的西方著名文学学者,如瑞恰慈(I.A.Richards)、燕卜孙(William Empson)等,也为中国学生开设了中外文学比较和文学理论课程。这些有着广博学识的西方学者不仅以比较的方法讲授了各种现代文学理论,同时也向学生们提供了西方语境下的比较文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和前沿理论课题。虽然他们并未能系统地把比较文学当作一门学科来介绍,但他们的比较方法和广阔的国际视野无疑开阔了学生们的眼界,扩大了他们的知识面,为他们日后从事比较文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再加之一些具有开拓意义的比较文学专著的译介,如保罗·梵第根(Paul Van Tieghem)的《比较文学》(La Littérature Comparée)等,比较文学尽管在当时未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已经被列入一些大学的课程,并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取得了一些成果。

  确实,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是从西方旅行到东方来的,并在其初始阶段为中国学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但是这种由西向东的理论旅行到了40年代之后并未能继续下去,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战乱时期政治的动荡和知识环境的压抑所造成。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比较文学本来应当有着长足的发展,并逐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是由于中国的教育政策和文艺路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前苏联的影响,而在当时的苏联,比较文学竟被当作反马克思主义的“伪科学”而受到打压并被挤到边缘化的境地,所以毫不奇怪,比较文学在中国连作为一门文学分支学科的资格都没有,更谈不上健康地发展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76年文革的结束。但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即使是在那些受到压制和排挤的年代,仍然有一批学识渊博的文学研究者自觉地运用比较的方法著书立说,研究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这批学者包括朱光潜、范存忠、陈铨、钱钟书、季羡林、吴宓、杨周翰、方重、伍蠡甫等。他们的辛勤耕耘无疑为80年代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全面复兴进而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由于比较文学是一门从西方到中国的“旅行的学科”(travelling discipline)或研究领域,因而当代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同时受到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影响。在方法论上,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不仅依循法国学派的严谨缜密的实证方法,考察中西文学关系的渊源和影响因子,并进行分析,同时也特别注重并汲取了美国学派重视文学现象的审美分析的平行研究方法的长处。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最经常为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印证的一个关于比较文学的定义就是美国学派的代表人物亨利·雷马克(Henry Remak)的颇有争议的定义:“比较文学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领域及信仰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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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06年第12期,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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