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勤华:公产与私产之间——公社解体之际的村队成员权及其制度逻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28 次 更新时间:2007-08-01 07:35:07

进入专题: 村队成员权   道德话语   诉讼策略   法律实践   民间法秩序  

何勤华 (进入专栏)  

  

  提要:20世纪80年代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广泛推行,公社制度逐渐解体,公社时期就埋下种子的财产纠纷,特别是村队与家户之间的房产纠纷大量发生,村队成员权的制度逻辑也得以充分呈现。村落传统的亲族关系、家族共财观念、生存伦理和互惠观念,与包含阶级话语、集体主义公平原则的村队新传统,成为村队场境的内在组成部分,而村队成员权恰恰反映了两者紧密结合的制度逻辑,可以概括为"公"、"私"相对化的实践逻辑。

  关键词:村队成员权;道德话语;诉讼策略;法律实践;民间法秩序

  *本项研究得到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项目编号:Y0104,特此致谢。

  

  一、问题与方法

  

  "公产"与"私产"不仅是财产权形态,而且是更具实践意义的财产法观念。在传统中国社会"家族共财制"的历史场境中,"公"与"私"的相对化是一项基本的文化原理(滋贺秀三,2003:56-87;清水盛光,1956:206-207;沟口雄三,1996:40-43;王铭铭,1997:32).历史进入20世纪后半期,作为财产权制度形态的家族组织及其公产形式在"土改"中已经被改造;又经过合作化和集体化运动,农民家户也失去了农地所有权,家户私产的主体部分也主要是经过"土改"再分配之后的房产了(郭于华,2001;周其仁,2002;强世功,2001:154-155).然而,在公社制度和村队场境①「关于"村队场景"的概念表述,参见张乐天(2004).我用"村队场境"概念,有别于张乐天所说的"场景",场境不是人作为行动者的背景或舞台,而是人的实践场域,更能体现如吉登斯所说的"结构二重性".」中,农民("社员群众")的公、私观念又以一种新的实践形态参与了对传统的"公、私相对化"理念的再构造;而村队成员权的制度逻辑亦被嵌入于涉及集体财产权的实践关系中。20世纪80年代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广泛推行,"公社"制度逐渐解体,但"公社"时期就埋下种子的财产纠纷,特别是村队与家户之间的房产纠纷,在作价平分集体财产(主要包括场屋、仓库、饲养室、树木等财产)的"浪潮"中爆发了,村队成员权的制度逻辑在此种纠纷中也得以充分呈现。

  有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就乡村集体成员权问题做过比较出色的研究(分别参阅折晓叶、陈婴婴,2005;折晓叶,1996;张静,2005;申静、王汉生,2005)不过还未能明确提出村队成员权概念。我在关于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研究中曾提出"村籍"、"村界"概念(张佩国,2002),这样的乡土化概念带有较强的族群关系倾向,"村落成员权"则有着浓厚的利益分配意义,而"村队成员权"只有在涉及集体财产权的场境中才会凸显其实践意义。本文中我会较多地关注这些概念在实践层面的意蕴,而不纠缠于其形式逻辑的界定。张乐天在关于人民公社制度的系列研究成果(张乐天,1998,2001,2004,2005)中,尽管没有明确提出"成员权"概念,但他对"公社"制度的解释对本文有着更为重要的借鉴,特别是对我关于村队场境和村队成员权的提法颇具启发意义。本文关注和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在于,通过解读村队成员权的制度逻辑,进而解释乡村法律秩序的实践逻辑。

  本文所用基本资料是山东郜县①「郜县地处黄淮平原,位于鲁西南菏泽市的东南部,是典型的农业县。本文遵照社会人类学规范,对绝大部分地名和人名做了技术性处理。」法院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民事诉讼案卷。黄宗智对民事诉讼卷宗作为资料的学术意义曾做过很好的阐述,他的相关经验研究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社会文化史取向的法律史研究典范(黄宗智,1999,1998,2003).他最近的文章更是强调在特定的历史时段中理解中国法律实践,特别是农民的道德话语在法律实践中的意义(黄宗智,2005a ,2005b ).赵旭东从法律人类学的视角,运用民事诉讼案卷,解释乡村纠纷的发生及解决机制(赵旭东,2003).梁治平、赵晓力以《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为基本资料,研究了国家法和民间法的关系(梁治平,1996;赵晓力,1999);杨国桢、马若孟(Ramon H.Myers)以民间契约为基本资料,研究了土地交易秩序的种种问题(杨国桢,1988;Myers,1982;Chen,1976);张静先前的研究则以成文法形态的村规民约为基本资料,探讨村庄成员权的逻辑(张静,1999).但上述研究并不能呈现农民作为民间法秩序活动主体的鲜活的话语和实践,而民事诉讼卷宗则为我们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包括当事人、证人、法官、庭外调查对象的表达,也隐含了复杂的法律乃至文化实践逻辑。

  从法官的角度说,审判准则该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里所说的法律当然是指国家法,但在一项具体的诉讼中,法官还不得不面对民间习惯和当事人的表达,他考虑最多的是如何搜集证据和适用法律的问题,国家法和民间法的关系在审判实践中可能被化约。而法律人类学视野中的民间纠纷却是在地方社会文化场境中发生的,必须放在地方性秩序场境中加以深度解读,方能揭示其复杂的实践机制和文化原理。

  在乡村纠纷和诉讼机制中,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已经不是简单的相互排斥或吸收的形式逻辑关系,而是呈现了相当复杂的实践形态。①「关于国家法与民间法关系的相关研究的学术史评论,参阅张佩国(2005).」

  例如,尽管《宪法》、《土地管理法》等国家法规定了宅基地的集体所有权性质,但在乡村有关房产交易中,房产交易价格实际上包含了宅基地的土地使用权价格,甚至对于祖遗老宅基,农民会认为那是"自己的",所谓"集体所有权"反呈残缺状态。②「我在《乡村纠纷中的国家法、民间法与村规民约——山东郜县的房产和宅基地纠纷》一文中对此种财产法观念有较详细的描述和解释,见吴毅主编《乡村中国评论》第一辑。」刘世定关于农地调整的个案研究,就很好地揭示了"调地"过程中农民公平观念的运行逻辑(刘世定,2003).本文着重探讨的村队成员权已不再简单地表现为习俗或民间法规则,也内在地蕴涵了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制度。即使是国家法意义上的集体产权,其运作实践也离不开村队成员日常道德观的支撑。

  在乡村的田野调查中,我深深地感受到农民们在议论"张家长、李家短"之类的生活"细事"时所表现出来的道德义愤和对于公平、正义的当地想象。而在纠纷、调解和诉讼的场合,这样的道德话语和想象会更为突出,也更具实践意义。解释乡村纠纷发生及其解决机制的实践逻辑,决不能脱离对于农民日常生活的道德观和财产观的理解。对于山东郜县地方社会的理解,主要来自于我儿时的记忆和近年来的田野工作,而当有了社会人类学和社会史学术视野之后,儿时的记忆便具有了特定的地方感和历史感。从资料的意义上说,不能离开对地方社会历史感和地方感的理解而去孤立地解读民事诉讼卷宗;在方法论层面,当事人的诉讼策略离不开日常生活中道德化的民间法秩序和法律实践。而这种"历史感"和"地方感",不仅是研究者对地方社会的理解,更是当地人的历史记忆和空间想象——空间想象中有他们对时间的切身理解,历史记忆中有他们对空间的丰富表达。

  

  二、道德话语、诉讼策略和法律实践

  

  1984年7月,郜县法院受理了一起侯庙乡郑村"东队"杨明臣与生产队的房产纠纷案,卷宗封面上写的是被告孙月荣,而孙月荣是生产队长,她应该是被告——生产队——的代理人。①「我所查阅的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期基层法院诉讼档案,有相当部分制作不规范,但正是这种不规范,使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相关信息,当事人的表达才不会被形式化的程序法所遮蔽;而反观近年来的法律档案文书,尽管较为规范化,但当事人的民间法意识却更多地屈从于国家法框架,专业的律师或法律工作者参与法律文书的制作,当事人的表达实际上被置换了。」原告杨明臣时年54岁,他在诉状中如此写道:

  我于1961年外出东北,当时,我有三间瓦房,七成新,三台七碱,②「当地建造房屋时处理地基的一种样式。」61年因修补又添砖2000块,两棵榆梁,九条榆木檩,两搭西河松椽子,两搭方杨木椽子,9600块小瓦。我离家时,将这三间房子交给了当时的队长郑兆乾、会计杨运河,由队里使用。开始队里按(安)打(磨)面机,后来当了牛屋。

  69年,我大儿子杨广福回来要房子,这时队长郑兆乾、会计杨运河仍在职。他们答复:"你们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赔你们三间新房子。"后来,经郑兆乾、杨运河的手,把这房子扒了。材料均被私人所占用,仅大队干部郑兆文就占用了六棵檩子、两棵二梁和大部分砖瓦。这情况,本队的郑四海等可作证明。

  79年,我又回来要房子,原队长郑兆乾、会计杨运河坚持原来意见。当时在职队长郑四海也同意还我房子,他说:"该③「方言,"欠"的意思。」房子还房子,我没意见。"

  81年,我爱人又回来要房子,原队长郑兆乾、会计杨运河和当时在职队长郑四海都同意把队里的牛屋还我。这座牛屋,五成新,三台六碱,7500块小瓦,一棵榆梁,一棵杨梁,一搭松木椽子,一搭杨木椽子,其余都是榆木椽子。郑兆乾、杨运河还写了一份还屋证明,并亲自按了手印。最近,当时在职队长郑四海又补写了一份同意还屋的证明。83年底,我和爱人从东北回来,确定在家久住,便住在队里还我的这座房子里。

  杨明臣于1961年去东北,正是在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当时有好多山东农民为求生存而延续着"闯关东"的传统。杨明臣将自己的房子委托给生产队代管,究竟是谁先提出来的,从案卷上不得而知,但从杨明臣及其家庭成员数次回村要房子的表达看,明臣一家还是做了"落叶归根"的打算的。生产队尽管将杨明臣的房子改作磨坊和牛屋,但在两任生产队长的"产权记忆"里,房子还是杨明臣家的,所以"该房子还房子"也符合"杀人偿命、借债还钱"的民间法逻辑。在"公社"时期的财产关系实践中,上述表达和民间习惯却一度为集体财产及其法律意识的扩张所湮没。在杨明臣的表达中,所拆房子的建筑材料基本上被大队干部私分了,其所指乃是,大队干部可以凭借权力谋取私利。其实,如果所瓜分的不是杨明臣的私房,而是原本属于集体的公产,大队干部可能会更谨慎些。尽管存在着"多吃多占"的现象,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大队干部还要考虑村落日常生活中"社员群众"的道德评价。正因为这房子是属于杨明臣的私产,大队干部"瓜分"起来可能较少"私分集体财产"的道德顾忌,如下文所述,他们所采取的是作价买卖的策略,也可能作价只是象征性的,或者对"社员群众"宣称交了钱而实际却分文未付,也未可知。

  1983年,农村已经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山东农民的日子也比以前"好过"了,杨明臣一家于是从东北回到了家乡郑村。由于耕牛等大牲畜都变卖或分到了家户,生产队的"牛屋"也不派做养牛的用场了。两任生产队长答应用这座牛屋还杨明臣,一家人"安居乐业","故事"按说应该到此结束了。可是,按照杨明臣的表达,当时的生产队长孙月荣"硬要改变过去两任生产队长关于还房子的方案,而且还百般刁难。"杨明臣进而在诉状中罗列了队长孙月荣的如下"行径":

  第一,我刚到家,孙月荣就让我请请①「方言,"请客"的意思,做动词。」全体社员,她说:"只要请了社员,也给房子也给地。"我按她的意见办了,但她却变了卦。

  第二,孙月荣硬说队里的这座房子比我原来的房子新,硬把这座房子作价1000元,把我原来的房子作价650元,非让我再拿350元不可。她这样做是有一定企图的。因为我原来房子的木料被郑兆文等非法占用,郑兆文是孙月荣的堂兄弟,孙月荣要我拿350元,就是为了堵群众的嘴,为了掩护郑兆文。

  第三,由于我拒不拿钱,孙月荣便对我软硬兼施。一方面要把我从这座房子里赶出去,要揭我的锅;一方面对我说:"你明处拿350元,但你只要不这不那的,拿一百、二百的也行。"第四,孙月荣想赶快把这座房子卖掉,雇用郑智连当中人,许给他五十块钱,还扬言:房子作价1000元,如果有人要,让他一百,只要九百。

  第五,因为郑四海给我写了同意还我房子的证明,孙月荣对他怀恨在心,企图予以报复。她支持郑智连闯入郑四海家中殴打郑四海。实在无理太甚,欺人太甚!

  第六,我61年离家时,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刺槐,一棵插杨,是我儿子杨广福栽的。前任队长郑四海证明归我所有。但孙月荣于83年把这两棵树卖掉,并有意歪曲事实,说这两棵树是队里栽的。

  对于上述房子问题,侯庙乡政府一再进行调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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