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勤华: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法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28 次 更新时间:2007-07-31 08:3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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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勤华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本文从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从事的创办学校、学术团体、报刊杂志,翻译西方法律著作、撰写法律论著等一系列活动以及其成果入手,阐述了西方传教士在西方法学传入,中国近代法学观、法律制度和原则以及概念术语等的诞生,中国近代法学人才的养成等各个方面所起的奠基作用,并对传教士的这种作用的特点与历史贡献作了阐述。

  关键词:传教士 中国近代法学 历史贡献

  

  自中古时期起,西方基督教就开始进入中国。①至近代,②西方教会(主要是基督教新教)又以新的方式开始了在中国的传播。揭开此序幕的传教士就是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此后,丁韪良(A. P. William Martin, 1827—1916)、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傅兰雅(John Fryer, 1839—1928)、李提摩太(R. Timothy, 1845—1919)等一大批西方传教士便接踵而至。他们在中国传播圣经教义,创办医院和学校,设立各种社团,从事各种慈善事业,举办报刊杂志,翻译西方宗教以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著作,甚至著书立说,掀起了新一轮的西学东渐运动。这一运动,不仅导致了中国近代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等诸方面的变革,也促进了中国近代法学的萌芽和诞生。

  本文将基于上述西方传教士掀起的新一轮西学东渐运动之宏观背景,从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从事的与法律相关的一系列活动以及其成果入手,阐述了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近代法学的萌芽与诞生过程中所起的奠基作用,并对这种作用的特点与历史贡献作些论述,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

  

  西方传教士对中国近代法学的萌芽和诞生所起的奠基作用的活动,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从事法律教育

  中国近代法学的渊源之一,就是中国近代的法律教育,而这种近代型的法律教育,最早是由西方传教士承担的。1862年,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创办了京师同文馆。1865年以后,同文馆聘请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担任国际法教习,开设了“万国公法”之课程(第七学年)。1881年,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办了中西书院(后扩展至苏州, 1900年改为东吴大学),该书院在第七年的课程中,也开设了“万国公法”。

  与此同时, 1903年在上海创办的震旦大学, 1904年在广州创办的岭南大学, 1905年在上海建立的圣约翰大学, 1909年在上海正式开学的沪江大学, 1910年和1913年先后在南京创办的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 1916年在北京创办的燕京大学等由西方传教士建立的教会大学,也都在课程体系中设置了法律教育的内容。

  其他一些由清政府创办的国立大学也同样如此。如1895年由盛宣怀奏请建立的天津北洋西学堂(1902年改为北洋大学堂),聘请美国传教士丁家立(Tenney, Charles Daniel, 1857—1930)担任总教习。他在为该大学拟定的学制中,以美国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为蓝本,也设置了法律的课程。1898年6月,在维新运动高潮中建立的京师大学堂(后改为北京大学),聘请丁韪良为总教习,他也将法律教育的内容置于总体教育之中。③

  在西方传教士的努力之下,法律教育在教会大学各学科中所占的比例日益上升,至1937年,教会大学中法学专业所占的比重已达10·3%。虽然,这个比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国平均水平为26·4%),但对于以神学、医学、英语和自然科学等为主修课目的教会大学的教育而言,这个比例已经是很可观了。

  (二)创办团体、刊物,引进、宣传西方法学

  1887年,在西方传教士的推动下,在上海创办了广学会(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它的主要成员是英美传教士,也有一些外交官和外国商人。第一任会长虽是总税务司赫德(R. Hart,1835—1911),但掌实权的督办是英国传教士韦廉臣(Williamson, 1829—1890)。广学会在其出版的许多由传教士编译的作品,如《泰西新史揽要》(李提摩太编译, 1895年)、《中东战纪本末》(林乐知编译, 1896年)等中,宣传西方的民主法制,对启发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法律意识起了重要作用。

  除学会外,西方传教士在创办报刊宣传西方法和法学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如由普鲁士传教士郭守腊(K. F. A. Gutzlaff, 1803—1851)于1833年7月创办于广州(1837年以后,出版地迁至新加坡)的中国近代内地第一份中文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就曾大力引入西学,并成为中国最早引入西方宪政法学和诉讼法学等学科知识的刊物。④

  又如, 1868年由林乐知创办的《教会新报》(1874年9月改名《万国公报》⑤),也大量刊登介绍西方政治法律制度与观念的文章,广泛宣传西方的法和法学。该报当时发行量很大,如维新高潮时的1898年曾发行了38400份,影响遍及全国。⑥

  此外,由丁韪良和艾约瑟(Edkins Joseph, 1823—1905)创办的《中西闻见录》(1872年8月至1875年8月)、傅兰雅主编的《格致汇编》(1876年2月至1892年冬,《中西闻见录》的续刊)等,也向中国传播过宪政法学、刑法学、版权法学、婚姻法学、诉讼法学和国际法学等方面的知识。

  (三)翻译法学著作

  在引进和翻译西方法学著作方面,西方传教士的贡献更大。中国最早的一批西方法学名著,其译者都是西方传教士。⑦1839年,林则徐(1785—1850)赴广东查禁鸦片,为了能在对外交往中采取主动而让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 1804—1889)等人翻译的瑞士著名国际法学家瓦特尔(E. De.Vattel, 1714—1767)的《各国律例》一书,是中国历史上引入的第一本法学著作,对中国近代法和法学的萌芽起了重要作用。

  进入19世纪60年代以后,传教士翻译的西方法学著作的数量进一步增加。在这方面,用力最勤的是丁韪良和傅兰雅。⑧丁韪良在京师同文馆任职达30年,翻译著作数量众多。其中,仅法学方面就有:《万国公法》(Wheaton’s International Law,1864年);⑨《公法便览》(Woolsey’s International Law,1877年);《星轺指南》(Guide Diplomatique,也称《外交指南》,1877年);《公法会通》(Bluntschli’s InternationalLaw,1880年)、《新加坡律例》(Penal Code ofStraits Settlements,1898年)、《公法新编》(Elements ofInterna-tionalLaw,1899年)、○10《公法千章》(ATreatise on International Law,1902年)等。此外,丁韪良还用英文写作了《中国古世公法论略》(International lawin Ancient China),由其学生汪凤藻翻译成中文。

  傅兰雅是英国圣公会的传教士, 1868年5月担任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员。傅兰雅在其一生中,共翻译西方著作129种,在法学领域主要有:《法律医学》(Principles ofMedical jurisprudence,1881年);○11《佐治刍言》(Homely Words to Aid Goverance,1885年);《公法总论》(International law,1894年);《各国交涉公法论》(Commentaries Upon International law,1894年);《各国交涉便法论》(Commen-taries Upon InternationalLaw,1894年);《邦交公法新论》(Manual ofInternationalLaw,1901年)等。

  (四)著书立说

  在这方面,首先必须提及的是郭守腊。他在其主编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上,发表了一系列介绍英美法律制度与法学观念的论文。1834年、1839年和1840年,郭守腊又分别编写了《大英国统志》、《制国之用大略》和《贸易通志》等论著,它们都涉及到了英国等一些国家治国的基本法则以及其贸易和契约法律的内容。同时,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于1838年编写出版了《美理哥国志略》一书,对美国的历史、地理、人口、风俗、宗教、经济、政治和法律等作了系统介绍。据史学界考证,这是鸦片战争以前最早介绍美国史地包括法律制度的中文著作。○12

  19世纪60年代后,西方传教士利用他们所创办的刊物更是频频地发表自己的作品,来传播西方的法学观和法律制度。如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 1839—1899)于1881年4月至1883年7月在《万国公报》上连载名为《自西徂东》的长文,○13其中也涉及西方的民主制度、议会制度、总统制度、立法程序、刑罚制度、监狱制度以及新闻出版自由和国际法等内容。

  

  二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播西方法和法学的活动,带来了一系列成果,促成了中国近代法学的萌芽和诞生。

  第一,西方传教士创办学校,从事教育,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法律方面的人才。比如,中国近代第一位法律职业家伍廷芳(1842—1922),是在教会学校的培养下走上职业法律家的道路的。民国时期著名法学家王宠惠(1881—1958),先是在由前述丁家立任总教习的北洋大学堂打下了法律之基础,随后不久,又与和他同时毕业的王正廷(1882—1961)等一起,在丁家立和傅兰雅的操持之下赴美国学习法律(当时丁家立兼任北洋大学堂留美学生监督,而傅兰雅则任美国加州大学中国留学生监督)。

  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在中国法学界活跃的人之中,有相当部分毕业于教会大学。据1931年《中国名人录》中的统计,从事教师职业的,教会大学出身的人有19人,而其他大学是41人;担任律师的,教会大学毕业生有16人,而其他大学毕业者为37人。○14教会大学毕业生总的比例大体在五分之二多一点。

  第二,西方传教士办刊物、翻译书、写专著唤醒和启发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法律意识,对他们的法律素养的培养、提高以及变法改革的思想的产生均起了积极的作用。

  《合省国说》(梁廷〈1796—1861〉著, 1844年定稿)是中国人编写的第一本系统介绍美国通志的著作,曾化了大量的篇幅介绍美国的共和制度、选举制度、宪法规定和三权分立原则等,而这些材料主要来自于美国传教士裨治文著《美理哥国志略》一书。○15

  在中国近代,对知识界传播和普及西方民主与法制思想影响很大的魏源(1794—1857)著《海国图志》一书,其在编写时,也大量参考了同上裨治文的《美理哥国志略》一书。有学者通过对百卷本《海国图志》与《小方壶舆地丛抄》第十二帙再补编第十一册所收入的《美理哥国志略》进行细致对比考证之后,发现除了个别文字遗漏或删改之外,魏源乃是将该书“全部”而不是“大部分”辑入《海国图志》。○16魏源向时人传播的美国的民主与法制思想,主要来源于《美理哥国志略》一书。

  徐继(1795—1873)的《瀛寰志略》(1848年),○17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包括法学界也有启蒙意义。在该书中,作者除了介绍世界各国地理版图等之外,对美国的民主共和思想、法治理念、选举制度等也作了热情宣传。○18而徐继在这里所用的资料,主要来源于裨治文著《美理哥国志略》和美国的另一位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 1804—1846)的口述。

  而徐继介绍的英国的国会两院制度:“都城有公会所,内分两所,一曰爵房,一曰乡绅房。爵房者,有爵位贵人及耶稣教师处之;乡绅房者,由庶民推择有才识学术者处之。国有大事,王谕相,相告爵房,聚众公议,参以条例,决其可否,复转告乡绅房,必乡绅大众允诺而后行,否则寝其事勿论。其民间有利病欲兴除者,先陈说于乡绅房,乡绅酌复上之爵房。爵房酌议,可行则上之相而闻于王,否则报罢。民间有控诉者,亦赴乡绅房具状。乡绅斟酌拟批,上之爵房核定。乡绅有罪,令众乡绅议治之,不与庶民同囚禁。大约刑赏、征伐、条例诸事,有爵者主议;增减课税,筹办帑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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