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全球化、文化研究与比较文学

——2007年6月23日在华中师范大学的演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82 次 更新时间:2007-07-31 07:3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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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宁 (进入专栏)  

  

  我对华中师大并不陌生,早在1983年我就来过这里,当时杂志的主编是徐迟先生,但接待我的事宋寅展先生。我为该刊撰写的“论海明威的美学思想”一文,就是首先在《外国文学研究》发表的。可以说,我与华中师大有20多年的友谊,《外国文学研究》也是我发表文章最多的杂志之一,算起来有10篇左右。今天下午来给大家作这么一个报告,主要是谈谈关于“全球化、文化研究和比较文学”,这其中也牵涉到当代批评理论的走向。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全球化的悖论:混杂和地方色彩;第二,文化研究向何处去?第三,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对立与对话?第四,“后理论时代”批评理论的走向及功能转变。

  目前,在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内,谈论“全球化”好像已经变成一种时髦。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谈论“全球化”呢?因为,“全球化”是我们生活中无法回避的一种客观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可以说,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全球化”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的全球化或金融领域的全球化,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越来越成为当今世界少数几个直接受益于“全球化”的国家。如果没有融入“全球化”的机制,如果没有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经济就不可能有连续20多年的腾飞,以至于中国GDP一跃居世界第四位。另一方面,在文化上也逐渐出现了“全球化”的倾向,它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西方,主要是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日益渗透到非西方国家,形成了文化领域内的所谓“趋同现象”。因此,毫不奇怪,“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地受到人们的反对,它标志着南北差距和国内的贫富差距愈益加剧。在欧洲,“全球化”也受到人们的反对。在一些人看来,“全球化”实际上就是“美国化”,它使得“欧洲中心主义”的霸权地位在人们心目中逐步消解。所以,抵制“全球化”实际上就是抵制“美国化”,抵制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渗透,这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全球化”也给人们带来了便捷,比如,人们吃早点,无论是在欧洲、台湾、香港还是澳洲、中国大陆,吃的东西大部分差不多,面包、牛奶。甚至我们使用的家具,比如说宜家,在世界各地都可以见到。“全球化”使得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变得像一个“地球村”一样,因此文化趋同现象特别严重。但是,文化上的全球化也不仅仅表现为趋同,它的另一面则是多样性。因而我们要辩证地看待它,也即文化在日益变得趋同的同时仍然显示出其越来越明显的多样性。所以,“全球化”就是这样一个悖论,它本身带有“混杂性”和“地方色彩”。

  关于“全球化和文化”问题的研究,国际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国内学者对此却知之甚少。“全球化”把“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人为的二元对立消解掉了,使得二者交替重合,在文化上表现出既有趋同又是多样性。“全球化”和“文化”有什么关系呢?两者关系十分密切。1995年,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出版了一个十年报告,叫“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他们感觉到比较文学已经进入了一个多元文化的时代。2005年,他们又出版了另一本题为“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的十年报告。在此之前,我已于2001年和2003年分别在国际比较文学刊物Neohelicon上于发表了类似的文章,并收录了艺术与人文科学论文索引(A&HCI)。对于“全球化”的研究,我参与主编了4卷本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Globalization,由英国Routledge出版社出版,主编是Jan Aart Scholte 和Roland Robertson,我作为百科全书副主编,负责整个人文科学部分。我们可以想想,过去这样的英文百科全书是不可能让中国学者参与主编的,至多请个别中国学者撰写一个条目就不错了。我想这显然是全球化使得我们的眼界开阔了。在这部百科全书中,我提议插进一些与中国相关的内容,并且亲自撰写了三个条目,一个是Comparative Literature,一个是Translation,还有一个是Orientalism,这三个条目都牵涉到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没有东方参与进来,没有中国文化,就不叫“全球化”,只能算“半球化”。

  “全球化”和“比较文学”关系很密切,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马恩认为,“全球化”始于公元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从那时便开始了资本的运作和向海外的扩张。而在文化方面,这一过程也许开始得更早。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资本的全球性扩张时,提到“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是西方学界最早研究“全球化”的思想家之一。他们的功绩不仅仅在于发现了剩余价值的规律,也在于发现了“全球化”运作的规律。所以,“全球化”不仅仅是个经济学的课题,它同时也是一个文化问题。1998年,我在北京语言大学主持了一个国际会议,题目叫“全球化与人文科学的未来”,谈到文化上的“全球化”时,我指出,全球化不仅仅是“西方化”,边缘也可以向中心运动进而消解中心。德里达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就是“去中心化”,消解结构,消解整体性。“全球化”帮助我们重新绘制了世界文化的版图,甚至重构了世界语言体系。当年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构想时只是一种乌托邦。但是,他为什么会提出这么一个构想呢?他在大量阅读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学作品后,越来越感到东西方在追求文学、追求理想、追求美好时是没有什么差异的,所以才提出了这么一个构想。很巧的是“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的术语,最早也出现在德语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世界文学”构想,无疑受到了歌德构想的启迪,它促使我们文学研究者去想象、去构建这么一个乌托邦。所以,在“全球化”的时代,文学不会消亡,它可能不再具有过去的那种轰动效应,特别是精英文学、经典文学会被边缘化,会和大众文学、快餐文化此起彼伏,快餐文化明星也是如此,只能各领风骚三五年,甚至更短。“世界文学”的定义,就是各国历代最优秀的文学形成的金字塔似的文化结晶,它具有普遍的意义。但是,世界文学的经典并不是不变的,它本身是处于动态的。文化上的“全球化”也不等于文化“趋同性”。比如说悲剧,最早由亚里士多德提出,后来的古典主义者又提出了悲剧的“三一律”,行动、时间和地点的一致。按照这个定义,中国古代就没有悲剧。但是中国古代确实是有悲剧的,但是悲剧的形态是不能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定义来下的。所以,世界各民族文学都有悲剧、喜剧、小说、诗歌,只是在各民族的表现形态和表现媒介不一样。因此文化上的“全球化”并不等同于文化的“趋同性”。“全球化”决不是孤立地只存在于经济、金融领域内的现象,在其他领域也有所反映。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渗透,使得原有的封闭和单一的国别——民族文学研究越来越不可能,于是比较文学就应运而生了。比较文学一开始就超越了国别和民族的疆界,进入到世界文学的领域之中,它主张一种超民族主义(transnationalism)。所以,我们比较文学研究者处在“全球化”的时代应该是非常幸运的,我们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受到最大影响的是传统文化。但传统文化自身经过调节,也可以走出去。比较文学的早期阶段,就是这样一种“世界文学”的阶段,而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和历史沧桑之后,比较文学的最后归宿仍应当是世界文学,但这种世界文学的内涵和外延已经大大地扩展了。

  全球化在文化上的进程中呈现出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随着资本由中心地带向边缘地带的扩展,原来殖民的文化价值观念和风尚也渗透到这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但是这种运动是互动的双向运动:中心向边缘辐射,边缘也向中心缓慢地移动和抵抗、渗透。第二个方向就体现在原先被殖民的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抗争和互动,也即反殖民性或非殖民化。用霍米·巴巴的话来说是一种“少数人化”(minoritization)的策略,也即与“全球化”逆向相悖的另一个过程,或者说另一种形式的全球化。为什么在过去的近二十年里,后殖民批评理论几经周折,仍在整个西方文学理论批评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呢?原先的一些被压抑的边缘话语要崛起,与占主流地位的西方霸权的话语进行抗争,所以就导致了一种文化上的本土化趋向和反殖民或非殖民趋向。对于我们所从事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而言,全球化带来的影响也是明显的。全球化的话语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我们传统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这种二分法,形成了一个可以覆盖这两种学术话语的新的视角,消解了现代与后现代这种人为的对立。一些对文学研究情有独钟的学者面对这种情形十分担心,他们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逐步崛起的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和“反体制性”有可能会使原有的文学边界无限度地扩张,并最终取代文学研究,而无所不包的文化批评也有可能会取代文学批评。也如同全球化与本土化是无法相互取代的一样,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彼此也不存在谁取代谁的问题,倒是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下建构一种文学的文化研究也许可以使日益处于困境的文学研究获得新生。我们过去研究文学,只孤立地研究文本,脱离它的语境,这显然是不行的,我们应该从文化的视角来考察文学。比如说研究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的身份问题、人物的种族问题、人物的性格问题,虽然这都是文学研究,但是又都是文化研究的问题,所以文学和文化完全混合在一起。也许人们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文化研究现在处于一种什么境况呢?我认为文化研究可以说也处于一种危机的状态,所以我要提出:文化研究向何处去?

  尽管文化研究进入中国已经有了十多年的历史,而且它在内地和港台地区所引发的讨论也已经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瞩目。“文化研究”,用英文来表达就是Cultural Studies,这两个英文词的开头用的都是大写字母,它意味着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文化研究,而是目前正在西方的学术领域中风行的一种跨越学科界限、跨越审美表现领域和学术研究方法的一种话语模式。它崛起于英国的文学研究界,崛起的标志是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或者说它实际上是一种伯明翰学派意义上的“文化研究”。

  实际上,我这里所讨论的“文化研究”,并不是那些写在书页里高雅的精致的文化产品——文学,而是当今仍在进行着的活生生的文化现象。比如说,我们的社区文化、消费文化、流行文化、时尚和影视文化、传媒文化,甚至互联网文化和网络写作等等,这些都是每天发生在我们周围的,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无法回避的影响。毫无疑问,对于上述种种文化现象,过去的精英文化研究者是不屑一顾的,他们认为这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在他们看来,我们所研究的文化应该是高雅文化的结晶——文学作品。但是他们却忘记了另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即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研究”,如果在英语世界里追溯其本源的话,应该是从早期的文学研究演变而来,特别是始自英国的新批评派学者F.R.利维斯的研究。利维斯作为精英文化的代表人物,其精英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他始终认为,要想提高整个劳动人民的文化修养,必须开出一个文学名著的书目,让大家去阅读这些名著,通过对这些文学名著的阅读和欣赏,而实现文学的启蒙教育,最终使人民大众逐步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指向大众文化的文化研究,正是从早期的精英文化研究那里发展而来的。伯明翰学派的另两位代表人物霍加特和霍尔,早先也是专事文学研究的学者,尽管他们的注意力后来转向了文化研究,但学界也无法否认他们早先在文学研究领域内的建树。所以,这几位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的出场,就打破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界限。文化研究有两个特征,反体制性和批判性。文化研究不希望被纳入某个固定的学科。在这方面,不可否认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研究在当代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英国的威廉斯和伊格尔顿,以及美国的詹姆逊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对英语世界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发展和兴盛起到了导向性作用。所以,伟大的理论家往往都是跨学科的。

   由于文化研究的“反精英”和“指向大众”等特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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