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翻译学的理论化:跨学科的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29 次 更新时间:2007-07-30 14:2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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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宁 (进入专栏)  

  

  摘要:翻译研究,或翻译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或研究领域,其崛起的标志是1976年在比利时鲁汶举行的国际翻译研讨会。从那以来,这一研究领域便越来越朝着一门成熟的独立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方向发展。但是翻译学这一术语尚未在国际翻译研究领域内得到广泛的承认。本文试图从文化的视角对这一仍存在着很大争议的概念进行理论建构或重建。虽然翻译学这一术语并没有像其他独立的学科那样在大学的课程中得到广泛的认可,但它却已经广为翻译研究者所使用。因此有必要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对翻译学进行重新定位。在作者看来,翻译学作为一门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都十分相关的“边缘性”学科,至少可以在三个层面上得到研究:对比语言学,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但是翻译学并不单单隶属于上述任何一个学科门类。它应该有自己的对象和研究领地以及基本的方法论:将所有关涉翻译和阐释理论与实践的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它的方法论也应当是多元的:既是审美的、批判的同时也是经验的、科学的。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翻译学的作用也将日益显示出来。

  关键词:翻译研究;翻译学;德里达;全球化;学科

  

  在当今的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界,随着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似乎对文学和文化研究者越来越有吸引力了。1 显然,翻译研究或翻译学作为1976年崛起的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其标志是在鲁汶举行的国际翻译研讨会。由此可见,它迄今已经走过了三十年的历程。人们也许会问道,翻译学已经成了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门类中的一个成熟的学科了吗?它已经成功地与它过去所依附的对比语言学或比较文学真正分道扬镳了吗?在全球化的时代,面对人文社会科学所受到的各种挑战,翻译研究或翻译学的未来前景如何?如此等等。要较为圆满地回答上述这些问题,我们至少应当有两个前提:首先应当具有一种全球的视野,也即我们应当超越袭来已久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势;其次应当具有一种理论视角,因为长期以来,翻译研究被人们认为是缺乏理论的一个领域,所以我们应当借助于理论的力量来考察并分析各种翻译现象,并对这一术语或学科进行理论化。2

  

  翻译学的合法化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通过学者们的共同努力,翻译研究确实正在朝着一门独立的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分支学科的方向发展。尽管道勒拉普(Cay Dollerup)以及由他主编的刊物《视角:翻译学研究》(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自90年代初以来一直在致力于推进这门学科的进展,但是翻译学(translatology)这一术语仍未能在国际翻译研究领域内得到广泛的认可。3 这一刊物的中国影印版的发行自然对这一术语以及这门学科的普及作了很大的贡献,但要从根本上使大家都承认这一学科,恐怕还须从理论上入手。4 本文的目的就是从文化的视角提供作者对这一仍存在着很大争议的概念进行理论建构或重建。实际上,有些学者已经认识到,应该对翻译研究或翻译学这门科学的学科在当今学术版图上的位置进行重新定位了。尽管翻译学这一术语迄今尚未像其他学科那样在大学的课程设置中得到广泛的认可,但它已经广为翻译研究者使用了,特别是欧洲和中国的翻译研究从一开始就频繁地使用这一术语,而且翻译学的学科地位也至少得到了初步的认可。

  毫无疑问,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翻译学应当有自己的对象和研究领地以及基本的方法论。实际上,既然翻译学将所有翻译和阐释实践和理论现象都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那么它就已经具备成为一门学科的基本条件了。它的方法论因而也就应该是多元的:既是审美的、批判的(主要是指向文学翻译),同时也是经验的、科学的(主要指向科学文献的翻译)。也即它可以在三个相关的学科领域内以跨学科的方式来进行研究:对比语言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化研究,但它绝不单单属于上述任何一个学科,尽管它过去曾经分别属于上述三个学科。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翻译学的功能将愈益明显地显示出来。

  尽管翻译研究在中国飞速发展,内地和香港的不少高校都建立了翻译学院或翻译系,5但相当一部分高校学生和教师仍然对翻译与翻译研究或翻译学之间的关系搞不清楚。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新阐述一下翻译学与翻译实践的关系。众所周知,翻译自人类开始交往起就存在了,西方人对翻译的兴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一世纪的西塞罗,而在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则更早,因为中国后来的佛经翻译曾经在历史上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一直是国际翻译学界人们谈论的一个话题。从传统的语言学角度来看,我们也许可以说翻译意为将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或者说以语言为媒介将一种意义形式转换为另一种意义形式。既然学者们大多认为翻译有不同的种类,因而翻译研究也就完全可以在不同的层次进行。在苏托沃斯(Shuttleworth)和科维(Cowie)看来,“翻译通常以隐喻的形式显示其特征,而且一直被比作玩一种把戏或绘制一幅地图”(181)。他们的这种描述有几分道理,但并不全面深刻。当代学者对翻译的研究曾经在大部分情况下在对比语言学(contrastive linguistics)或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领域内进行,但在最近几年,情况则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随着翻译研究的诞生,翻译越来越得到来自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视角的关注和考察。它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阐释学、女性主义以及文化研究等领域引进了新的理论和方法,取得了相当长足的进展。

  由此可见,翻译研究或翻译学无疑已经取得了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吸引了众多的哲学家、语言学家、文学理论家和文化研究学者,甚至包括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也开始关注翻译和翻译研究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越来越多的学者们呼唤一门独立的翻译学科的诞生,也即它应当同时独立于对比语言学或比较文学。但是,作为一门学科,翻译研究始终受到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中传统的“正统”学科的挑战,甚至受到打压。由于许多翻译者,特别是文学翻译者,一贯主张翻译是一门艺术,或者说一种具有再创造性质的艺术,因而翻译理论便自然而然地被认为应当建基于这样一种艺术实践中获取的经验之上。由此而推论,从事翻译研究充其量只是总结翻译实践的一些经验,并无理论可言。但是另一些学者则希望维护作为一门科学学科的翻译研究的正当地位,它所受到的尊重应当和文学研究或艺术史等学科一样。既然文学创作需要有自己的理论,作为再创造的翻译为什么就没有理论呢?既然文学理论已经越来越与哲学、心理学、人类学以及其他众多人文学科相关联并日益变得自满自足,翻译理论为什么就一定要依附于翻译实践呢?它难道不能像文学理论那样成为一种元批评话语吗?

  另一个趋势是,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下,翻译研究越来越接近文化研究。实际上,在笔者看来,翻译研究应当成为文化研究之广阔领地的一个分支学科领域(Wang: 2004))。因此,我们首先应该区分翻译的概念与翻译学概念的不同:前者诉诸一种由综合知识和经常的练习支撑的实践性技艺,后者本身则是一门学术分支学科,或者说是一门以深入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为特征的人文知识分支学科。尽管翻译理论应该能够指导翻译实践,但是随着这门学科的日臻成熟,它已经变得越来越自满自足,越来越远离翻译实践。它对实践的指导往往不是居于技术层面地,而更是居于思想和原则层面地。也即一种翻译理论的提出往往能够改变人们对某种既定的翻译标准的看法,导致一种新的翻译实践模式的诞生。在当今时代,随着文化全球化现象的日益明显,在许多人看来,翻译将变得越来越无用,因为世界文化正变得越来越具有趋同性,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从互联网上获取英文信息。然而,只要人类还用不同的语言进行交流,翻译就依然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有些学者,特别是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安觉·勒弗菲尔(André Lefevere)(1998),便呼吁翻译研究中出现一种“文化的转向”(cultural turn),而文化研究中也应该相应地出现一种“翻译的转向”(translation turn)。在他们看来,在全球化的时代,翻译仍将占据人类知识领域的重要位置,并且在未来的年月里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传统的基于对比语言学所下的翻译的定义应当改变,翻译的内涵应该扩大,也即应该从纯粹字面意义的转述变为文化的翻译和阐释。由此可见,翻译的历史任务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与之相应的就是,翻译研究或翻译学所应该承载的任务也更加重要和必不可少了。

  

  翻译的再界定和翻译学的建构

  

  尽管不同的翻译理论家对翻译的定义及功能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是在笔者看来,翻译毕竟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交流都是不可缺少的。试想,如果没有翻译的中介,来自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只能被彼此隔绝,老死不相往来,尤其是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更是如此。当然,在当今各种交流手段中,语言是第一位的,而翻译就是通过语言的媒介将意义从一种语言转变为另一种语言的技艺。但是翻译学研究者又是如何提出自己的理想的同时也是最为确当的翻译的呢?这个问题自从翻译开始存在以来就一直为人们所争论不休。几乎所有的翻译者都试图接近原文的意义,所有的翻译理论家都试图发展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并且对翻译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发现,要想进入“忠实”(faithfulness)这一境地确实是难之又难的,因为由于众多的原因,源语中的意义是不可能在目的语中得到绝对忠实的表达的,任何忠实都只能是相对的,其中一个突出的原因就是文化的因素。因此有些翻译研究者便力图发现某种折中办法来解决“忠实”的问题。近几十年里的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尤金·奈达提出的“动态对应”(dynamic equivalence)的概念,他从语言学的角度提出,译者“旨在完成表达的自然性,并试图将接受者与在自己的文化语境中相关联的行为模式联系起来”(Nida 159)。显然,在奈达看来,完全的对应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因此他便试图发现一种相对确当的方法来再现源语中的意义,而表达在目的语种的意义实际上达到的正是这种“动态对应”的境地,因为他很明白,这是译者自身的能动作用所使然。确实,当代文化学派的翻译研究大都受到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以及后来的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影响。如果我们承认,本雅明的那篇探讨译者的任务的挑战性论文(1968) 预示了当代翻译研究中的解构方法的话,那么德里达的尝试则为一种具有解构思想的翻译之合法性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铺平了道路。

  本雅明和德里达在翻译学上的一个贡献就是解构了所谓的“忠实”,也即解构了所谓的文化本真性(authenticity)。按照德里达的翻译理论,任何译者都无法确认自己是否已经掌握了真理(忠实);他所能达到的只能是接近了真理(忠实)。同样,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无数相对真理之河才能成为绝对真理。依循德里达对翻译的解构式研究,另一些文化翻译理论家,如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1974)、霍米·巴巴(Homi Bhabha)(1994)以及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1995) 也都在各自的翻译研究中提出了自己的解构策略,而爱德温·根茨勒(Edwin Gentzler)(2000)则试图拓宽当代翻译研究的跨学科理论视野。上述理论家对翻译学的推进性贡献在于:斯皮瓦克在为自己翻译的德里达《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一书撰写的长长的“译者前言”(Translator’s Preface)中开辟了一种从后结构主义的视角来和翻译和阐释理论著作的新方法;巴巴的“文化翻译”(cultural translation)概念则预示了一种视野广阔的多学科研究翻译的方法,并从后殖民的理论视角重新建构和定位了(民族)文化;而韦努蒂的“异化”(foreignization)和“归化”(domestication)概念则指明了两个相互对立的文学和文化翻译方向,并且更加突出了译者的主体性和能动作用。所谓文化精神的再现应该是最高境界的“忠实”,每一代的翻译者都试图在接近这一理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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