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科学与民主,发展观的两个方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74 次 更新时间:2007-07-29 18: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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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  

  

  “科学的发展观”是当今中国大陆的主流话语。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举国上下不会有异议。本文要补充的是——民主也是发展观,科学与民主,是社会发展观的两个方面。

  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自五四运动迄今,“科学与民主”历来相提并论,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要建设一个现代化“大国”(且慢侈谈“崛起”),没有科学或没有民主,都是无法想象的。最近,胡锦涛主席也提出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历史上有科学而无民主的“大国”,不是没有出现过。例如法西斯德国和极权主义的前苏联,科学不谓不发达,却难逃崩溃命运,殷鉴犹自未远。返观本国历史,古代科技文明有“四大发明”,至今为人津津乐道,但封建专制主义崇尚道统而鄙视科学,斥之为“奇技淫巧”,最终在西方科技文明的坚船利炮前败下阵来。可见,没有民主也会窒息科学的发展。

  中外的专制政体,不论有无科学这个“第一生产力”帮忙,都逃不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在1945年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中宣称:“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这一时期的毛泽东著作中,对民主宪政、自由和人权等都有充分的表述。由是看来,他在野时是认同民主的发展观的。

  毛泽东多次表示过对发展科学的重视,对科学家的态度也远比对人文学者宽容,即便到了“文革”时期,仍主张“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他在1956年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就与反对苏联在遗传学领域抬高米丘林学派压制摩尔根学派有关。如果言行一致,“双百方针”就不仅限于文化上的指导意义,同时成为科学与民主之社会发展观的组成部分。

  遗憾的是,当处于执政地位并垄断了社会资源后,对民主的说法开始变调:“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 毛泽东此后的一系列作为,就越来越偏颇了。没有民主,就难于有科学决策,“反右”后没有人敢讲真话,才有了全党全民头脑发昏的“大跃进”,造成了2000万的人口负增长。

  在全国大饥荒的背景下,中国研制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这是无疑是科学成就,但“就算是死一半人,剩下的一半人还可以在废墟上重建我们的家园”的豪言壮语,决不是科学的发展观。利用“大民主”手段发动“文化大革命”,推翻了依照宪法选出的国家主席,也决不是民主的发展观,因为“文革”不仅违宪和侵犯人权,而且将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违反了自己正确的东西”,这也是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早有定论的。共和国的历史教训已经证明:科学与民主不可偏废,如若没有民主,即便倾全国之力博科学之成就,发展观也仍然是不科学的。科学与民主发展观的缺位,令中国大陆的现代化进程至少推迟了二十年。某些人至今不许触摸历史的耻部,但一个不知反省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更谈不上发展观。

  中国在“文革”结束后告别“阶级斗争为纲”,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工作为中心” 后,改革开放中的发展观问题一直没有解决:靠领导“拍脑门”决策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比比皆是;伴随经济繁荣产生的官场腐败一发不可收拾;资本二度原始积累的罪恶,左右两方都在强烈抨击;社会分配不公造成的贫富悬殊,令改革备受争议。

  有卫道士以“黑窑奴工事件”为口实质疑改革,谴责人吃人的剥削,疾呼腐败将致“亡党亡国”,抵制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他们也在伸张自己的民主权利,同时却拒绝反省僵化的意识形态,反对政治体制上的民主探索。这部分老人家对亡党的担忧是有理由的,但是找到了病开错了药: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农业社会的乌托邦主义已无路回头,改革不可能刹车倒退,中国也不会灭亡。

  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第一次原罪,是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到共和国成立时,已历时一个多世纪。建国时确定的经济方针,是私人资本主义还要发展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决策者急于进入社会主义,提前发动对资改造,消灭了市场经济,接下来发动的“大跃进”和“文革”,带来了深重的经济、政治灾难。发展观出了问题,才使现代化吃了夹生饭,生产力发展低下的后果,是平均分配贫困,人民没有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鉴于这种历史教训,中国在1980年代回到原先的出发点,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改革开放使民营经济迅速崛起,资本开始了新一轮原始积累,同时也成为政权滋生腐败的营养源。社会转型的前后反复,令资本犯下两次原罪,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社会成本重复支出,这是以往发展观的不科学不民主造成的。政府未能“节制资本”,需要质疑的不是改革,而是有待改革的体制。

  我国历史上缺乏民主传统,公权力长期得不到有效的监督,特权很容易垄断资源,无偿的剥夺比有偿的剥削更可怕。激起全社会公愤的黑窑奴工事件,本质上是社会人权问题。一些地方政权的黑社会化,其实是会党政治传统的孽种。贪污、浪费和官商勾结下的巧取豪夺,侵犯的是公众的财产权利;危害人民利益和健康的伪劣产品,是对财产、人身权利的双重侵犯;以邻为壑罔顾民生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侵害的是中华民族及其后代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追究产生这些社会罪恶的根源,归根结底在于没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惟有人民有权,才会政府有能。

  目前处于“工程师治国”时代的中国,比起“外行领导内行”时代已是一大进步。工程师的思维特点,是设计周密,计算精确,专业性强,如今各种社会项目率以“工程”命名为时尚,不谓无由。但社会是发展中的活体,而非钢筋水泥浇筑的工程,没有百年不变之理,体制必须适应社会的变化。将社会建设视为工程,难免囿于“技治主义”的视角而“以手段为目的”,亟需拓宽人文视野,着眼于道德、文化的重建,建设一个公民社会。

  在“文革”造成的道德文化真空下,信仰出现危机,全民趋于功利,科学未能免俗。决策过程中流行一时的“专家论证”,如今已大大贬值,于是封建文化沉渣泛起,欲乘机填充社会工程架构中的思想空间。这种“传统与现代”的低层次组合,前途仍然是“科学与专制”,社会不可能良性发展。没有民主撑腰,科学与文化在专制之下都是婢女,在利禄面前只有腐败。中国科学拿不到诺贝尔奖,学术出不了大师,原因就在于此。

  上文已经指出,以科学技术辅佐专制,中外历史不乏先例。今年流行于民间的奥斯卡获奖片《窃听风暴》(又名《别人的生活》),是监控思想的又一范例。自由表达和交流思想,是一项基本人权,科学理应服务于社会的文明开放,科技工程在公权力下介入亿万公民的生活,只会增加不安定因素,影响社会和谐。历史潮流滚滚向前,随时“触及灵魂”的时代早就结束了,控制思想的科学技术,是对科技文明与进步的莫大讽刺。

  以“赛先生”挟制“德先生”或以民生换民主,都不是健康完善的社会发展观。从“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到“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是执政理念的进步。从“科学的发展观”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框架日趋完备,科学、民主和法制都讲到了,关键仍在于实践。对政治体制的选择与改革,不仅仅是执政党的事,更是中国人民的事。全体公民根据宪法享受自由并行使权利,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与监督,公平分享经济繁荣的成果,是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保证。

  科学是民主的温床,民主是科学的保障,民主和科学一样,是社会发展观的两个方面。“科学与民主”不仅是人类的普世价值观,也曾是中国社会各进步阶层的社会理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快五十八年了,理论界不久前还在清谈“民主是个好东西”这样的常识,我不知是喜是悲……

    

  2007年7月19日 风雨读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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