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俊臣:到底应该怎样总结山西黑奴隶工事件的教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64 次 更新时间:2007-07-26 08:5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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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俊臣 (进入专栏)  

  

  在以互联网为平台的全国舆论的一致声讨和国务院总理的亲自督促下,山西省处理黑奴隶工事件好象目前已进入尾声。社会各界都在思考,我们到底应该从这个事件中汲取什么样的教训?在此,就有一个怎样总结山西黑奴隶工事件教训的问题。

  

  一、不能往黑奴隶工及其家属的伤疤上撒盐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07年7月24日发布钟垂林先生的文章《张钰让我鄙视山西黑窑里的窑工!》,就通过张钰和黑奴隶工的对比,一个劲地指责黑奴隶工。文章说,“在窖工对待孩子的方式上,窖工不仅是让黑窖主奴化了自己,也让窖主奴化了他的下一代”;“ 山西的窖工确实有很多的无奈,但是在我看来更多的是可悲。因为他们仅仅拥有的是‘操作天平’判断是非的技巧,但却失去了‘挥舞正义宝剑’的力量和资格。与被害者的权利同时被剥夺的不只是权利,而是为权利而奋斗的精神和为生存而奋发的气节!”

  在此,学习法律的钟垂林先生显然是犯了张钰和黑奴隶工不能对比的错误。

  那么,为什么不能把黑奴隶工与张钰对比呢?

  第一,两者的身份不同。黑奴隶工是失去了人身自由的奴隶,在他们干活的黑砖窑旁边,有黑砖窑主雇佣的打手和买来的狼狗站岗放哨,根本就出不来;而张钰则是享有自由活动的自由人,可以到处走动去上告、揭发、申诉。

  第二,两者的外部环境不同。黑奴隶工如果真的能跑出来,碰到的也是和黑砖窑主相互勾结的当地官员、警察,不但救不了他们,而且会把他们再次送入黑砖窑里。而张钰到处走动去上告、揭发、申诉,就没有诸如山西和黑砖窑主相互勾结的当地官员、警察,不用害怕当地官员、警察把她送到“黑奴隶工厂”。

  第三,两者的能力不同。张钰有录音机、录像机,为达到上镜头目的而和导演上床时,她可以偷偷的录音、拍照,并用此作为证据;而黑奴隶工们的家里都穷得很,买不起录音机、录像机,根本就不能象张钰那样偷偷地把黑砖窑主的谈话录成音,更不能把黑砖窑里的生活拍成照,再说即便录了音、录了像,怎么能逃过黑砖窑主和他们的打手的眼睛?

  第四,两者的诉诸社会舆论的方式和时机不同。张钰有电脑,在有关部门和法庭不能为她“申冤”时,她选择了利用电脑上网,诉诸社会舆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黑奴隶工们则不同,他们没有电脑,也不会玩电脑,更不会上网,再说黑砖窑里也没有接上宽带网,根本就不能诉诸社会舆论,要不是河南省记者首先揭发,他们到现在可能还在地狱里受煎熬呢!

  以上,我们分析的仅是黑奴隶工中的正常人的情况,至于那些童工和智障人员,就更没法与张钰对比了!

  通过揭发的材料看,黑奴隶工和他们的家属确实遭到了极大的伤害,社会各界和互联网应该继续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法律、政策、心理等方面的帮助,而不能指责他们,更不能往他们的伤疤上再撒把盐而伤害他们。

  

  二、于幼军省长本人到底应该负什么责任?

  

  综观整个事件的处理过程,作为山西省长,于幼军已经作过了检讨,但是那些检讨大都是从省政府及其下属机关、人员的角度出发,人们始终没有看到于幼军从自己身上做出像样的检讨。正如网友“人言者” 发表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07年6月25日的留言:“看了于幼军的道歉,好象仍然是一种居高临下式的道歉,没有沉痛之感,而重点在辩称政府做得很好,将责任控制在群众和基层政府个别官员身上。”

  那么,于幼军省长到底应不应该自我检讨?到底应该负有什么责任?这里,我们不妨作点分析。

  第一,于幼军省长第一次代表山西省政府检讨时说:“作为一省之长,我难辞其咎,深感内疚和痛心”。这里一个“难咎其责”,让许多人心里很不顺。作为一省之长,你难辞其咎,原来你是想“辞其咎”的,只不过是“难辞”罢了。由此看来,于幼军省长并没有真正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的任何想法!

  第二、于幼军省长是怎样执行国务院2006年关于农民工文件的?据新华网北京2006年3月27日电,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农民工面临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主要是:工资偏低,被拖欠现象严重;劳动时间长,安全条件差;缺乏社会保障,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多;培训就业、子女上学、生活居住等方面也存在诸多困难,经济、政治、文化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这些问题引发了不少社会矛盾和纠纷。解决好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文件详细规定了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并且对政府各个部门都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要求。

  作为一省之长,于幼军是怎么样对待这个文件的?组织山西省政府研究过没有?如果认真贯彻落实文件,那么怎么就不能发现黑砖窑、黑奴隶工的问题呢?

  第三,现有的总结的教训没有抓住更为深层次的东西。实际上,国人看的都很清楚,山西省黑奴隶工事件之所以长期存在,最根本是地方政府与黑砖窑主相互勾结,地方政府中的工商、派出所、税务等机关及其官员充当了保护伞,或者说共同奴役黑奴隶工。

  但是,于幼军是怎么检讨呢?在此,让我们全文照录他的三点总结的话:“一是这类事件暴露出山西对企业劳动用工和流动人口的依法监管不到位,尤其是农村地区存在明显漏洞和薄弱环节。”“二是这类事件暴露出山西一些地方的农村基层组织软弱涣散,未能认真履行职责,个别村干部甚至包庇纵容黑窑主,致使农民工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时,这些村级组织和干部却麻木不仁、熟视无睹,没有及时向上级政府和当地公安机关举报,耽误了打击犯罪分子和解救受害民工的时机。”“三是这类事件还暴露出山西一些党政企干部政治素质不高,政治敏锐性不强,没有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不善于以‘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方法观察和处理问题,对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健康和重大切身利益问题没有引起高度重视。众多的网民和媒体对农民工、童工和智障人员受到伤害表达出极大的关注和愤慨,这反映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正在广泛深入人心,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保护人权意识和人道主义思想不断增强,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

  在此,于幼军省长并没有把当地政府与黑砖窑主的相互勾结,作为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当然,山西黑奴隶工事件绝不应该由省长一个人承担责任,因为造成事件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应该从经济基础这个本原中寻找。

  

  三、经济制度缺陷是地方政府敢于和黑砖窑主勾结奴役黑奴隶工的根本原因

  

  那么,什么是山西黑奴隶工事件的经济基础本原呢?青岛大学的丁秀英教授在《“黑砖窑”现象的宏观经济学解释》一文(〈经济学消息报〉2007年7月20日)认为,许多新闻媒体以“政府部们失职渎职”、“暴利诱惑”、和“窑厂主贪婪残暴”来解释这种现象,但从超长期宏观经济学视觉看,是民营资本与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相勾结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侵占居民经济福利;再从短期宏观经济学视觉看,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与旨在稳定物价的货币政策搭配不当,使总需求膨胀,导致就业高于充分就业水平,不仅劳动力被加班加点地过度使用,而且残疾人和在校学生也被通过非法手段用来充当劳动力。

  在此的问题,一是大家都知道民营资本与政府市场相勾结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那么用什么样的有效方法把它打破呢?仅用丁秀英教授的农民自治组织,怕是不完全行。二是需求膨胀导致非法用工,而通货膨胀是经济周期性发生的规律,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政府的调控可以缓解、推迟经济周期中的某一时断,却不会完全消除经济周期,而且山西黑奴隶工已经存在了10几年,在前些年通货紧缩时还不是也存在吗?

  济南大学的黄兴年教授在《经济学消息报》2007年7月20日发表的《黑窑主与现成奴隶工场生存的制度环境分析》一文,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户籍红利制度导致外地劳工在打工地基本不可能正常享受任何形式的法律与政策赋予的权利,“只要能够给当地带来收益,至于外来者是否受到了非人待遇等非法活动基本上都不在当地政府的考虑与关心之列,现代奴隶化的黑工在山西农村大量存在就成为现行户籍制度逻辑所可以允许的经济现象”;二是财政分灶吃饭制度使得各个行政区成为了一个类似于工业园区的公司,“政府机构及其官员的工作重心就是增加当地的财政收入与GDP,而不是保护普通劳动者的利益与市场秩序的公正。” 黄兴年教授的分析,显然是深刻的。

  在此,我们首先分析户籍制度。户籍制度的这一弊病,许多人早在前些年便看到了,也提出了不少的改革意见,但是为什么就推不动呢?当然是附加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红利取消不了。那么为什么就取消不了呢?原因在于现有享受户籍红利的城市里的人们不愿意取消,而且那些城市里的人群是强势集团,而赞成取消的农民们是社会弱势人群,又没有自己的组织,更没有人为他们说话。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采用增量改革的方法,即不减少现有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增加弱势人群的户籍红利呢?也没行通,因为城市里的强势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财政拿出钱来,当然借口是财政没有那么多的钱,因为财政的钱还要补贴诸如中石化等国有垄断企业呢!

  我们再来分析财政分灶吃饭制度。我国自1980年代中期实施财政分灶吃饭制度以来,应该说是利大于弊。这里说的“利”,在于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这被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总结为中国经济起飞的重要经验,或者说是“中国模式”的核心。因此,我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不可能轻易放弃这一制度安排。至于这一制度的弊端,我同意黄教授的分析。那么,会不会找到一个在财政分灶吃饭制度内缩小、避免乃至于克服它的弊端呢?这就要充分发动经济学家的广泛讨论,集中大家的智慧了。因为找到了问题的症结,那么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不远了。

  

  四、缺少有效监督是地方政府与社会敢于奴役黑奴隶工的政治制度原因

  

  我完全同意笑蜀先生在《追问真相,哪怕天塌下来》(南方周末 2007年7月19 日 )一文中的质疑:“关于山西奴工事件,真相是不是已然充分揭示?答案不免暗淡。山西奴工拐卖产业链是怎样组织的?对奴工的经济盘剥和人身侵犯到底到了怎样的程度?童奴到底有多少?童奴的分布情况到底如何?对所有这些至关重要的情况,迄今仍无人着手排查,反而因为给黑窑窑主留出了足够时间,让他们可以先行遣散和转移绝大多数奴工,大规模人证突然人间蒸发,凭空增加了排查的困难。以致到今天,无论怎样群情激愤,却没有一个人能拿出第一手的田野调查材料,拿出实证数据,来说明地下奴隶经济的生成机制及其具体危害。”

  现在的问题是,山西省在于幼军生长的直接领导下,好象是要收兵、得胜还朝、不查了。

  这样,弄清真相的重任,就落在了笑蜀所说的公民身上,“真相一日不出,关注一日不休,追问一日不止。惟有如此,才算恪尽公民的职守,才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千秋万代。”

  我觉得,更为重要的,是建议中央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建立有效的对于地方政府监督的体制、机制与组织。现在,大家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即现行那种地方政府自己监督自己的体制、机制,基本上是无效率的。那么为什么就不改呢?太困难了。困难在那里?在于政府不愿意新成立一个监督自己的、独立的、有权威的、不受当地党政机构干预的组织。如果有了这样一个组织真正的在监督,类似于山西黑砖窑、黑奴隶工的问题,就不会存在的那么久、那么多、那么严重、查出的那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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