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科杰:二十大以后的中国特色政党外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244 次 更新时间:2024-06-24 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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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科杰  

内容提要:党的对外工作是党的一条重要战线,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体现。二十大以后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继续开拓前进,既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又有充分的现实依据,新征程政党外交将根据党的对外工作的科学定位,突出政治性、凝聚思想性、增强实效性,进一步加强与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团结合作;加强思想理念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努力塑造党和国家国际形象;紧密配合国家重大外交议程和外交行动,提升在国家总体外交中的地位。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的背景下,中国特色政党外交因时而为、守正创新,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着力厘清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面对美西方非理性的意识形态反华,必须保持战略清醒、坚持底线思维;适时调整优化政党外交方向布局,探索丰富“政党+”模式的新路径;始终坚持党际关系基本原则,积极探索“建设性介入”的有效方式;大兴调查研究,准确把握交往对象的国情、政情和党情,在服务伟大斗争中充分发挥政党外交作用。

关 键 词:中国共产党  二十大  政党外交  党的对外工作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正处于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这都要求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踔厉奋发、勇毅开拓。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责任无比重大,使命无上光荣”,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①作为长期关注中国外交特别是政党外交的研习者,作者拟在学习、研究二十大报告的基础上,就二十大以后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创新发展进行探究、抛砖引玉,以期深化该领域的相关研究。

一、新征程中国特色政党外交开拓前进的历史和现实基础

“人们总是根据对现实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预见未来,又根据对未来的预见和追求设计现实、指导现实、改造现实。”②回望过去,立足当下,结合新征程党和国家使命任务、国内外形势尤其是政党形势,以及政党外交的功能和作用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审视,是探究二十大以后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基本方法和思路。

(一)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历史脉络

新中国成立后,基于“一边倒”外交方针,发展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成为这一时期对外工作的重中之重。1951年,中共中央成立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下文简称中联部),专门负责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发展关系。1959年11月6日,邓小平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在谈到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大使的性质时指出,“对我们来说,这不是外交,这是党的工作。刘晓在莫斯科也不是搞外交,而是做党的工作。尤金在北京对我们来说也不是外交官,他是在从事党的工作。”③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由党中央直接领导的、由中联部办理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政党外交,在国家整体外交布局中显得格外重要。1966年2月,周恩来在驻外使节会议上指出,“外交工作有党的、国家的、人民的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有区别,又有结合,结合是主要的,应该目标统一,相互配合与协助”。④这番话指明了中国总体外交的构成,并明确了“党的”外交在其中的首要地位。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实行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针路线,并把中国对外政策目标确定为“在争取世界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⑤由此,党的对外工作方针政策调整为以国家利益作为发展对外党际关系、开展政党外交的根本出发点,超越意识形态、全方位发展同各类政党的党际关系。1994年12月,时任中联部部长李淑铮在新年致辞时率先提出“总体外交”“政党外交”概念,明确“政党外交是中国总体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⑥2002年,时任中联部部长戴秉国在《求是》杂志发文,提出“中国特色的政党外交”概念,明确要不断增强党的对外工作在国家总体外交中的作用。⑦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党的对外工作的性质和定位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指出“党的对外工作是党的一条重要战线,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体现”。⑧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党外交坚持在党言党、在党为党、在党兴党,努力开拓党的重要战线,捍卫国家利益,开创崭新局面,在国家总体外交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作为新时代党的对外工作的科学定位,“三个重要”是对新中国政党外交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为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

(二)总体外交、政党外交与新征程的使命任务

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由此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其中更是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⑨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绝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选择。与外部环境保持和平和谐,既是和平发展路径的题中之义,也是这一选择得以推进的基本前提。外交有着典型的“和平”特征,要求通过对话协商而非对抗威胁来处理国家间关系和国际事务。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对话取代对抗”,必然更多倚重外交手段,外交也由此被赋予更加重要的使命,在国际政治生活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⑩国外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不是通过军事、而是通过外交崛起的,并提出了中国崛起中的“外交化”议题。(11)

走和平发展道路,也必然要求外交以多维、立体的态势整体、协同推进,坚持和发展“总体外交”,“除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长及其他经正式授权的外交代表,以及国家、政府、外交部及常驻外交代表机关名义从事的外交外,还包括政府的国防、经济、文化、教育、科技、体育等部门和地方政府,以及议会、政党、民间等旨在促进国家间关系的对外交往”。(12)习近平指出:“对外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政党、政府、人大、政协、军队、地方、民间等要强化统筹协调,各有侧重,相互配合,形成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对外工作大协同局面,确保党中央对外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落到实处。”(13)显然,无论是从国家总体外交的发展脉络来看,还是就党的对外工作独特体制而言,在国家总体外交中,政党外交一直处于突出地位并发挥关键作用。

(三)国内外政党形势与中国特色政党外交

近年来,国内外环境特别是政党形势的变化为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一方面,中国实现了第一个百年目标,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党和国家的历史方位发生重大变化,为政党外交提供了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和负责任大国执政党,截至2020年底,与世界上164个国家的544个政党、16个国际和地区政党组织保持着经常性联系,其中包括160多个全国性的执政党,100多个全国层面的参政党,地方执政的有100多个,以及200多个具有重要影响的在野党。(14)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国际“朋友圈”在不断扩大,并且朝野并蓄、官民兼容。这些都是新征程政党外交开拓前进的重要资源。

另一方面,世界政党政治和政党治理的新特点为政党外交提供了广阔舞台。其中,传统左右翼主流政党的政治影响力号召力持续下滑,新兴政党大量崛起,政党更替频率加快,政党生命周期明显缩短。欧洲政党政治在矛盾冲突中纠缠纠结,具体表现为“传统物质主义政治与后物质主义事务的交叠并存、传统的阶级政治意识形态与跨阶级和代际分化并存、对一体化的诉求与寻求国家新的保护的政治取向的并存”。(15)受族群主义、民粹主义等因素影响,世界政党政治呈现民粹化、分散化、碎片化以及社会撕裂和政治衰败等现象。许多国家政党作为政治组织的职能在弱化,被利益集团和民粹主义控制绑架,陷入集团政治和恶性党争之中,沦为选举机器,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以及自身治理等方面不能有效作为,甚至成为国家发展的现实障碍。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世界之问,应对世界政党政治无力的乱象需要稳定强大的政党力量进行引领,为不确定的世界政治注入更多确定性。

(四)中国外交体制的特殊性与政党外交的独特优势

在中国外交外事系统中,除外交部外,还有中联部作为党的对外工作部门处理国家间关系和国际事务,在国际社会有“党的外交部”之称。该机构在成立之初,作为专门负责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交往的部门,与外交部有着明确分工,“中联部负责对外政策、战略,外交部则负责具体外交事务”。(16)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中联部的职能得到调整和丰富,主要包括同世界上愿意与中国共产党友好往来的政党和组织建立联系,研究国际问题、双多边关系及国际政治思潮、各国政党政策,支持世界工人运动和民族民主运动中的进步势力及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提高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国际地位,争取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探索直接服务于四个现代化建设工作,等等。(17)中联部的设立和加强,为中国政党外交稳步发展、开拓创新提供了体制和机制保证。

中国政党外交地位重要、优势独特、特色鲜明。政党外交的主体为中国共产党,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不仅确保政党外交优势明显,而且令政党外交能够在实践中贯通多种外交形式。理论上讲,政党是公权力和民众之间的桥梁,向上既联结政府(一般皆由政党组阁),又关联议会(议会是政党活动的高层舞台),向下则连接公众民间(政党一般代表特定民众利益),因此政党外交与政府外交、议会外交、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之间存在一致性、贯通性。政党还是思想政策的策源地、发动机,因而政党外交在多种外交形式中具有统领性。中联部基于体制机制运行的实际情况,明确提出打造政党外交、公共外交、民间外交的“三位一体”,并相继建立了由中联部指导的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中国经济联络中心、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等从事民间外交、公共外交的组织。

与政府外交相比,政党外交具有基础性、战略性、灵活性等特性,能够巩固、促进国家间关系。所谓基础性,即政党外交不直接处理双边关系中的具体事务,也不以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为目的,而是以交流沟通为目的,与不同国家政党政要发展人脉关系,建立广泛的“朋友圈”,通过交流思想理念、治国理政经验、对国际和地区问题的看法等增强互信,为国家间关系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钱其琛曾把复杂的外交概括为两件大事:第一,为人类和平,维护和平;第二,为祖国的发展交朋友,结交和我平等相待的伙伴。(18)所谓战略性,是指党际交往对国家间关系的战略引领,特别是对于长期一党执政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而言,执政党基于共同的价值信仰进行战略性沟通对于增进国家间关系具有决定性意义。所谓灵活性,是指政党交往并不严格受制于国家间关系,当国家之间没有外交关系或者政府外交渠道不畅时,政党之间也可以进行往来、传递信息、牵线搭桥,也不严格受制于外交对等等礼仪规制。中共代表团或中联部官员出访,经常能见到包括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议会领导人、政党领袖等受访国家级别更高的官员。此外,在诸如“涉台外交”等特殊领域政党外交也有较大的回旋空间。

新征程政党外交将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根据党的对外工作“三个重要”的科学定位,肩负拓展党的重要战线、服务国家总体外交的使命任务,具体将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进一步加强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团结合作;二是加强思想理念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塑造党和国家良好国际形象开拓创新;三是配合国家重大外交议程、外交行动。突出政治性、凝聚思想性、增强实效性,将是二十大以后政党外交奋力开拓的主要维度和方向。

二、加强与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团结合作

政党外交既具有外交的基本属性,同时由于政党的第一属性是政治性和意识形态导向性(意识形态是政党的灵魂),政党外交又有着不同于其他外交形式的鲜明特征。面对世界政治意识形态化,美西方国家“价值观外交”大行其道,中国政党外交突出政治性,坚持发挥党际渠道优势,以共同信仰引领和促进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合作,共同捍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并在交流合作中正确处理同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关系和国际政治关系。

(一)以共同理想信仰引领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合作

作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与朝鲜、越南、老挝、古巴的关系在国家外交全局中有着特殊意义。如前所述,中联部成立之初便明确了在与社会主义国家交往中要发挥党际渠道的主导作用。1957年11月19日,毛泽东在会见苏联外长葛罗米柯时进一步明确,在与社会主义国家交往时以中联部为主、外交部为辅:“兄弟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原则上不同于兄弟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因为前一种关系主要是在党与党之间发展的。兄弟国家的外交部在发展和巩固这些关系方面也发挥而且应当发挥一定的作用”,“中苏关系中的重要问题主要是通过两党中央解决的”。(19)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中联部的职能虽有所调整,但在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上,中联部与外交部的分工基本没有改变。特别是在苏东剧变之后,党际交往在催化、发展、巩固和凝聚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方面继续发挥主渠道作用。2009、2010年金正日多次访华,中方给予的接待规格和礼遇远超美俄等大国国家元首,如政治局常委全体出席会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金正日访华非国家事务,属两党事务,接待机关不是外交部,而是中联部。二十大闭幕后,越南老挝最高领导人阮富仲、通伦相继应邀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国事访问”,仍由中联部发布消息,并由中联部部长刘建超亲自到机场迎接,2022年10月31日、11月30日,习近平与阮富仲、通伦会谈现场首次出现中越、中老党旗,这些都说明党际渠道和中联部在其中的主导作用。

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指导党的对外工作,明确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与越、朝、老、古关系的本质特征。2015年2月,习近平同阮富仲通电话指出,“中越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相互支持、互相帮助,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20)此后“社会主义国家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的提法被延伸到中老关系。2019年习近平在访问朝鲜时指出,“坚持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中朝关系的本质属性;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是中朝关系的前进动力”。(21)2022年11-12月,在越、古、老领导人访华之际,中国与三国分别发表联合声明。其中中越、中老联合声明都强调要坚定不移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走符合本国国情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要加强团结合作、交流互鉴,共同抵御美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颜色革命”。中古联合声明强调,中共和古共“是各自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两党愿继续加强机制化交往,就开展符合各自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加强交流,互学互鉴,不断丰富交往内涵,为中古关系全面深入发展提供有力政治支撑”。(22)

面对美西方国家的挑战,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加强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团结合作,通过思想理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和党际之间的全方位合作,丰富党际关系内涵,夯实国家间关系基础。自2003年开始,中越两党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执政党建设、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三农问题、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文化建设、群众工作、地方合作、减贫扶贫等热点问题,每年轮流举办理论研讨会,加强两党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深化改革与全面革新、依法治国等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执政能力,并通过签署“中国共产党与越南共产党合作计划”“干部培训合作计划”“高级干部培训合作协议”等文件推进双方交流机制化,促进两党中央各部门和地方特别是接壤省(区)党组织间的交流合作。中老两国执政党也定期举办理论研讨会,围绕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推进全方位、机制化党际交往合作。在二十大后越、老领导人访华时,党际合作交流写入联合声明,充分体现了党际关系既引领国家间关系、又寓于国家间关系的显著特点,把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提升到新高度。

(二)加强与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交流合作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执掌国家政权往往具有双重使命,既要领导国家发展,捍卫国家利益,又要履行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共产党作为全世界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最高职责,同时积极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大力支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1983年邓小平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时强调:“如果中国要对国际共运、对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话,关键是生产力的发展。”(23)履行国际主义义务,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向低潮,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共产党领导人希望中国出头,扛起国际共运的大旗。在“资强社弱”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秉持“发展是硬道理”理念,实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不出头,不扛旗”的方针,同时与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左翼政党保持友好往来。

1998年5月,在希腊共产党倡议下,为庆祝《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来自50个国家的57个共产党工人党齐聚希腊雅典,召开世界共产主义政党大会,大会表示:“一个新的共产党的国际要想成功,首先必须取得中、越、古、老、朝五国共产党的同意,并获得它们的参与。”(24)自1999年开始,世界共产主义政党大会改名为共产党工人党国际会议,每年召开一次。该机制是冷战结束后世界共产党探索国际联合的重要成果。每次会议期间,许多党都强烈呼吁由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五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承办会议,以期扩大会议影响。然而在很长时间内,五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都没有承诺,直到2016年和2022年,越共、古共先后举办第18次、第24次会议,朝鲜原计划于2020年举办第22次会议,后因疫情原因未果。中共明确表示积极支持该机制,强调“只要包括共产党工人党在内的全世界进步力量团结起来,社会主义的理想就一定能实现”,(25)但在派出代表级别、大会发言等方面把握分寸、保持低调,坚持“不扛旗”、不承办会议。2017年11月十月革命100周年之际,由俄共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了第19届会议,中联部副部长郭业洲率团出席并做大会主旨发言,这是中共历次参会级别最高、人数最多的一次。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加强与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团结合作的有效途径。2018年5月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框架下,首次举办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各国共产党及左翼政党专题研讨会,共商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未来。2021年5月,中联部以线上方式举办“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研讨会”,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面对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应该加强对话交流。中国共产党愿同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一道,共同推动人类进步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6)2022年7月,中联部再次线上举办“中国共产党与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论坛”,围绕“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时代化”主题,来自70多个国家100多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左翼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代表300多人参会。这次论坛是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次“大聚会”,不仅加深了中共与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联系,而且也为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提供了交流治国理政经验的平台,用本土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凝聚思想共识。此外,2021年、2022年,中联部还先后举办面向欧美、非洲的地区性马克思主义政党交流会、研讨会,突出对话交流的针对性、差异性。可以说,在美西方推行“价值观外交”、构筑意识形态高墙、企图搞新冷战的复杂背景下,通过不定期举办全球性或地区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对话会、研讨会,是中国共产党加强与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交流合作的最佳方式。

三、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塑造党的国际形象

思想性是政党外交的鲜明特征,宣介交流思想观点和治国理政经验是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最重要内容。政党外交通过宣介交流中国思想、理念、经验,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理解、尊重、认同,提升党和国家的影响力、感召力,不断扩大朋友圈,塑造党和国家的良好国际形象,提升软实力。政党外交的思想性特征与塑造良好中国国际形象有着天然的逻辑耦合关系。

(一)塑造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

在国际关系和国际传播语境中,国际形象一般是指国家总体形象的国际呈现,或者说是国家的外部形象,“是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自然要素的综合认识与评价,是主权国家重要的无形资产,是国际关系中的一种软国力或软权力”。(27)在我国,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一切的“全方位”政党,既是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者、领导者,本身又是国家形象的核心构成。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凭借其“文化霸权”“话语霸权”对社会主义中国肆意攻击,抹黑诋毁党和国家形象,误导国际社会。因此,塑造党和国家良好国际形象,必须争取国际话语权,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升国家软实力。习近平指出:“必须使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走向世界。要加强提炼和解释,拓展对外传播平台和载体,把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贯穿于国际交流和传播的方方面面。”(28)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29)政党外交对于塑造党和国家国际形象负有特殊使命。

2011年1月,习近平在纪念中联部建部六十年大会上就党的对外工作指出,“紧密结合提升党的国际形象的要求推进党的对外工作,广泛介绍我们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展示我们党的执政成就,增进国际社会对我们党的了解、尊重和认同”,不仅正式提出“党的国际形象”概念,更明确了政党外交提升党的国际形象的使命任务。(30)进入新时代,政党外交坚持以习近平关于党的对外工作重要论述为指引,通过协调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各级组织、各个部门广泛参与党的对外工作,直接与外国政党政要交流对话,阐释党的思想主张,形成塑造党的国际形象的合力,全面展示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民主、进步、开放、创新、友善的形象。

第一,习近平作为大国大党领袖,通过频繁的元首外交,提出和阐释中国思想、中国理念,提升党和国家的国际话语权,以个人魅力彰显党和国家的国际形象。十八大以来的十年间,习近平出访42次,足迹遍及五大洲69个国家,在国内接待了10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向国际社会先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重大主张,为党和国家赢得更广泛的国际话语权。2017年,习近平在日内瓦发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旨演讲,800多位嘉宾在47分钟内鼓掌30多次,彰显了元首外交塑造国家国际形象所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31)习近平在国际上广交朋友,亲自讲述中国故事,他以梁家河发展变迁的小切口描绘中共百年奋斗的大图景,以“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生动比喻中国选择了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使国际社会更了解中国,向世界各国展现了平易近人、以诚相待、重情尚义的领袖魅力与风采。(32)

第二,以宣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线,举办各种特色活动,讲好党的故事、传播中国思想,展现良好国际形象。一是结合重大会议或重要活动举办专题介绍,跟进宣介党的最新理念、最新成果。围绕党的代表大会、历次中央全会,我方应邀派出数十批对外宣讲团,在近百个国家和地区举办了500余场形式多样的宣介活动,同逾万名外国政党政要及知名人士进行面对面交流。二是同有关省(区、市)党委共同举办专题宣介会及基层党组织外方观摩活动。2017年,中联部为回应国际社会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高度关切,创办“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地方的实践”专题宣介会,截至二十大前已举办14场,生动介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地方的新实践和新成效。我方还先后邀请600多位外方人员观摩地方市县级党委常委会会议和基层党组织活动,并向全球网络直播县委常委会会议以及村民代表大会。参加活动的外方人员表示,这是真正解决问题的会议,是接地气的民主。(33)三是通过线下或线上方式,邀请外国政党政要参访习近平曾经工作或亲自关心指导过的地方,如湖南湘西十八洞村等,向外国政党政要直观、生动地呈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萌生发展实践的过程。四是通过各种政党高层论坛、国际研讨会、新闻发布会、背景吹风会、党的机关开放日以及拍摄对外宣传片等,全面介绍党的执政理念、政策主张、伟大业绩,及时通报传递党务信息。

第三,搭建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等平台,提升国际形象和影响力。2017、2021、2023年,为宣介十九大、二十大精神,庆祝建党一百周年,先后举办三届“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领导人峰会”,打造面向世界各国各类政党的机制性高端对话平台,促进世界各政党与中共深入对话及相互交流,彰显我大国大党的责任担当。其中2021年峰会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吸引160多个国家的500多位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参会,逾万名政党代表出席会议,可谓史无前例,绝无仅有,助力中共和中国国际影响力提升。在2023年对话会上,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之后,习近平又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倡导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二)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突出经验、重在治理,兼具思想性和实践性,涉及国家治理、政党治理乃至全球治理多个维度,是近十多年来政党外交发展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政党关系,以党际关系促进国家间关系的重要杠杆和路径方式,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鲜明亮点。

第一,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发展中国家具有独特吸引力,是促进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新的着力点。20世纪90年代末之前,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主要出现在与越南共产党等少数政党交往中。(34)苏东剧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遭遇新一波“民主化”多党制浪潮冲击,在经济上实行以私有化为主的结构性改革,遵循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然而其中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许多国家领导人反思本国道路选择,集体“向东看”,希望从中共治国理政经验中得到启示。世纪之交,党中央基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促进社会主义制度完善与发展的战略考虑,要求党的对外工作在与各类政党交往中“深入探究和介绍外国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从中汲取对我有益的文明成果”。(35)2022年11月2日,巴基斯坦穆盟主席、总理夏巴兹访华期间,主动要求访问中联部、会见刘建超部长。夏巴兹表示,“巴基斯坦各政党迫切期待加强与中国共产党的深入交流,学习中国的成功经验。希望中联部能通过组织巴中政党研讨会等方式,推进这方面工作。”(36)在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互促共进的时代,中共着眼于国家治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协同推进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同时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以自我革命引领和推动社会革命,把国家治理、政党治理和全球治理有机融合,形成人民至上、独立自主、发展主义、从严治党、胸怀天下的多层次、多维度治国理政经验体系。其中,人民至上是治国理政的根本立场和力量源泉,独立自主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精神状态,发展主义即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严治党是党和国家凝聚团结的根本保证,胸怀天下是有为善为的大国大党的必然要求。这些虽然是基于中国特定制度体制而形成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但又体现和反映了国家治理发展的一般规律,对许多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第二,以提高执政能力、促进经济发展为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务实交流。发展中国家与中国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的根本目的在于学习发展经验、谋求本国发展,发展中国家政党在同我方开展政党外交时主要集中在以提高执政能力为核心的制度建设和以扶贫减贫为重点的经济社会发展两大主题交流上,既关注中共治国理政的顶层政治设计,也关心基层日常治理实践。为此,政党外交发挥自身优势,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建设、精准扶贫、共同富裕、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治党治国的新理念新实践等外方感兴趣的问题,安排外国政党政要与对口机构、智库学者交流座谈,和有关省(市、自治区)合作举办系列专题宣介会,有针对性地安排实地考察,到中国不同地区体验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共产党领导人访华后高度赞扬中国取得的成就,并建议政府在国企改革、扶贫、提供社会保障、党校培训等方面向中国学习。(37)南部非洲六姊妹党、(38)柬埔寨人民党等国家执政党更是注重学习借鉴中共治国理政经验。2022年2月,六姊妹党在中共的帮助下,联合建成了尼雷尔领导力学院,并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课题举办干部研修班。柬人民党学习中共反腐败经验,把“照镜子、洗洗澡、除除尘、治治病”作为人民党党建工作总要求写入工作报告,参照中共强调的“老虎苍蝇一起打”,人民党则提出“大鱼小鱼一起抓”。(39)此外,中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还赢得各国执政党广泛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被认为为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划下了“新起点”。(40)

第三,坚持互学互鉴,相互尊重,共同提高各自治国理政能力,推动全球治理效能提升。各文明是平等的,不同文明应包容共存、交流互鉴,“每个国家的政党特别是执政党,都应该根据各自的国情和党情进行独立自主的治国理政探索,每一种负责任的探索都应该得到尊重。”(41)对此,中联部提出,“中国共产党在与世界各国政党和组织的交往过程中,十分重视学习和借鉴别国别党治国理政的经验,通过组织各种类型的出来访和考察活动,举办国际、国内研讨会,与国外理论机构和智库间的交流,以及重点采访一些党的领导人,就外国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政党理论、思潮及流派,社会管理模式和廉政建设情况,安全战略与安全环境,热点问题和突发事件,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和理论思考,为党和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大局提供智力支持,发挥独特优势。”(42)2022年9月29日,郭业洲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重视相互借鉴,在交流和对话中,从外国政党那里也学到了许多有意义的思考和探索。”(43)

四、配合和服务国家重大外交行动,捍卫国家利益

政党外交既有注重思想性“务虚”的一面,又兼具“务实”的一面,具体表现为紧密配合党的对外工作政策和方针并及时进行调整。20世纪70年代末党的对外工作方针调整后,中联部的职责也随之调整,其中一个职责便是“探索直接服务于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工作,通过党的关系和群众团体的渠道,促进经济和技术合作”。(44)进入新时代,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政党外交紧扣国家外交使命任务,在重大外交行动中为捍卫国家利益积极作为。

(一)密切配合在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问题上的重大外交斗争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政党外交可发挥党际渠道的主导作用,化解风险、平复矛盾,动员友好政党相互声援支持。

2014年8月,“981”海上钻井平台事件发生后,越南国内亲美势力掀起反华浪潮,中越关系遭遇很大挑战。习近平对应邀来访的阮富仲特使黎鸿英指出,中越互为近邻,又同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越两党高层应该把握大局,保持并加强交往,及时就重大问题深入沟通,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引领中越关系,特别是在关键时候要做出正确的政治决断。经协商,双方达成原则共识,双方同意恪守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认真落实《关于指导解决中越海上问题基本原则协议》,不采取使争议复杂化、扩大化的行动,维护中越关系大局以及南海和平稳定。(45)2016年菲律宾在美国等国际反华势力怂恿下挑起“南海仲裁案”,我党通过政党外交途径积极联络各国政党、政治组织,深入做国际社会工作,使120多个国家240多个政党、政治组织公开支持我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认同该仲裁案的所谓裁决严重违反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在国际上形成声势。(46)针对越南引入域外势力将南海问题复杂化的企图,我方坚持以两国领导人战略共识为引领,以党际关系引领国家间关系。2021年2月8日,习近平同阮富仲通话指出,中越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党、两国、两国人民根本利益,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展,有利于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发展繁荣。习近平特别强调双方要加强国际和地区事务协调合作,妥善管控好海上分歧,反对外部势力挑拨滋事,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发展。(47)2022年11月1日阮富仲在与习近平会谈时明确表示,“不容许任何国家在越南建立军事基地,不参加任何军事联盟,不使用武力对付任何国家,不联合一国反对另一国。”(48)

在台湾问题上,2022年8月2日,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反对窜访台湾地区。自8月3日起,150多个国家的500多个政党、智库和社会组织以不同方式表达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49)坚决反对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认为此举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破坏台海和平稳定。8月12日,埃及最大报纸、在阿拉伯世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金字塔报》发表文章,全面报道刘建超部长会见埃及驻华大使巴德里有关情况,并重点结合《开罗宣言》介绍台湾问题的历史经纬和中方政策立场,转述中方刚刚发表的《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的立场主张。

(二)反击美西方的政治操弄及“价值观外交”

美西方国家出于打压中国的目的,在新冠疫情问题上进行政治操弄,捏造“新疆人权问题”,恶意歪曲抹黑,借涉疆问题挑起“抵制冬奥”“缺席”风波,大搞意识形态“价值观外交”。对此,政党外交联络动员世界政党政要正义发声,坚决斗争。

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美国先是幸灾乐祸,继而对自己抗疫不力甩锅中国,坚持将疫情政治化,攻击抹黑中国。对此,中国共产党同110多个国家240多个政党和政党国际组织共同呼吁,反对将公共卫生问题政治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300多个政党、社会组织和智库向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提交联合声明,呼吁客观公正科学地开展全球新冠病毒溯源研究,反对将溯源问题政治化。(50)中联部还以视频连线方式,先后举办或共同举办面向阿拉伯国家政党、拉美地区政党(圣保罗论坛)的新冠病毒溯源吹风会、说明会。多国政党表示坚决支持中方关于新冠病毒溯源的科学主张,呼吁美国摒弃错误言行,反对将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污名化、标签化。

针对所谓“新疆人权问题”,2021年2月22日,中联部联合新疆区党委举办新疆专题宣介会。来自80多个国家190多个政党或组织的310多位政党政要和知名人士通过视频方式参会。参会政党政要表示,通过此次宣介会进一步了解到新疆各方面的发展成就,反对将人权政治化或搞人权“双重标准”,认为所谓中国新疆存在“种族灭绝”、“强迫劳动”纯属谎言和虚假信息。(51)11月26日,中联部再次与新疆区政府举办“新疆是个好地方”视频交流会,外方与会者看到了在中共领导下,新疆维护民族团结、推动高质量发展所取得的成就。12月30日,针对美国国会通过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以及美西方企图利用新疆问题挑拨中国与中东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图谋,中联部以视频方式专门举行面向中东国家的涉疆问题专题吹风会,与会外方领导人一致强烈谴责美方签署法案的行径,坚决反对美打着“人权”旗号炮制所谓新疆问题的伎俩,坚定支持中共带领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外来干涉、战胜美国“以疆制华”的图谋。

在民主问题上,2021年12月9日至10日,美国通过视频形式,以反对所谓“威权”主义、腐败和保护人权为主题,举办“世界领导人民主峰会”,针对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12月13日,世界上140个国家和地区355个政党、社会组织和智库以各种方式联系中联部,发布《关于自主探索民主道路、携手推动共同发展的联合声明》,强调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追求,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民主制度和发展模式,反对以民主之名干涉他国内政,呼吁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指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52)中联部随后还与欧美马克思主义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举行视频交流会、对话会,与会政要都坚定支持中共关于民主问题的主张,赞同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推进民主建设应着眼于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针对美西方企图干扰破坏北京冬奥会,中联部与外国政党、社会团体等共同举办“走近北京2022年冬奥会”等系列活动,迎接冬奥盛会,对美西方的图谋予以警示谴责。巴基斯坦穆盟(谢)高级领导人穆沙希德认为,体育是文明交流的重要方式,将体育与地缘政治挂钩是少数西方国家冷战思维和双重标准的体现。(53)社会党国际主席帕潘德里欧坚信北京将举办一届非常成功的冬奥会,呼吁所有人遵守北京冬奥会奥林匹克休战决议,通过体育加强对话、和解、理解、团结与和平。(54)

(三)服务国家重大外交议程

结合国家重大外交议程和国际战略,找准切入点,创新工作方式,是近年来政党外交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增强实效性的新作为新亮点。2022年6月22-24日,中国作为金砖国家峰会主席国,提出以“构建高质量伙伴关系,共创全球发展新时代”为大会主题。中联部在峰会前一个月举办了“金砖国家政党、智库和民间社会组织论坛”,充分动员发挥金砖国家政党、智库、民间社会组织作用,聚焦推动人文合作交流这一高质量伙伴关系的重要方面,为开好金砖国家峰会进行铺垫。会后推出外语电子网刊《中国快讯》“2022年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专题特刊,生动介绍习近平出席2022年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系列活动等情况。7月14日,在中国与美国、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地区地缘博弈加剧的背景下,中联部举办“第二届中国—太平洋岛国政党对话会”,配合五六月间王毅访问南太地区建交岛国,进一步加强中国同诸岛国关系。作为对话会的一部分,中国—太平洋岛国工商界对话会同时举行,聚焦双方务实合作,签署贸易投资文件,与中国同南太岛国合作的新平台有效对接,为中国同岛国合作注入新的动力。(55)12月9日,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在沙特举行并发表宣言,宣布中阿双方一致同意全力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峰会前一个月,中联部举办第三届中国—阿拉伯国家政党对话会,大会以“携手打造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政党的责任”为主题,直接对接中阿峰会精神,凝聚构建新时代中阿命运共同体发挥政党引领责任的重要共识。

2023年1月6、10日,中联部先后面向外国驻华高级外交官、在华外国工商界举办中国疫情防控政策专题吹风会,向有关部门负责人和专家介绍中国疫情防控政策和相应配套措施调整情况,并同外方展开交流。此前,就具体政策面向外国驻华使节、在华工商界人士举行吹风会,多由外交部、商务部承接,这一转变表明政党外交今后将在党中央的统筹之下参与处理更多具体外交事务,产生更大实际效果。

五、对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进一步思考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56)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的背景下,中国特色政党外交因时而为、守正创新,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着力厘清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对美西方非理性的意识形态反华必须坚持底线思维

意识形态作为以信仰为基础的认知体系,是服务于特定阶级的系统化思想理论。作为统治阶级的信仰价值体系,意识形态是国家政权、社会制度的思想理论基础。意识形态安全是涉及国家政权、社会制度存续的根本性问题。在政党政治时代,阶级以特定政党为代表,政党即为意识形态载体,当政党取得政权上升为执政党,其所代表的阶级意识形态也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政党的灵魂,自然也是特定阶级统治下的国家的灵魂。作为服务于特定阶级的思想理论和价值体系,意识形态往往具有主观性、现实性、排他性和攻击性。这也正是国际关系中阵营文化、联盟格局形成的重要基础。

近年来,美西方着力从意识形态领域攻击遏制中国。特别是疫情以来,在抗疫、人权、涉疆等问题上,美国通过操纵舆论、扭曲事实、编造谎言等手段,抹黑中国的国际形象。俄乌冲突爆发后,美西方在大举制裁俄罗斯的同时,无视中国劝和促谈的立场,试图构陷中国“默认俄罗斯侵略”,同步强化对中国的围攻。2023年1月10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成立“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决议案,议长麦卡锡认为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增长威胁西方自由民主,强调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反华立场上团结一致。(57)1月25日,欧洲航天局将科学探索政治化,以“预算有限”为由宣布不再计划向中国天宫空间站派遣宇航员。同日,斐济新任总理兰布卡宣布终止斐济与中国的警务合作,宣称将与斐济有相似制度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继续开展合作。(58)显然,西方对华政策开始更加重视意识形态因素,一些小国也借此选边站队。这些都对新征程政党外交构成新的挑战。

美西方国家之所以对中国进行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全方位攻击,根本就在于他们固守零和思维,认为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的伟大成就对西方发展道路构成威胁。在他们看来,在对华关系上鼓动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不惜“脱钩”“断链”,都是捍卫其“立国之本”,是涉及“存亡之道”的根本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底线思维,保持战略清醒,充分认识到意识形态将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影响外交和国际政治博弈,同时应充分利用政党外交途径持续推动对话沟通,向世界说明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追求。美国有美国式民主,中国有中国式民主,关键在于是否符合各自的国情和福祉。中美和平共处,这是两国最基本的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期待。

(二)优化政党外交方向布局,丰富“政党+”模式内涵

面对美西方意识形态攻击和对华遏制包围战略的长期化趋势,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服务国家总体外交,一方面,应适时调整优化方向布局。一是强化同周边国家的政党关系。近年来,美国对中国周边国家极力拉拢挑拨,企图打造对中国的“C”形甚至“O”形包围圈。对此,要通过政党渠道着力加强同东南亚、南亚、中亚以及蒙古等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加强同越南、老挝、柬埔寨、印尼、尼泊尔等传统友好国家、重要节点国家、敏感国家的关系。二是进一步加强同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政党的交往。“同发展中国家政党的交往是我们党对外工作的一个重要支柱。发展中国家政党占我们党经常性联系的外国政党总数的75%以上。”(59)发展中国家政党和左翼政党始终是中国政党外交的重点,是中共思想理念宣介、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对象,是中国在国际上的朋友伙伴和坚定支持者,是在涉台、涉海、涉疆以及“民主”“人权”等问题上同美西方博弈的战略支援力量。进一步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的党际关系,具有更加重要的战略意义。三是坚持“超越意识形态”准则,继续做好西方发达国家政党工作,在整体困难的情况下寻求突破。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共全方位、多层次发展同各类政党的关系,同西方国家社会党等主流政党的关系在新世纪也达到很高水平,建立了中欧政党高层论坛等交流机制,同欧洲议会党团保持经常性往来。然而随着美国对华挑起贸易战、科技战、舆论战,特别是新冠疫情以来,与欧美日澳政党交往主要是在共产党等左翼政党方面,与社会党、保守党、自由党等主流政党的交往明显减少。我们必须看到,西方国家及其政党不是铁板一块。一些政党基于现实国家利益考虑,也希望通过党际渠道改善国家间关系。德国社民党自2021年12月组阁后,力主对包括党际关系在内的对华关系降温,但又不得不承认党际关系的重要性。2022年1月28日,德国社民党联合主席克林贝尔明确表示,“德国社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德中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60)2022年12月21日,澳大利亚外长、澳参议院工党领袖黄英贤在访华期间,“强烈”要求会见中联部刘建超部长,以期促进党际关系。尽管今后同西方主流政党关系不容乐观,但也需要锚定服务大局的目标,在改善同西方国家关系中发挥党际渠道作用。

另一方面,要继续深化对政党交往“政党+”模式的探索,不断丰富交往内涵和方式,努力提升服务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效能。当前及今后,在拓展“+企业”“+地方”“+媒体”等途径方式的同时,要充分发挥各国驻华使节作为各国与中国的桥梁作用,各国驻华使节不仅意味着国家间关系,也可以成为党际关系的纽带。互访交流因疫情受限后,中联部在举办诸如政党对话会、研讨会、共商会、视频通话以及民间外交、公共外交等双边、多边活动中,经常邀请相关国家驻华使节出席参与,把各国驻华使节直接作为交往联络的对象。仅2022年6月以来,刘建超等中联部官员就先后单独会见了30多个国家40多人次驻华大使,集体会见太平洋岛国驻华使节、与非洲国家驻华使节集体交流对话、同阿拉伯国家驻华使节集体座谈交流,其中包括欧盟驻华代表团团长以及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等国大使。此举拓展了政党渠道联系各国的新路径,尤其是在西方国家政党对华关系降温趋冷的背景下,进一步加强同欧洲国家党际关系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三)坚持党际关系基本原则,探索建设性“介入”的有效方式

中国特色政党外交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以及“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特别是其中的主权原则和不干涉原则,赢得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政党的普遍赞誉。(61)1992年4月,中共友好代表团访问马来西亚,第一次与马执政党马来民族统一机构进行党际交往,该党对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十分赞赏,尤其对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感兴趣,“因为马来西亚是小国,不可能干涉别国内政”。(62)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诸党同中共签订了数十个双边合作议定书,均写入这四项原则,其中他们最称道的是不干涉内部事务。中共作为大国大党,坚持不干涉原则,不仅是捍卫国家主权、反对别国干涉我国内政的有力武器,更是消除一些发展中国家疑虑戒心、破解“中国威胁论”的重要法宝。

当然,随着时代变迁,这些原则也需要丰富发展。一些国家在外部势力的干涉影响下,政局动荡,对华挑衅,给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等造成阻碍,损害中国海外利益和双边关系。因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方面必须坚持不干涉原则的核心内涵,坚持“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的承诺,(63)另一方面,有必要根据实际情况,着眼于通过外交、法律途径,通过双边、多边谈判达成有关共识,积极探索“建设性介入”,为在特定情况下我方发挥建设性作用提供正当途径和法律保障。

(四)在服务伟大斗争中充分发挥政党外交作用

在西方政治体制下,要想在国家政治舞台上发挥更大影响,需要以政治正确制造事端、打造热点,博取选民支持。于是,负责立法、体现民意的议会在对华打压围堵中扮演了急先锋角色。近年来,美西方反华政党和议员炮制人权、涉台、涉疆等议题,提出反华议案,甚至频繁窜访台湾,这些既是议会与政府争锋博弈的策略,也是这些国家行政和立法部门在对华关系方面上演的“双簧戏”。应对这种伎俩,更需要政党外交发挥积极主动作用。在西方议会中,议员一般都是政党党员,政党是议会的主要构成单元。政党外交可以发挥党际渠道优势,利用长期积累的广泛人脉,加强同议会中对华理性友好政党、议员的交流合作,争取壮大友华力量。对反华政党及其议员,也要创造条件进行接触交流,不回避、不放弃,视其对华立场和态度区别对待。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当局急于扩大台湾“国际空间”,试图通过党际交往提升其国际“能见度”,国民党、民进党先后分别加入国际民主联盟、国际自由联盟这两个最大的西方政党国际组织,并担任副主席要职,借机大搞“台独”活动。虽然这两个组织囿于意识形态偏见拒绝与我方交往,但其成员中不乏对华友善理性的政党。因而,要积极探索同这两个组织接触联系的方式渠道,为扫除涉台外交斗争的“盲区”做出积极贡献,如进一步加强与中南美洲国家关系,(64)通过政党外交,努力以党际关系促进国际关系。

(五)新时代政党外交需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调查研究既是我党的一个传家宝,也是中联部自建部以来就一直坚持的工作传统。习近平指出:“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65)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更需要用好大兴调查研究的法宝。中联部作为党中央在国际问题上的参谋和助手,(66)具有“调研兴部”的优良传统,建部之后排在第一位的经常性工作就是“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共产主义政党的情况,向中央作出报告和提出建议”。(67)首任部长王稼祥经常强调,从事党的对外联络工作,如果对对象国、对象党的情况不作调查研究,缺乏了解,那是万万做不好工作的。(68)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变态势和外交工作的复杂局面,党的对外工作尤其要发扬优良传统,加强调查研究,准确把握世界政治趋势、政党政治变化和政治思潮演变,特别是就导致当前世界格局的原因进行深入研究,把握西方主要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周边国家、敏感国家的国情、政情、党情,以及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实情况,切实了解交往对象的真实需求和想法,避免盲目性,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随着疫情之后线下交流的恢复,在“走出去”和“请进来”的过程中,要坚持把调查研究与对外联络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带着问题开展联络,在联络中加强调研,使联络工作更富有实质性内容,及时准确把握最新动态。进一步强化通过驻外使馆调研驻在国党情、政情,形成不同外事部门的调研合力。

注释:

①《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18页。

②黄枬森:《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当代构建》上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38页。

③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9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第48页。

④《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1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7页。

⑥《中联部举行新年招待会》,《人民日报》,1994年12月20日,第4版。

⑦戴秉国:《开创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政党外交新局面》,《求是》,2002年第19期。

⑧宋涛:《赓续对外工作百年辉煌,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求是》,2021年第9期。

⑨《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18-19页。

⑩钱其琛主编:《世界外交大辞典》(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2045页。

(11)参见张清敏:《二十大以后的中国外交:理解与思考》,《外交评论》,2022年第6期,第15页。

(12)钱其琛主编:《世界外交大辞典》(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2551页。

(13)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540-541页。

(14)《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活动新闻中心新闻发布会(文字实录)》,新华网,2021年6月28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qzjd100yzb2/。

(15)《强化政党政治研究整体性,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世界政党政治新发展”学术研讨会主要理论观点)》,《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11月23日,第8版。

(16)之所以没有像苏共那样称“国际部”,是因为“中央考虑到,苏共国际部经常干涉他国党的事务,决定我国这一机构名称要跟苏共有所区别,不称国际部,而叫做对外联络部”。参见吴兴唐;《政党外交工作的回忆与思考》,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年,第75-76页。

(17)参见王福春主编:《外事管理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71页。

(18)《继承前辈革命精神,重读〈外交十记〉,追思钱其琛》,《中华读书报》,2017年5月24日,第1版。

(19)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7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第350-351页。

(20)沈蓓莉主编:《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概况2016》,当代世界出版社,2017年,第119页。

(21)《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概况》编委会编:《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概况2020》,当代世界出版社,2021年,第16页。

(22)《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古巴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中古关系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22年11月26日,第2版。

(23)《邓小平年谱1975-197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944页。

(24)"World Communist Conference in Athens 22-24 May 1998",http://www.newworker.org/athens.htm.

(25)《中联部代表在第15次“共产党工人党国际会议”上的发言》,2013年11月10日,http://www.solidnet.org/article/f34beac5-e2ca-11e8-a7f8-42723ed76c54/。

(26)《习近平向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研讨会致贺信》,中联部网站,2021年5月27日,https://www.idcpc.org.cn/ttxw_2992/202105/t20210527_145976.html。

(27)管文虎:《国家的国际形象浅析》,《当代世界》,2006年第6期,第36页。

(28)《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00页。

(29)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载《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38页。

(30)《党的对外工作要继往开来再创辉煌》,《人民日报》,2011年1月18日,第1、4版。

(31)《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新时代外交工作新闻发布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2022年9月29日,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47673/49184/index.htm#1。

(32)田德新:《习近平总书记个人魅力与国际形象研究——以〈大国外交〉中的非语言交际为例》,《文化与传播》,2019年第4期,第5页。

(33)《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新时代外交工作新闻发布会》。

(34)1995年12月2日《中越联合公报》表示:“双方在会谈和会见中相互通报了各自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交流了改革开放和治国理政的经验”。之后在中越党际交往中一般都会有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的内容。

(35)戴秉国:《为了和平、发展与进步——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八十年回顾与思考》,《人民日报》,2001年6月25日,第3版。

(36)《刘建超应约会见巴基斯坦穆盟(谢)主席、政府总理夏巴兹》,中联部网站,2022年11月2日,https://www.idcpc.org.cn/bzhd/wshd/202211/t20221102_150430.html。

(37)李力清:《中国与黑非洲政党交往的历史与现状》,《西亚非洲》,2006年第3期,第19页。

(38)指坦桑尼亚革命党、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纳米比亚人组党、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六党均系左翼长期执政党。

(39)《“为发展中国家政党建设提供了借鉴”》,《人民日报》,2022年6月15日,第3版。

(40)《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新时代外交工作新闻发布会》。

(41)同上。

(42)《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概况》编委会编:《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概括2006》,当代世界出版社,2007年,第9页。

(43)《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新时代外交工作新闻发布会》。

(44)王福春主编:《外事管理学概论》,第171页。

(45)窦恩勇主编:《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概况2015》,当代世界出版社,2016年,第100、102页。

(46)沈蓓莉主编:《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概况2017》,当代世界出版社,2018年,第1页。

(47)《习近平同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阮富仲通电话》,《人民日报》,2021年2月9日,第1版。

(48)《习近平同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举行会谈》,《人民日报》,2022年11月1日,第1版。

(49)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十年来党的对外工作主要成就》,2022年9月29日,第4页,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47673/49184/index.htm#1。

(50)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十年来党的对外工作主要成就》,第4页。

(51)《“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疆专题宣介会在乌鲁木齐举行》,中联部网站,2021年2月22日,https://www.idcpc.org.cn/ttxw_2992/202102/t20210222_141467.html。

(52)《多国政党和社会组织发布〈关于自主探索民主道路、携手推动共同发展的联合声明〉》,央视网,2021年12月13日,http://news.cctv.com/2021/12/13/ARTIpQPpbQ1xceWeJQvnS4S9211213.shtml。

(53)中联部新闻办:《一次举世瞩目的盛会,一场中西文化的深度交流》,中联部新闻办微信公众号,2022年1月27日。

(54)《多国政党政要来贺新春、祝福冬奥!》,《人民日报》,2022年1月31日,第3版。

(55)中国与南太平洋岛国六大合作新平台:应急物资储备库、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中心、减贫与发展合作中心、农业合作示范中心、防灾减灾合作中心、菌草技术示范中心。

(5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载《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3页。

(57)Kevin McCarthy,"McCarthy Floor Remarks on Establishing the China Select Committee",January 10,2023,https://www.speaker.gov/29821-2/.

(58)《斐济终止斐中警方合作谅解备忘录》,联合早报网,2023年1月27日,https://www.zaobao.com/realtime/china/story20230127-1357114。

(59)《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新时代外交工作新闻发布会》。

(60)《宋涛同德国社民党联合主席克林贝尔举行视频通话》,中联部网站,2022年1月28日,https://www.idcpc.gov.cn/bzhd/wshd/202201/t20220128_148298.html。

(61)蒋光化:《访问外国政党纪实》,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670页。

(62)同上书,第631页。

(6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第50页。

(64)2023年4月16日,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表示,中国和俄罗斯应以观察员国身份被纳入中美洲一体化体系,将“台湾”驱逐出去。参见《尼加拉瓜总统:中美洲一体化体系应“驱逐台湾”》,参考消息网,2023年4月17日,https://www.cankaoxiaoxi.com。

(65)习近平:《谈谈调查研究——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网站,2011年11月21日,https://www.ccps.gov.cn/xxsxk/zyls/201812/t20181216_125680.shtml。

(66)吴兴唐:《政党外交工作的回忆与思考》,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年,第78页。

(67)徐则浩:《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第511页。

(68)同上书,第5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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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2023年03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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