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洛:如何判断中国洪灾的严重程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69 次 更新时间:2007-07-22 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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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洛  

2005年5月底,中央气象局的高级工程师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的电视采访中说,未来中国南方地区的大降雨不会形成大的洪水灾害。话音未落,便传来湖南省邵阳、娄底、新邵、涟源、益阳市、邵阳市发生洪水灾害的消息,死亡人数超过百余人。接着又传来重庆、贵州等地发生爆发洪水。当人们正把注意力集中在长江流域时,从黑龙江省传来一百多个小学生死于洪水的噩耗。6月20日之后,人们不得不又把眼睛转向珠江流域。当香港新当选的行政长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进行就职宣誓时,香港的部分城区已经积水数十厘米。柳州告急、梧州告急,肇庆告急,佛山告急,广州告急、珠江三角洲告急……这儿是两百年一遇的暴雨,那儿是历史最高的洪水位……

一位记者问∶如何判断中国洪水灾情的严重程度?如果笔者没有理解错误的话,问题应该是∶中国是如何判断洪水灾情严重程度的?

根据经验,中国判断洪水灾情严重程度有以下几个指标∶——中国主要领导人的介入程度;——中国媒介的报导频繁度;——对特大城市的威胁;——对交通线路和其他重要基础设施的威胁;——而实际的受灾程度,特别是灾害造成的死伤人数并不是最重要的指标。

一、中国主要领导人的介入程度

1998年长江洪水灾害被媒介称为是“世纪大洪水”,这是因为江泽民调动了30万解放军,并亲自到长江“前线”指挥抗洪战役。尽管同是1998的长江洪水,当江泽民还在以色列的死海游泳时,长江下游的江西、湖南等地受灾程度已经相当严重时,但没有一个媒体把这场洪水称为“世纪大洪水”。

1998年长江洪水与1954年的洪水不能比,洪水总量少,洪峰流量也小。唯一超过1954年洪水记录的,就是洪水位,特别是沙市的最高洪水位。1998年沙市最高洪水位之所以超过1954年,是因为没有动用荆江蓄洪区,是人为壅高了洪水位的结果。

1999年长江也经历了一场仅次于1998年的洪水,但是国人很少知道,媒介也很少报导,这是因为江泽民根本就没有介入其中,即没有亲自到场指挥,也没有作出任何指示。

2005年6月下旬,胡锦涛和温家宝分别就防汛抗洪作出重要指示,胡锦涛强调,要认真查察主要堤坝、水库及蓄洪区,发现隐患要及时处理,确保大江大河、各水库、交通干线及大小城市安全。温家宝则发布命令,要求各级政府做好防汛、防洪、防地质灾害工作,还要注意水库安全,加强气象预报、值班制度和应急处置工作。从胡锦涛和温家宝的间接介入来分析,至此,2005年的洪水灾害还不是很严重。

二、中国媒介的报导频繁度

2005年6月10日,黑龙江省宁安市沙兰镇的一百多个小学生死于和胜水库泄洪洪水。但是中国媒介都是千篇一律地引用新华社的报导,对于灾害原因的解释就是二百年一遇的40分钟内150至200毫米的暴雨以及小学所处位置地势低这两个原因。根据笔者查找和对比中国最大暴雨记录,证实所提供的40分钟内150至200毫米暴雨数据是虚假的。中国南方报记者到灾区实地撰写的采访报告,因为中央的命令,而不能发表。对此,人们称中国媒介在宁安市沙兰镇的洪灾上产生整体“失声”现象。

与此相比,在1998年长江抗洪水过程中,江泽民下令调全国30万解放军抗洪后,中国媒介也尽力予以报导。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都派出了几十人的报导团随赴长江流域,跟踪报导。人民日报更是每天以一个整版作专题报导,持续了近一个月。

中国媒介报导越频繁,报导的地位越显著,则洪水灾情越严重。

三、对特大城市的威胁

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社会,这也影响中国灾情的判断。洪水灾害发生在偏远的农村地区或是中小城市,离政治中心远,就是灾情再严重,也难以引起重视。特大城市则不同,北京下一场冰雹,上海下一场暴雨,都会牵动中央决策层的神经。

2005年6月20日之前,中国的洪水主要集中在比较偏远的地区,最多涉及一些中小城市,比如福建的三平市、湖南省新邵等市,或者是黑龙江省宁安市沙兰镇。但是6月20日以后,洪水威胁到广东省的广州市、福建省的福州市,于是关于这些地方的灾情的报导也就多起来了。

1998年长江抗洪的重中之重是保卫武汉。当时有一个口号就是为了让武汉居民上街不湿鞋。

如果同样是洪水造成一百多个小学生,事情发生在黑龙江省宁安市沙兰镇或者发生在一个象广州市、武汉或福州市这样的省会城市,灾情的严重程度就是决然不同的。

四、对交通线路和其他重要基础设施的威胁

2005年的洪水有一个特点,就是多次冲断了中国重要的铁路干线。洪水先是造成鹰厦线中断,然后冲断了京九线,最后迫使京广线上的火车不能通过。由中央调控的铁路交通线路和其他重要基础设施系统,是维持中国中央集权统治的技术基础。相比之下,由高速公里网组成的分散型的交通线路系统,情况可能就会不一样。

1954年长江洪水造成的灾情严重,一是威胁到湖北省会武汉市的安全,另一个就是造成京广铁路中断一个月。1958年黄河洪水也冲断京广铁路的联系。

五、实际的受灾程度,特别是灾害造成的死伤人数并不是最重要的指标

可以说,关于受灾情况,特别是关于灾害造成的死伤人数的数据,基本是不准确的。公布的数据是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而设置的。需要说洪水大时,就有与这个需要相应的数据;需要说洪水小时,又有另外的数据。需要说抗洪成果大时,就有战果辉煌的数据;需要说抗洪不力,又有洪水损失格外严重的数据。

1998年长江洪水,当年8月26日温家宝(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抗旱防汛总指挥)向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作灾情报告时说∶截至8月22日,全国受灾面积达3.18亿亩,成灾面积1.96亿亩,死亡3004人(其中长江流域1320人)。后来根据卫星和航空遥感对1998年洪灾最重的湘、鄂、赣三省进行多期和系统的监测分析,三省最大的受淹面积只有1586万亩。连钱正英都说全国受灾面积达3.18亿亩是多次重复统计而得到的。另外根据楚天一袅发表的文章,1998年长江发生洪水时,仅湖北嘉鱼县排洲段溃堤,死亡人数就高达12000人,远远高出这死亡1320人的数据。

1998年长江洪水造成1320人死亡,和这个数据作比较的是1954年长江洪水造成的死亡是30000人(后来解释说,这3万人是死于洪水之后的瘟疫)。这说明1998年时的中央领导比1954年时的中央领导高明。而查找1954年时的报导,说1954年长江抗洪的最大成果就是没有死一个人。看来,到了阴间,中国的领导人在阎王面前还有许多官司要打的。

其实,判断灾情的严重程度,只有一个客观的指标,就是灾害造成的损失,特别是灾害造成的死伤人数。但是,在中国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指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多年以来,最严重的洪水灾害,就是1976年河南省板桥等50多座水库相续溃坝,溃坝总共造成23万人死亡。就是这个最严重的洪水灾害,当时在中国并没有进行过报导。而至今还把此次洪水灾害归之于“时值十年动乱”和“百年不遇的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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