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一个亚洲大陆的金融、经济与国际贸易中心。港内著名学者、跨文化研究专家张隆溪教授指出：“香港是个非常国际化的社会”，当然也是一个“很传统的中国人的社会”。香港的“大学（包括传媒）的环境非常开放，非常自由”，因而香港的文化与社会也表现出“国际性”、“开放”、“自由”等文化的特性。这个繁荣而喧闹的国际大都会，表现出中国与西方文化的水乳交融，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典型代表，因而，她的文化特质，表现出与大陆、台湾较为不同。时至今日，香港回归中国已逾十载，因此，香港的文化与社会亦倍受关注。从文学上看，在英属殖民地时期，她始终未能发展出一个英语的文学创作传统，“这个空间一直由中文及中文创作占领”。尽管她尚未形成主流与真正意义上的“香港文学”。值得注意的是，1927年2月，鲁迅应邀赴港讲演，讲题分别是《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他的“报告及随后发表的有关文章，把矛头指向香港旧文学，在香港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正是鲁迅等大陆作家“频繁南游香港，推动了香港文学的发展”。
1937年日军发动侵华战争以来，上海、广州相继沦陷，大批流亡作家如茅盾、范长江、夏衍、戴望舒、萧乾、施蛰存、叶灵凤、萧红、端木蕼良赴港，来港作短时逗留的郭沫若、郁达夫、巴人以及曹聚仁等现代作家群，他们的到来，“促使了持续四年的文学繁荣期”，他们组织文艺社团、创办刊物、发表作品，丰富和繁荣了香港文坛，使香港成为中国战时的全国抗战文艺中心。
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加重了对意识形态与文化领域的控制，“进步文艺界大批作家被迫转移香港”，他们在港“发表杂文散文”，风格从“以往隐晦曲折”变的“明快畅达”。聂绀弩、林默涵的散文、杂文集都是这时在香港出版的。解放战争时期，茅盾、邵荃麟、秦似、周而复等大批作家再次抵港，《小说》、《文艺生活》、《大众文艺丛刊》、《北方文艺》、《野草》等刊物创刊并在香港亮相，一大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作品在港创作并出版，“形成了香港文学的第二次高潮”。
自1927年鲁迅来港以来，香港文学的主流一直为“南迁”与“客居”的非本土中国作家所主宰。到了四十年代末，才出现了吕伦和黄谷柳等少数本地作家，并写出了《穷巷》、《虾球传》等较有影响的作品，才有了“名副其实的香港文学”。如改编成绘画书和电影的《虾球传》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依然深有影响。
国民党政权赴台后，海峡两岸陷入隔绝，此时香港成为了大陆与台湾的文化界的纽带，不少来自台湾或大陆留学英美的人文领域的学者留港任教或工作。香港事实成为两岸三地乃至全球华人文化的平台与交流港。香港文化与文学的构成如此繁复，而“作为真正地域文化特征的香港文学，主要是六七十年代之后，才逐渐形成规模的”。
本文由香港文化入手，论述香港文学的简况，以香港散文为中心引述以“小品”散文为代表的香港主流散文作家的作品以及风格、内容、文学特质。
进入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学尤其是散文作者群体空前强大，有曾敏之等同代近百余众，八十年代更是散文新星云集，有来自海外的、大陆的、台湾的、香港本土的，如金耀基、董桥、梁锡华、陈耀南、黄河浪等几十人，此时香港散文界真可谓百家争鸣，风格各异、佳作频现，蔚然可观。
现代著名作家曹聚仁之子，资深新闻人曹景行说：“说到香港的文化，我认为不存在‘沙漠’一说”，笔者深以为然。环视现当代以来香港散文界的人物（虽然香港散文家多出自香港中文大学、岭南大学、香港大学等院校及报业新闻界），即可一目了然。
1917年出生的老散文家曾敏之，先后任职香港《文汇报》副总编、香港作家联谊会首任会长，其旧学渊博，长于随笔、杂文，文字“精炼”，文风“辛辣”；1931年生的散文家梁锡华（与大陆著名学者、散文家林非同年），早期留英攻读哲学博士，先后在港中文大学任教，并一度主持香港岭南大学文学院与中文系，他的散文“富书卷气，语言隽永幽默，感情与理智并生”，其作品“较为耐读”；与梁同期稍晚的还有1934年生的学者散文代表人物刘绍铭，后文将专门论述；1935年生的散文家金耀基，曾任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新亚学院院长（钱穆先生为首任），他工于纪游散文，景物故事，“富知识性，文字流畅华丽”；1935年生的散文家张君默，其散文“平淡中见功力”，“琐事”具“哲理”，山水田园散文“清简脱俗”，有魏晋之风；1939年生的小思，散文“风格清新”、文风“温柔敦厚”，文中“处处有真性情”；1941年生的陈耀南，曾执教香港大学中文系，其散文“识见过人”，“行文重趣味”并“情理兼备”；1947年生的黄继粱“倾向古典主义”，散文“重知性”、“理趣自得”且“清通雅重”；1948年生的梁秉钧，其散文“细致冷静，思路绵密”，行文“意象丰富”；此时，香港文界可谓文星灿烂，文风之盛史所罕见。
九十年代以来，香港文坛有散文“五大家”的说法，有“老派文人”刘绍铭，散文写得好，其文字与学问“动人”而“清幽”，是“吃过马铃薯的日子之后燃点一炉烟火的境界”；有“香江第一健笔”美誉的林行止，其财经短评和闲读随笔“杂树生花”，不仅有资讯，还有知识、良知，诚信与现实关怀，不放空言，言之则有物；主治文学史论，写学者随笔的李欧梵，“饱受西洋洗礼”，在散文中“勇敢地面对现实”，化作真诚的“自白”，展现“激情或伤感”的“心路历程”，立在“西潮的彼岸”那种“浪漫之余”的小路，“如人生中夹的两片腊叶”，汇载着历史的脉络和“年轻时代”与“浪漫情怀”；除董桥外，另二家，一说是“信手拈来，满卷书香”的陶杰，又一说是内容“鲜活生动”又“令人称奇”的蔡澜，不仅是“文章妙手”且为“性情中人”，满眼里对异性与美食的欣赏与尊重，本文中所讨论的，正是香港五家别无争议的、近年来颇引人瞩目的“小品散文”代表人物董桥。
董桥散文的确能够称得上自成一家的，香港名学者刘绍铭在评论董桥时，认为他的散文笔法天然，“不卖弄”。他说：“董桥佩服钱钟书的学问”，但觉得他的散文“太刻意去卖弄”。那种掉书袋，以典故学问为炫耀资本的散文之风确不可长，这同时反映了董桥独到的散文观与其作品特性。
海派评论家陈子善认为，董桥散文，所叙“文坛往事，艺苑轶闻，文人雅兴，学者风范”，他所“经历的，欲查考的、所向往的，经他的妙笔一描画，一点染，无一散发着迷人的风致”。他的文字“匠心独运”、“精纯圆熟”，使人“读后掩卷沉思，总觉得思味深长，气象万千”，董桥的痴人旧梦里“充溢笔端的旧人旧事、旧文旧书、旧字画、旧掌故、旧风物”，那些如烟的往事无不彰显他的“坚守”和“文化情怀”。所有的文字如他的珍爱的一方闲章所刻的“董桥痴恋旧时月色”。
这一点，刘绍铭更有腥腥相惜，所评所叙，更似“知音”。他说，“散文要人看下去，除有学问才情外”，还要有点幽默和言外之义才好。
董桥的散文些许篇章，确能称得上散文园中“上品”，其文字“销魂”、“妩媚”，亦有些“灵气”，多“神游古人、浮沉典籍”，有胭脂气，如阅六朝金粉。董桥“睹物思人”，他“沉迷事物”，近乎“情痴”，有点“病态”。对于散发着岁月光泽的古玩和“清丽”的女人，他内心涌动着太多的柔情、爱怜。“夜雨秋灯”，他似重温旧梦，他的闲散，他的浓情蜜意，他的哀愁与顾影自恋的 “凄凉况味”，真有晚清民国“遗老”的趣味。
诸多评家中，刘绍铭先生是笔者印象较深的一个。说到这里，我们需多费些笔墨。事实上，我们谈论董桥，就无法绕过刘绍铭。刘是广东惠阳人，同董氏同为东南部人氏，原在台湾大学外文系读书，后毕业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为比较文学博士，从事的是乐黛云教授的“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那一行显学，刘与董氏教育背景同，国际视野自然广阔，知识体系应是肩挑双担，“会通东西”的那种，他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新加坡大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任教，还是岭南大学翻译系讲座教授、中文系主任。较有影响的译著有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传统短篇小说选集》，专著和散文随笔《曹禺论》、《二残游记》、《文字不是东西》、《吃马铃薯的日子》、《一炉烟火》、《烟雨平生》。文笔与文风与董氏各有默契。其文字“取材随心所欲，当然乃有感而发”。董氏、刘氏，为人为文追求“老派”，亦有可贵的“平常心”，为文不追新立异，力求“旧人类”文体，确是香港文坛的一大风景。
下面重点介绍香港散文界“小品”散文的代表人物，本文的核心作家董桥。
董桥，香港著名报人、散文家，1942年生人，原名董存爵，福建晋江人。“少时随父母远赴南洋，在印尼度过童年和少年时期”。1964年毕业于台湾成功大学外文系，后到香港不久即赴英伦就读伦敦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80年回港任职，加盟查良镛“明报系”，任《明报周刊》总编辑、《明报》总编辑职。另任香港中文大学出版部负责人，《读者文摘》总编辑。业余以散文随笔文字见长，先后结集出版《双城杂记》、《在马克思胡须丛中和胡须丛外》、《另一种心情》、《这一代的事》、《跟中国的梦赛跑》、《辩证法的黄昏》、《乡愁的理念》、《故事》、《董桥小品》等。
说到“董桥小品”，就是讲究一个“玩”字。他在《也谈藏书印记》中称，所谓读文识物，“玩玩而已”。他认为，“本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道理”，人生无非是“关起门来种种花，看看书，写写字，欣赏欣赏《十竹斋笺谱》之类的玩意”。所谓谈玩丧志，在董桥看来，“玩物自有其志”，他认为“玩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董桥“身处香港这个文化交融地，受到西方文化的深刻熏陶，而且性情更放开一些”。所以“心态自由、大胆”、“玩得更洒脱”，更“满足自得”。
近年来，以推崇“性灵散文”与研究林语堂而著称的散文评论家王兆胜对董桥小品“趣”与“味”有独到的发现。他认为，“讲究趣味是新时期散文的重大收获”。谈到中国现代散文，他认为林语堂和丰子恺非常注重“趣味”的，林语堂专门著文《记趣味》表达自己的“审美理想”。新时期较有代表性“趣味”一派作家贾平凹，董桥、伍立扬等，“董桥写过《说品味》、《听那立体的乡愁》、《满抽屉的寂寞》、《文章似酒》……，仅仅以文章的题目即现出作者的审美趣味，这是对生活和艺术中真、美和趣味的无边欣悦与崇高。为了表达趣味之妙，作者往往运笔自如，行云流水，妙语连珠，有时真似如有神助一般。这是中国文化散文重‘性灵’的一脉……董桥散文中有一种‘怪味’，贾平凹散文多了一股‘妖气’。（笔者按：是一种乡村背景下敬畏神灵与天命的那种冥冥之中的因未知而无奈的暮气、神秘与鬼灵古怪），而伍立扬散文则将林语堂的旧文风度（董桥也有此风）加以发挥，增添了如许华美。”
“苏派”评家朱栋霖认为，董桥散文“既有思想散墨，文化眉批，又有乡愁影印，感情剪接”。同样在“苏杭”的评家庄汉新显然受其影响，其援引朱氏之论甚有概括力。从董氏成长的背景来看，他“出身书香世家，从小便受到中国传统的文化薰陶，爱读书，喜写作，嗜好收藏图书、字画、爱弹琴，也爱读周作人散文和明清小品，具有浓厚的文人雅士风范。负笈英伦的留学生活又使他以开放的胸襟吸纳西方文明……他的散文既显示出中国人的智慧，也不乏英国式的幽默。”其文字“带有哲理意味的人生隽语，既亲切自然、活泼生动又充满理趣”。其“语言精雕细刻，文笔干净洗练，在简约浓缩的语境中寻求品味与美感”。他身上有传统文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旧风，“浓浓的书卷气，儒雅的文化精神，热烈的中国情怀，精致的文字，英国式的幽默”，构成独特的“董氏风格”。
刘绍铭先生亦说：“董桥风格，自成一家”。他也谈到董氏的少年时代的旧学积累，“他这把年纪的人，没有几个不是被业师或父母逼迫着终日吟哦‘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长大的。唐诗、宋诗、《古文观止》这类古书读多了，胸中自成楼阁。日后下笔，个人的见解，认识、信念，自会与当年从断简残篇吸纳得来的千丝万缕，浑然融会成为一体，机杼别出”。当然，这也就是董桥散文“堪一读再读”的原因。
名散文家卞毓方也说：“董桥先生的文章可以读两三遍”的。刘绍铭又说：“读他的散文要读出味道，中西文化仅有点底子还不够，你还要他一样对文字迷恋”。有一点“痴”劲，且“痴得可爱”。董桥谈到自己时认为，“写文章一向冷静、用功、很辛苦”，意匠经营，“恨不得字字句句一夜之间都泛起岁月的风采”。
他的文字“幽婉”、“苍茫”，暮气十足，文中的女人多“容颜秀丽”、“幽怨”、“柔媚”、“惆怅”、“俏皮”、“风华绝代”，多“古典的媚韵”，真是人亦“好看”，画也“深情”，字也“深情”。以搞戏剧研究而半路杀入文字行的章诒和进入了董桥的视线。他说：“章诒和五十年代在北京什刹海初见潘素”时，“她丰盈，白皙，眼睛乌黑，腮边笑靥浮荡万般妩媚”，他又说：“前几年《老照片》封面上登过潘素一帧三十年代的玉像”（这帧照片笔者亦曾见过，确言不虚）。民国美女潘素“亭亭然玉立在一瓶寒梅旁边”，一领“长长的黑旗袍和长长的耳坠子衬出温柔的民国风韵：流苏帐暖，春光宛传……几乎听得到她细声说着带点吴音的北京话”。真是令人神往，是必亲见而无法言说的意境。董桥之文，大多如此。
说到影响，董桥受到中国现代散文林语堂、周作人一派影响颇多。波拉德著《中国散文》之译者说：“周作人对‘美文’”的理解亦深受西方模式的影响，譬如说把文字看成是作者‘个性的延续’”。刘绍铭言：“‘美文’其实是周作人所说的闲适小品，那种不说教，不载道，落墨‘平淡而有情味’的随笔”。
董氏早期小品如《薰香记》、《缪姑太的扇子》，“吐古吞今，发潜质之幽光，最能代表他在散文领域独树一帜的成就”。峰回路转，刘氏进一步发问：“什么是经典之作？”他请出了布鲁姆，“经得起一读再读的作品就是”。这个被称作“传统文化遗老”的董桥，“笔下处处留情，温柔敦厚一如其人”，其“文采与感情”加之“冷艳迫人”，真有点呆书生的味道（与汤一介、乐黛云的学者散文、林非散文等主流的中国文化散文并不相同）。董生文字，“书香扑鼻”，又“偶见三分无赖，尽得风流”。且“风格自成一家”，如此，董桥散文自当在中国当代文坛自立一户，自然顺理成章。
从台湾到香港，从苏州到上海，从海外到北京，海内外评论界对董桥散文是“一路绿灯”，叫好一片。董氏散文的序言作者刘绍铭称其“文体冷峭、孤僻”，“怪怪的”，即如评家王兆胜所说其文有“怪”味，亦多赞语。散文家卞毓方则认为，董桥散文英文杂然其中，是“不美的”。笔者十分认同此论。
寸有所长，尺有所短。总体上看，近年来，董桥散文有偏狭之弊，格局较小。他的眼里只有令人迷醉的“器”与“物”，而看不到那些“器”与“物”消魂的光泽中那些岁月的苍桑和20世纪中国文化人物背后的血和泪，水与火，伤与痛。如他所写的张伯驹、潘素的《故事》与大陆戏剧研究家章诒和的散文《往事并不如烟》、《伶人往事》、散文家林非《半个世纪的思索》、《读书心态录》在境界、格局上相差甚远。他醉心于“物”而未摆脱于“物”，终为“物”、“器”所累，他没有站到整个历史及其大背景下思考中国文化与历史人物的命运与对生命的大关怀，缺少怜天忧人的悲悯情怀和对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考。就象一首九十年代的流行歌曲，“有人看到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一样，近年来董桥散文只见“一叶”，不见“泰山”。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深深的遗憾。当然，这不能不说也是受林语堂、周作人的小品文的影响。在20世纪整个中华民族大敌当前的时候，林语堂提倡“幽默”与“风度”显然不合时宜，周作人“苦住”在“苦雨”中的“苦茶庵”里，做纯粹文人、“都市大隐”，最后难逃附逆大节的亏失，表面的歌舞升平、窗明几亮掩盖不住历史的风潮浪涌，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王兆胜先生在评论周作人书话时，借曹聚仁“从书卷中出，脱不了书卷气”，指出周作人小品的局限性，这里我们也可以用来看董桥散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