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连接经验与理论: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02 次 更新时间:2007-07-18 00:5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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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 (进入专栏)  

  作为一个中国区域研究刊物Modern China三十多年来的创刊编辑(虽然是美国区域研究领导刊物之一),我对此也有许多切身感受。

  这种区别也体现于教授们的待遇。一般大学之中,“硬”的学科的平均工资都要比“软”的学科来得高,这已经广泛地在院长和系主任级的行政人员中形成一种默契,虽然是不会见于明白说明的文字材料的默契。美国是个市场经济,学术人员的市场价格便是全社会价值观的最好例证。

  各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这种倾向,其根源即在我上面提到的现代主义追求知识绝对化、普适化、理论形式化。它是长时期积累下来的倾向,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体现的是现代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精神,今日在高等教育中已经越来越制度化、僵化,以形式和技术来替代实质性的学问。

  这种学术的明显误区是无视理工与人文社会两个领域的主题在性质上的基本差异,前者主题是物质世界,后者则是带有意志、感情的人类社会,不容简单地形式化、计量化。这是一个人们普遍能体会到的常识(就凭我们在实际生活中的观察,人们的行为明显不是只受“理性”左右的,随时能受到理性外的意识形态或感情左右),但今天已经完全被现代主义的认识精神和方法掩盖,甚至不承认这是个问题。(这正是“科学主义”的意涵,本来就是西方现代文明本身的一个主要倾向,但是却被哈耶克等人建构成为共产主义“极权”国家的特征,与西方自由—民主、资本主义—市场主义对立。实际上,科学主义中的形式主义和实证主义是启蒙时代以来整个西方现代文明最基本的倾向之一。见《课程大纲》所选汪晖著作的有关讨论。)

  我这里对现代主义知识体系的批评,并不来自我自己个人,而可以广泛见于西方现代传统本身,并且不限于西方“另类”传统,诸如批评资本主义的“左派”马克思主义传统(本身也具有十分明显的全能理论倾向),或近年的后现代主义(下面还要讨论)。我这里提的批评可以见于西方自己产生的,本身也是西方“主流”或近乎主流的传统,尤其是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和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上面已经提到,美国法学“古典正统”虽然高度形式主义化,但在美国法史实际中,长期与以实用为最高标准的实用主义传统并存、拉锯、相互影响和渗透。又譬如,现代科学的实践不仅包含演绎方法,也同时广泛依赖从经验证据出发的归纳方法,两者并用。但是,在理论上,对全能形式化理论和绝对知识的追求仍然可以说渗透全知识界、学术界,哪怕是最“软”的社会科学,也都试图向这种认识看齐。

  相对来讲,历史学、微观人类学—社会学、(外国)区域研究以及其它跨系组织(例如,高等研究中心),比较重视主题的特殊性以及跨学科的总体性,对形式化理论和实证主义型的计量比较带有保留,虽然也有强烈的“硬”化倾向。但是,总的来说,宏大历史理论(grand theories)和计量史学(quantitative history)在整个历史学科里仍然只是一个次级的支流。正因为如此,我个人认为它是纠正认识的过度科学主义化的一个重要基地。微观人类学—社会学、外国区域研究和高等研究中心似的跨系组织同样。

  西方现代主义的反面是后现代主义。应该先说明,我上面所写的许多对现代主义的批评是出于后现代主义著作的启发和影响的。后现代主义本来对现代主义及其科学主义是很好的纠正,并且带动了文化研究,以及一些过去不太受到重视的课题的研究,如妇女、“少数民族”等。但是,同时应该指出,后现代主义受其“敌人”的影响深远(这是历史上常见的现象),最终它自己与现代主义同样地高度意识形态化。针对现代主义对“理性”的、绝对的、客观的真理的迷信,后现代主义得出的是推向相反极端的结论:世界上没有科学的或绝对的认识,因此,一切认识最终只可能是一种主观话语或表象,而任何“事实”也只可能是一种话语,一种表象,只可能是某一方的观点。所以,后现代主义最终把所有事实都概括为“所谓事实”,对任何“所谓事实”都持怀疑态度。这是在后现代主义著作中常见的一个基本论调。《课程大纲》选了在国内影响较大的吉尔茨(Clifford Geertz)和萨义德(Edward Said)的著作为例。吉、萨两人都特别强调表达/话语,萨并把它与对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分析联结起来形成其“东方主义”的强有力分析概念,但是在此同时,两人同样认为所谓事实最终只不过是某种主观建构或话语。吉尔茨甚至把所有认识比喻为美国法庭上,都为其雇主卖命的敌对双方的律师。

  在中国,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和在美国不太一样,多主要突出其“去西方中心化”意涵,把它当作批评西方现代主义的理论依据。在一定程度上,也把同样观点延伸到马克思主义,把它看作现代主义的一个侧面,并要求从唯物倾向转向唯心。但是,一般没有像在美国那样程度地质疑所有经验证据。在中国,它的核心更在于与民族尊严感情的连接(但是,真正踏实地把西方经验和理论置于西方历史背景中去理解的研究不多。)在美国,后现代主义的核心则最终在于它的认识论,显示出西方文明经历了对上帝和其后对理性的信仰的解体之后,在认识上的特殊焦虑。具体的表现就是上面所说的从绝对真理信念的极端走到了怀疑一切经验证据的极端。

  在这点上,后现代主义在美国知识界所起作用与新保守主义的影响不谋而合。这是个颇耐人寻味的现象,因为后现代主义者多自视为激进(左派)人士,而新保守主义者则多被视为(极)保守(右派)人士。两者的联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后现代主义特别强烈反对19世纪以来的实证主义及其对绝对客观性事实的信赖,但对现代主义传统中更深层而又影响更大的形式主义,则反而讨论较少,也因此对(提倡高度形式化新古典经济学的)新保守主义批评较少。反倒是从唯心主义的认识观点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偏向批评较多,最终完全否定了旧的政治经济学,走到了极端的主观主义(或文化主义)。同时,正因为其自身对任何“事实”都抱有怀疑,在这方面对新保守主义蔑视经验证据的意识形态(既已掌握绝对真理便不需要多考虑事实)的态度也比较包容。无论如何,结果是后现代主义不仅没有与旧左派联同抗拒新保守主义的极右浪潮,反而常常与新保守主义共同攻击老左派。有些自己前身是老左派的后现代主义者在这方面尤其不遗余力(也许是因为人们常常对自身的“错误”过去会显得特别不耐烦)。至于年轻一代,对后现代主义的虚无认识论理论当然感到极大的诱惑,因为掌握时髦理论要比做踏实的经验研究容易得多。无论如何,总的结果是美国知识界在后现代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两大潮流的影响下形成了普遍蔑视经验证据的学术氛围。[9]

  再一次从我自己经历的美国大学的制度来说明这个问题。根据我在加大头20年中的经验,当时校级关键性的为每次评职称或聘任新教授的专门委员会(ad hoc committee)(是个跨系、保密的临时委员会),在其运作之中,一般都相当严谨,普遍要求每位委员详细阅读有关资料(并为此设有专室多套),然后开会认真讨论,最起码也要两小时,一般三小时。讨论中会根据经验证据试图对申请人的学术做严谨、详细和客观的判断,而后根据那样的评价向校方和学术人事委员会(Committee on Academic Personnel,简称CAP)提出行动方案建议。但是,到了8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的虚无认识精神以及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渗透全学术界,许多学校同仁都认为学术没有客观标准可言,不可能做出真正“客观”的判断(起码不敢明目张胆地采取这样的立场),默认任何评价实质上只是一种政治或学派观点的反映,随着潮流越来越轻视经验证据。为此,学术评价制度也逐步转化,到90年代,已经不再要求评审委员会的成员认真阅读有关材料,作出自己的判断,在程序上干脆只把外校“专家”的来信复印转发给各成员,作为评价的主要依据。开会则一般只开个把小时,草草了事,主要是由主任分配写形式化的总结报告的负担。这样,学术评价逐渐变成为一种人事权术活动(有的人甚至事先联系本行同仁,作买卖交易性的互诺:你今日帮我升级,明日我会回报)。许多(而不是个别)没有认真做过经验研究的同事可以凭时髦理论的轻浮炫耀得到很高的认可。整个学术评价制度已经变成没有任何真正标准可言的制度。

  后现代主义本来应该是对现代主义中科学主义的很好的纠正,但由于它的虚无认识态度,结果对美国学术界实际操作的影响反而(和现代主义同样地)加重了新保守主义把一切知识意识形态化的趋向。结果是,各学科越来越倾向于脱离实际的纯理论(为理论而理论)或纯计量(为技术而技术)。美国学术界今天因此正面临一个十分严重的危机,而中国今日广泛地没有保留地要求与之“接轨”的正是这个处于严重危机的学术制度。

  

  历史学界的一个现象

  

  新保守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联合可以见于众多的学术领域,下面我们就以新近对18世纪中国重新阐释的学术为例。这股潮流的出发点是从原教旨市场主义来重新认识清代前期:认为它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的经济,而根据市场主义理论,人们在那样环境下的理性抉择必定会导致资源的合理配置。据此,得出的结论首先是,在人口史方面,中国的变迁并不是像过去的认识那样由死亡率(天灾人祸)推动,而是和西欧同样地由人们的理性生育行为所主宰。中国人民其实长期以来就习惯控制生育,包括溺婴的“产后堕胎”手段。因此,18世纪中国所面临的人口压力程度其实不过与西方基本相似。同时,在市场机制和人们的理性抉择推动下,清代前期的经济实际上达到了与西欧同等的发展。

  至于中国经济在其后19和20世纪的落后,则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纯粹原教旨市场主义的,认为帝国主义把西方文明带到了全世界各个角落,落后国家一旦走上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正轨,便能得到西方似的经济发展;另一种观点同样把经济发展等同于市场发展,但是承认帝国主义也许更多地为西方带来了发展,在落后国家则触发了20世纪的民族解放战争和革命运动。问题是后者走上了反市场、反资本主义的道路,因此妨碍了正常的经济发展。在中国,一直要到“改革开放”方才再次走上正途。

  上述这种论点同时采用了后现代主义的姿态,把坚持18世纪西、中方基本相等表述为“去西方中心化”的论点,是否定西方现代主义目的先行历史叙述的观点。不少倾向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们因此认同了这种论点。在国内,不少学者这样理解:如果18世纪英国只不过和中国基本相等,那么英国后来的先进发展只可能从外因,亦即其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来解释。这样,便突出了西方现代发展的偶然性和强暴性,否定了西方中心化的历史“元叙述”。显然,这样的理解在此论点上注入了民族感情内涵(也同时把自己表述为“与国际接轨”的学术)。其实,这样的理解完全忽略了此论点的原教旨市场主义基本核心、无视它完全否定了中国自己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和革命运动,起码从经济角度如此。

  在经验证据层面上,新保守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的思路也基本一致:认为任何史学论争最终决于理论观点,经验证据并不重要。为此,我2002年的《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特别强调经验证据,总结了近二十多年西、中学术积累的翔实证据,说明18世纪英国经历的五大社会经济“革命”那样程度的变化——即农业、手工业工场、消费、人口行为和城镇化革命——在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其实一个都找不到。事实是,后来的英国工业革命不能仅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外因来理解,它确实具有一定的源自18世纪的内因,哪怕是偶然性的。18世纪英、中所面对的人口/资源压力十分不同,英国煤炭业的特早发展也和中国很不一样。我们需要的不是中西哪一方更优越的感情性和意识形态性论争,因为那样只能再次陷入简单化的市场/革命,西方/中国的非此即彼选择。我们需要的是基于中、西双方复杂历史实际的踏实研究和概念创新。

  

  国内的学术环境

  

  今天国内,也许部分出于过去革命传统造成的思维习惯,在处理思想和学术理论问题上,同样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化倾向。这当然也与古代长期一贯具有正统思想的传统有关(虽然儒家的中庸精神自始便比较能够包容其它思想)。无论如何,年轻一代的研究生们对待新接触到的理论,相当普遍地带有寻找绝对、普适真理的倾向。借用一位研究生给我的来信说,他过去一直在寻找这样一种理论,企图用它来指导自己的研究。(后来放弃了这样的探寻,但因此感到十分困惑。)

  同时,处于一个转型时期,今天的意识形态中矛盾重重。一方面,起码在官方话语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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