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各种各样的错误之中，预言是最毫无理由的。[1]
无人记录
预测是公共知识分子业务中的保留曲目(the stock)。然而，正如我们在本书上一章就已经开始觉察，公共知识分子预测的记录相当得拙劣糟糕。这一点并非众所周知；并且，(与之紧密相关的要点是)当公共知识分子的预测因事件结局而被证明为错误时，他们并不会失去在公共知识分子市场中的资格。没有任何人保持过预测准确的记录。这可真是令人困惑不解，不过它也是公共知识分子是否具有影响力的问题的线索，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该问题系一个针对公共知识分子就公共话语(public discourse)贡献的质量事问题的反馈。
本章研究第一项主题，更准确地说，是社会公众和大众媒体没有较好地(better)对公共知识分子无条件预测(unconditional predictions)进行记录。就“较好”这一限定词而言，本人承认，公共知识分子错误的预测以及失信的评估(discredited assessments)偶而也会公之于众。[2]人们可以预期，拥有准确预测记录的公共知识分子将会对他们的预测记录大肆宣传，不过，已经发生的此类情形本人仅知道一例。[3]而基于如此稀罕的宣传推广，我们可以得出一项这样的推断，那就是，几乎很少的公共知识分子拥有可资宣传的良好记录。
就无条件预测来说，本人是指将预言(prophecies)与附条件预言(conditional prophecies)、尤其是警告(warnings)区分开来––––除非社会如此等等，否则灾难便会降临。关于对国家权力危险的警告，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以及弗里德利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极富启发性，尽管显得有些杞人忧天；不过，作为预言来说，它们则业已被事件证明是错误的。这些作品具有两种面容。它们意味着，如果仅仅设定在未来，那么仍然有时间避免所预测的灾难，而生态灾难学家保罗·埃利希属于更加唐突的那种，经常在这里马失前蹄。可是，这两本著作皆存在重大的错误，而不仅仅是偶然错误：《一九八四》，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七章将见到，它夸大了思想控制的后果，而《通往奴役之路》一书则主张，纳粹主义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并且，英国工党的社会主义标牌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极权主义。[4]
在对一项预测的说服力施加评估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区分事前的视角与事后的视角，如今这已是事实。从基于最完全证据以及最完美推理的意义上来说，“最佳(best)”预测可能无法通过事件来证实，而最糟糕的预言却有可能被证明。在1985年，倘若投注，打赌称柏林墙在五年之内将不复存在，任何人事前似乎都会被认为愚蠢透顶，尽管在事后人们会视其为具有先见之明。故而，对于那位打赌柏林墙在1990年仍将存在的人所作出的一项新预测，与上述赌局的胜方所作出的新预测相比，将会赋予前者以更大的信心，那也许是明智之举。不过，事后的视角依然重要。事后诸葛亮也并不完全是虚假蒙骗的。除非一个人的预测被确认的概率远远超过一位随机猜测者之推测，否则我们便应该怀疑那些人预测的质量，不论他们在作出预测时看起来是多么得令人心悦诚服。
因此，尽管一位预言家保持记录对评价他的洞察力是如此重要，但这几乎很少发生在公共知识分子身上。考虑到他们面向任何有意追踪其预测的人所展示的庞大目标，这一点似乎令人疑惑。试想想，他们中有多少人曾预测，社会主义必定胜利，而资本主义(“晚期的资本主义”)必定灭亡；在经济上，日本可能埋葬我们；我们将经历这样或者那样的人口爆炸、环境污染、政治崩溃、经济危机等灾难；我们太过幸运成功、太过投众合时 (20世纪50年代的主要话题)。[5]人们可以预期，对错误预言的嘲讽和批驳将会作为一项活跃的产业而出现。这一产业目前尚未出现。一位公共知识分子倘若提出政治上不正确的主张，换言之，提出尽管并非错误但却冒犯他人之话语，则可能要被打入更深层幽暗的冷宫。
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撰写《大国的兴衰》一书时，获得了一种名扬四海但却魅力尽失的职业，该作品预测了美国的衰落。他错了，其他数百位评论家挺身而出，激烈批判，却因此令其名声大噪，并导致他的这本著作成为畅销书。弗朗西斯·福山撰写了一篇论文，题为《历史的终结》，对于只看到这一标题的人而言，似乎顿觉其大错特错。于是乎，成千上万的评论家们一哄而上，口诛笔伐，指出历史并未终结，福山因此也引起了全球性的轰动。[6]
经济悲观主义者，比如，约翰·肯尼思·高尔布莱希(John Kenneth Galbraith) 和莱斯特·瑟罗(Lester Thurow)，以及环境悲观主义者巴里·卡门纳(Barry Commoner)和保罗·埃利希，几十年以来的预测长期错漏百出，可是他们依然赢得了社会公众敬重之关注。[7]1970年，斯坦福大学生物学教授埃利希警告道，“到1974年，即便是美国人也可能在用水方面实行定量配给制，到70年代末则有可能实行食物的定量配给制，[并且]在这个国家，由于人口拥挤以及水污染越来越严重，1970年至1974年间，肝炎和传染性痢疾将会非常轻易地攀升500%。”[8]在那一年，他还撰文声称，“大多数美国妇女尚未意识到，由于生育超过了两个孩子，她们稀里糊涂地促成了这些孩子的过早死亡。”[9]滴滴地(DDT)以及其他杀虫剂，“可能业已缩短了1946年以后出生的每一位美国人的寿命预期多达10年。[10]并且，“死亡率将增加，直至在接下来的10年内，至少每年1亿至2亿人将会因饥饿而死亡……倘若我们真的非常幸运的话，那么，死亡率的迅速增长可能拖延至20世纪的80年代。”[11]他说道，“可以想像，在10年或者20年之中，因为海洋发生的不可逆转的变化，所有的海洋捕鱼，不论是商业性质抑或运动性质，都将会一概停止。”[12]
然而，“20世纪70年代的这10年，代表了一种最后的机会，为了保护，为了人类”，[13]他的这一宣告原本是他在感到乐观之时所作出的，因为在发表同一观点的一次访谈中，他说：“我们都已经死了，而且我们还不知道。”[14]两年之前，他预测道，“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之中，死亡率将会急剧地上升”，并且，20世纪80年代早期将发生“大规模的饥荒”，并且把“只有”五亿人因饥饿而死描述为一种“乐观的”景象。[15]
鉴于他的预测，埃利希自然而然不厌其烦地建议采取最为激进的环境保护和人口控制措施。他实际上希望，“美国不再发展”。[16]他相信，美国是世界上人口最为过剩的国家，而希望看到美国的人口萎缩至1.35亿。这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人口数量，埃利希并因此主张，这足以满足任何国防的需要。既然埃利希认为，我们在国防方面已花费了太多的开支，那么，他就不会因这一事实所困扰(然而，他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即倘若我们的人口只是现在的一半，那么税率将必须等于现在的两倍，只有这样才能维持我们目前的国防开支水平。埃利希期望看到世界人口下降至5亿，并且(正如爱因斯坦一样)，建立世界政府。“他作出暗示，我们已经到了可能须在食物和水中放置临时消毒剂的时候了。”[17]
1980年，埃利希和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打赌，埃利希挑选出具有商业价值的金属，认为由于原材料的稀缺性日益增加，这些金属的综合价格在今后的10年内将会攀升。实际上这一价格却下降了，因此，他因打赌失利而必须向西蒙支付500多美元。[18]他没有考虑到，价格不仅是与需求相关的稀缺性之函数，也是成本的函数；技术进步将导致多项成本的下降；并且，当具有商业价值的资源开始减少时，所导致价格的任何增长一方面将抑制需求，另一方面也将刺激寻求资源更丰富的途径，并且通过其他替代物而更经济地使用这种资源。埃利希不断地强调，自然资源的供应并非没有限度的，这是事实，但这却是不相关的，因为需求也并非无限的，并且，资源还存在其他替代物，或者就任何资源在事实上都可发明替代物。污染和环境成本(当然，它与具有商业价值的自然资源之稀缺性所产生的成本完全不同)并不能通过市场内在化，尽管这一点是客观真实且切中要点的，但是，收入增加和技术进步却创造了控制这些成本的需求和途径。人性的健康以及快乐，属于经济学家所称的优等商品：对这些商品的需求随着收入的增长而攀升。技术促使需求以可承受的成本得以满足。
近年来，埃利希对于预测有所节制，这一点是从宗教上末日审判的宗教同仁中汲取的教训，即确定世界末日的具体时间风险太大了，但尽管如此，他基本上还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19]他并没有承认他所犯的错误，而是针对人们的批评发起狂攻猛击。[20]他从来都不公开提及20世纪70年代在通俗杂志上所作的预测，更不用说收回这些玩意了。
与诺姆·乔姆斯基不太一样，保罗·埃利希至少看起来并不是超出其学术专业领域以外、面向普通公众写作的人。但是，这样说是不正确的。埃利希的公共知识分子作品，其实质是经济分析。他是一位极端的马尔萨斯主义者，一如他那伟大的先驱者那样，他们不可能想像，我们的经济制度能够应付因人口增长而产生的对食物和其他资源日益增长的需求。他仍然没有从马尔萨斯的错误中汲取教训，或者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近两个世纪以来经济分析的进步。他反反复复地大声呼唤着，狼来了，狼来了，这样，反而向那些认为环境主义是一种疯狂愚蠢运动的人展露出阿喀琉斯之踵。本人怀疑，埃利希作为一位自然科学家，也许认为经济学只是一门软科学，他似乎可以利用业余时间来对付这门学科。
保罗·埃利希与朱利安·西蒙打赌输掉的那场赌局，说明了公共知识分子预测中最基本的弱点：他们的预测只是在字面含义上的趋势性(trendy)。它们是基于现有趋势所演绎的天真浪漫的推断。这一问题的一部分，也许是语义性的。“趋势”一词，就像现在进行时那样，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模糊不定。我们观察到人均收入每年“正在增长”1个百分点，严格来讲，仅仅是针对已经发生的状况所提出一项洞察；但它意味着，这一增长将会持续，观察者已经识别了这一“趋势”。这种模棱两可的话语可能与哲学家们所称的归纳谬论(the fallacy of induction)相关，这是一种从过去推断未来的一般化趋势，可是没有充分的理论基础。如果污染日益扩大，那么可以预见，它将一直膨胀，直至我们全部离开这个世界；如果政府不断发展，那么可以预见，它将持续地前进，直到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取而代之；如果结婚率持续下滑，那么可以预测到婚姻的死亡。(在本书第八章中，我们将遇见更多类似的预测。)他们几乎没有意识到，一种不良的趋势通常在事物本身包含着颠覆的种子，也许因为它的收益率越来越小，或者因为它涉及日益攀升的社会成本，这些将激励更有效地搜寻、并更广泛地接受疗效显著、具有改善作用的措施。经济学家与非经济学家相比，对于这些可能性倾向于更为敏感。西蒙意识到，原材料日益增长的稀缺性将刺激人们搜寻替代物，激励人们采取更良好、成本更低廉的提炼和使用方法。托马斯·菲利普森(Tomas Philipson)以及本人皆适当地主张，人口统计学家对于爱滋病(HIV-AIDS)在美国的流行有些预测过头了，他们没有感知到，感染爱滋病风险的日益增加(正如事实亦如此)将导致人们行为的变化，而这又将促使这种传染病的感染机率不再上升。[21]
导致苏联崩溃成为一种令人如此尴尬的错误判断，其关键并非苏联崩溃的本身。倘若苏联为一颗流星所撞而灰飞烟灭的话，那么，没有人会对苏联的共产主义学者指手划脚，说他们没有预测到这种制度的灭亡。关键的问题是，苏联的崩溃缺乏外部原因。这一制度的崩溃纯粹是基于其内部原因––––人们本来可以预期，那些专家们理解且能够把握的正是那种原因。他们没有如此预测，表明专家们在1985年不可能预测到柏林墙五年以后将不复存在，其唯一原因，就是这些专家们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变迁过程缺乏任何理解，由于没有更好的预测方法，故而只能推定未来就像是现在一样。他们致力于一种天真浪漫的推断，那是一种匮乏因果关系理论的普遍性标记。
基于天真浪漫的推断所作出的一种附条件预测并没有什么问题––––这种附条件预测描述了一种现行的趋势，并解释道，如果这一趋势持续发展的话，那么在10年、20年、乃至100年之后，我们将身在何方。它正在预测，这一趋势将持续，而这种话语一般说来是不负责任的。但是，也许公共知识分子的预测更恰如其分地可以视为一种修辞工具，而非一种严肃的描绘未来之努力。按照这种解释，称美国将成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或者美国将会因污染而毁灭，仅仅只是一种陈述我们如今正处于最危险状态的戏剧性方式。因此，提出预测、指点江山的公共知识分子只不过是一位科学小说作家，他们过分随心所欲地对待当今现实，旨在针对其所处社会，描绘出一幅更加引人注目的图景。或许，就其提出预测的范围而言，大多数公共知识分子作品，而不仅仅是诸如奥威尔或赫胥黎式的讽刺作家的作品，皆属于文学的范畴，而不属于科学的领域，不论自然科学抑或社会科学。假如这一点正确无疑，那么，它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公共知识分子的预测一般来说来无人关注、无人喝彩，正如我们将看到得那样。
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在一本1991年出版、2000年再版的著作中，针对美国经济提出了一项悲观主义的预测。尽管他并非一位经济学家，也不是一位商人、商业顾问、或者工程师，但他自信十足地断言，我们受自由市场经济的束缚，阻碍了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技术进步，因为公司劫掠者掠夺公司的资产，在损害公司长期利益的前提下，追求短期收益，并且还恰恰破坏了公司内部的团体感，而这却正是一个高技术公司成功所必须具备的要素。[22]贝拉预测道，倘若我们为“一种步向衰微的经济意识形态所困扰……那么，对于美国来说将会是灾难深重的，并且，企业的命运最终亦必将如此，而且，这种灾难在不久的将来便会降临”(页278)。自从他撰写这一著作10年以来(即所谓“不久的将来”)，贝拉所公开遣责的那种意识形态一点也没有消失，并且在事实上还有所强化，而与他预期相反的则是，生产力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进步，他预言道，在高科技公司中一种团体感的缺失将会阻碍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却在以一种危险而蹒跚的步伐大踏步地行进着。
1996年，贝拉重印了他一本名扬四海的著作，《心灵的习性》(Habits of the Heart)，并撰写了一篇新的序言，这一序言实际上比1985年原版作品还要更为悲观失落。[23]这篇新序言轻率鲁莽地引证了莱斯特·瑟罗(比他的话更为简短唐突)的话语，当然经过了瑟罗的同意，描绘了一个处于灾难边缘的国家：“在大多数美国人眼里，全球经济的增长不再意味着机会，而只表明了‘规模缩减’、‘重新规划的’工作以及解雇职工的通知单……[全球化的]后果不仅仅是收入的两极分化，富者越富，穷者越穷，而且还意味着中产阶级的不断萎缩，他们越来越担忧他们的未来……[我们处于]一个大多数人口都在涉水 (treading water)的社会，而水底正在不断下沉，而水面却在日益上升。”[24]
高比例的错误预测，并不是仅限于在学术领域以外写作的公共知识分子之危险。莱斯特·瑟罗系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一位经济学教授，并曾任该院院长。他面向普通读者，撰写了一系列作品，并且这些作品中的经济描述和预测错漏百出。正如最近在1996年，尽管美国经济已经复苏，但他仍然写道：“事实清楚明确。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到处都在攀升。可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实际工资正在下降。因生产性经济不需要而游离出来的无产阶级，数量正在不断地增长。中产阶级与美国大公司之间的社会契约已经被撕破揭开。”[25]几年以前，瑟罗在与另一位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经济学家合作出版的一本著作中指出，美国已经“严重地落后于它的竞争对手”，主要是日本和德国，并且已经变成了经济先进集团之中“最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成员国”。[26]“纽约，世界上人口最为众多的城市，将没有资金来维持其街区的清洁或者安全….到1990年止，人们仍广为承认的、美国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唯一的主要领域，就是飞机制造业……它对于欧洲的政治影响(原文为‘political cloud’––––但作者意为‘[clout]’)几乎彻底地烟消云散……欧洲和日本皆已经为一种全新类型、更具有经济弹性、更富于社会张力的资本主义打下了基础，而我们却还在傻乎乎地袖手旁观……我们防卫性、反公共部门的道路(Our defensive, anti-public sector way)没有显示出成为一位胜利者的迹象。”[27]并且，只是在两年以前，瑟罗还写道，“日本将不得不考虑，赢得拥有21世纪经济荣誉博彩的幸运儿……在短兵相接的激烈竞争之中，它的社团性公司(communitarian companies)不可能击败[我们]……从现在开始的一百年以后，蓦然回首的历史学家们极有可能会这样宣告，20世纪属于日本。”[28]
瑟罗缺乏对日本重要经济问题的洞察力，与这一点相比，更应该责备他的是，他假定，在下个世纪的整个进程中，哪一个国家将运作得最好是可能进行预测的。
瑟罗对过去的错误非但不感到羞愧，又于1999年出版了《构建财富》(Building Wealth)一书，在该书中，我们读到，“日本的经济体制已陷于困境僵局”，并且，直到日本表明它有能力在技术方面推行重大突破，否则它“将永远不能够赶上来，它永远也不会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29]欧洲是一个“落后的失败者”；“欧洲与美国之间的技术鸿沟已经越来越宽了”(页xii)。“美国又回来了！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是工业国家中的最佳表现者”(页xiii)。(瑟罗已经知道了预后[postdiction]的优点了。)他痛改前非了吗？他唯一承认过去的错误，就是他没有辩别出1990年日本股市崩盘的重大影响(页57)。他觉得，他能够自由地推测，在公元3000年之际，历史学家将就我们这一时代说些什么(页282-283)。
保罗·克鲁格曼，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接触过，他曾经对瑟罗进行过批评，他甚至说，瑟罗可论证地“更深深根植于新闻报刊，而没有扎根于学术”，[30]克鲁格曼在被《纽约时报》聘任为经济学专栏作家后，赋予该评论以一种讽刺的符号。而鉴于瑟罗作为一位预言家的糟糕记录，他没有为《纽约时报》所聘用。在一本1990年出版的著作中，他提出了如下话语：“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内经济最可能的预测是……增长将会相当地缓慢，对于大多数美国人而言，收入将适度地增加，一般说来，就业形势良好，[并且]通货膨胀将逐渐上升至”7%。[31]他预测道，到2000年止，美国“将下降沦为世界第三经济强国”，排在欧洲和日本之后，并且，世界经济的一体性将比不上20世纪80年代。[32]4年以后，他的这一著作出版“修订和更新”版本，不过，却保留了上述预测。[33]
瑟罗和克鲁格曼皆为自由派人士，但糟糕的经济预言却并不是自由派人士的专利。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对克林顿政府经济计划的批评。1993年，在这项经济计划实施后不久，费尔德斯坦指出，这一计划将“损害激励动机、削弱经济实力以及浪费投资的金钱。”他预测道，所得税税率的提高，相应减少富有纳税人的应税收入，“会导致仅有70亿美元的额外税收收入，而这将永久性地损害美国经济。”[34]但事实上，这一计划看起来已经促成了联邦财政逆差的消除，部分原因就是联邦税收收入的增加，并且，还促使利率保持着较低水平，这有助于在90年代的剩余时期内推动经济的扩张。
珍妮·科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另一位著名的保守主义者，在1979年主张，共产主义政权与右翼独裁国家不同，它们永远也不会演变成为民主社会，[35]而自由主义者丹尼尔·贝尔在1960年出版的一本闻名遐迩的著作中写道，西方传统的意识形态已经枯竭耗尽、荡然无存，正如该书副标题表明得那样。[36]他错了。社会主义仍然还一度生机勃发，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无政府的马克思主义在新左派旗帜的飘扬下依然繁荣昌盛，并且，伴随着美国放松管制的运动，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复苏，并成为这个世界20世纪90年代的主导性意识形态。在1976年，贝尔写道，“美国经济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期间，已经达到了顶峰，无法逾越，到本世纪末，美国就会象其他领取年金聊以度日的老人那样，依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平稳的1/4个世纪中、美国公司投资所获取的对外收益而运作。”[37]到这个世纪末，我们将不再属于“霸权式”的世界强国；事实上，我们在保持“政治稳定”方面都困难重重。[38]
贝尔最重要的著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的一种预测》(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1973年)，是一部严肃稳重、明智敏锐的作品，[39]并且一般说来，该书既对预测小心谨慎(尽管它的副标题称之为“A Venture”，带有冒险的意味)，在识别知识基础而非资源基础的产业趋势方面也准确无误，当然，他对信息服务发展趋势的认识说服力还不够。技术进步，通过促使更少的工人从事商品生产，而解放了提供服务的劳动力；这种服务并非信息密集型产业。不过，这只是一项细节问题。
然而，当贝尔在这本相当不错的作品中冒险进行预测时，他的预测从可能证实的范围来看，也趋向于是错误的，或者为轻率鲁莽的。比如，他预测，大学将会取代商业性公司，而作为此后一百年的核心机构(页344)。自从他这一预测之后，还没到一百年，因此，还不可能证明这一预测就完全错误；可是，根本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的这一预言可能被证实。也没有任何迹象证明，“有关经济增长及其平衡的关键性决策，将来自于政府”，或者“整个声望和地位的综合体将根植于知识和科学的社群”(页344–345)。这些预测存在前后矛盾。倘若声望渊源于权力的话，那么，政府就会变得更加强劲有力，政治家、官僚、法官、以及院外说客，就将自然而然地名气大躁，而不是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声望提高了。
无论如何，在一项工作对于社会的“重要性”与工作者的声望之间，存在并不充分的相互关联。工业工人在工业社会中几乎毫无社会地位；那么，为什么信息社会的知识工人(knowledge workers)应该拥有极高的声望呢？贝尔假定他们拥有极高的声望，但忽略了稀缺性作为劳动力价值(labor value)以及相伴而生的社会地位的一项因素。并且事实上，在我们这个“后工业”社会，与他的预期相反，创设一个新公司、管理一个大企业、追求在娱乐界的卓越、攀登世界体育高峰、撰写畅销书籍或代理涉及巨额经济利益的诉讼，所有这些能力皆可以获取金钱和声誉，而且可以超过科学工作或者其他纯粹的知识分子技巧所能带来的回报。《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包含了约翰·肯尼思·高尔布莱希(John Kenneth Galbraith)通常的主张，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包括共产主义)“可能在其经济模式方面正发生融合，从而形成某种新型的集权—分权型市场—计划体制”(页348)。贝尔的著作《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于1996年再版，在此许久以前，已证明该书的预测错了，1996年版还增加了一篇悲观郁闷的后记，这一后记的签署日期还(already)与原版相近，它对于“中产阶级的土崩瓦解”、公司规模的缩小、贪得无厌公司接管专家以及“一种历史的波浪正冲向太平洋沿岸的颓废景象，忧心忡忡。”[40]
贝尔和珍妮·科克帕特里克仍然还是受人敬重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必定拥有控制这种尊重不会丧失的某些质素(something)，尽管他们没有发布预言的天赋。但他们信息充分，且直率坦诚；他们自信而适当地撰文写稿；他们对阅读兴趣满怀。(保罗·克鲁格曼拥有同样的天赋，并且，本人颇为钟爱阅读他在《纽约时报》上的专栏文章。)他们也有“名气(names)”，甚至声名远扬(celebrities)；他们的辉煌声誉蒙蔽了社会公众的眼睛，社会公众因而看不到他们预测的不准确性。当然，《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并不是一点先见之明也没有，而珍妮·科克帕特里克在20世纪70年代反对左翼的空虚愚味之时，也发挥了有益的作用，尽管她面对卡特总统奠定的“将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从美国转移给一个拉丁美洲傲慢的独裁者之基础被扭曲”感到焦虑万分，[41]这与她的如下信仰同样陈旧不堪，她相信，尽管一个民主国家可能演变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正如194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以及20世纪70年代的智利那样)，但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永远不可能成为民主国家。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她的错误在于，假定苏联能够想方设法免受独裁政权的阿喀琉斯之踵的脆弱影响。这些国家通常来说皆非常地强大，不过却几乎毫无活力。
爱德华·卢特瓦克(Edward Luttwak)*就军事和经济事务撰写了大量的著作、文章和言论作品。他写得非常漂亮，且具有权威性(也就是他那幅信心百倍样子)，并博识多闻––––他是一位严肃的历史学家和国防分析家。[42]但是，他作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的挥毫泼墨，却反复地冒险预测，而事件则证明他的预测是错误的。1983年，他断言苏联入侵阿富汗将马到成功。[43]他也认为，苏联有可能对中国发动一场规模有限的战争，尤其是当西方国家加强了军事实力时(正如在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政府时期)。[44]数年以后，并且事实上只是在柏林墙倒塌几个月以后，卢特瓦克一直担心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开放政策将增加苏联的军事实力。[45]恰恰相反的是，这些政策却促成了冷战的终结和苏联的解体。
卢特瓦克在1992年的作品，把美国描述为一个在走下坡路的国家。他提出的问题是，“美国什么时候会变成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然后，他接着又回答道：“一种估计是，这一日期接近于2020年。而一项更乐观的推测则是再增加10年或者15年。不论那种预测，倘若目前的趋势简单继续的话，[不过，卢特瓦克预期这些趋势将会更为恶化]，那么，一小部分美国人用不了多久便会贫困化。”[46]他认为，日本已经超过了我们。他撰文称，“我们学会了第三世界必要的宿命论之超然品性，故而我们实际上正在顺从我们的命运。但是，他们当然确定这种滑坡会持续下去。”[47]现在他已经不得不改变他的腔调。他的悲观主义依然如故，现在他的悲观主义却构建于有活力的经济增长之预测的基础上––––他相信，正是这种经济增长带来了一连串形形色色丑恶的社会现象，比如，高犯罪率、职业不安全性––––而并非一种持续的“经济滑坡”。[48]唯一不变的，依然是他的悲观主义。
在波斯湾战争开始之初，美国及其盟国开始轰炸伊拉克后不久，卢特瓦克预测，萨达姆·候赛因将会在轰炸后1至2周内从科威特撤离(这场轰炸一直持续了6周，还未能促使萨达姆撤离科威特)，并且他警告道，运用地面武力“可能促使沙漠风暴行动转变成一场血流成河、剧烈对抗的战争，也许将导致数千[美国]人伤亡。”[49]可地面战斗仅仅持续了4天，而不是卢特瓦克所预测的最少2周，并且，美国军队的伤亡也维持在最小。[50]在轰炸伊拉克1个月之后，卢特瓦克撰文没有再预测会发生严重的人员伤亡，但他仍然反对实施地面行动。他认为，地面行动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对伊拉克的军事占领，而一旦如此，倘若不付出灾难性的对外政策之后果，我们将无法顺利脱身。[51]
人们本来可能会以为，迄今为止预测如此频繁地被证明为大错特错的那些人，会失去持续预测的公共平台。不过，那种情形并没有发生在卢特瓦克或者其他任何一位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上。本人不可能证明这一点，但这并不仅仅只是一种印象。亚马逊在线对它书目上的200多万种图书，以到现在为止的图书销量为基础进行排名(大多数畅销图书是新近出版的作品，因为亚马逊在线是一个建立不久且销量迅速增长的公司)。[52]在亚马逊在线看来，前1万本销量居前的图书属于“畅销书”，这是一种滑稽荒唐的膨胀，不过在此之列的图书也的确令人钦佩，尤其是对于一本非小说的严肃作品来说。同一本书的精装本与平装本也分别排名，因此，倘若两种版本的图书皆榜上有名的话，那么，该图书的综合指数便相应更高，但是到底有多高没有报道。因为最近销售的大多数图书皆为新近出版的作品，因此，一本几年前的图书仍然拥有令人敬佩的排名，则可以把它视为一部相当成功之作。
莱斯特·瑟罗最近的著作《构建财富》[53]的平装本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预测，正如我们所知，该书在亚马逊在线的“畅销书”中排名为4 240，参照他错误预测的记录，这一点的确令人惊异，[54]他另一本作品《经济学诠释》(Economics Explained)，在阅读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其中满纸皆为错漏百出的预测，但在庞诺网络书店(Barnes and Noble.com)的书目中，却排名为17,065位(该书未在亚马逊在线的畅销书之列)。或者，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一书，平装本出版于1989年(对于亚马逊在线来说，这个年头可算是古代史)，令人敬重地排名于13 398位，尽管该著作的主要论点即美国将走向衰落，被证明是错误的。[55]罗伯特·贝拉1996年版《心灵的习性》一书，在序言中宣称所谓的末日预言(doom-prophesying)已被证明是错误的，但却在亚马逊在线排名为6 188。罗伯特·博克的著作《懒洋洋地倒向圣地来投生》(参见本书第八章)，1996年出版了精装本，而次年出版了平装本，在亚马逊在线中皆分别排名为17,860和11,446位；无庸置疑，其综合排名将会更高。即便到1980年时一切已清楚明白，保罗·埃利希关于生态灾难的预测已证明为显而易见的错误，但亚马逊在线的书目中仍包括了他的15本著作，并且2000年推出的最新作品(《人性：基因、文化和人类前景》[Human Nature: Genes, Culture, and the Human Prospect])令人敬佩地荣登5 899名 (在庞诺网络书店的书目中排名为5,821)。公共知识分子的预测即使证明为错误，也依然可以大行其道，上述情形可谓他们拥有此种能力之暗示。[56]
然而，有证据表明，公共知识分子对其错误的预测至少还得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表4.1对两组数据进行了一项对比：第一组数据是，预测或评估(后一类包括萨特和古尔德，众所周知萨特接受了斯大林主义，而古尔德心怀偏见地反对智商)发生严重错误的八位卓越的公共知识分子媒体提及次数增加的情况；第二组数据是，随机抽取的公共知识分子样本在同一时期内媒体提及次数的增长。[57]在二组数据中，媒体提及的次数皆有所增长，但是，那些错误预言家提及次数的增长仅为40%，而控制组公共知识分子的提及次数却增长了108%。[58]
表4.1: 1989年和1999年媒体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提及
测试组(Test Group) 1989 1999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 38 105
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 20 35
罗伯特·博克(Robert Bork) 848 483
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 116 141
约翰·肯尼思·高尔布莱希(John Kenneth Galbraith) 249 310
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 165 384
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 261 410
莱斯特·瑟罗(Lester Thurow) 126 353
简单平均数(Simple Average)增长：178%
加权平均数(Weighted Average)增长：22%
控制组(Control Group) 1989 1999
瑟曼·阿诺德(Thurman Arnold) 8 12
哈罗德·布卢姆(Harold Bloom) 36 319
斯蒂芬·布瑞尔(Stephen Breyer) 20 878
阿尔伯特·加缪(Albert Camus) 165 309
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 53 117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 1 238
理查德·佛克(Richard Falk) 6 9
伊丽莎白·福克斯-吉诺维斯(Elizabeth Fox-Genovese) 5 11
内森·格拉泽(Nathan Glazer) 38 50
阿米·古特曼(Amy Gutmann) 1 25
理查德·赫恩斯坦(Richard Herrnstein) 7 48
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 28 33
卡尔·凯森(Carl Kaysen) 4 2
希尔顿·克雷默(Hilton Kramer) 48 57
玛丽·莱夫克维茨(Mary Lefkowitz) 5 7
亚瑟·李曼(Arthur Liman) 145 11
珍尼特·马尔科姆(Janet Malcolm) 60 50
路易斯·梅南(Louis Menand) 5 16
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 1554 2352
康纳·克鲁斯·奥布赖恩(Conor Cruise O’Brian) 113 81
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ips) 1 19
琼内森·劳曲(Jonathan Rauch) 6 103
罗恩·罗森伯姆(Ron Rosenbaum) 5 67
威廉·肖恩(William Shawn) 35 124
西奥多·索罗塔洛夫(Theodore Solotaroff) 2 8
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 97 96
迈克尔·华尔泽(Michael Walzer) 12 37
沃尔特·威廉姆斯(Walter Williams) 21 83
简单平均数增长：1461%
加权平均数增长：108%
然而，市场对公共知识分子预测或者评估错误的反应轻微温和；只是博克的媒体提及次数实际上有所下降，而其他人皆处于较高水平。倘若公共知识分子进行预测，旨在运用一种类似于科学方法的方式确立他们的可信性，那么，这种反应将会更大一些。一位科学家提出假设(预测)，并且通过实验或者其他准确的观察而对假设进行验证，倘若证明是错误的话，就抛弃这些想法。如果结果导致一项有关科学家支撑其职业的理论不具有可信性，那么，他的职业便会前功尽弃。科学理论属于信用商品，而假设检验则是确定这些理论质量的权威方式。人们可能会以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预测将会遭遇类似的对待，正如依据经验主义对科学假设进行检验那样，如果失败的话，则抛弃它们。可它们并没有受到如此对待。他们没有被检验。
为什么没有检验呢？第一项原因是，它们并不意图接受检测。大多数公共知识分子属于一种或者另一种意识形态学派，比如，福利自由主义、文化多元主义、社会保守主义、自由意志主义。他们作品的大多数读者也隶属于同一学派的成员，并且寻求支撑他们自身现有的看法，而不是希望对现有观点提出异议。当一位公共知识分子的预测发生了错误偏差时，通常是由于他依据某些现行的趋势进行推断的结果，而对于这些趋势，他的意识形态之同仁也认为阴森可怕，故而他们不愿意丢下他不顾。他们这样做将促使他们意识形态划分的派别丧失信用。恰恰相反，他们紧密地围绕着他，他已经打过了那一场好仗，纵然没有成功。故此，你没有看到环境激进主义者对保罗·埃利希的批判，只因为他曾经预测到目前之时天将会塌下来，即便他的小鸡危言可能在实际上损害了环境运动。
第二，公共知识分子作出的预测，并不能适当地归属于一个能轻而易举检验其准确性的空间。埃利希被证明为错误的大多数决定性预测，是在地球日群众集会以及流行杂志上提出来的，而不是他的著作中白纸黑字书写的。公共知识分子当前的作品并不会详细叙述相关情形，并且在事实上，几乎根本就不会提及他失败的预测。基本上没有读者能够记得住那些预测，更很少有人会留心而进行必要的研究，来确定和评估公共知识分子的预测记录。
第三项原因，几乎不存在作为第二项原因之基础的记分机制：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甚至对于那些阅读他们著作和文章的人来说，公共知识分子的观点其实并不重要。本人以下要研究的问题，则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
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
阅读公共知识分子作品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而且还具有娱乐之功能––––受教育人士喜爱阅读生动活泼的思想家们有关时事的作品，即便他们心中十分清楚，这些创作者们固执己见、信息不充分以及基本上不可信––––并且，还旨在强化读者的成见(predisposition)，即为了协同，在本书最后一章我将它称为“集合/集会(rallying)”。正如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很久以前便已指出，人们对处于一种疑惑的状态心中感觉不甚舒畅，因此不喜欢别人对他们的信念提出异议。[59]除非对他们的观点提出异议是出于职业规范(比如科学调查之规范)的强制性要求，否则人们将会寻求确认和支持，包括与志趣相投的思想家的协同。有关皮尔士的观点，涉及两种心理学的趋向，一是证实性偏向(confirmation bias)[60]，二是羊群效应(herd instinct)。所谓羊群效应，是指大多数人希望感觉到他们自身从属于一个志趣相投的思想者的群体，因为这会给他们以更强烈的信心，即他们是正确无误的，或者坚持他们的信仰至少不可能会被人们视为愚笨癫狂。正如密尔以及此后的科学哲学们强调的，对于疑惑的厌恶(皮尔士的观点)以及羊群效应，驱动着人们寻求确认其先入之见(证实性偏向)的证据，而避开证伪的证据，即便搜索有关证伪的证据在认识论上更加符合良性健康的程序；密尔尤其强调这种投众合时 (conformism)强加给知识进步的危险。[61]尽管密尔如此陈述，但就感知某人主张的合理性来说，最为可靠踏实的莫过于发现有那么一位与他们分享同样观点的智识聪明、口齿伶俐之人，他能够比你本人更为出色地提出论辩，为有关主张整理证据，且因此令你装备精良，不仅仅冰释了你的困惑疑问，而且在你的主张为人质疑之时，你还可以更有理有据地反驳辩护。
消费者对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的心理，与寻求行动指南、并因此与依照预测行动毫无干系。倘若人们依赖于公共知识分子预测的话––––以这样的方式信赖其预测，比如，某个宗教教派的成员有时听信其首领有关世界将毁灭的预言，因此把所有世俗性商品卖得一干二净，或者在1938年，欧洲人相信内维尔·张伯伦有关《慕尼黑协定》将会带来和平的保证––––那么，他们便会注意到公共知识分子预测的错误，并且鉴于公共知识分子作品对读者产生了成本，因此读者们会不再信任公共知识分子。那便是许许多多经济记者、财务分析员以及投资组合经理(portfolio managers)的命运，他们对于股票价格的未来波动作出了错误的预测，从而对投资者产生了重大损失。保罗·埃利希的错误预测已经到达了相当程度的公开性，就是与这一点相吻合的(尽管他针对这些仍然未到一笑了之的境地)：商界对于阻止有关环境管制的极端建议存在着休戚相关的利益，因而才公开了环保人士蒙羞的错漏失误。
公共知识分子预测的习性，与对真理的探求、检测假说并没有联系，与之相关的而是公共知识分子市场上那种竞争性和不加区分的特征。，对于吸引社会公众的关注，公共知识分子预测的风险甚大但又不失为一种戏剧性的召唤。就学术公共知识分子而言，他们也呈现了提出极端性主张的学术倾向。学术界对新奇事物的价值，正如本书第二章曾经指出得那样，并不是这种倾向的唯一原因。从“艰深的”科学或者社会科学领域，到“简单容易”、讹误充斥、平淡无奇的智识所主导的政治领域，学术公共知识分子心中早就预存了一种揭示表象变迁背后所隐藏法则的大胆思想和惊人模式，他们倾向于成为社会现实一种激进的简化器。运用一种黑白分明的术语看待事物促使其勇气大增，由此蒙蔽了他的视野，他无法看到这个世界的难以驾驭，故而简化了因果关系的模式，这样便激励他去指点江山、预测未来。
然而，在涉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世界(那便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世界，正如本人界定的那样)的时候，仅仅只是使用诸如“真理”以及“事实”之类的词汇，会激怒心存狐疑的读者。就政治来说，是否存在任何可认知的真理？在政治论辩兴起的背后，是否存在任何的事实？除了一位柏拉图主义者之外，其他任何人是否会游戏玩耍这种思想？然而，问题并不是公共知识分子或者其他任何人不能够发现社会问题的终极或者永恒答案。关键在于，公共知识分子对待这些问题，应该小心谨慎、准确无误、深入探索、逻辑严密。这些问题就其本原而言，可能是事实问题，也可能不是事实问题，也许属于逻辑问题，也许并非逻辑问题；但是，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事实和逻辑都将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有时甚至会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至少由于无法讨论这些问题的宗教维度而将其束之高阁时是这样。[62]最起码，人们关注社会政策的结果，并且这些结果的确定需要运用一种科学家的风格来进行毫无利害关系的调查，尽管通常而言，哪怕只是近似于科学家的那种与众不同、透彻有力的调查规范和方法也不可能做到。然而，公共知识分子的预测几乎只是对科学假设的一种拙劣模仿。
并且也基于所暗示的类似缘由，这一问题同样困扰着其他的预测者们。尽管对于金融分析人士而言，比如证券分析师、投资组合经理，他们预测错误须承担经济责任，不过，对于更年长的金融分析人士来说，存在一种记录（“广为散播的”）极端预测的倾向。不论依托何种缘由，总之，他们获得了良好的声誉，基于良好声誉又可以冒险提出不可能发生的预测，而由于他们勇者无畏，故既能吸引人们对预测者的关注，同时，一旦他们的结果(就发生的概率而言)被证明准确无误，他就将确立非凡独特的可信性，当然就错误预测来讲，他的声誉也会发挥一定的缓冲作用，令其不至于就此承担高昂的代价。[63]类似的激励也对公共知识分子发生作用，只是这些激励更为强劲，原因是，他们的错误所产生的经济责任温和到不存在的地步。在下一章我们将看到，卓越的公共知识分子，正如著名的商业预言家，他们的年龄皆相对较大。学术公共知识分子直到他们依托坚不可摧的学术成果而声名鹊起之后，才趋向于冒险作出大胆的预测，因为，即便他们的预测出现了偏差，就象他们通常那样，也能够阻止其声誉的飞流直下。
错误的预测总是与对当前条件的错误评判联结在一起的。预言资本主义灭亡的公共知识分子，不可能对共产主义的缺陷具有着敏锐透彻的洞察力。许多公共知识分子在游历苏联、中国、北越、东德、古巴以及共产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之时，都为这些共产主义东道主的波特金村庄策略所蒙骗，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人数众多。[64] 保罗·霍兰德(Paul Hollander)引证了著名知识分子不计其数的陈述，这些陈述令人惊讶地显露出他们的无知愚味、木讷迟钝、天真浪漫、顽固不化以及一厢情愿的思维。不过相对说来，阅读过以霍兰德的著作为代表的此类少量文献之人寥寥无几，而且，这些上当受骗、同情共产主义运动的同路人绝大多数依旧光彩照人，并没有因为他们的荒唐愚味而暗淡无神(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尚存于世，而且依然就形形色色的公共话语高谈阔论，比如，约翰·肯尼思·高尔布莱希[John Kenneth Galbraith]、约翰·肯尼思[John Kenneth]、乔纳森·寇若尔[Jonathan Kozol]、理查德·佛克[Richard Falk]、斯多顿·林德 [Staughton Lynd]、*以及苏珊·桑塔格) 。与此类似，尽管斯蒂芬·杰·古尔德的著作《人的错误量度》(参见本书第三章)受了职业上的批评，但该书1996年第二版平装本却荣登亚马逊在线畅销书排行榜的9 818位，令人敬慕不已(因为还要考虑这本著作的写作时间)。亚马逊在线共有古尔德的各种图书32种，并且表4.1显示，近十年以来，古尔德的媒体提及次数要比控制组的平均数增长得更快。
为共产主义愚弄的知识分子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取得人们谅解的原因之一，是保守主义知识分子、普通的人们在向被蒙骗的同情共产主义运动之人投掷石块的时候，他们本身也为共产主义制度所欺骗。被蒙骗的并非它的残酷无情、道貌伪善和贫穷落后，而是由于它的脆弱不堪。这就是为什么，在右翼阵营中，事实上根本没有人能够想像这种制度会由于其自身的力量而土崩瓦解。在共产主义制度崩溃的早期阶段，右翼人士将崩溃的原因归结于里根政府时期美国武力的集结，尤其是里根政府的反导弹防御计划将消解苏联战略性导弹的力量(所谓“星球大战”计划)。他们声称，保守主义思想库支持并在实际上启发的这些发展，导致苏联步入崩溃的阶段，并且暴露了苏联技术上的陈旧落后以及紧急迫切的防御不能等问题，这些反过来导致了戈尔巴乔夫尝试改革，而他的改革却引燃了共产主义制度后院之火，最终促成了这一制度的灰飞烟灭。这一观点是值得争议的。[65]不过，如下这种主张也同样值得商榷，即认为里根政府的政策只不过是一项细微的因素，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乃是基于一系列政治挫折和经济失败(阿富汗战争、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贪污腐化、裙带主义、犬儒主义以及经济停滞)所累积的破坏力所摧毁的，那些失败几乎与里根政府的主动行动毫无干系，而不过却毁坏了苏联共产主义领导阶层的信念，正如大多数独裁主义政体一样。[66]这并不是说，美国武力的集结只是一项错误。苏联同样也武装到牙齿，崇武好斗，并且，苏联内部的弱点并没有充分理解––––甚至直到其解体之时，苏联领导人也并没有充分了解那些缺陷。[67]
在一个信息成本高企的环境中运作，公共知识分子并非独一无二的。此种环境不能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们评估和预测错漏百出的籍口。不过，为了明白这一点，我们需要对错误进行经济分析。
错误的最优数量并不是零，而是错误成本(error costs)以及避免错误的成本(error-avoidance costs)的数值最小化。第一类成本越高，愿意承受的第二类成本就越大，同样，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我们希望把更多的开支用来防止更为严重的事故，而不用以防止琐碎小事。有些错误系无害之错，并因此不值得耗费任何资源来尝试避免发生那样的错误。
另一些错误则存在危害。比如，医疗错误通常将造成严重的伤害。因此，人们采取成本高昂的措施，以实现医疗错误的最小化，例如，向执业医生颁布许可证、补贴医学研究、未经医生开具处方禁止购买有害药品以及针对医疗事故实行侵权救济制度。错误的天气预报和股市预测亦属于类似的有害的预测错误。股票指数基金(index funds)的兴起，提供了无须现行交易(active trading)的多样化投资组合，便属于针对后一类不确定问题的应对；超级计算机则是有关前一类不确定性问题的对策。或者，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公司股票和其他证券发行人欺诈性陈述所产生的不确定性。投资错误削弱了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故而被视为会产生重大的社会成本，而证券法以及普通法有关欺诈的原则，是能够促使此种投资错误来源最小化的措施，不过这一措施却成本高昂。为了防止食物中毒，对饭店实施公开检查，属于另一例证。
这些例证以本书第二章提出的一个观点为中心，即当人们认为市场激励和约束不够充分，以至于将产生高昂的消费者信息成本时，政府便可以实施干预。然而，仅仅只是市场不能提供质量达到消费者所需、且消费者愿意为此支付价款的某项产品或者服务，并不能在事实上保障公共管制的正当化。市场失灵的消极后果必须足够严重，以至于试图就此采取某些措施所产生了成本时才有可能具备正当理由，而这一成本也许是相当巨大的。这种提高商品质量的管制，其收益必须超过管制所涉及的成本，并且，倘若收益微小抑或成本高昂的话，管制皆不可行。
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也许有助于明确这一观点。假定相信真实的主张比不相信这些主张，将产生更大的效用，同时，不相信错误的主张比相信它们能产生更大的效用，那么，我们可以得出：
U1(t, b) – U2(t, d) = Z1 > 0，且
U3(f, d) – U4(f, b) = Z2 > 0,
因此，Z = Z1 + Z2，即为相信真实主张与不相信错误主张所产生的效用。我们当然不应假设，达到这一最佳状态是无需成本，或者实现这些效用必然富于价值。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第二项要点。Z的价值取决于四种可能的相信状态(即相信真实主张不相信真实主张、不相信错误主张以及相信错误主张)之中每一种所产生的效用。在对于个人并不重要的事项中，真实知识的效用可能相对比较细微，在此情形下，Z的数值也将较小，并且也许无法超过达到真实知识的成本。那便是一种理性无知的情形。
现在让我们假定K为知识，变化幅度从–1 (错误信仰)经0 (不相信)到1 (真实信仰––––即能够产生Z的K 之水平)，同时，假定每一项知识水平所能产生的效用为U(K)。假定，通过购买每个单位的信息能够提高K、并因此提高U(K)的数值，每个单位的信息以x来表示 。然而，x 需要成本；否则U(K) 将恒定地等于Z。购买的信息x越多，成本当然就越大：即Cx > 0。[68]理性的个人将寻求U(K)(x) – C(x)最大化，这一目标通过购买x直至达到某一点而实现，这一点即为，购买的最后一个单位的x提高了额外知识(the additional knowledge)的效用，获取这一效用的额外知识，其数值又恰好与追加成本相等：即在这一点上， Kx = Cx。可替代的方式是，他也可以寻求由于缺乏知识而导致的错误成本(E) 的最小化，以及努力促使避免错误的成本(还是C )最小化。这两种成本皆为x的函数。购买x 将减少E (Ex < 0)，但却会增加C (Cx > 0，正如以前亦是如此)。当Cx = –Ex之时，即当购买的最后一个单位的x 所减少的错误成本的金额，恰恰等于购买这一个单位的x之成本时，(E(x) + C(x))的数值将最小化。
如果一项真实信仰的效用相对小于获取它的成本时，所获得的知识水平将远远赶不上充分的知识(full knowledge)。本人要强调的是，重要的只是它竞争性价值的相对规模，而非绝对规模。获取知识的成本也许如此高昂，以至于超过了所获取知识的效用，就算这一效用也很高。手相术的情形便是如此。倘若能够通过看手相获得有关未来的准确知识，那将会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而且所投入的成本将令人望而却步的(prohibitive)。倘若你知悉这一点以后，也许将通过如下两种方式中作出反应：一是不自找麻烦去看手相，二是对看手相人的预言大打折扣，与你依赖医疗诊断书或者天气预报相比较，你最终几乎并不信任这些预言。故而，失望的预期所产生的伤害将非常得轻微。既然人们普遍认为，手相术作为一种预测方法是弱不禁风的，因此，也就不存在为了保护消费者免受愚弄之损害而禁止手相术的压力，因为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自我保护。
那么，为什么手相术仍尚未消失殆尽呢？其原因在于，手相术既属于一种多维产品，也是一项廉价产品。预测未来只是一位消费者可能从看手相中获取的收益之一；而另一项收益则是此种经历的娱乐价值。当然这种娱乐价值并不很大，可是，鉴于它的成本也非常低微，故而某些人便可以从看手相中获取净收益。并且，公共知识分子亦是如此。他们具有娱乐功能以及构筑协同之价值，也带来了某些信息价值，即便他们并不是一种值得信赖、准确预测的渠道。这些价值也许不是很高，不过对于消费者而言，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的成本也并不太高。
通过筛选和权衡公共知识分子的预测，而相信真实的主张或者拒绝相信错误的主张，才真属一件成本高昂的事项。那几乎相当于从看相人的口中获取一项真实的预言那么成本奇高。倘若收益巨大的话，这种成本当然也可以承受，可是，收益也并不大；公共知识分子与看相之人不太一样，他们通常只是就“消费者”几乎毫不知悉的事项发表高见，因为他们需要改变政治行为或者其他集体行动。那么，普通公民针对国家是否应该建设一种反导弹攻击的防御体系而形成一项理由充分的信任，其收益又当如何呢？普通公民几乎不可能、也许根本就不能够影响国家政策。从公共知识分子那儿得到的准确信息的收益显得如此微小，以至于即便以低成本方式评价公共知识分子的可信性，例如追踪他们的预测，也显而易见不能令成本正当化。《消费者报告》没有对公共知识分子进行评估；其他任何杂志或者信息服务也没有此类评判，除了极其偶尔零星的蜻蜓点水之外。
甚至有一种恶性循环在发挥作用。公共知识分子评估或者预测的准确性越小，人们认真对待公共知识分子的程度便越低，这反过来又减少了对准确性的要求，尽管这一恶性循环为本人一直强调的如下事实所抑制，即他们的错误记录并非众所周知。但是，他们成功的记录，人们同样也不知道。人们对两类记录，皆没有认真细致地存卷备查和分析研究，因为几乎没有人会用心聆听公共知识分子正在说些什么，而就此理出线索。我们可以想像，那是一种在低价值区域内不断向下盘旋地探底––––即所谓低成本均衡。普通教育的社会公众在消费公共知识分子商品时，花费很少的时间，基本上不会产生其他费用，相应而言也能够获取一定程度的收益。
布鲁斯·罗宾斯主张，人们不会承认一种行业(calling)作为一种职业(profession)，除非它对于社会公众来说至关重要，因此，文学批评的职业化便意味着现代文学批评的公共意义，人们也并没有否认这一点，文学批评具有神秘性、边缘性、当然无庸置疑亦具有政治性(并因而潜在地作为一种公共知识分子类型)，正如以另一种视角看待文学批评那样。[69]但是，这样却把“职业”和“职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搅混在一起。一个领域的职业化仅仅意味着，这一领域带来了调整雇用、提升、补偿、奖金、研究协议(research protocols)、出版的规则和程序之拘束，这些拘束旨在传授智识的精确严密(intellectual rigor)。它并不涉及这一领域对于普通公众的重要性。埃及文物学(Egyptology)已经彻底地职业化了，但究其缘由，并不是担心一位冒充内行的埃及文物学者有可能会对人们造成损害。相比而言，职业岗位(occupations)则是指那些要求具备专门化知识、且普遍与社会公众息息相关的行业，它自传统以来便归属于职业的范畴，比如法学、医学、建筑学、会计学、军事科学。且它们对于社会公众的至关重要，正是为什么它们当中有许多职业规定了获取许可证的要件，当然，许可证要求也源于利益集团之压力，埃及文物学以及其他纯粹的智识领域却没有此类要求。[70]从这一意义来说，文学批评也并非一种职业，因为在社会公众看来它无关痛痒。罗宾斯并没有试图表明，他所敬慕的学术评论家，比如爱德华·萨义德和加亚特里·斯皮娃克(Gayatri Spivak)，在涉及社会公众利害关系的任何事项方面毫无影响力。甚至，这种“职业”正开始意识到，文学批评的日益理论化至少部分地渊源于职业化不断推进之产物，而这又正在驱动文学研究走向边缘化。[71]
在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20世纪60年代骚乱时期)、冷战以及20世纪70年代经济滞胀时期––––感觉到政治或者意识形态危机的任何时期––––人们对待公共知识分子要更为严肃认真一些，在那些时期，公共知识分子钟爱慷慨陈词的问题类型，看起来似乎要比当代的问题更合乎逻辑。但是，更认真并不等于非常认真，即便中央情报局确实认为，在冷战的高峰时期支持《相遇》这份属于并面向公共知识分子的杂志颇有价值，可人们对待这一杂志也还谈不上非常认真。尽管在越战期间，公共知识分子作品如同洪流滚滚、席卷倾泄，[72]但一项细致的研究得出结论称，知识分子在有关越战(或者战争行为、或者战争后果)、以及当时正逐渐展开的公民权利危机所进行的论辩中，其实没有影响力。[73]这项研究由于受出版的限制，而没有尝试评估知识分子的罢教、罢工时的纠察、游行、支持学生静坐、以及其他示威形式；但在公共知识分子当中，这样的战斗性匮乏罕见，而且通常都会发生意外、后院起火––这也是1968年尼克松当选为总统的一项因素。
切断那些毫无影响的论题，可谓独裁政体通常说来都会试图压制公共知识分子之事实。不过，他们对于知识分子的压制只是作为一般性信息控制尝试的一部分，而并非源自于对公共知识分子或所谓“思想的力量”特别恐惧。很难想像，一个独裁政体会因思想所摧毁（况且还并不是宗教思想），而只是因为物质状况所毁灭，例如战争、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贪污腐化或者经济失败。在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进行精确估量中，需要适当回答这样的问题，即在一个新闻自由、政治竞争、社会公众因此能够充分接近信息的国家之中，公共知识分子是否能够实质性地影响公共舆论。也许他们不能影响，至少通过他们的作品和公开演讲无法达到对公共舆论的影响。或许他们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效应。人们相信，文学领域学者中的“后殖民主义”学派––––比如，他们其中有一位学者倡导“非殖民化教学法”[74]––––业已激发某些大学生掀起了反对全球化(即，自由贸易与资本的自由流动)的抗议。[75]但是，这种虚空浮夸主义对于公共舆论和公共行为几乎没有任何影响，[76]除了可能对一些刚愎自用的人产生一定影响之外，比如，通过将选票从戈尔转移到奈德尔，促使2000年总统选举向布什方面倾斜，因为奈德尔在论坛发表演讲时的关键性政纲似乎对全球化持有敌意，并看来已经吸引了大学的孩子们对他的极大支持。公共知识分子在他们担任顾问和政府官员的角色时 (人们可以想想亨利·基辛格、乔治·凯南、康纳·克鲁斯·奥布赖恩、瓦茨拉夫·哈维尔*以及无数的其他人物)，所产生的影响当然非常巨大。但是本人的兴趣所在，并非公共知识分子在观念和意见市场上的活动、他们的作品、公开演讲、以及其他公开露面(包括在法院或者国会作证)，本人所关注的，简言之只是他们试图通过其公共修辞(public rhetoric)而塑造舆论。
本人并非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故此怀疑那些思想是否能够影响到公共舆论和公共政策，即使那些思想并不科学或者不可能严格地得以证明。进而，证据表明，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存在着一种间接的渠道。人们发现，新闻评论员和时事专家已经影响了公共舆论，[77]并且，即使这些评论员和时事专家本身并非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也并未纳入本人所引证的研究之中)，也可能反过来又受到了智识思想之潮流的影响。让我们来看看，反对罗伯特·博克担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确认的成功尝试。“在1987年，为了美国方式的人民联合其他团体，实施了这项堪称经典的全国性请愿运动，将全国性的媒体传播与旨在影响国务的言论联结起来，掀起了一场反对罗伯特·博克进入联邦最高法院的提名 (原文如此––––应为确认)之狂飙海啸。”[78]无庸置疑，这些请愿活动组织者的许多主张，来自于公共知识分子的法学教授，就本人所知，他们或许本来就撰写过这些请愿书的某一部分。[79]但是，对于知识分子夸大思想影响的自然趋向，人们应格外小心谨慎，尤其当他们属于学术知识分子时，他们会放大学术思想或者学术人员宣传的思想之影响，注意，这两者通常并不是一回事。一个社会愈稳定、愈复杂，并且它愈自鸣得意，则这一社会的公共知识分子通过狂轰烂炸影响它的可能性便愈小。
然而，倘若认为学术公共知识分子对于公共舆论的形成皆无重大影响，此类观点也必须予以限定，这一点可以通过参照彼得·辛格所倡导、可以非严格地称为“动物权利”的著作得以说明，当然，辛格只是一位功利主义者，而非一位权利理论家，并且他偏好称为动物“解放”。[80]《动物解放》一书于1975年推出第一版，销售量达到五十余万本，并且人们相信，这一著作极大地促动了全球性的动物权利运动。[81]而动物权利运动又已经影响到毛皮业、肉类消费以及医疗实验中对动物的运用。
辛格是一位学术型哲学家。然而，他这本著作是面向普通公众写作的，故而推理不甚紧凑严密，也并没有试图克服针对某种功利主义观点能够显而易见提出的争议，即扩张总体福利最大化从而包纳动物之社会.这些争议诸如：倘若存在比人类更为快乐的动物，那么，我们可能就拥有一种道义上的责任，即我们应该缩减人口数量，促使其达到地球能够供养这些快乐的动物最大数量的那一点。辛格的著作在重要部分是这样来传递信息的，它展示了一些令人毛骨耸然的图片，并且巧妙地回避了某些难于回答的问题，比如，当他说道，“就历史实情来说……动物福利运动的领导人对于人类的关心程度，其实远远超过了完全不关心动物的人的表现。”[82]这一主张忽视了一种极其显著的例外：正如鲁克·费利( Luc Ferry)引用阿道尔夫·希特勒的话那样，“在新德意志帝国，对动物的残忍已不复存在。”[83]费利评述道，“一位完全忠诚的动物爱好者(这还并不限于言辞宣称，法律已经明文规定)与人类历史上最冷酷无情的仇恨，组合在一起而折射出令人不安性质之幽光，已经永远为人们铭记不忘。”[84]辛格忽略了动物保护与纳粹对达尔文主义的崇扬、他们提升智力本能、破坏文明的野蛮行径、践踏同情心的粗暴残忍、颠覆和平的战争杀戮以及有关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根深蒂固的本能观点之间的类同。纳粹分子希望淡化模糊人类世界与动物王国之间的界线，正如当他们将犹太人描述为害虫时那样。而在问题的另一面，他们又美化拥有良好纳粹美德的物种，如食肉性物种雄鹰(“鹰之巢”，正是希特勒夏季在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的寝宫的名称)、猛虎和黑豹(德国坦克使用这两种动物的名称)。尼采所谓“金发之兽”，指的是狮子，即相对于那种业已退化的现代人的角色。动物权利的思想如何能够把人比作动物，而不仅仅是将动物比作人，以上即为例证。
辛格直言不讳，他承认，他的哲学分析存在一些道德上不确定的含义，比如，将动物放在与人类平等的层面上可能会推导出这样的论点，一头猪的生命，其价值要胜过一位严重智障的人之生命，或者无痛苦地杀害一只动物，可以通过养育一只新的动物作为替代而补偿。[85]这本著作的力量所在并非它的论辩，而在于它对动物痛苦的描绘，该书的许多描述令到动物权利的大众支持者们心惊胆战。这本有关动物权利的哲学作品，虽然在学术的严格性方面程度稍低，却堪称在公共领域最有影响力的著作。[86]如今，又有一位执业律师斯蒂芬·怀斯(Steven Wise)慷慨陈词，为辛格的著作呐喊助威，怀斯在他的作品中基于历史考察、认知科学以及令人黯然泪下的感人轶事，强有力地主张将法定权利扩张至非人类的灵长目动物。[87]该著作论证亦不太严密；它与辛格的作品一样容易遭受人们的批评；[88]然而，这本著作也同样极其影响。
或许以下对辛格的说法并非不公平，辛格碰巧才成为一位学术公共知识分子，但倘若他作为一位类似于蕾切尔·卡逊或贝蒂·弗里丹的非学术人员的话，那么，他也将可能运用极其类似的方式写成几乎有同样冲击力的作品。
但是，只谈到公共知识分子对公共舆论的影响，进而设计受公共舆论影响的法律、政策、以及其他公共行为，则视角太过狭窄，以至于无法准确估量公共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影响。就人们所阅读的范围而言，经常阅读公共知识分子的著作和杂志文章，也许有助于塑造一个人的价值观和视野。这个国家的公共知识分子并未拥有广泛的读者群(我们只要看看下一章中一些杂志的发行量便可得知)，但读者中的大部分包括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是政治上积极活跃、颇具影响之人。假如公共知识分子消失殆尽，且政治和意识形态观点唯一的供应商只是学术人员，他们只面向学术界、专事教学的老师(classroom teachers)、新闻记者、政治家、牧师以及政策分析人士写作的学术人员的话，那么，普通公众––––或者更确切地说，普通公众之中受过高等教育的那一部分––––或许相比现在的情形，他们对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甚至会更加兴趣索然、信息闭塞并思想匮乏。
然而，政策和公共舆论也许并无太多差异。这不仅仅是因为公共知识分子拥有的读者群较小，他们发表的意见倾向于加深各种观点的差异，决非融合这些不同；而且，还有三项其他的因素亦非常重要。首先且最不重要的一项因素是，由于大多数公共知识分子皆为学术人员，因此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系从其学术著作中抽取出来的，这些学术作品就同公共知识分子作品一样，并毫无疑问，对公共舆论和公共政策具有一种弥漫扩散且累积强化的重大效应。倘若学术人员坚持到最后，且忍受寂寞，抵制住创作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的诱惑，那么，他们相比遍地开花地担当公共知识分子角色，对社会的影响也许更为巨大。
但是，成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的机会，也许又有可能构成吸引能力突出之人从事学术职业的因素之一？倘若那样，则从长远而言，剥夺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之机会就有可能减少学术著作的数量或者质量。通常说来，只要朝向学术职业的目标向前迈进，便可以自然而然地取得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事实便是如此(在下一章我们可以看到有关证据)。当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收益因价值的表现而打折扣，并且由于在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过程中涉及到极大的随机因素而进一步大打折扣时，这种前景就不可能对于职业的选择产生巨大的效应。即便如此，尽管概率看来如此之小，但任何幽闭那一美好前景的尝试，都可能构成对学术职业选择的重大障碍。原因在于，“公共知识分子” 的界定难以操作，尤其是学术作品与公共知识分子作品之间的界线朦胧模糊。(本书中所讨论的作品，大多数皆具有上述两种性质––––拙作本身便是如此。)作为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大学也许不得不禁止它的教授接受任何外部的经济收入(即，并非投资收益，亦不属其他被动型收入)，并且这无疑将导致学术职业的吸引力更小，除非大学提高学术薪金，补偿预期外部收入之损失。不过，这一点却很难做到，原因是，不同的领域、不同的个人预期各不相同。倘若千篇一律地提升工资，涨幅足以补偿具有最优外部收入的大学教师，则将会把学校榨干压跨。若是收入增加的幅度不大，仍会导致许多大学教师义无反顾地告别校园。假如依据每一位大学教师的特定机会提升工资，则需要了解太多的信息，当然不切实可行。而上述任何措施的结果都将增加大学的成本，这些成本对质量发挥着调节性功能，这又可能反而导致学术研究数量和质量的下探。
就当代公共知识分子对社会作出的巨大贡献提出质疑，第二个原因是，他们只是把其学术思想转换成为普通教育的社会公众能够理解的语言，就此范围而言，他们除了稍稍促进了学术思想的传播外，其实毫无作为。他们所做的工作，其实只是新闻记者的份内之事，甚至公共知识分子的行动还要滞后一些，正如本书第二章所表明的那样。最具影响的新闻记者和评论员可能直接经由学术渠道获取其学术思想，而并不依赖于公共知识分子转换者，无论如何，这种转换都不可能促进学术思想的传播。伴随着专门化水平的日益提高，我们可以预期，为社会公众转换学术思想的新闻记者，作为交流的专家所承担的责任将越来越重大。最近以来，透过克林顿总统弹劾事件、以及甚至令人印象更为深刻的2000年总统选举僵局，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在这些事件中，一般说来，部分具有法学学位的新闻记者对佛罗里达州选举僵局所引发的漫天而来诉讼案件和程序提供了更为清晰、准确的解释，尽管他们的工作存在极大的时间压力。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原创性”作品，那可不仅仅只是学术研究的转换或者简化，但这类作品却通常以次充好、稀奇古怪的，正如我们所见。
第三个原因则是，无数的公共知识分子作品具有矫正性的(corrective)，而非建设性；具有消极性，而非积极性，当然，消极亦有消极的意义。倘若如此之多的公共知识分子在二战前和二战中支持共产主义，并且此后又反对美国有关共产主义阵营的外交政策，那么，冷战知识分子，例如西德尼·胡克、乔治·奥威尔、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阿瑟·小施莱辛格、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以及雷曼·阿龙，他们的公共知识分子作品将毫无存在之必要。[89]由于知识分子与众不同的特色就在于其反判性，并且由于马克思主义属于一种理论基础的纲领，因此，在非共产主义世界有不胜枚举知识分子为马克思主义所吸引，人数比例显得有些不太相宜，[90]而在共产主义世界的知识分子，除了极少部分英雄式的例外，比如，帕斯特纳克(Pasternak)、索尔仁尼琴，其余的人皆恐惧高压政策，而不可能担当反叛性角色，这一点丝毫也不令人惊异。[91]这一结果正是知识分子观点的失衡，冷战知识分子寻求对此予以矫正。
正是因为支持法西斯主义的知识分子比支持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要少得多，奥威尔才如此更多地为人所知是作为一位反共产主义者，而非视为反法西斯主义者，尽管他本人两者皆属。共产主义和极左的知识分子在人数和影响力方面，远远超过了法西斯主义的知识分子，[92]尽管后者亦人数众多，尤其是在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甚至在美国，墨索里尼也拥有许多卓越的知识分子崇拜者，至少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之前是这样，比如，赫伯特·克罗利、乔治·萨塔亚纳、以及林肯·斯蒂芬斯。[93]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他们攫取权力以前，皆身为公共知识分子，尽管与列宁和托洛茨基不太一样的是，知识界没有认真对待他们，至少没有视其为知识分子。
《卡塔罗尼亚赞歌》(Homage to Catalonia)、《动物农庄》、《一九八四》，连同奥威尔许多批判左派的许多文章，比如，其中一篇系本人在上一章中引用的他对奥登诗歌的文学批评，这些作品部分地是对左派知识分子、对诸如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斯蒂芬·司班德(Stephen Spender)以及奥登等人的反应。在《一九八四》中，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被称为“英国的社会主义原则”––––英国社会主义。类似而言，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之类的学者，他们支持资本主义的公共知识分子作品，显著地区别于这些经济学家的学术作品，倘若这些作品不是因为凯恩斯、约翰·肯尼思·高尔布莱希和拉斯基等左翼公共知识分子鼓吹集体主义的公共政策，那么人们对他们的需要本来将会更加少得可怜。保守主义的公共知识分子，比如乔治·贾尔德、希尔顿·克雷默、欧文·克里斯托尔、迈克尔·诺瓦克以及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倘若不是因为左翼公共知识分子––––查尔斯·瑞奇(Charles Reich)、赫伯特·马尔库塞、C·莱特·米尔斯、保罗·古德曼、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诺曼·O·布朗(Norman O. Brown)、艾特琳娜·理奇(Adrienne Rich)、凯瑟琳·麦金农、苏珊·桑塔格以及其他许多人––––的汇聚交合，那么，他们本来也不可能在这个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这种针对后现代主义的颠覆恰恰正是因为后现代主义滋养了它。保守主义公共知识分子之所以兴起，20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潮流功不可没。[94]一场文化战争需要双边的战斗者。我的有关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的成本和收益模型默示地意味着，排除错误信仰也许与灌输真实信仰同样得至关重要。但就公共知识分子作品弥漫着建议性和反驳性的错误信仰的范围来说，它对于政策纯粹的促进、甚至对于正确判断的贡献，可能都相当有限。对方的力量也许正在玩耍一种零和、甚至负面值的知识分子博奕游戏。
天主教信仰(自伏尔泰开始，便属一种公共知识分子的传统打击目标)、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20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政治正确”、以及某些后现代主义的脉络，比如激进的女权主义，它们都带有强烈地教条武断之特征，并且对于不相信它们主张的人而言，皆显得荒谬、可笑，这并不是偶然的。[95]它们如教条般的内容，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智识性批判提供了一种把柄；它们的荒唐，为与教条的浴血论战提供了可乘之机；而它们的可笑，则为此种批判展现出一番紧迫焦急之印象，并为了掌握观众而爆发出了连珠炮般的射击。今日美国社会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版本。而且，这些教条主义之中并没有看起来特别恶兆不吉的––––其愚蠢超过了可笑。并因此，公共知识分子的矫正性功能正在日益弱化，而与此同时，卓越超群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供给正在不断地萎缩，原因本书第二章早已阐明。
现代公共知识分子在改变公共舆论方面明显没有效率，这具有一种自相矛盾的规范性含义，现在我必须对此作些解释。我一直在非严格意义上运用“市场失灵”这一术语，此时我所意味着的市场失灵，更加接近于“基于学术界广泛持有的预期所产生的失望。”经济学家们运用“市场失灵”一词，其内涵指的是：在社会边际产出等于社会边际成本的那一点上(但不进一步超过)，资源配置是最优化的，而某个市场的条件却阻碍产出达到那一均衡点。垄断可能导致市场失灵，其机制是这样的：垄断导致消费者转向比垄断产品耗费社会更多生产成本去生产的产品，而由于竞争性定价，这种产品在消费者看来似乎还更便宜。私人产出与社会产出的不同、或者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区分，亦可能成为市场失灵的渊源之一。[96]倘若部分产品收益(比如，一项能够轻易复制的创新)被外部化，则该产品可能会产出不足；而假如部分成本被外部化(比如，污染的成本，除非这些污染成本由污染厂家或者有关消费者承担)，那么，产出就可能相对于社会最优数量来说生产过度。欺诈也会导致了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的分野，比如，商家吸引消费者购买某种产品，而若是消费者知道有关真相的话，消费者将会对该商品敬而远之。
市场失灵的这些或者那些根源在公共知识分子市场上是否呈现出一种特别重大的程度，这些根本就无法确定。[97]倘若本人判断正确的话，这一市场的消费者能够不依赖于公共知识分子的慷慨陈词，从而实现自我保护，那么这便意味着，他们将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的价值仅仅视为娱乐和协同，而非作为指南或者指导，而且，并没有明显的迹象显示，他们未获取他们所支付金钱的回报，或者那些公共知识分子商品事实上只是社会恶品(social bads)，就好象手相术作为一种市场失灵的表现亦并非那么显而易见一样。本人早先所论及的那种恶性循环，即公共知识分子不准确的预测阻碍读者们信赖其预测，因此减少了预测不准确之责任(由于人们并未信赖错误的预测，故而很快为人遗忘得一干二净了)，从而没有导致市场的瓦解；它只是促成了一种预测低准确性的均衡。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甚至也许只是一种高级类型的娱乐，那种能够诱导思想和激发好奇的娱乐。
市场失灵的可能，是无法绝对排除的。比如，倘若学术人员在他们的教学和研究过程中，生产出他们在学术收益中不能获取的价值，且如果这种差额即学术作品的外部收益，超过了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相应的差别，那么，吸引学术人员从事公共知识分子工作 (本书下一章提出有关证据表明，公共知识分子生产出确实为学术产业的替代物)，可能就会产生并非完全由这一市场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承担的成本。[98]如果本章的这一分析正确无误，则公共知识分子作品将不会产生净外部收益，当然，学术著作几乎确定无疑会产生净外部收益。我们还业已看到，大学若是试图限制学术人员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可能需要向其教员支付更高的学术薪金；如果这样，便意味着公共知识分子市场正在为学术人员带来某种收益。并且，尽管在一位同样有力的公共知识分子能够提出反对意见以前，社会公众有时会为某位公共知识分子所误导，不过，这也许却并不是一项多么严重的问题，故此，我在本书结论部分所建议的解决方法就相对适度。没有任何市场是完全有效率的，但公共知识分子市场相比大多数市场可能还算不上更糟糕的。
失望的情绪，在徘徊、在弥漫。一个市场可能在经济学意义上富于效率，即便它所生产的产品只具有一种适度的价值。生产钻石与生产木炭相比，并不存在本质上的优越性。但是，倘若有人认为，木炭属于钻石的一种形式，便有必要指出这种错误，并应该说明决定这些商品相对价值的经济条件。并且类似而言，一种产品的平均质量在一段时期内持续地下降，亦无理由地推断这一事实为市场失灵；倘若由于成本降低，而其价格下降足以就其更低的质量充分补偿消费者的话，也不存在所谓的市场失灵。近几十年以来，航空服务的质量不断下降，但是，航空服务的价格却有了相当程度的降低。我在本书中试图进行的研究，只是通过表明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的平均质量(“令人失望”)低下、或许正在下降以及为什么会如此，而将公共知识分子市场展示于人们的脑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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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eorge Eliot, Middlemarch 110 (W. J. Harvey ed. 1965 [1871–1872].
[2] 比如，参见，Paul Hollander, Anti-Americanism: Critiques at Home and Abroad 1965–1990 (1992); Lawrence F. Kaplan, “Fall Guys: Guess Who Hates America? Conservatives,” New Republic, June 26, 2000. Cf. Andrew Sullivan, “London Fog: Why Americans Go Soft in the Head for The Economist,” New Republic, June 14, 1999, p. 25，该文叙述了《经济学家》杂志中不准确的预测。亦参见，下注[5]，及其附文。引人注目的是，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一位商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公开宣称他本人的错误，他在1998年期间预测，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行将崩溃。“他对错误的纠正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公共性大转变(public about-face)，大多数不正确的预言家们只会通过其他人的堆积，而让他们的错误静悄悄地流走，流进历史的垃圾堆。David D. Kirkpatrick, “Soros Concedes Goof in Book. Global Economy Didn’t Collapse,” New York Times (national ed.), Aug. 12, 2000, p. B1.
[3] 参见，Gary S. Becker and Guity Nashat Becker, The Economics of Life: From Baseball to Affirmative Action to Immigration, How Real-World Issues Affect Our Everyday Life 9–10 (1997).
[4] 奥威尔在一篇推崇《通往奴役之路》一书的评论中，准确地概括了哈耶克的思想：“社会主义必然导致专制政治(despotism)，并且……在德国，纳粹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社会主义者业已为他们做了大部分工作，尤其是削弱了自由欲望的知识分子工作……英国，他指出，如今正在迈向与德国相同的那条道路。”参见，George Orwell, ”Review,” in The Collected Essays, Journalism and Letters of George Orwell, vol. 3: As I Please 1943–1945, pp. 117, 118 (Sonia Orwell and Ian Angus eds. 1968)。1956年，哈耶克在他这一著作再版之时，在序言中似乎回应了奥威尔的这一赞美，他指出，关于《通往奴役之路》一书涉及的问题所进行的流行讨论之中，《一九八四》属于“最实际有效的(most effective)”评论之一。参见，“Preface to the 1956 Paperback Edition,” in F. A. 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Fiftieth Anniversary Edition xxvii, xxxiii and n. 5 (1994)。然而，在本书第七章，我将进行诠释，《一九八四》作为一部小说，要比它的作者更加悲观主义。
[5] 参见，本书第八章；亦见，Richard H. Pells, The Liberal Mind in a Conservative Age: American Intellectuals in the 1940s and 1950s, chs. 3–5 (1985)。
[6] David Brooks, Bobos in Paradise: The New Upper Class and How They Got There 163 (2000).
[7] 比如，请思考高尔布莱希的预测，他预测道，美国经济将变得类似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参见，John Kenneth Galbraith, 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332, 389–391 (1967)。考虑巴里·卡门纳在1976年的断言，他认为，美国只要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便能够克服它的“能源危机(energy crisis)”。参见，Barry Commoner, The Poverty of Power: Energy and the Economic Crisis 243–249 (1976)。
蕾切尔·卡逊的著作《寂静的春天》(1962年)为埃利希和其他生态灾难学家铺平了道路，《寂静的春天》一书激励地批判了对杀虫剂的使用。“部分地是由于《寂静的春天》一书之先例，在三十多年以来，环境运动展开了一种斗争的修辞(the rhetoric of war)，创造了一种危机的氛围。参见，Cheryll Glotfelty, “Cold War, Silent Spring: The Trope of War in Modern Environmentalism,” in And No Birds Sing: Rhetorical Analysis of Rachel Carson’s Silent Spring 157, 167 (Craig Waddell ed. 2000)。《寂静的春天》是一本语言优美的作品，并且，该书明确地论述了以前所忽略的真正的环境问题，比如，参见，The Pesticide Question: Environment, Economics, and Ethics (David Pimentel and Hugh Lehman eds. 1993)，尽管该书夸大了杀虫剂对人类致癌所起的作用。参见，Carson，前引书，第十四章。杀虫剂主要危害的是野生动物，而非人类；并且，有些争议将会持续下去，比如，在地方病为疟疾的国家，是否应该禁止使用滴滴地。比如，参见，A. G. Smith, “How Toxic Is DDT?” 356 Lancet 267 (2000)。
*译者注：蕾切尔·卡逊(1907—1964)，美国女生物学家、海洋学家，以环境污染和海洋自然史方面的著述闻名，代表作《寂静的春天》、《海角和海风的吹拂下》、《环绕我们的海洋》和《海的边缘》等。《寂静的春天》引起学术界和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广泛讨论，引发了人类对环境问题的深刻思考。
[8] David M. Rorvik, “Ecology’s Angry Lobbyist: Dr. Paul Ehrlich Argues That the Chief Cause of Pollution Is Overpopulation,” Look, April 21, 1970, p. 42.
[9] Paul R. Ehrlich, “Are There Too Many of Us?” McCall’s, July 1970, p. 46.
[10] 同上注，页46、104。在1970年，第一个“地球日”的那一年，罗纳德·巴雷(Ronald Bailey)在他的文章中记载了埃利希其他轻率鲁莽的陈述。参见，Ronald Bailey, “Earth Day Then and Now,” Reason, May 2000, p. 18，埃利希的陈述包括，在20世纪80年代，6,500万美国人可能因饥饿而死，在20世纪70年代，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将死于“烟雾灾难(smog disasters)”，并且，由于滴滴地以及其他杀虫剂的影响，到1980年时，美国人的寿命预期可能下降至42周岁。本人无法确认这些具体预测的准确性––––这可谓为了评估公共知识分子的预测，弥补公共知识分子预测所存在的一般性困难之例证。然而，它们是20世纪70年代埃利希撰写以及有关埃利希的通俗文章之精神，我在本书中引用这些文章以及那段时期的著作，当然，这些著作没有那么狂野轻率。参见，Paul R. Ehrlich, The Population Bomb (1968); Paul R. Ehrlich and Richard L. Harriman, How to Be a Survivor: A Plan to Save Spaceship Earth (1971).
[11] Peter Collier, “…Ecological Destruction Is a Condition of American Life…: An Interview with Ecologist Paul Ehrlich,” Mademoiselle, April 1970, pp. 189, 293.
[12] Paul R. Ehrlich, “Population Overgrowth…The Fertile Curse,” Field and Stream, June 1970, pp. 38, 58.
[13] Paul R. Ehrlich, “People Pollution,” Audubon, May 1970, pp. 5, 9。在那篇文章中，他也宣称了游隼(the peregrine falcon)之“死(demise)”，这种游隼目前还存活，而且也活得不错––––生活在在芝加哥和纽约的摩天大楼上，这些游隼猎取在下面飞翔的鸽子。
[14] “Man Is the Endangered Species,” National Wildlife, April/May 1970, p. 38 (对保罗·埃利希的访谈)。
[15] Ehrlich, The Population Bomb，前注[10]，页44–45, 69, 78–80。
[16] Paul R. Ehrlich, Anne H. Ehrlich, and John P. Holdren, Human Ecology: Problems and Solutions 279 (1973).
[17] Steve Weissman, “The Population Bomb Is a Rockefeller Baby,” Ramparts, May 1970, pp. 42, 43.
[18] 西蒙是反埃利希的。在一个人口急速增长的社会中，他看到了我们的拯救。他认为，这个世界人口仍然短缺(shortage)。参见，Julian L. Simon, The Ultimate Resource 40 (2d ed. 1996)。他是一位有能力的经济学家，但他不可能在人口统计学中维持他的价值。比如，参见，同上书，页xxxii–xxxiii。
[19] 比如，参见，Paul R. Ehrlich and Anne H. Ehrlich, The Population Explosion 178–180 (1990); Paul R. Ehrlich and Anne H. Ehrlich, Healing the Planet: Strategies for Resolving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1991)。然而，埃利希业已承认，他低估了格林革命(the Green Revolution)对于避免世界性饥荒的效果，他过去却常常嘲笑它。参见，Paul R. Ehrlich and Anne H. Ehrlich, Betrayal of Science and Reason: How Anti-Environmental Rhetoric Threatens Our Future 33–34 (1996).
[20] 在刚刚引用的那本书中，《科学和理性的背叛》(Betrayal of Science and Reason)，讨论了与西蒙的打赌，参见，该书，页100-104。
[21] Tomas J. Philipson and Richard A. Posner, Private Choices and Public Health: The AIDS Epidemic in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1993), esp. pp. 45, 57–68。我们也指出，如果一种治疗方法业已被发现的话，则这种疾病的发生率又可能上升，正如对梅毒治疗方法(盘尼西林)的发现似乎反而导致了这种疾病发生率的增加。参见，同上书，页82、187。
[22] Robert Bellah et al., The Good Society 94–100 (1991).
[23] Robert N. Bellah et al., Habits of the Heart: Individualism an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 (updated ed. 1996)。该著作唯一的更新，就是增加了那篇序言。
[24] 同上注书，页vii, xii, xvi。
[25] Lester C. Thurow,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How Today’s Economic Forces Shape Tomorrow’s World 313 (1996)。显而易见，这本著作不仅于1996年出版，而且也是在这一年创作的。参见，同上书，页viii。
[26] Robert Heilbroner and Lester Thurow, Economics Explained: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How the Economy Works and Where It’s Going 258 (rev. ed. 1994).
[27] 同上注书，页256-257、259。
[28] Lester Thurow, Head to Head: The Coming Economic Battle among Japan, Europe, and America 247, 251 (1992)。这种思想，即与日本经济成功关系重大的一种特别合作的道德(a special cooperative ethos)，对于左翼经济学家而言，自然而然地极具吸引力。亦见，Amartya Sen, Resources, Values and Development 104–105 (1984)。关于瑟罗式幽暗的解构(an antidote to Thurovian gloom)，参见，George Gilder, Recapturing the Spirit of Enterprise (rev. ed. 1992)––––或者，就那一事项，参见本书下文之中，有关瑟罗1999年著作的评价。并且，两年前瑟罗对日本经济更为敏锐狡诘的评价，预测21世纪将属于日本，参见，Alvin Toffler, Powershift: Knowledge, Wealth, and Violence at the Edge of thet 21st Century 431–437 (1990)。
[29] Lester C. Thurow, Building Wealth: The New Rules for Individuals, Companies, and Nations in a Knowledge-Based Economy 87 (1999).
[30] Paul Krugman, Peddling Prosperity: Economic Sense and Nonsense in the Age of Diminished Expectations 249 (1994)。回想起来，其他有关对经济学家公共知识分子同样冷嘲热讽的批判，参见，同上书，页11-15。
[31] Paul Krugman, The Age of Diminished Expectations: U.S. Economic Policy in the 1990s 191, 193 (1990).
[32] 同上注书，页193-194。
[33] Paul Krugman, The Age of Diminished Expectations: U.S. Economic Policy in the 1990s 225–228 (修订和更新版，1994年)。
* 费尔德斯坦，里根总统时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现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译者注
[34] Martin Feldstein, “Clinton’s Revenue Mirag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 6, 1993, p. A14.
[35] Jeane Kirkpatrick, “Dictatorships and Double Standards,” Commentary, November 1979, pp. 34, 37, 44–45。这是一篇有关右翼的一般观点。比如，参见，Leon R. Kass, Toward a More Natural Science: Biology and Human Affairs 29 (1985)：“正是苏维埃及其国人实现了一个稳定而有效率的暴政，这一政权从表面看来似乎坚强不屈，并因此在人类历史上无可比拟，而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配备有复杂的心理和组织技术以及控制信息流的精细措施。”
[36] Daniel Bell, The End of Ideology: On the Exhaustion of Political Ideas in the Fifties 369–375 (1960).
*译者注：丹尼尔·贝尔，当代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思想家和新闻记者，曾任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2000年委员会”主席。在二战后西方社会学、未来学与发达资本主义研究等领域享有很高学术声望，批判社会学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其代表作有《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 of Capitalism,1976)可视为其姐妹篇。《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一书已有中译本，由赵一凡等翻译，三联书店1989年出版。
[37] Daniel Bell,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Twentieth Anniversary Edition 215 (1996 [1976]).
[38] 同上注书，页215-219。
[39] 比如，他在讨论生态灾难主义者的预测时，便是如此。参见，Daniel Bell,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463–466 (1973).
[40] “Afterword: 1996”，载贝尔，前注[38]，页283, 314–318, 325–326。
[41] Kirkpatrick，前注[36]，页34。
* 爱德华·卢特瓦克(Edward Luttwak)，1942年出生于罗马尼亚一个犹太人家庭，才华出众的军事学者，曾任里根总统首席宫廷知识分子，曾毫不留情地攻击自由主义(美国意义上的，即民主党和左翼)国防政策，为美国1980年代重振军威奠定了哲学基础。自由主义批评家将他称为疯子Eddie。然而卢特瓦克的形象一半是核战争狂，另一半则是日瓦戈医生，所以他毫不费力就化解了这些批评，推动冷战走向了终结。早年卢特瓦克为保守主义的两大最具刺激性的激情所激励：反对共产主义，捍卫自由市场。成年后大部分人生，都在与共产主义进行军事搏斗。然而柏林倒塌以来，他对胜利产生了幻灭感，发现美国是一场资本主义的梦魇，对于市场，他提出了以前从来不敢提出的质疑。代表作包括《罗马帝国大战略》(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等。––––译者注
[42] 比如，参见，Edward N. Luttwak,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From the First Century A.D. to the Third (1976); Luttwak, Strategy and Politics, Collected Essays (1980).
[43] “抵抗正在持续，但苏联没有表明倾向于放弃这场战争之迹象。”Edward N. Luttwak,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Soviet Union 110 (1983)。“对于苏联武装军队而言，抵抗只是小菜一碟。”同上书，页83。关于同样的印象，参见，Edward N. Luttwak, The Pentagon and the Art of War:The Question of Military Reform 111 (1984)。
[44] 参见，Luttwak,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Soviet Union，前注[43]，页101-107，116。
[45] Edward N. Luttwak, “Gorbachev’s Strategy, and Ours,” Commentary, July 1989, p. 29。(他一贯地夸大这种力量。比如，参见，Luttwak,The Pentagon and the Art of War，前注[43]，第四章。)有关一项极具洞察力的观点，这一观点大致与卢特瓦克的观点在同一时期内提出，参见，Paul Craig Roberts and Karen LaFollette, Meltdown: Inside the Soviet Economy (1990)。
卢特瓦克预测中最大的错漏，是他在1970年的一项预言––––至1977年止，美国军方将攫取国家权力。参见，Edward N. Luttwak, “A Scenario for a Coup d’Etat in the United States,” Esquire,July 1970,P.60.
[46] Edward N. Luttwak, “Is America on the Way Down?” Commentary, March 1992, p. 15。请注意，在保守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arch-conservative)的卢特瓦克与激进主义最突出的代表(arch-radical)乔姆斯基之间，他们同一时期作品中的预测存在着相互融合之趋向。参见，本书第三章。
[47] 同上注，页21。比较类似、但启示性风格稍次的作品，亦见，Edward N. Luttwak, “The Downside of Turbo-Capitalism: What the ‘Experts’ Don’t Know about Economic Reality,” Washington Post, March 10, 1996 (final ed.), p. C3。
[48] 参见，Edward Luttwak, Turbo-Capitalism: Winners and Losers in the Global Economy (1998).
[49] Edward N. Luttwak, “No Ground Assault,” Washington Post, Jan. 19, 1991 (final ed.), p. A15。关于公共知识分子政治谱系中另一极端所作的同样可怕之预测，参见，Noam Chomsky, Chronicles of Dissent: Interviews with David Barsamian 262–264 (1992)。
[50] 在整个战争、包括地面战争之前的空战过程中，美国军队全部死亡人数仅为158人。
[51] Edward N. Luttwak, “Stop the Clock on the Ground War,”New York Times, Feb. 20, 1991 (current events ed.), p. A27.
[52] 其他主要的在线图书零销商，庞诺网络书店也对图书进行排名。它的畅销书排名一般说来与亚马逊在线类似，但偶而也存在着非常明显的不同。比如，罗伯特·博克的著作《懒洋洋地倒向圣地来投生》(Slouching towards Gomorrah)一书平装本，在亚马逊在线中排名为11,446，而在庞诺网络书店中排名为11,157。
[53] 参见，前注[29]。
[54] 该著作精装本排名比较靠后，为45,188位。这一销售额排名反映2000年10月4日和5日情况。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一数据经常更新––––事实上，一万本畅销书排名是按小时刷新的。
[55] 参见，前注[6]，附文。
[56] 事实是，《人性：基因、文化和人类前景》一书只是附带地涉及到生态灾难问题；该著作的主题是进化。不过，这本书的流行无疑与埃利希作为一位生态灾难预言家的名气有关。
[57] 对于有关样本所抽取的人数，所谓“媒体提及(media mentions)”的概念和评估，参见本书下一章。
[58] 这一比例系加权平均数。即，在对百分比进行平均前，每位公共知识分子百分比的增长，以媒体对他提及的次数进行加权。因此，只需将1989年和1990年两栏合计，并确定所增加的百分比，就可以计算两组数据的加权平均数了。未加权平均数的差异甚至更大，正如表4.1所示。通过汇总两组数据中每一位公共知识分子百分比的增加，然后除以每组公共知识分子的人数，即可计算出未加权的平均数。
[59] Charles Sanders Peirce, “The Fixation of Belief,” in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223, 231–233 (Charles Hartshorne and Paul Weiss eds. 1934).
[60] 参见，Matthew Rabin, “Psychology and Economics,” 36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1, 54–58 (1998).
*译者注：所谓证实性偏向，指在人们认识分析问题时总是试图寻找能够证实一个假设的信息，而不是尽量去证伪一个假设，这样人们就会总是想着寻找支持自己当前的假设之证据，这种心理偏向使得他们难以形成另外的新假设。
[61] John Stuart Mill, On Liberty 89, 96, 104–106 ([1859] 1955).
[62] 参见，Richard Rorty, “Religion as Conversation-Stopper,” 3 Common Knowledge 1, 2 (1994)。之所以不予讨论，是因为没有一种现代宗教将它们的诉求系挂在可证明的真理或者可证伪的事实性主张上，也因为不得对他人之宗教提出质疑，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的一种强有力的社会规范。
[63] 参见，Owen A. Lamont, “Macroeconomic Forecasts and Microeconomic Forecasters” (芝加哥大学商业研究生学院[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尚未发表，2000年9月14日)，以及该文所引证的参考文献；亦见，David Laster, Paul Gennett, and In Sun Geoum, “Rational Bias in Macroeconomic Forecasts,” 114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93 (1999)。
[64] 参见，Paul Hollander, Political Pilgrims: Travels of Western Intellectuals to the Soviet Union, China, and Cuba 1928–1978 (1981).
* 斯多顿·林德，美国“新左派”史学家。美国史学几经沧桑变化，19世纪浪漫主义派代表人班克罗夫特、伯哲士为首的种族主义学派与以比尔等为先锋的帝国学派出现，与之对抗的是毕尔德、老施莱辛格等的进步学派。自此，美国史学经常出现保守、自由两种学派的辩争。毕尔德还创立了经济学史学派。到了五六十年代，该派被改造为福格等人所代表的计量史学派。20世纪60年代，随着民主运动的高涨，美国史学出现了以莱尔什、林德等倡导的新左派，史尔马贝林创立的思想史学派。他们猛烈抨击二战后出现的罗伯特·布朗为首的新保守主义学派。二战后出现的学派有：蒂利、小施莱辛格等倡导的新政治史派、布莱尔、沃勒斯坦、小摩尔经营的比较史学派。 ––––译者注
[65] 比如，参见，Vladimir Shlapentokh, “A Normal System? False and True Explanations for the Collapse of the USSR,”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Dec. 15, 2000, p. 11.
[66] 参见，Paul Hollander, Political Will and Personal Belie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Soviet Communism (1999).
[67] 同上注，页285。
[68] Cx 表示C 为有关x的优先导数(the first derivative)。即，它表示x稍稍一小点变化对C 所产生的影响。
[69] Bruce Robbins, Secular Vocations: Intellectuals, Professionalism, Culture (1993)，尤其是第三章。
*译者注：布鲁斯·罗宾斯的著作已有中文版，参见，布鲁斯·罗宾斯：《全球化中的知识左派》，徐晓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70] Richard A. Posner, The Problematics of Moral and Legal Theory 186 (1999).
[71] 参见，Ron Rosenbaum, “The Play’s the Thing, Again,”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Aug. 6, 2000, p. 17.
[72] 参见，Charles Kadushin, The American Intellectual Elite, pt. 2 (1974).
[73] 同上注书，页348-356。
[74] Joan Pong Linton, The Romance of the New World: Gender and the Literary Formations of English Colonialism 189 (1998)。类似的风格(并且也是一种广泛的文学作品之典型)，亦见，Srinivas Aravamudan, Tropicopolitans: Colonialism and Agency, 1688–1804 (1999).
*译者注：后殖民主义指当今国际上一种新型殖民主义，即帝国主义凭借自己的军事和经济优势，向当今不发达国家实行经济上的资本垄断，文化上的渗透，通过各种途径将西方的生活模式、文化风俗、艺术形式、及种种价值观推广、移植到不发达国家(主要是第三世界国家)中去，使这些国家的人民不知不觉地接受它们，从而逐步削弱以致最终泯灭非西方民族的民族意识，最后被西方文化完全同化。后殖民主义理论是用一种新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资本主义殖民扩张以来，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按两段论，后殖民包括新殖民)时期的演化。后殖民话语的重要性在于，它的分析结果，像一座突发的火山，对西方传统观念和信念进行了彻底颠覆。后殖民主义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包括：后殖民理论的开创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Said )，代表作《东方主义》(1978)和《文化帝国主义》(1993)，萨义德还具有普林斯顿、哈佛背景；作为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三合一大家风范的斯皮娃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代表作《在其他世界》(In Other Worlds，1987)；以及霍米·巴巴，代表作《文化的定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1994)。
[75] Chris Hedges, “New Activists Are Nurtured by Politicized Curriculums,” New York Times, May 27, 2000 (national ed.), p. A.17。无独有偶的是，这些骚乱者中的无政府主义者派系领导人之一，相信诺姆·乔姆斯基是他的启示者之一。参见，Roadrunner Krazykatovitch, Letter to the Editors, New Republic, June 5, 2000, p. 4。乔姆斯基拥有象这样的朋友，他不需要敌人。
[76] 尽管并不想尝试。左翼文化人士承认拥有革命性目标。“为了使资本主义政体(capitalist patriarchy)走向终结，我们努力着，不论采取的方式如何细小：不仅仅是教会改革(canon reform)或者解构“失乐园”(Paradise Lost)，而且实现对社会的改造。”参见，Richard Ohmann, “On ‘PC’ and Related Matters,” in PC Wars: Politics and Theory in the Academy 11, 13 (Jeffrey Williams ed. 1995)。当然，对于右翼文化人士而言，这只是一种创作的素材。
* 瓦茨拉夫·哈维尔(1936-)，捷克现任总统，当代杰出的思想家。他首先以戏剧家著名，后来又成为突出的异议人士、哲学家，最后因1989年底柏林墙被推倒以后捷克斯洛伐克与一系列中东欧国家发生革命而被推为总统。虽然他拥有极其耀眼的头衔，但历史将永远记得他是一位促成了后极权主义(即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终结的思想家与实践家。他最大的功绩就在于教导人们如何在后极权主义社会尊严地生活，做一个真正的人。––––译者注
[77] 参见，Benjamin I. Page, Robert Y. Shapiro, and Glenn R. Dempsey, “What Moves Public Opinion?” 81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3 (1987); Donald L. Jordan, “Newspaper Effects on Policy Preferences,” 57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1 (1993).
[78] Denice Zeck and Edmund Rennolds, “Op-Eds: A Cost-Effective Strategy for Advocacy” 38 (Benton Foundation 1991).
[79] 有关一位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法学教授，罗纳德·德沃金对博克提名确认的反对，参见，本书第十章。
[80] Peter Singer, Animal Liberation (2d ed. 1990).
*译者注：该著作已有中文版，参见，彼得·辛格：《动物解放》，孟祥森、钱永祥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
[81] 参见，Gary L. Francione, Rain without Thunder: The Ideology of the Animal Rights Movement 51–53 (1996); Dale Jamieson, “Singer and the Practical Ethics Movement,” in Singer and His Critics 1 (Dale Jamieson ed. 1999).
[82] Singer，前注[82]，页221。
[83] Luc Ferry, The New Ecological Order 91 (1995).
[84] 同上注书，页93。
[85] 参见，Singer，前注[80]，页17-22、229。作为一位辛格的崇拜者(admirer)，詹米森(Jamieson)写道，“辛格观点的特色亦可以作如下说明，即一般说说，他认为，杀害一只健康的猪、而非溺害你的严重智障的婴儿，你更可能犯了错误；并且，倘若你要在早期人工流产与宰杀一头成年奶牛之间作出选择，你也许应该选择人工流产。”参见，Jamieson，前注[81]，页10。关于对这些观点的批判，比如，参见，Peter Berkowitz, “Other People’s Mothers: The Utilitarian Horrors of Peter Singer,” New Republic, Jan. 10, 2000, p. 27。
[86] 请对比如下文献，Alasdair MacIntyre, Dependent Rational Animals: Why Human Beings Need the Virtues, chs. 2–5 (1999); James Rachels, Created from Animals: The Moral Implications of Darwinism (1990); Tom Regan, 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 (1983); Richard Sorabji, Animal Minds and Human Morals: The Origins of the Western Debate (1993); Roger Scruton, Animal Rights and Wrongs (3d ed. 2000)。亦见，Ian Hacking, “Our Fellow Animal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une 29, 2000, p. 20。然而，有人告诉我，在英语世界的动物权利运动中，黎根(Regan)的著作影响更为巨大。
[87] Steven M. Wise, Rattling the Cage: Toward Legal Rights for Animals (2000).
[88] 参见，本人对这一问题(即“动物权利”)的评论，110 Yale Law Journal 527 (2000)。
[89] Hollander，前注[64]；Hollander, Decline and Discontent: Communism and the West Today, pt. 2 (1992)；Hollander, “Intellectuals, Estrangement, and Wish Fulfillment,” 35 Society 258 (1998); Hollander, “The Berlin Wall Collapses, the Adversary Culture Endures,” 34 Orbis 565 (1990); Sidney Hook, Out of Step: An Unquiet Life in the 20th Century (1987)，尤其是第11章和第34章； Raymond Aron, The Opium of the Intellectuals (1957)。
*译者注：雷曼·阿龙，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社会评论家。利奥·施特劳斯，德国出生的美籍著名政治哲学家和古典政治理论的阐释者，代表作包括《论暴政》(1948)、《自然权利与历史》(1950)、《迫害与写作艺术》(1952)、《什么是政治哲学》(1963)。
[90] 关于这一现象的辛辣尖锐的评论，参见，Paul Hollander, “Marxism and Western Intellectuals in the Post-Communist Era,” 37 Society 22 (2000).
[91] 一个主要的例子，是匈牙利著名文学批评家乔治·卢卡斯(Georg Lukás)，他生活在苏联，二战后生活在共产主义的匈牙利，在斯大林统治时期，他忠诚不二地、鹦鹉学舌地坚持共产党路线，不论这些路线多么地黑暗和荒唐。比如，参见，Georg Lukás, The Destruction of Reason (Peter Palmer trans. 1981)，以及有关现实主义的论文(Rodney Livingstone ed. 1980)，尤其是，“Tribune or Bureaucrat?”，同上书，页198 (1940年首次发表的论文)。只引用他的一句话，便可以表明这位杰出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存在的政治偏见：“越来越多的自然科学家正在理解，辩证唯物主义(dialectical materialism)能够向他们提供多么大的帮助，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可以通过对具体科学问题那种特有的解决，从而在苏联提升科学本身以及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使它们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越来越多的作家就他们的学科领域而言，正在经历着同样的情境。因此，苏联的发现和成就在反革命资产阶级的科学和哲学之中，正在激起如此激烈的抵抗行动(李森科论战[the Lysenko controversy])。”参见，“Epilogue” (写于1953年1月，斯大林死后两个月)，载The Destruction of Reason，同上注书，页761、847。
*译者注：所谓李森科事件，是指李森科(Trofim Denisovich Lysenko, 1898-1976)出于政治与其他方面的考虑，坚持生物进化中的获得性遗传观念，否定基因的存在，用拉马克(J.-B.de Lamarck,1744-1829)和米丘林(I.V.Michurin)的遗传学抵制主流的孟德尔-摩尔根(G.Mendel-T.H.Morgan)遗传学，并把西方遗传学家称为苏维埃人民的敌人。李森科本是一位普通的农学家，开始时他的朴素观点也与当时注重实践的自然选择论者的想法差异不大，有些有实践根据，也有一些是臆想的，但他认清了自己所处的政治和社会形势，把它们与阶级斗争相结合，攻击西方科学的遗传学，越来越极端，最后成为伪科学的代表，给苏联科学发展造成了重大损失。
[92] 比如，参见，Harvey M. Teres, Renewing the Left: Politics, Imagination, and 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 chs. 1–7 (1996).
[93] 参见，John P. Diggins, Mussolini and Fascism: The View from America, chs. 3, 9, 10 (1972).
[94] 参见，George H. Nash, 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America since 1945 277–328 (2d ed. 1996).
[95] 天主教信仰与共产主义之间的联系尤其接近，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七章所见。
[96] 事实上，垄断的情形是同样的：垄断导致消费者从生产垄断产品转向耗费社会更多生产成本的产品，即社会成本超过其私人成本的产品。
*译者注：市场失灵表现有若干个方面，比如，斯蒂格利兹在1986年就曾指出了其中八个方面，包括：(1)竞争的失败，存在垄断权力；(2)存在一些私人无法经营或经营无效率的商品和服务——公共商品；(3)外部性的存在；(4)市场不完全(如在保险市场和期货市场方面，及互补性生产厂商的合作不够等)；(5)信息失败；(6)宏观经济不均衡；(7)贫困和不平等问题；(8)个人行为与其自身的最佳利益也许不一致等。
[97] 请对比詹姆士·汉密尔顿(James T. Hamilton)的论辩，参见，James T. Hamilton, Channeling Violence: The Economic Market for Violent Television Programming (1998)，电视暴力节目产生外部成本，因为这一产业不能排除儿童观看这些节目。就有关公共知识分子的表达而言，似乎还没有看到类似的主张。
[98] 关于外部收益更多的论述，参见本书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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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纳著、徐昕译：《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