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飞:庭审直播的根据与规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68 次 更新时间:2007-07-16 01:3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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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飞 (进入专栏)  

  

  摘 要:庭审直播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但是,从各国对庭审录音录像和电视直播的法律规定来看,体现了大多数国家对电视直播持开放的态度。我国法律没有对庭审直播问题作明确规定。审判应当以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形式对外公开。对公开审理的案件,可以进行庭审直播和录音录像才是常态,而不允许如此才是一种例外。在进行直播时,一要坚持设备使用的“三无”规则:无声音、无特殊光亮、无大幅度的动作;二是要根据法庭的决定来确定使用何种形式的设备;三是对于拍摄的对象,禁止对法庭上某些特殊的人进行拍摄。另外,是否庭审直播的决定应当由法官作出。

  关键词:公开审判;庭审直播;法庭秩序;媒体审判;审判公正

  

  陕西特大杀人案犯罪嫌疑人邱兴华于2006年10月19日在安康中院受审。邱兴华涉嫌杀害11人,曾被公安部发布A级通缉令悬赏10万通缉。在邱兴华案件审判的前一天,安康中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蔺天明介绍,“7·16”特大杀人案是建国以来安康市最严重的一起刑事案件,安康中级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极为重视。为了公开公正审判这起特大杀人案,经过研究决定,由于审判场地的制约,此次庭审将通过安康电视台进行直播,“这样一方面满足了更多群众的愿望,另一方面也可向社会公开整个审判过程。”[①]庭审还预留了30个记者采访席位。但到审理案件的2006年10月18日上午11时许,电视台突然接到有关部门通知,暂停直播准备,改为录像播出。[②]

  在个案审判中,是否可以对庭审进行直播、哪些情况下可以进行庭审直播、由谁决定,都由法院自由裁量,更有意思的是,司法审判及其程序本是审判法院独立决定的事情,但是法院经常在这种问题上不得不遵循“有关部门”的决定。那么,在是“人民法院许可”的依据并没有具体化的情况下,庭审直播应当按照什么样的逻辑来确定规则呢?这些问题都是目前我国立法和司法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认可庭审直播有一个历史的过程

  

  从国际规则的标准来看,《关于媒体与司法关系的马德里准则》要求媒体记者可以参加庭审和进行报道、评论,在这一点上,我曾经将其概括为“媒体与司法关系的简单一面”,因为普通公民能够参加的,不因为记者的特殊身份而对记者做出特殊的限制,在审判中,记者和媒体“至少应当享受普通公民的待遇”[③],这其实是被我国司法机关和“有关部门”搞复杂化的一个简单逻辑。但是,在是否可以对庭审录音录像以及是否可以“庭审直播”的问题上,却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比“普通公民参加庭审旁听”更加复杂的情况:录音录像显然比普通的严肃的旁听多出了很多对法官和法庭所有诉讼参与人的影响。因此,《关于媒体与司法关系的马德里准则》第5条和第6条指出:“基本规则并不排除对因私人原因而进行的调解与协商过程的录音、录像。”但是,“基本规则并不要求有对庭审过程现场直播或者现场录像的权利。”

  问题是,“基本规则并不要求”这项权利,并不意味着否定这项权利,而各国的经验事实是:越来越多的法院正在对很多案件进行现场直播。在这种经验上,中国民众可能印象最深的算是美国的审判了,辛普森案、科比案等,一个新闻极度自由的国家在资讯极其发达的现代社会中,其戏剧性的审判往往以庭审直播的形式吸引了全球人的眼球。那么,美国法律是如何对待庭审直播的呢?这也许是我们可以借鉴的一个重要国际资源。

  在美国,媒体有一项“获知刑事审判信息”的权利,该权利“由第一修正案(关于言论自由权)并通过第14修正案(正当程序权利)运用于联邦”。但是这一权利并不意味着法官无权对那些法庭内或者法庭周围的媒体代表的行为进行限制。

  在美国历史上,法官也担心媒体作用影响公正审判而使公众对审判失去信心,在1935年Richard Bruno Hauptmann一案中,由于前所未有的媒体作用,公众怀疑媒体的匆忙报道是否使一个无罪的人被判决成了有罪。

  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电视转播的案件是1953年Billy Eugene Manley一案,第一个“现场直播”的案件是发生在德州的Harry L. Washburn谋杀案的审理中。

  但是,在1954年Dr. Sam Sheppard一案中,Sam Sheppard是一个被杀害妻子的被告人,他的故事后来被改编成电影《亡命之徒》("The Fugitive."),由于担心媒体的影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禁止电视转播,而仅仅将作为档案和史料用的资料在案件裁决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予以公布。[④]所以,为了防止新闻媒体对法院独立公正审判的干扰,长期以来美国法律规定媒体只能对法庭审判活动进行文字描述,禁止拍照、录像和庭审直播。[⑤]但是这种情况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1984年,CNN广播公司对麻省的New Bedford一起起诉多名被告在当地一个酒吧强奸妇女的一个案件进行直播,公众对庭审的强烈兴趣导致了“庭审电视台”(Court TV)的设立,它对法庭审判每天都进行现场直播。[⑥]

  1978年的全美各州首席大法官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公布了州法庭上电子报道范围的标准,此后允许电子转播的州的数字急剧上升。目前,绝大部分州允许在法庭审判的过程中进行电视转播;有很大一部分州在被告人反对的情况下仍然可以由法官决定庭审直播。总的来说,最高法院将是否可以直播的权利授予了审判法官,但是为了维持法庭秩序,法官会要求这种录音录像报道是静止和无声的。

  目前,有25个州允许电视直播,由法官决定是否允许摄像机进入法庭;8个州对庭审直播进行了限制,即证人反对直播的则不允许直播;17个州通过多种法庭规则禁止电视直播。因此,大多数州的法院是对媒体敞开大门的。[⑦]

  目前在美国联邦法院的审判中不允许电视录像机出现。虽然美国联邦法院系统的审判不允许庭审直播,但是,在2000年戈尔诉布什一案中,第一次由法院向媒体公布庭审录像。此后,在很多案件中,联邦法院在庭审以后的一定时间内向媒体公布录像带。

  而在其他国家,同属英美法系的英国,《1925年刑事审判公正法案》第41条明确规定不准对庭审过程进行电视报道,否则会招来藐视法庭罪的控诉。1977年,英国广播公司在拍摄一部反映农村生活的记录片时,希望加上一段真实的法庭庭审情况,尽管当事人同意但是遭到了法官的拒绝。2000年审判两个制造洛克比空难的两个利比亚人时,英国广播公司提出拍摄庭审过程未获批准,此后要求通过在法庭外向全球控制站转播庭审情况的媒体获取信息也遭到拒绝。[⑧]在此我们可以注意到,英国法律禁止庭审内的直播和电视报道;而对庭外的电视直播也作了限制:可以对国外进行转播,但是不允许在国内进行转播,目的很明显是为了避免法官和陪审员受到媒体的影响。

  大陆法系国家对庭审直播采取了两种立法体例。

  一种一般情况下禁止,特殊情况下允许。法国就是采取这种做法,法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在审判法庭庭审辩论过程中,不允许使用电视,但上诉法庭第一院长在听取‘视听档案委员会’的意见后,可以批准在庭审辩论中使用电视。”[⑨]也就是说,是否可以在庭审中录像需要经过视听档案委员会的专家提供意见并且经过上级的院长批准,并不是由庭审法官决定。

  一种是一般情况下允许,但是也必须经过批准。这种情况典型的国家是日本,法院“允许新闻机构自由报道,但是为了报道而在公审庭上取材时,必须遵守法庭秩序,对公审庭的活动进行拍照、录音或者电视转播,必须经审判长许可”[⑩]与法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相比较,日本是把不能报道作例外规定的,而且批准的机构也更加合理,能够体现审判独立和法官独立的原则,由个案中的具体审判组织自行批准。

  我国刑事诉讼法立法没有就庭审中的录音录像及庭审直播问题进行规定,但是,司法解释对此作了简单的规定。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第11条指出:“依法公开审理案件,经人民法院许可,新闻记者可以记录、录音、录相、摄影、转播庭审实况。”但是,“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内部规则,即是由本院还是上级法院、院领导还是合议庭决定,都没有具体的规则。

  从各国对庭审录音录像和电视直播的规定来看,体现了大多数国家对电视直播持开放的态度。

  

  二、为什么应当允许和鼓励庭审直播

  

  为什么需要庭审直播,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公开审判到底可以公开到什么程度?美国著名媒体与司法关系研究学者亨斯特勒一语道破说:“直播的理由是公众有权看到审判而法庭却是容量有限的,而电视可以让公众在家中现场看到审判;而反动者则认为摄像机将改变证人和诉讼参与人的行为,影响公众审判。”[11]

  也就是说,从权利平等的角度,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对每一个公开审判的案件进行旁听,但是现代审判要求庭审的场所必须有严肃的气氛,避免广场式的审理,从公开透明的角度看,广场化是公开程度最高的一种形式,但是,“司法的广场化过分突出的优点也可能恰好遮蔽了它们隐在的问题,这就象阳光普照的地方也一样会留下‘阴影’。”“法律言语的表达,与司法广场化的生动境况直接融为一体,就难以避免任何一个广场空间之特定气氛(如民众情绪的表达)的影响。在这里,人们很难培养起现代法治所要求的冷静、谦抑的品格和客观公正的判断能力。”“司法的广场化趋向于生动形象的、可以自由参与的法律表演,把裁判的结果和实施惩罚的轻重诉诸人们直观、感性的正义观念或道德感情,这也容易使所有的参与者(包括司法官员在内)偏好结果的“实质公正”,而并不在乎实现这种所谓“实质公正”的程序的安定性与合法性。”“司法的广场化对感性的张扬,也可能会使一个社会(社群)、国家或民族过分持守由广场的表演生发的本地的经验和礼俗或本民族的精神和意志,而把法律视为“民族精神”、“民族意志”或“乡理民情”的体现。”[12]

  这样,就在平等参加旁听的权利和严肃的审判出现了矛盾,如何使所有的公民都有机会参加旁听,而又使法庭的空间也缩小到只有剧场的程度呢?现代媒体的发达实际上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以技术的进步解决了这个古老的问题。

  允许庭审直播是司法和一切国家行为与时俱进的结果,在几十年前,电子证据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今天我们不仅使用电子证据,在审判活动的进行过程中,从法庭记录到双方的庭审活动都在使用电子技术作为工具,我们任什么不能让旁听的人增加一种工具,以便于让自己更好的了解庭审并且让更多的人间接看到庭审呢?“过去15年里我们目睹了技术取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进展,正是考虑到这一点,而不是忽视这一点,人的因素或许在某些方面显得更加重要。靠微芯片的运算能力滋养的这些技术进展,随着个人计算机的利用而普及,并随着因特网和万维网的触角到处伸展。尽管我们离无纸介的社会还很远,但毫无疑问,纸介资料和有形文献正在迅速地让位给电子图像、联机数据库和全球互联。”[13]倍受尊崇的新闻业目前处于一个罕见的历史时刻──它作为新闻守门人的特权正在受到新技术和竞争对手以及它所服务的受众的威胁。这些新的发展趋势引发了有关新闻业的核心价值的激烈争论。显然,新闻业正处在对自身重新定位和调整以应对各种变迁的过程中。争论的中心内容是控制、信誉和盈利等关键性议题。[14]

  技术进步已成为改变我们获取信息方式的关键。这一种不能忽视的发展,而不能简单地考虑“过去我们是怎么做的”作为依据对庭审直播这种形式加以否定。许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利用电子手段获取政府信息是多么新近才有的现象。在美国,在1995年的电子信息自由法修正案 (Electronic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Amendments)出台之前,大多数政府机构并不认为FOIA规定他们必须提供进入政府数据库的渠道、满足用户对信息格式的选择,及编制程序以利检索所需资料。电子信息自由法(E-FOIA)改变了所有这一切,就如同政府印刷局电子资讯促进法案(GPO Access Bill)改变了公众取得《国会档案》(Congressional Record)、《联邦记事》和政府其他基本资料的方式一样。“英特网为处理、传播和利用政府信息提出了新的机遇与挑战。”[15]政府的信息政策和做法要跟上技术进步不足为奇。

  那么技术的进步是不是解决平等旁听权与法庭究竟有限之间的一切矛盾呢?也就是通过电视直播这种方式是不是就克服了“广场化”所带来的弊端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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