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勇:历史学家的民族意识和文化关怀——读《抗战时期史学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44 次 更新时间:2007-07-16 0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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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勇  

  

  [内容提要]抗战时期的史学是这一时期文化抗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界对文学艺术领域的文化抗战研究颇多,成果硕然,但对史学界文化抗战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薄弱。田亮博士的《抗战时期史学研究》一书,以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为切入点对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各家各派的史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和梳理,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缺憾和不足。

  [关键词]抗战史学;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民族文化意识

  

  田亮博士的著作《抗战时期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版)出版后引起了史学界的关注。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抗日战争的研究多集中在军事、外交、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领域,而对这一时期史学的研究却显得较为薄弱,除一些单篇论文外,迄今尚未有一部专著对之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最近,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田亮博士的《抗战时期史学研究》一书,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为抗战时期的史学研究增添了一部有影响力的力作。

  全书共分八章。第一章“炮火中的史家和史学”,一开篇就把读者带到炮火连天的抗战时代,交待了这一特定历史阶段史学思潮产生的时代背景。第二至七章采用专题研究的形式,分别就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包括延安篇和重庆篇)、禹贡学派史学、新考据学派史学、文化民族主义史学和战国策派史学作深入细致的研究,展现了这一时期史学多姿多采的发展面貌。第八章为全书的总结部分,分析了抗战时期史学的层次性和阶段性,总结了抗战史学的历史地位。读完全书,给我印象最深的主要有如下几点:

  其一,该书把抗战时期的史学置放到全民族抗战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淋漓尽致的展现了那个特定时代历史学家的民族忧患意识和文化担任精神。

  九一八事变以来,特别是七七卢沟桥事变以来,在日本侵略者的步步侵逼下,大片国土沦丧,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诗存南渡后,入梦靖康前”。当时流转西南的不少学者,在自己的著作、诗作中都不约而同的使用了“南渡”一词。哲学家冯友兰把这次播迁西南称为“第四次南渡”,文学家吴宓把自己的诗集取名为《南渡集》,历史学家陈寅恪也吟出了“南渡自应思往事”的诗句。在中国历史上,因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迫使汉族政权南迁,如永嘉之乱,晋人南渡;靖康之变,宋人南渡;清军入关,明人南渡。但抗战时期这次的“南渡”与前几次 “南渡”有着本质的不同。晋人、宋人、明人南渡都是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他们虽然一度在武力上征服了汉族,最后却都被汉文化所同化,不但未使中国文化中断,反而促成了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的融合。而抗战时期的这次“南渡”,是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不但意味着国家可能不保,就是中华文化也将遭受灭顶之灾,中华民族真正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使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愈来愈强烈,激发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文化担当意识,他们迫切地感到应唤起民族自信心,凝聚民族向心力,重铸新的民族精神。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思想界的主流由“五四”时期沉浸于科学和民主的亢奋之中转变为对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热切关注。大批学者,无论是文化保守主义学者、自由主义学者,还是马克思主义学者,都以保存中国文化为己任,主动承担起重新诠释中国文化的责任,试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抗战救国的文化资源,寻求救亡图存之道,将学术研究直接服务于抗战。“国可亡,而史不可灭”,主张“文化救国”,“学术救国”,“读史救亡”的民族主义思潮、爱国主义思潮空前高涨。抗战时期的史学就是这种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因而也就被赋予了与其他时期所不同的特征。作者认为,抗战时期史学的主要特征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抉发,主要表现为弘扬民族气节的历史人物传记的大量出现,历代节义之士受到极大的关注,以及国史著作的大量涌现;二是边疆史地研究热潮的兴起;三是大量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四是反击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该书第29-36页)历史学家之所以关注这些问题,研究这些问题,都是那个特定的时代所赋予的。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禹贡学派史学、新考据学派史学,还是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战国策派史学,都深深打下了这个特定时代的烙印,他们的史学思想处处都突显出了对民族文化的关怀和对民族危亡的忧患意识。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代表人物范文澜、郭沫若、吕振羽等人大力挖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借助历史来提倡民族精神,鼓舞民气;新考据学派的傅斯年邀集学界的同仁编写《东北史纲》,并发表大量政论文章,谴责日本侵略者的侵略行径;禹贡学人注重对历史地理和边疆地理的研究;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派的柳诒徵、钱穆、缪凤林等人大力提倡国史教育,以弘扬民族文化精神为已任,这些都是哪个特定时代历史学家民族意识和文化关怀的真实流露和反映。

  抗战时期的史学由于阶级属性、政治倾向以及史家个人性情的不同而表现出复杂、多层次、多阶段的特征,梳理起来确实不容易。但是在当时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众多史学流派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这一点上表现出前空前的一致性,作者紧紧抓住这一共同特征,以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为切入点来系统讨论各家各派史学,对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各家各派的史学观点分阶段地进行梳理、比较,认为无论什么样的史学流派,只要是主张积极抗战的就是爱国主义史学。该书不限于罗列抗战时期史学流派及其思想主张的各个方面,只作正面的肯定,而是将其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作具体的分析,并不讳言其局限性和消极性,书中的评析颇多可圈可点之处。如在第八章“抗战史学的历史地位”一节中,作者认为抗战时期的史学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学术报国的光辉典范,是“士人”主动参与现实、推动社会前进的少见的成功范例,其对于唤起民族精神,鼓舞民气,团结民众抵抗侵略起到了重要作用,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价值。(该书第329-332页)同时又客观地指出抗战时期史学的局限性和缺陷。如:客观上研究条件的限制造成学术成果在质量方面存在缺陷;主观上治史目的的偏颇所达成的研究结论与历史真实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等。

  作者把抗战时期的史学置于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进行分析,凸显出了这个时期历史学发展的独有特征,使读者能够较为全面清晰地了解当时历史学家所肩负的历史责任和使命,书中所阐述的史家的忧患意识和对民族文化的关怀意识,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可以说,以民族关怀、文化关怀为主线来疏理和评析抗战时期的史学,展现历史学家的民族文化意识和历史忧患意识,成为该书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

  其二,史学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及其特色。

  该书在研究方法上也有不少拓展和创新之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史学社会学”这一方法的提出。作者认为,史家和史学无疑受到时代影响的,同时,史家的研究及其思想反过来也会对社会产生影响,两者是互相影响,互为联系的。作者在绪论中就明确指出,对史学发展史的研究有两种取向:一种是学术史的研究取向,即研究史学学术发展演变的过程,如历史观、史学目的论、史学方法、历史编纂学等;一种是社会学的研究取向,即研究史学和特定时期的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前者的研究意义在于对史学学术工作进行总结,后者研究的意义,一方面是把史学作为特定时代社会思潮的一种折射,考察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对史家治史目的、态度、方法、史观等方面的影响,另一方面则研究作为一种知识形态的史学是如何影响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可以名之为“史学社会学”。作者把这研究方法运用于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对史学与社会现实的互动关系作了具体而深入的阐述,在不少问题的分析上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见解,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另外,在研究方法上,作者既注重宏观层面的综和研究,又重视微观层面的个案分析,将宏观把握与个案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作者在第一章从宏观上论述了抗战时期史学产生的大背景,使读者对当时史学产生的环境,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进而归纳总结出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史学思想的特征。同时作者也十分注意微观层面的个案分析。他把抗战时期的史学流派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禹贡学派史学、新考据学派史学,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战国策派史学五个流派,在具体的分析论述中,既有对每个学派史学的总体评价,又有对每个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史学思想作详尽细致深入的论述。宏观的评价和微观的分析的有机结合,清晰地再现了抗战时期各派史学主张的异同及其在当时的价值和影响。

  其三,内容丰富、翔实,分析问题颇多创获。

  首先,作者将马克思主义史学放在显著的地位加以考察。中国共产dang是当时全民族抗战的主要力量,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呼吁民众抗战、启迪民智和鞭挞侵略史观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诚如作者在书中所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把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结合的典范,它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来分析历史现象并给予合理的解释;它用世界的眼光,用进步必然战胜落后、正义必然战胜非正义的永恒规律,来说明中国人民必然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必然失败的命运;它把抗击外来侵略与推番羽封建专制主义,把民族解放与社会进步紧密结合起来,成为彻底的爱国主义史学。” (该书第326页)该书既介绍和评析了范文澜、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尹达、吴泽、华岗等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抗战时期的史学活动和爱国主义史学思想,也分析了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的史学思想和史学观,使读者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当时文化领域的抗战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突出作用。

  其次,作者还探讨了禹贡学派和新考据学派史学的民族主义思想,并对其价值和贡献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在抗战之前,无论是古史辨派的主将顾颉刚,还是史料学派的舵手傅斯年,他们都恪守“薄致用而重求是”的学术精神,主张求真、致用两分,竭力强调纯学术研究的重要性。比如顾颉刚提出在学问上,“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傅斯年也认为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的基本谬误就在于学人“好谈致用”。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的严重,激发了他们的民族意识,他们毅然放弃了过去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史旨趣,转而推崇传统史学中经世致用的学风。顾颉刚在九一八事变后,激于“强邻逞暴,国土日蹙”之势,毅然走出书斋,创办“三户书社”(取“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典故,以后改名为“通俗读物编刊社”),直接向民众作抗日宣传;又创办《禹贡》杂志,组织禹贡学会,提倡边疆地理和民族史的研究,以加强国民的国土意识和爱国意识。他在《禹贡学会边疆研究计划书》中说道:“当承平之世,学术不急于求用,无妨采取‘为学问而学问’之态度”,但民族危急存亡之秋,“所学必求致用”,并把是否有用作为评判学术价值高下的标准。反对抱着任何“致用”目的去研究历史的傅斯年,在九一八事变后也转变了治学态度,他邀集学界同仁编写《东北史纲》,根据历史资料,运用民族学、语言学的理论,有力地驳斥了日本侵略者“满蒙非中国领土”的谬论,证明东北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并主张通过修史和编写历史教科书来启发国人的民族意识,唤醒民众的抗日热情。作者在书中对顾颉刚、傅斯年治史立场的转变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对二人民族主义思想着力进行深入的挖掘和分析,颇多创获。

  当然,由于受国难的刺激而转变学风的并非只有顾颉刚、傅斯年二人,比如精于考证的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道:“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陈乐素、陈智超编:《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24页)本书作者在“激扬民族正气的陈垣史学”中曾专列“由专重考证到提倡有意义之史学”一节加以分析,揭示了这种学风转变的必然性。可以说,从史学史的角度看,该书通过展现抗战时期大批中国史家在民族存亡绝续之际,如何在求真和经世之间抉择的历史画卷,历史地回答了史学研究的社会功能和定位问题。

  再次,作者对吕思勉、钱穆、柳诒徵、缪凤林等人在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想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并把他们归为“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流派。这种归纳是恰当的。在20世纪的中国史学流派中,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独树一帜,对20世纪的中国史学有重要的影响。该派把文化、民族与历史三者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历史就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展开和演进,研究历史就在于研究历史背后所蕴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换言之,在文化民族主义史家看来,历史学家的责任不仅仅在于复原历史的结构,追求历史事实的真实,更重要的在于追寻民族文化传承的血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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