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明燕:儒家思想中的修身之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88 次 更新时间:2024-05-18 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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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明燕  

孔子既是儒学创始人,也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这里所说的“传统文化”指的是孔子视角下的夏商周三代礼乐文明。孔子把夏商周三代礼乐文明所蕴含的道德元素突显出来,开创了儒家学派。在古代儒家思想中,有没有道德是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道德践履水平的高低是君子与小人的分水岭。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人与禽兽的差别仅“几希”。关于这“几希”,荀子的看法是:“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人与禽兽相比也无非就是多了一个“义”,所谓“义”就是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属于道德观念范畴。正因为儒家把人看作是道德性的存在,所以他们主张“以德修身”。

儒家对道德修养很有信心,在古代儒家视野中,道德修养这件事情完全取决于个体的选择,《孟子·告子下》有云:“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家提出了“为仁由己”“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点。虽然提出了“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点,但这也只是预示着人提升道德境界的可能性,若要把可能性变成现实性,还需要扎扎实实的努力。为此,儒家建构了一套细致、系统的道德修养方法。在这里,我从中择取一些仍有较强现实意义的要点为大家作一番讲解。

注重思考和反思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论语·卫灵公》)孔子说,一个人如果不知道经常问问自己“该怎么办啊,该怎么办啊”,他也不知道该拿这样的人“怎么办”了。因为,一个人能够问出“如之何,如之何”,即说明他对自身是有反思的,他在谋求突破和改变,而这正是一个人成长进步的动力。反之,如果一个人问不出“如之何”,则说明他缺乏这种自我成长的动力,而对于缺乏自我成长动力的人,孔子也不知道该怎样去引导教育他了。

在儒家看来,思考和反思是提升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的重要方式,那么,具体应该往哪些方向去思考和反思呢?

在《论语》中,曾子和孔子都做了提示。曾子提到了“三省”:“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三省”意为多次省察,曾子多次省察的内容是:为别人做事的时候,有没有做到尽心尽力?与朋友交往的时候,有没有做到诚实守信?老师教的为人处世的道理,自己有没有去“习”?这里的“习”指的不是简单的复习,而是指实习、练习、演习,即落实到实践中去。孔子则讲到了“九思”:“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看东西的时候,要想想自己是否看清楚了;听问题的时候,要问问自己是否听明白了;待人接物的时候,要反省自己有没有做到神色温和、容貌恭敬;说话的时候,要想想自己所说的话是否确实可靠;做事情的时候,要问问自己是否做到了严肃认真;碰到疑问的时候,要反思自己有没有去寻求真理;发怒的时候,要考虑后果;得到好处的时候,要反省自己是否该得。

人在思考和反思的过程中,很可能会发现自己有做错的地方。毕竟我们每个人都存在局限,例如原生家庭的局限、成长经历的局限、知识结构的局限、性格脾气的局限等。我们带着这些局限去想问题、做事情,最后出现过失也不足为奇,所以才有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样的说法。做错了很正常,知道及时改正就可以了,正如孔子所言,“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知道自己做错了却不改正,才是真正的过错。

既然古代儒家思想注重思考和反思,那么,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讲的“三思而后行”,儒家是否认可呢?可能有人会给出肯定的回答,但实际上,古代儒家对此是持反对态度的。据《论语·公冶长》记载,季文子这个人“三思而后行”,孔子听说季文子的行事风格之后,点评了一句:“再,斯可矣。”这句话的意思是,为什么要想那么多呢,想两次就可以了。孔子之所以反对“三思而后行”,是因为“三思而后行”至少会产生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如果对过去的事情思虑过多,那么便容易困于过去而难以自拔,导致无法开展新的生活或事业;另一方面,如果对即将要做的事情思虑过多,那么便容易造成行动上的优柔寡断。

注重环境的影响

《孟子·滕文公下》记载了孟子和戴不胜之间的一段对话。孟子问戴不胜:楚国有一个大夫,想教自己的孩子说齐国话,他应该去找一位齐国人来教呢,还是去找一位楚国人来教?戴不胜回答说,当然是找一位齐国人来教。孟子接下来说“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一个齐国人在那里教这个小孩说齐国话,一群楚国人在旁边起哄,“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即使每天责打这个小孩敦促他说齐国话,他也是学不会的;反之,“引而置之庄岳之闲数年”,庄、岳指的是当时齐国都城临淄两条最繁忙的街道——庄街和岳里,如果把这个小孩带去庄街和岳里待上几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即便每天去责打这个小孩逼他再说回楚国话,也是无法做到了。孟子以此故事,阐述了儒学视野下环境对人生成长的意义。

关于环境的重要性,《荀子·劝学》也举了一系列例子予以说明:南方有一种名为蒙鸠的鸟,这种鸟用自己的羽毛做巢、用自己的发丝把巢拴起来,并“系之苇苕”,结果“风至苕折,卵破子死”,之所以出现这种悲惨的结局,并非因为鸟巢不坚固,而是因为把鸟巢系错了地方;西方有一种名为“射干”的树,这种树才四寸长,但是因为“生于高山之上”,也获得了“临百仞之渊”的视野,这不是因为它本身长得高,而是因为它生长对了地方;兰槐的根本来是可以做香料的,但是如果把它泡入污浊的液体中,大家也都会离它远远的,“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这并非因为兰槐的根变质发臭,而是因为周围的环境污染了它。通过这些例子,荀子给出了一个忠告:“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辟而近中正也。”君子以及有志于成为君子的人,应该待在自己该待的地方,结交值得结交的人,这样才可以离中正之道更近一些。

知行合一

《论语》开篇即讲“学而时习之”,“学”是获得“知”的重要途径。古代儒家看重学习动机,并根据学习动机的不同,将“学”分为两种:“君子之学”和“小人之学”。

关于二者之间的区别,《荀子·劝学》作了界定:“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君子之学”指的是人用耳朵听到后,心上就显现出来,然后就从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中体现出来;“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小人之学”则是指人用耳朵听见了、通过口中卖弄出来,然而,口耳之间只有四寸长,指望通过这“四寸长”让整体人格得到提升、美化,那是不可能的。古代儒家倡导“君子之学”,反对“小人之学”。儒家认为,一个人通过学习获得的道德理念,如果不能内化于心中并外化为行为,那么纵使他学到的东西再多、学得的内容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

什么时候才可以将学习告一段落呢?那就是将所学落实到实践中去,即“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荀子·儒效》)。儒家之所以强调“知行合一”,是因为古代儒家教给人的首要内容并非书本上的知识,而是做人做事的道理。这些做人做事的道理,只有通过落实到实践中去才有意义。正如宋代大儒程颐在点评如何读《论语》时所言:“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四书章句集注》)

在矛盾冲突中彰显道德境界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中践行道德规范或许并不是特别的难事,而在遭遇矛盾冲突时,依然能够保持内心的操守,才能真正彰显道德境界。在此我向大家介绍儒家对两种常见人生冲突的应对之道。

面对义与利的冲突,古代儒家的态度毫无疑问是“重义轻利”,例如,孔子讲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古代儒家思想中的“重义轻利”,是以义、利发生冲突为前提的。如果前提发生变化,义、利之间不冲突,儒家思想则对获得利益持认可的态度。孔子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孔子认为,当国家政治清明之际,一个人始终穷困潦倒,这是耻辱的;反之,当国家黑暗无道之际,一个人却能富贵发达,这也是耻辱的。可见,孔子对于“重义轻利”的关注点不在贫穷或者富贵本身,而在于因何而贫贱、因何而富贵。对此,孟子也有类似的看法,据《孟子·公孙丑下》记载,孟子的学生公孙丑问孟子“仕而不受禄,古之道乎”,孟子明确回答说“非也”。在孟子看来,如果不符合道义,哪怕是一顿饭也不应接受;而如果符合道义,舜受尧所禅让的天下也可以接受,“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孟子·滕文公下》)。总之,“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孟子·尽心上》),“畏患而不避义死,欲利而不为所非”(《荀子·不苟》),以“义”为旨归,将“利”统一到“义”的旗帜下,这是古代儒家处理义利关系的基本价值取向。

除了义利冲突之外,古代儒家也关注人的内心期许与外界评价之间的冲突。

《论语》开篇即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有朋自远方来”确实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说明有人认可自己、有志同道合的人。但是如果没有呢?孔子认为,仍然应该做到“人不知,而不愠”(《论语·学而》),即别人不理解“我”,“我”却不恼怒。此言并非孔子不在意外界评价,他曾经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即君子最担心的就是终其一生也未能获得为后世所称道的名声。既然如此,为何孔子还能提出“人不知而不愠”的观点呢?因为孔子所追求的并非一时之名声,而是基于个人真实价值的长远的社会评价。对此,孔子有信心,孔子认为如果一个人的素质足够优秀,那么被外界了解、认可是迟早的事。例如,孔子曾讲:“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论语·雍也》)这句话中的“犁牛之子”,指的是耕地的牛所生的小牛,小牛尽管出身并不高贵,但是自身素质却非常好,长着赤色的毛、整齐的角。孔子认为,即使有人因为小牛的出身并不高贵而不想用它祭祀山川之神,但是山川之神难道会舍弃它吗?言外之意是这头小牛自身素质如此出众,山川之神是不会舍弃它的。基于这样的认知,孔子把对外界评价的关注转化为对自身素质的关注,孔子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论语·里仁》)即人无须担心自己没有职位,而应该担心自己的才能是否配得上这个职位;无须担心别人不了解、不认可自己,而应该去追求获得值得别人认可的本领。

古代儒家看重外界评价,但又不执着于外界评价。儒家先哲认识到,外界评价尽管很重要,但终归也只是一种“说法”,这种说法未必客观,“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孟子·离娄上》)。孟子讲“我四十不动心”(《孟子·公孙丑上》),“不动心”指的是内心拥有定力,不因外界毁誉而受到干扰,“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孟子·尽心上》),无论别人是否认可,都能做到自得其乐。“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如果获得了认可、获得了施展抱负的机会,那就带领更多人去追求仁义,如果得不到认可、没有施展才华的机会,那就做好自己。这正是儒家思想的可贵之处。

对于自身实际情况与外界评价之间的关系,古代儒家有清醒的认识。例如,荀子说:“士君子之所能不能为:君子能为可贵,不能使人必贵己;能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荀子·非十二子》)在这段话中,荀子对君子能掌控的事情和不能掌控的事情作了区分:士君子能值得别人尊重,但是却没有办法要求别人一定尊重自己;士君子能值得别人信任,但是却没有办法要求别人一定信任自己;士君子能值得君主任用,但是却没有办法要求君主一定任用自己。君子以自己修养不够为羞耻,不以被人侮辱为羞耻;君子以不值得别人信任为羞耻,不以不被别人信任为羞耻;君子以自己没有能力为羞耻,不以不被任用为羞耻。不被荣誉所诱惑,不因诽谤而恐惧,坚持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这就是真正的君子。“事至无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荀子·议兵》),做事做到无悔就够了,至于最终结果如何、外界是否认可,就不必过于苛求了。

以上观点代表了儒家面对外界评价时的基本价值取向,其既积极进取、务实理性,又豁达通透,可谓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理念。

“中庸”的道德选择策略

大千世界千变万化,新事物、新状况层出不穷,当面临道德选择的两难之境时,儒学的处理策略是“中庸之道”。

“中庸”在如今人们的理解中,往往被视为折中主义、不讲原则、不走极端。“中庸”之所以受到这种误读,我认为可能与孔子对“中庸”的一个表述有关——孔子曾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但是,此处的“中”并非“中间”之“中”,而是“恰到好处”之意。朱熹对“执两用中”的注解是“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小大厚薄之类”(《中庸章句集注》),“当厚而厚,即厚上是中;当薄而薄,即薄上是中”(《朱子语类》)。

为了达成恰到好处的中庸境界,儒家思想认为须掌握为人处世的精髓——时中,“时”可以引申为“机遇”“时机”等意,“时中”意味着人要根据不断变化的客观情况灵活处理问题、审时度势,相“时”而动、随“时”而中,避免机械化和教条化。孔子曾把自己同伯夷、伊尹、柳下惠等逸民作比较,这些人都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获得大家普遍认可的、品性高洁之人。孔子认为自己和这些人不一样,他说:“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对于孔子的这一自我评价,孟子评论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孟子·万章下》)孟子认为孔子最为高明,因为孔子做到了“无可无不可”,堪称圣人中的识时务者。“无可无不可”并非随心所欲、不讲原则,而是始终以不变的道义作参照和支撑,即“义之与比”。

《论语·先进》记载了一段孔子与学生的对话,可作为孔子“无可无不可”但是又“义之与比”的典型例证:子路问孔子:“听到一件合于义理的事,就立刻去做吗?”孔子回答说:“父亲和兄长还健在,怎能不先请教他们就去做呢?”过了一段时间,冉有又问了孔子同样的问题,结果孔子回答说,立刻去做吧。在孔子回答这两位学生时,另外一位学生公西华一直都在近侧。于是公西华很疑惑,不明白为什么前后面对同样的问题时孔子却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孔子解释说:“冉有性格优柔寡断,所以我要鼓励一下他;而子路行事鲁莽,所以我就节制一下他。”针对不同特点的学生,孔子给出了同一问题的不同答案,这就是孔子提出的“无可无不可”,这个“无可无不可”背后有始终坚守的原则,那就是要给学生最佳指导。可见,儒家的“时中”虽然倡导灵活变通,但绝不是支持人去当墙头草。

“时中”的过程,用儒家思想中的另一概念来表述就是“权”的过程,“权”即权变、权衡。各种道德规范有轻重缓急之分,有时还会产生冲突,这时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权衡和选择。《孟子·离娄上》记载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淳于髡问孟子“男女授受不亲”是否是“礼”的要求,孟子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淳于髡接着问“嫂溺,则援之以手乎?”孟子说:“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孟子认为,在“嫂溺”的危急时刻,必须对“男女授受不亲”做出权变,如果为了抱守“礼”而见死不救,那么虽然表面上维护了“礼”,但实际上却背离了“礼”的实质即“仁义”。

总之,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以客观事物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多变性为基础,它体现的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理念,这是中华先哲的辩证思维,闪耀着理性认知的光辉。

(本讲座文稿系“深入领会‘第二个结合’”理论宣讲内容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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