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曼谷,汪老爷子的遗体在等着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14 次 更新时间:2007-07-07 13: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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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 (进入专栏)  

  

  "汪老爷子"是我们在背后对他的昵称,当面一般称呼他为"汪博士"。汪博士中文名汪华林,英文名Warin

  Wonghanchao,是泰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他的崇高声望,使得称他为"泰国经济、政治研究第一人"一点都不为过。在中国和东盟经济合作方面,他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今年2 月11 日早上,我和往常一样,正在北京的办公室里,打开电脑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突然电话响了起来。来电话的是云南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的小周,自从我1995

  年因为从事南亚经济政治研究而认识他以来,从来没有听到他的声音这样沉重。他说:"丁老师,我要告诉你一个非常非常不幸的消息,希望您能镇静。就在几个小时前,汪老爷子在老挝万象考察期间去世了。"

  此后的一个月,我每天总有一段时间泪水长流。本来过不了几天,我就可以见到汪老爷子了。就在他去世前数周,我和小周正计划着到曼谷对汪老爷子来个"突然袭击",然后拉上他一起开车到老挝首都万象,再从万象一直向北到中国云南的边境城市磨憨,再和汪老爷子一起到西双版纳。我这些年从事中国和东盟发展研究,每年都大致沿着这条路线考察,有时一年好几次。我完全可以想象,当我们按响汪老爷子家的门铃,他出来开门时的巨大惊喜。

  为什么要对汪老爷子来个"突然袭击",这里面有个前奏。

  2006 年10 月,汪老爷子入院,将进行第二次心脏搭桥手术。他的第一次心脏搭桥手术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医生告诉他,像他这样的心脏状态,尽管做了搭桥手术,也至多只有五六个月的生命。于是,汪老爷子就按照还有五六个月的生命,拼命地享受生活,每一分钟都不浪费。就这样,过去了二十多个"五六个月"了。

  但是这次,医生在做了彻底检查后说,在你的心脏上几乎找不到一块可以做第二次搭桥的地方了。所以汪老爷子和所有朋友打了招呼,说他马上要做手术,希望自己能笑着从医院走出来,如果不能,也希望大家不要为他流泪。他就是这样一个乐观通达的人。在进手术室前几个小时,我给他打电话,他让我讲话讲快点,因为他马上要被推进手术室了。我说我有非常好的酒在等着你出来呢,他听了哈哈大笑,说这瓶酒你可别一个人喝了。

  没有想到,这次手术非常成功,简直是出乎意料地好。休养了一段时间后,汪老爷子大概就忘记这是他第二次心脏搭桥手术了,没有改变他的生活方式,仍像一个年青人那样尽情地享受人生。在我们正计划对汪老爷子进行"突然袭击"前,他率领一个泰国代表团访问哈尔滨。当时正值冰灯节,气温是零下一二十度。东南亚气候炎热,不要说零下一二十度,就是零上十度,东南亚人都受不了,他们一辈子都没见过冰雪。但是,汪老爷子有着孩子般的天性,我肯定那些天他肯定是玩雪玩冰玩疯了。但是,从酷热突然到严寒,对于一个刚进行了第二次心脏手术的病人来说,影响是致命的。

  他的丧事完全是按照西方传统来操办的,但有一点却让我非常感动。按照他的遗愿,他的遗体一直保存到5 月26

  日,以便有足够的时间,让全世界各地的朋友能去曼谷,向他做最后的告别。直到见过所有的朋友,遗体才能安葬。

  我这次之所以选定今年夏天到贵州讲课,就是因为我们就是七年前的这时,在贵州第一次见面。我希望我在回忆他的时候,能够身临其境、心阅其情。2000

  年夏天,在贵州安顺的黄果树举办第二届"炎黄杯"国际围棋赛。这个比赛,是由作家金庸、日本棋手林海峰、中国棋手聂卫平等发起,第一届在云南的虎跳峡举办,我当时在澳大利亚,没时间参加,第二届时我正在大陆,于是就接受了邀请。

  那天晚上七八点钟,我们几个人刚从外面散步回来,小周突然让我们在宾馆大堂稍等一下,说汪博士等几位泰国客人刚刚到达。果然,过了一会,就从楼上走下来三四个人,为首的一位满头银发,皮肤黝黑,身体粗壮,但不臃肿。我看他的样子,有点可笑:不像学者,不像商人,也不像官员。大家坐下来用英语聊天,当时宾馆大堂没开空调,天气有些热,我们彼此又不熟悉,于是我就建议:"Can we have some beer?(我们喝点啤酒吧?)"没想到这话说到汪老爷子心坎上了,他马上说:"Why

  not?(为什么不呢?)"从打开啤酒那一刻起,他才开始进入状态了,像个孩子那样不断地笑。他的笑声,就像一个淘气的孩子,如果第一次听到,你完全无法想象那是一个六十多岁老人的笑声。

  以后我才逐渐知道,对于汪老爷子而言,啤酒就是生命之源。他的生活方式非常独特,每天早上不到五点就起床,六点前吃好简单的早餐,就开始工作。工作到上午十一点或十一点半,这一天的工作就结束了,然后就开始整瓶整瓶地喝啤酒,一直喝到晚上七八点钟,然后睡觉。天天如此。后来我们一起出去考察,不管到什么地方,在宾馆办好入住手续,汪老爷子就不见了。毫无例外,他必定是找附近的酒吧喝啤酒去了。

  严格说起来,汪老爷子不是完全的华人,他有二分之一的华人血统,属于泰国第三代华人。他的祖籍在广东揭阳县一个叫九斗坡村的地方,那里土地非常贫瘠,一大片坡地一年才收九斗稻,故而得名。在他爷爷那辈,乡土观念还很强,虽然迁居泰国,但还要回村找个老婆带回泰国。到他父亲时,因为战乱无法回广东,就在泰国娶了妻。抗战时期,他的父亲辗转到了云南,住在昆明附近的宜良县。那里以盛产粮食而著称,他的父亲就在那里办起了酒精厂。汪老爷子的童年时代,就是在父亲身边度过。不知道他后来爱喝酒,是否和他父亲的酒精厂有关。不过那个酒精厂的产品,是汽油的替代品,因为抗战时期大后方汽油缺乏。

  1949 年以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不好,汪老爷子也就一直没机会回中国。但在"文革"的特殊年代,他却以特殊方式回来过一次。

  当时他还是泰国国立法政大学的学生,思想非常左倾,参加了泰国左派学生组织,还是个领袖人物。泰国的军政府镇压学生运动,汪老爷子遭通缉,他竟然越过国境,逃入中国,到了重庆。当时重庆武斗很厉害,他又跑到了美国,在康奈尔大学读发展经济学的博士。在西方国家,左派都对社会公正很关注。从这个意义而言,我从来不认为中国有所谓的"新左派"。这是题外话了。

  汪老爷子从美国回到泰国,在学术界做得很成功,做到了泰国朱拉隆功大学的经济系主任。朱拉隆功大学在泰国的地位,就相当于北京大学在中国。它是以泰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朱拉隆功命名的。但汪老爷子后来突然辞职不干了,我问他原因,他说泰国的大学教师待遇太低,那点钱还不够他喝啤酒的。我开始以为这是玩笑,后来一次应朱拉隆功大学经济系邀请去讲课,系里请我吃午餐,我发现一个小细节:在整个饭桌上,只有我一个人的桌前有啤酒。我这时才相信。

  最终,我还是没有去见汪老爷子的遗体。那段时间我正在香港制定卡内基基金会一个研究计划,实在太忙了。但更重要的是,我不想去见他的遗体。如果我真想去,总能抽出时间的。我不想因为看到他死亡的形象,而毁掉他在我心中永不衰老的、与死亡不能联系起来的音容笑貌。

  以我这样的年龄和阅历,也算走遍天下、阅尽人生了,但像汪老爷子这样的人,我还找不到第二个。而且我不认为,我以后还能遇到这样的人。

  

  (丁学良口述,周筱赟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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