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维:中国是失败的国家吗?——现行政体面临的五大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217 次 更新时间:2007-07-06 07:3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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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维 (进入专栏)  

  

  依社会和经济发展状况,当今世界各国可分为三个集团:(1)先进国家、(2)发展中国家、(3)失败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下,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各族人民,通过半个世纪的辛勤劳动,脱离了第三集团,而且赢得了第二集团的领先位置。我们期待着,再努力半个世纪,中华民族将进入第一集团,并凭借庞大的经济规模和技术能力,进入世界前三甲,恢复中国在世界上原有的位置。中国共产党称这个任务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的飞速进步必然带来深刻的社会问题,甚至社会危机。而今,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多事之秋”,进入社会危机的时代。本文把我国现行政体面临的最重大问题归纳为五种,(1)执政党迅速退化,(2)农村社会濒临破产,(3)大城市出现庞大贫民群体,(4)主流社会意识错乱,(5)外患压力日趋沉重。居安思危,如果五大问题持续恶化,中国社会可能出现大动荡,现代化进程可能中途夭折。若能在未来的半个世纪成功地解决这五大问题,现代化事业将胜利结束,中国将进入与发达国家比肩而立的“后现代”阶段。

  本篇分五部分,分别阐述五大问题及其成因。尽管五大问题并不都是政体缺陷造成的,但所有的解决方案都指向政体改革。

  

  一.执政党迅速退化

  

  党的退化导致政府质量下降。这与皇位继承人退化导致政府退化的道理类似。政府退化会进一步导致社会退化,因为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就是“官本位”的。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党政官员以公权谋私利的情形突然以爆炸般的速度恶化。每逢节日,下级给上级送钱,比清朝时送“冰炭敬”还频繁,而且数额逐年暴长。党政官员不再奉公惟谨,“为人民服务”的官场纲常被“为私利服务”取代。更有人滥用公权,违法乱纪,巧取豪夺,甚至鬻爵卖官、剥民剖地。结果是:(1)一些握有实权的党政官员以奢糜淫巧为时尚,任意行政、违法乱纪,迅速跻身新富;(2)纲常不举,政令不行,冤、假、错案的发生如同家常;(3)人民对党和政府处事之认真和公正丧失信心,现行政体的公信力急剧下降。

  党政官员腐败对中国现代化成败的意义,乃至对共和国生死存亡的意义,敌、我、友三方都清楚地认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英国出现了丘吉尔赢得战争却失去选票,失去执政权的一幕。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与共产党孪生的国民党获得了全国统一的巨大成就,但腐败使党迅速退化,丧失了大众支持,执政不到二十年就丢掉了政权。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是赢得经济繁荣却失去人民信任的危机。腐败正侵蚀这个精英党的群众基础,消耗掉党的先贤积累了近百年的信誉。

  公权力的腐化是在市场繁荣的背景下发生的,因为掌权者获得暴利的机会突然大幅增长。其具体成因有两个。(1)公权力的封建化,即权力集中到了地方和部门领导手中,致使公权力地方化、部门化、个人化。党之治退化为个人之治。(2)公权力的市场化,即本应中立的公权,明显倾向有钱人,致使权力可以被购买,涉及百姓的日常公务被冷淡,甚至百姓的利益可以被任意侵犯。

  权力的封建化与经济改革要求权力下放有关。权力的市场化与政体不适应市场经济有关,即欠缺行政中立的机制,缺少惩罚官员任意行政的司法独立机制。

  在以往二十五年里,中国共产党执行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政方针,“搞好经济”是提拔干部的基本标准。由此,全国出现了空前的经济繁荣。繁荣的副产品是党政干部的腐化,执政党质量的迅速退化。因此,难以受司法监督的执政党,质量在市场大潮中迅速退化,“先锋队”已图有其名了。

  毛泽东曾经指出,“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五大问题的核心是执政党的迅速退化。治理执政党退化问题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纲”。

  这就使三大类政体改革选择摆在了桌面上。选择什么方案,是中国当前面临的“总路线”问题,决定中国的前途。

  (1)维持现有政体。继承定期整党的历史传统,努力清除腐败分子,改善党的质量。(2)实行西式的选举民主。党内和党外都要搞选举,依“多数决”原则自由竞争,得票多者赢得执政权。(3)党政分开,建立法治政府。执政党退出日常行政,专责制定大政方针和选派政务官,从而减少执政党腐败的机会。同时用分权制衡来规范政府公权。

  “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再次出现了,与当年在“现代化”这面大旗下的三大类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妙。(1)保守的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2)激进的“全盘西化”,(3)实用主义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二.农村社会濒临破产

  

  城市工商业的繁荣映衬着中国农村的急速衰败。饮水、卫生、养老、教育、交通、通讯、能源、农民收入、邻里关系、社会秩序、计划生育、环境保护、农田水利建设,等等农村事务,无不呈现萧条和混乱。各种利益纠纷引发的农村群体抗议事件急剧上升。中国目前最显见的社会矛盾是农村不稳定。

  建国以来的历届政府都力图在农村事务上有所作为,党中央每年都召开专门的农村工作会议,做出有关改进农村工作的决议。然而,近二十年来,所有政策都指向失败。拆除公社恢复家庭耕作后出现过短期的繁荣,随后就出现了乡村社区的衰落和谷贱伤农问题。提出村民“自治”,又出现“自治”概念混乱问题。提出“海选”基层政权,又出现农村基层政权崩溃,宗法和黑社会势力复兴的问题。提倡家庭和集体“双层经营”,又出现“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取消农村费税,又恶化了农村事务无人负责的问题。国家决定由城市全面补贴农村,又出现“杯水车薪”问题。

  2005年农村形势比较稳定,因为连续多年的粮食产量下降导致2004年粮价暴涨,也因为2005年的《一号文件》取消了税和费。但今明两年农产品产量将大幅增长,化肥、种子、农药、柴油、电力等等价格也会暴涨。至迟到明年(2006年)就会再现“谷贱伤农”的旧景,可说是来日无多。总之,拆东墙补西墙,挡不住农民相对贫困化,农村社会走向颓败的大趋势。

  农民贫困,农村衰败的基本原因有三个。

  (1)农村人口庞大导致人均耕地面积细小。中国共有19亿亩耕地,按现有农业技术计算,足够养活17亿人。然而,按户籍计算,中国共有9亿“农村人”,其中有将近5亿“农业劳动力”。换言之,中国每个农业劳动力仅耕作不到4亩田,每个农业人口仅拥有2亩。南方多水田,作物每年两熟。北方多旱田,每年一熟。北方每亩农作物产量为南方的三分之一。按南方产量标准,中国农业经济是“一亩地经济”。一亩田的面积是0.06公顷,或0.16英亩,大致相当于美国一般人家后院的面积。没有美国人因耕作其后院而致富,或者成为农民。在后院种海洛因也不可能致富。清初中国人口才1亿,1950年还不到5亿,而今已达13亿。改革后,19亿亩耕地上出现了数以亿计的“家庭农场”。

  自由的家庭小农经济促成了中国勤奋的人民和繁荣的人口。而今这种经济形式走到了尽头。人均一亩地的结果是:每个农业劳动力每年只工作三个月,从事附加值极低的种植和养殖业劳动,而且效率奇低。换言之,中国5亿农村劳动力每年都有9个月处于失业状态。“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中国农民贫穷,中国农村衰败的最根本原因。

  对于这种天然困境,国家财政基本上是无能为力的。中国经济界使用“国家转移支付”概念,其实就是城市补贴农村,工商业补贴农业。然而,对于9亿农村人口,国家补贴只可能是“杯水车薪”。2.5万亿的财政收入,让5千万“吃公家饭”的人致富都不可能。财政什么都不做,只发工资,人均每月也只能分到4千多元。

  (2)国内外市场经济导致中国农民绝对和相对的贫困化。相对于工商业,农业天然是落后的经济,并不适合市场机制。发达国家的农业是靠国家补贴才具有“市场竞争力”。中国农业经济原本不是商品市场经济而是自然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民仅将20%的农产品卖给国家。今天,农民将50%的产品出售给市场,自给自足的程度仍然非常高。这种袖珍型养殖业不可能成规模地换回化肥、农药、电力、道路、通讯、自来水、甚至教育设施,从而凸现贫困问题。在发达国家,农民是产业工人,农业是“产业”,是完全的商品经济。农民出售100%的产品,养奶牛的也买牛奶喝。中国少数农民进行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化生产,把多数农民置于破产威胁之下。中国小农还面临外国规模农业的竞争,整体上处在破产威胁之下。这就是中国农民的绝对贫困化问题。同时,中国城市工商业的繁荣,制造了城乡收入的巨大鸿沟,制造了中国农民相对贫困化问题。城乡收入差距急剧扩大是中国收入差距系数(gini coefficient)恶化的主因。

  在市场机制下,绝对和相对的贫困化使平静的乡村变成了斗争的乡村。人们与父母兄弟姐妹斗、与邻里乡亲斗、与基层政权斗,而且与上级政府斗。名为“维权”(维护公民权利),实则越穷越斗,越斗越穷。靠在农村搞“维权政治”是不可能摆脱贫困的。关键是,人民要团结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劳动,从事工商业,离开必然被市场打垮的微型农业。

  (3)我国自由小农很难组织联合生产。我国小农以自由家庭为单位,具有强烈的独立性或者“反社会”特性。在传统中国,自由小农靠家族宗法制度来组织。比起西方的社会组织,中国民间自然的宗法制不仅规模小,比自然村还小,而且相当松散。与西方两千五百年的奴隶制加农奴制不同,两千五百年前的中国农民就获得了自由和独立,就“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中国农民并不缺少“自由”或者“平等”,他们比西方大公司里的雇员要自由平等得多,他们自己决定自己“上班”的时间,甚至是否“上班”。他们没有“一切行动听指挥”的习惯。中国农民拥有强烈的自由平等以及家庭私利观。想把一个村庄的小农团结组织起来,就已经非常困难。把十几个村庄的小农组织为一体几乎是天方夜谭。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莫过于把中国的自由小农动员和组织起来。

  然而,不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劳动,农民就无事可做,农村就必然日渐衰败,就不可能建设和维持农田水利设施,更无法集中修建现代基础设施,比如自来水、电力、通讯、道路、桥梁、乃至符合现代卫生标准的、有统一给排水的住房。不组织起来,农民就无法大规模离开种养业,从事现代工商业生产,乃至离开农村。做不到这些,农民就必然贫穷,农村就必然衰败。

  现代社会是严密组织起来了的“社”和“会”。在今天的西方,没有身处某个社会经济组织的人,是社会垃圾。看到如军队那样组织起来的西式工厂和公司,才能体味出什么是社会的“现代奴隶”,也才能懂得西方人为什么深情地向往 “个人自由”。中国城里的知识分子们不耕作,却天然有强烈的小农基因。他们以“自由”的名义反对组织农民,正如他们以节俭的名义反对建设不朽的公共设施和艺术雕塑,以管理方便的名义在有上千户居民聚居的楼里设置每户独立的热水机、暖气机、空调机。在中国历史上,组织修建大型公共工程的王朝都很著名,寿命却都很短,比如秦朝和隋朝。

  1840年,“一盘散沙”的小农社会遭遇了组织严密的西方社会,被彻底击败了。组织动员独立自私的小农,解决“一盘散沙”问题,是领导现代中国革命的根本。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做到了,而且被迫以非常极端的方式做。共产党把“支部建在连上”,“支部建在村上”,直到把中国农村组织成准军事化的大队、小队。这种西式现代组织的成就是不容否认的。大面积的农田改造,耕地面积的大幅度扩大,水利设施的建设和普及,农村卫生医疗条件的显著改善,农村道路的修建,饥荒问题的彻底解决,农村人口的大幅增长,人均寿命的迅速提高,乃至一支强悍的现代军队,都与之相关。建成这样的农村组织,代价也十分高昂。可以说,准军事化的农村社区是鲜血凝成的,付出的代价能与世界上任何一场战争相比。所以,世上最难的事,莫过于把中国的自由小农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劳动。

  当共产党在1979年决定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其对农村的严密组织也随之崩溃了,农民回到了有两千五百年历史的自由家庭小农制度。随着农村人口的快速增长,中国形成了有史以来世界上数量最多(数以亿计),平均规模却最“袖珍”的独立“家庭农场”。然而,此后“公社”的余波还荡漾了二十年,基层政权曾经死灰复燃,创造了“乡镇企业”奇迹。乡镇企业吸纳了近1.5亿剩余劳动力,创造了全国工业产值的三分之一,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出口创汇的三分之一,还训练出一大批熟悉工商业的“农民”。莫名其妙,中国政府自1993年就开始搞乡镇企业私有化,加上政府随后出台了种种削弱基层政权的措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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