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传统及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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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毓海  

  那么显然,晚清地方精英主导的“经济改革”则通过对最基层社会的经济搜刮和竭泽而鱼、杀鸡取卵,极大地激化了社会矛盾。地方势力的崛起与社会保护的呼声混合一体,精英对于权力的渴望和下层对生存的追求汇合一处,其出口就是当时作为“执政群体”的“满人政权”,甚至革命和革命党人本身就是“新军”和“新政”的产物。在当代中国,这一以保守主义面目出现的对历史的无知和篡改,丝毫不能掩盖特定利益集团要求将放权让利激进化的实质,最有可能将对社会关系进行良性的“自改革”方向引向反面,从而导致“赠革命”的发生。(注十七) 

  其二,在各种“新自由主义者”看来,1980年代以来思想启蒙运动所倡导的较为面向民主化的改革模式和思想模式,也必须被当作“激进主义”进行批判。他们通过一种虚构的、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英国自由主义模式”与“法国激进主义模式”之间的对立,来编织现代西方历史,力图将法国启蒙运动和大革命所开创的社会运动和社会保护运动的方式从现代性方案中开除出去。这些人好像完全不了解:诸如科学、民主、自由、平等和博爱这些现代性信念,包括各种现代制度都是通过现代社会运动才得到广泛的传播和普及的,现代人民民主运动和社会保护运动,不仅仅是现代性价值、制度得以推广的主要方式,也是对资本的野蛮扩张进行抵制的重要方式。如果说1980年代的中国启蒙思想的进步成分还多少具有一些社会民主的因素的话,那么,新自由主义假定私有化将解决当今社会的主要问题,从而不惜纵容权力市场化的腐败,主张彻底放弃了通过社会运动、民主建设与制度改革的互动推进民主进程的机会,从而根本不可能为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制度建设作出任何贡献。 

  这一“理论”的核心点是在所谓“自由主义”框架中,即虚构出某种“社会”与“国家”的对立。例如:在中国经济学领域里,这一思潮经常诉诸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强调市场和所谓“市民社会”的决定性作用。而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则是通过所谓“强调贵族精英和市民社会”的英格兰传统,与“强调人民和国家作用”的法兰西传统之间的区别,来构建出所谓“英国经验主义”和“法国浪漫主义”之间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就是提出通往现代化的两条不同“历史道路”:贵族精英主导的自由主义道路(所谓“英国道路”),国家政治革命和人民民主主导的激进主义道路(所谓“法国和俄国道路”),并且推崇前者以反对后者。(注十八)这些似是而非的看法建立在对不同时代、不同历史和不同国度的不同知识的混乱的拼凑的基础上,建立在对具体的、有特定针对性的思想和理论的“超历史”的胡编滥造之上,但必须指出的是:上述列举的那些思想和理论不但不足以支持所谓“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对立,其所拼凑的思想理论产生于特定时代,具有特定的指向,它们完全不是一回事,硬把它们拼凑捆绑起来,那也只不过是:为了在历史上勉为其难的寻找反人民民主的理由而已。 

  首先,亚当 斯密从来没有抽象地提出过什么“个人/国家”之间的对立,正如他从来没有抽象地谈论过市场。当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强调“个人”的逐利行为会有利于“国家”福利的最大化时,他所针对的恰恰是但是英国的重商主义政策,申诉的是中小企业、基层交换领域在市场中的重要作用。而重商主义政策的实质,就是国家听任一个大商人和企业家集团垄断经济。这早应该是一个经济学的常识。而且,如果亚当斯密今天在世,按照他的市场理论,他要反对的也将不是抽象的国家,而是维护少数既得利益集团利益的那种新自由主义国家政策。 

  法国大革命意义在于:她开启了现代历史上第一场反对贵族精英私有化的人民运动,尽管不是抽象地反对国家,而是以人民民主反对主张激进私有化的贵族精英,但是她所要否定的是资本主义化的封建贵族制度,代之以“第三等级”的制度,如果不是头脑混乱和胡言乱语,如何能得出大革命是国家集权主义根源的结论?实际上,以“人民民主”来制约和“反对精英式国家”,这恰好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对于法国革命传统的继承。欧洲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就是从“社会保护运动”中发展而来的。沃勒斯坦的细致分析揭示出:正是不顾一切的资本积累的导向,在法国呼唤出一个与之相应的贵族私有化的社会结构,这一权贵私有化的资本积累方式,把社会关系瓦解为高度等级化的经济剥削关系,从而引起了法国社会的普遍反弹,当国家变成“资产阶级贵族的资产管理委员会”的时候,它也使得其它社会群体以“全社会”的人民运动方式来反抗它。按照沃勒斯坦的解释,这一“社会反对国家”运动的源头恰好是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就是一场全社会反对“权贵私有化”的社会保护运动(法国人民运动),它的下限可以从现代欧洲的社会福利制度中,从当代欧洲形形色色的以种族、文化、性别、环境群体构成的社会保护运动中看到,作为一个阶级“群体”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运动,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即使最抽象地思考“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即使可以简单地采用“社会”制约和反对“国家”的模式,那也应该从社会保护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传统中去寻找这个传统,而不是像当代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那样,从所谓“英国贵族精英自由主义”中去寻找这个传统。 

  这种或许是有意的误解,起码暴露出当代中国知识界的某些人对“社会”的理解,其实就是一种准封建主义的等级制,那就是不把“社会”理解为“共同体”,而仅仅理解为“自由精英”和“市民社会”。实际上,他们所谓“市民社会”的理论,就是当代美国“冷战意识形态”的一个产物,这一战略致力于在前社会主义国家培养一个“市民社会”,力图以这个所谓“市民社会”去“瓦解”所谓的“极权国家”。1989年之后,这个所谓的“市民社会”,就是指前苏东阵营中那些化公为私的、前社会主义国家权力体系内部的腐败分子。 

  而且,我们实际上根本无法从“自由主义”传统中找到这种“市民社会”的影子。因为即使在黑格尔那里,“市民社会”也是指各个社会阶层、群体交往和联系的方式和渠道,是达致社会总体平衡的方式,理应包括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群体”,因此,所谓“社会”就是布罗代尔所谓“集合的集合”。在随后的自由主义传统中,它经常表现为吸引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的“交往活动”,而当代中国的“市民社会”好像专指企业家和知识精英阶层,例如并不包括工人和农民这两大社会群体,更不包括社会团结运动。中国知识界的某些学者经常把“市民社会”与“资产阶级”混同起来运用,这种含混非常令人费解,这样的理解之所以非常类似于欧洲的封建贵族等级制,是因为它是一个排斥性的机制,作为一个“反社会”的范畴,它完全无视了“社会”这一概念的核心就是指“有机联系”,作为一个“反自由”的范畴,它对洛克、黑格尔以来自由主义的“社会共同体”构想是一种明显的挑战。在这一点上,正如我多次所说,这些人并非是“自由主义”者,而是自由主义传统的敌人。 

  其三,自由主义的挑战者,甚至也将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划为“自由的敌人”,这种“恶人先告状”的逻辑好像来自哈耶克。在某些“哈耶克主义”论者那里,市场是一个“自生自发秩序”,而从“社会的总体福利”角度考虑问题的自由主义传统,反倒成了“集权主义”的根源,因为它会导致人民民主和社会革命对市场这一“自生自发秩序”的破坏和强加。且不说哈耶克将市场抽象地描述为一个“自生自发秩序”的过程,掩盖了这样的市场秩序,是在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展开的,是在掠夺自然资源的条件下展开的,--因为市场经济的创始人斯密,就反对市场是个可以“自然展开”的秩序的说法—仅此我们就应该怀疑,哈耶克是否处于“自由主义传统”中,那种从斯密到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线索”是否是一种广为流布的谎言。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是在什么意义上对于哈耶克的利用。例如:随着哈耶克关于“将科学运用于社会是一种误用”的论断在中国的传播,对“激进主义”的反思被“深入”到对“理性主义”和“科学”的反思。这种论断断言:任何面向民主建设和社会总体福利制度建设的追求都是一种“设计”,从而必将是“社会专制主义的起源”。这一观点的中国运用,与其说是反对“唯科学主义”,不如说反对民主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与其说反对“科学的误用”,不如说反对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在内的现代中国改革运动,反对“以人为本”和“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第一位”的社会主义思想。因为正是那个革命、那个保障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社会保护运动高举着“科学”的旗帜,为争取民主和平等进行着不懈斗争。而那些人却不过是说:这样的制度建设、这样的革命运动,是“对科学的误用”。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我们必须区分两种不同的改革观、发展观:一种是以维护少数既得利益集团利益为目标的,作为资本、市场和社会的垄断形式的新自由主义,而另一种是致力于经济与社会、生产与交换、发展与社会保护的平衡与协调,以维护人民群众的民主要求和根本利益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因此,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通过不断扩展后一个传统,与前者进行不懈的斗争。而当代中国的新权威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右翼理论所提出的从“批判社会主义国家”到“批判人民革命”的意识形态,是密切联系着的,它针对的正是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的传统,它所竭尽全力批判的“国家”,就是指与这一传统相关的那些社会主义的国家功能。而正是这一根本分歧决定了改革将走到什么方向上去。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曾经说过:“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如果只有正面教员没有反面教员,中国革命是不会取得胜利的。”的确,只有通过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会健康发展,只有通过与新自由主义进行不妥协的斗争,越来越多的毛泽东的后人才会认识到:“社会主义或者野蛮”——这依然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最基本选择。 

  果如此,中国幸甚,人民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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