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传统及相关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00 次 更新时间:2007-07-05 00:4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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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毓海  

  而今天有人这样质疑某种经济学说:你们是中国的、人民的经济学,还是垄断资本的经济学?这种质疑不过再次要求我们回到对生产关系的现实理解:经济学,作为对生产活动的现实关系的描述,它必须包括经济活动和制度安排这两个方面,由于经济活动内在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我们就无法设想让一个抽象的市场活动去“决定”社会关系乃至创造出一个“公正合理的制度安排”,恰恰相反,我们必须从实际的“经济活动”和“制度安排”的互动关系中,去寻找宏观经济平衡、寻找总供给和总需求出现平衡与失衡的深刻社会原因。 

  同样,也正是因为社会生产关系起码包括经济活动和制度安排这互动的两方面,单纯诉诸“经济”并不能自动达成良性的制度和社会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民主化,必须包含经济活动和制度安排的民主化、国家功能的民主化,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民主总是相对于现代国家而言,即它并非要求取消国家,而是要求扩展国家的民主功能。这是因为:经济活动总是嵌入在它的社会条件中,由于脱离社会关系和条件的自主运行的经济形式其实并不存在,从而,即使是争取经济自由的诉求,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政治制度和其它文化结构的摆脱,而是如何改革、限制、扩展这些制度,以创造自由竞争和公平交往的条件。即使是争取市场的自由,也不能等同于一般的反对国家干预,而是应该被进一步理解为反对国家成为垄断的保护者,并通过各种社会斗争调动国家的民主功能,促使国家通过价格调节等因素去保护真正的市场竞争、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而正是没有看到和清楚地运用这一点,国家才在1989年的价格改革中丧失了与人民大众结盟的机会,丧失了最大程度地规避社会代价的机会,使得新权威份子和新自由主义份子有了可乘之机,从而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使得社会主义事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这就是为什么说:民主就是国家,绝对的民主就是取消国家因而也就不存在民主(列宁)。但是,80年代中期以来,当对“毛泽东式的国家专制主义”的诬蔑,被恶意地导向对于“国家”的一般地抽象否定的时候,人们忘记了国家实际上不可能被取消的简单事实,忘记了国家具有不同的、多样功能的事实。结果,在上述对国家的抽象否定过程中,被放弃、被否定了的其实不过是国家的某些功能,特别是它的社会保障功能和民主功能,与此同时,国家的经济功能和参与市场的功能却空前加强了。正是这种对国家的抽象批判,愚弄了公众,掩盖了新自由主义者们反人民的具体目标,瓦解了国家的社会保护和包括“反腐败”在内的民主功能,产生了不容回避的严重社会问题。 

  正是因为对“国家”的批判是一种极其狡猾和隐晦的叙述,而我们要作的,就是将这种高度含混、抽象的批判放到具体的社会关系中去观察,充分认识这一思潮最保守的方面得以产生的主要社会背景和现实条件。由于鼓励“国家之外”的利益集团“先富起来”本身就是国家某一部分的政策,这一政策既有经济的诉求,但是实际上更包含了“制度安排”的默契,因此,就不应该把这部分力量视为单纯的经济“活力”,而应该当作制度的安排和创制加以分析,换句话说,也就是必须追问这一部分实际上的制度安排,是否有利于整个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的真正民主化。 

  以形成一个特权利益阶层为目标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不仅仅造成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失衡,而且也进一步造成了区域经济之间、国家与地方之间的严重失衡。它不但将致力于生产/交换平衡的改革方向引向反面,而且同时也将致力于中央/地方平衡的宏观经济改革引向反面。它不仅仅是从极右翼的方面对现实制度的重构和瓦解,而且也是从这个方面对于中国现代历史加以重新编造。因此,晚清以来“地方独立”运动被大肆鼓吹,是与国家与地方之间的严重权力失衡的现实伴随在一起的。这一“联省自治”的思潮有其深刻的现实背景,根据这种奇怪的历史叙述,百年中国现代化的真正推动者,不是人民大众,不是革命和人民民主的国家,而是盘踞在东南沿海的一小撮“洋务运动”地方官员。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就是以丧权辱国、专制独裁和贪污腐化标炳近代中国历史的李鸿章和袁世凯。 

  我们应该怎样评价这一反历史的叙述呢?自晚清“新政”以来,国家让度一部分权利给地方精英,新增一批机构由豪绅权贵经营,的确成为当时国家改革的一个方向。其目标一方面是以权力“寻租”的方式弥补国家财政漏洞,但更重要的是:作为“新政”的制度安排,是国家权力深入地方和基层的统治手段。正是这一制度的安排瓦解了中国基层经济和社会,摧毁了以儒家伦理为文化纽带的社会保护层,将主要以“文化和社会关系调停人”面目出现的地方绅士转化为“土豪劣绅”或者社会造反者。“新政”改革并非不是短期增强国家收入的手段,也并非不是一种“制度改革”,但是,却是一场推动晚清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和制度方式向更为反动和更为保守的方面的“制度改革”,抗拒社会关系向民主、平等和革命的方向迈进才是其实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政”的倡导者的确曾经不遗余力地反对“国家”,但反对的并不是王朝国家,而是以“民族、民权、民生”为目标的“民国”构想,以及这一构想中所包含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保护的诉求。今天,某些以“社会”面目出现经济利益群体,以晚清“新政”的后继者自居,不同的仅仅是,在其“新政”前人那里,标举社会民主、革命、社会平等和保护的“民国”尚在襁褓之中,而今,“批判国家”的思潮要反对的,其实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历史中形成的社会保护、社会平等和社会革命的制度性遗产。因此,这一诉求不过是上述保守主义和权威主义政策的备书和宣传,无论其怎样装扮成与“国家”对立的“社会”,都不能掩盖其推动社会关系向保守方面转化的本质,因此它就很难说是一般地“反对国家”,更不能被理解为社会民主的力量。 

  进入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社会腐败问题。与之相伴随,国家宏观调控能力下降,区域经济出现失衡,农村公共设施,特别是水利设施失修,抗灾害能力下降,农民收入减少。针对这些问题,自1991年开始,在中国思想界终于出现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关于“国家能力”问题的讨论。它针对的是以维护“特权阶层”利益为取向的改革政策及其后果,特别是中央国家与某些地方及部门利益集团的明显利益偏袒,以及国家对社会保护和社会福利的大规模削减、退坡和相伴随的对市场的过度参与,涉及到造成1990年代社会不平等的结构性动因,或者说:制度性安排。这些学者从社会保障的角度重新讨论和界定“国家”的含义,思考民主与国家的关系,所针对的是与所谓“权力市场化”和“市场权力化”所造成的腐败、垄断、贫富分化、社会保障体系的解体,正是这些讨论辨析出国家的多重功能,特别是国家的民主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在这个意义上,向市场的转化并非弱化了国家,而是极大地强化了国家干预经济和攫取财富的功能,它所弱化的其实是国家的民主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注十五)。 

  “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主张也严重威胁了市场和交换的上层领域。其突出表现是:它不支持银行和金融改革的目标是加强管理和增强效率,而是主张瓦解和拆毁国家银行在国民经济中的主要投资人作用,代之以“依靠外资”。但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如同一场恶梦,向人们提出了全球化过程中“投资安全”的严峻问题,提出了国家银行保持贮备、应对危机的基本作用问题,进一步提出了与国防安全相匹敌的国家金融安全问题。金融危机一方面提示我们,在所谓全球化的条件下,所谓与国际接轨意味着:攫取来的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将自己绑在“国际资本”的战车上,从民族国家迅速撤离。(注十六)另一方面,外资不可能救中国的显而易见的道理还在于:中国百姓的绝大多数储蓄都放在国有银行中,一旦国家银行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路线瓦解,那么其造成的社会后果可想而知。 

  中国“新自由主义”的丧钟,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开始敲响的。1990年代日益不平衡的经济和社会结构问题和金融危机的爆发,都提出和针对了国家的保护功能问题。也深刻表明,正如一般和抽象地“反对国家”的宣传不能被看成民主和自由的诉求,而且对国家能力和国家保护功能的强调,也不能被理解为对国家的简单维护。我们在前面的论述中已经说过:一个国家能否实现宏观经济的平衡和协调,其一是看它是否有此能力,其二是看它是否有此愿望。而198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中国对此兼而有之,这是1980年代初的中国改革成功的关键。而如果通过这两个方面来观察1990年代的中国,就会发现国家的功能已经发生了微妙的转变,这与新自由主义致力于瓦解国家维护经济平衡和社会平衡的功能的“改革方略”有着直接关系。当前国家调控能力(也包括社会保护和社会民主动员)的衰落,与国家对于市场和经济的过度参与密切相关,而私有化、资本全球化理念貌似反对国家,但却是某些国家主义者最热衷的信条。在这种条件下,即使我们需要批判国家,那么,这一对国家的批判也不能是抽象的,而必须与对新自由主义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批判结合起来,因为后者体现了某些人眼里国家的真正功能——国家必须为维护垄断资本和既得利益集团服务。而当代中国抽象的国家批判者们,所作所为恰好是竭尽全力地去美化这种野蛮国家的功能。其目的恰恰是为了使得国家站在垄断资产阶级一边去危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 

  “新自由主义”的根本战略目标,就是将少数精英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置于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之上,从根本上推翻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并将这种压迫剥削制度称为300年人类历史的正道,这特别表现在通过反思所谓“激进主义”,最终达成的对于中国“革命”的否定。 

  所谓“革命”,在现代中国就是指那些面向“社会平等”的政治变革,制度创新和社会制度实践。“平等”一直是现代中国社会动员和社会组织的基本方式,也是现代社群、现代社会、现代国家得以构成的最基本的杠杆,是中国现代社会改造运动和一切社会活动的根本动力和目标,甚至作为“社会运动”的经济改革也必须诉诸这一目标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性(“共同富裕”和“改革是一场革命”)。因此,对“革命”现代性的认同一直是现代中国自我定义的基本方式,更是人们认同现代历史、现代文化和现代政治的基本方式,同时也是进行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表述的基本方式。而对于“革命”的取消,暗含着对现代性的“平等”价值的否定,也意味着“社会进步”是以不平等为“正常代价”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张。 

  知识领域里对“革命”的否定具有意识形态诉求,从而迫使1980年代后期的历史叙述不得不将自身的合法性定义为一种“经济”或“生产力”的合法性。但是,现代中国历史叙述并非是通过统治权力的更替或者“生产力”的发展来获得连续性的,而是通过不断面向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社会关系变革和制度实践——“革命”来获得表达的,这不但决定了放弃它就将使任何政权面临合法性和主体性危机,而且,对“革命”的现代性的否定,不仅仅是对马克思现代性的主要方面的否定——而且也使得中国现代历史的表述变得含混和不可能,这包括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运动、孙中山的共和革命、五四运动以及力图使中国摆脱强权统治和殖民地命运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这一系列运动都采用了“革命”的字眼来自我定义,一旦“中国革命”变得不可理解,那么不但等于取消了现代中国历史,而且一个沉重的代价就是:“中国革命”的同义词——“革命中国”本身就实际上被从历史、文化和思想上乃至汉语中取消了。 

  在抽象的“批判革命”的思潮那里,近代社会主义运动、民族解放运动被视为激进主义的主要特征。这一拼凑起来的意识形态得益于多种力量的支持。 

  首先,在1989年社会危机中以极右翼面目出现的“新权威主义者”,在此之后分为海内外呼应的两股力量。在这些人看来,中国的现代国家、社会以及现代性运动,并不是一种广泛的“社会要求”,而是由“精英”和“权威”主导和推动的“制度设计”,其目标并不是社会平等,而是利益与权力的“最大化”。这一反历史的精英权威主义思潮首先表现在现代史领域,其核心观点是:从戊戌变法开始,康、梁就错误走上了激进主义道路,只有那些地方大员所推动的改革才是渐进的、卓有成效的改革。这一观点好像完全不了解:正是清末“新政”的精英官僚现代化对于中国农村和地方资源的过度攫取,瓦解了中国社会的基层社会,同时动摇了中国国家的整个基础,造成了旷日持久的军阀混战。如果被判为“激进”的康、梁的制度改革还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的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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