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传统及相关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98 次 更新时间:2007-07-05 00:4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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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毓海  

   

  我认为这是我们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和毛泽东遗产的一些基本前提。毛泽东的现代化,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国的、人民的现代化。她以否定一切形式的剥削压迫关系、特别是否定各种形式的垄断资本(包括国家垄断和私人垄断)为条件和前提。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同时认为:从社会民主和阶级关系的角度去理解现代化进程,还是简单地将现代化一系列理解为抽象的、价值中立的标准,这也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与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以及“市场社会主义”的区别所在。 

  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模式,是比较典型的黑格尔传统的社会主义发展版。它们之间的共同点是:1,都坚持一种与资本私人积累貌似不同的资本国家积累方式。2,都通过时间上的“先后”和逻辑上的“主次”这两种“知识等级制”的叙述方式,将抽象的现代化或者生产力指针当作历史叙述的主体,同时将人民大众由历史主体地位,降为生产力和现代化指针的从属地位;都认为相对于生产力标准,人民民主、人民大众的切身利益是次要的。3,都将主导现代化的国家官僚精英视为社会主体,而人民大众在此类现代化进程中处于服从的地位。在此意义上,正如马克思所指出:这种知识和历史叙述的等级制,不过是以官僚和精英为主体的现实等级制的影子。 

  毛泽东通过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批判了斯大林,正如马克思通过阅读《法哲学原理》批判了黑格尔。毛泽东在1950年代中后期对于苏联经验的观察,与马克思观察现代性的视野完全一致,他以矛盾论批判斯大林的历史目的论,与马克思对于黑格尔的批判方式也是相同的。在毛泽东的视野里,一方面,从现代化和资本积累的指标来看,苏联是成功的,然而,由于这种形式是以一大批官僚精英凌驾于社会和人民之上为条件,从这个角度来看,苏联的模式则是失败的。——用康德式的话说,苏联模式的成功与失败都是“真实的”,苏联模式的失败,恰恰是由于它在另一个角度的成功,苏联的成功,则是以失败为代价。路易·阿尔杜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认为毛泽东的“矛盾论”是对“目的论”哲学和历史观的“大逆转”,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重要发展,“《矛盾论》暴露出整个现代社会科学的危机,迫使我们在历史目的论终结的地方起步,去多方面寻求解决方案。”(注七)毛泽东对于斯大林主义的批评,是在纠正“大跃进”中表现出的官僚主义和“瞎指挥”作风中系统地表达的。他要全党认真思考:为什么生产力的“跃进”会严重损害人民的热情、积极性和切身利益,包括损害地方、基层的利益?为什么抽象的考虑生产力的所谓高度发展、不顾一切地追求高指标,不仅不能“自动”导向一种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而且还会助长一种决定论的思维:工业决定农业、上层决定下层、生产力和“钢”决定一切,从而破坏包括生产关系在内的社会关系,决定论的思维使得官僚等级关系不可避免?为什么必须从生产关系民主化和社会关系的和谐角度理解生产力发展?为什么只单纯考虑抽象的生产力指针,不照顾和尊重中国现实中“十大关系”之间的协调,“发展生产力”的抽象理解就将造成大跃进式的严重社会破坏?为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仅在生产力,不在追求抽象的现代化高指标,而在更平等的生产关系、更民主的社会组织方式、更有效的管理形式——即制度创新就是生产力? 

  毛泽东指出,要回答这一系列“为什么”,就必须澄清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究竟是抽象的现代化指针、生产力标准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还是人民大众的民主要求、革命要求、包括人民群众要求变革不合理的生产关系的斗争,才是推动历史发展、包括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在这个问题上,黑格尔—斯大林主义的回答是前者,而马克思—毛泽东传统的回答是后者:即人民大众要求变革不合理的生产关系的斗争,才是推动历史发展、包括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真正动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除此之外,没有凌驾于人民民主、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之上的其它标准、其它动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以人民民主和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剥削关系为前提的现代化。其中也包括反对国家官僚精英以发展生产力为名制造的压迫关系。 

  人民大众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创造历史?人民大众是现实、历史的主体,还是所谓抽象的生产力是现实、历史的主体?这就是马克思-毛泽东传统与黑格尔—斯大林传统的根本区别。 

  毛泽东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写的长篇评注之核心,就在于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民主的崭新课题,进一步丰富人民大众要求变革不合理的生产关系的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包括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真正动力的人民主体论。毛泽东指出:要反对国家官僚精英以国家现代化为名造成的压迫关系,就必须对“社会主义国家公民权利”的重新定义。必须在国家和人民之间建立一种真正的互动,即不是国家有强制人民的权利,而是人民也有强制国家的权利。所谓人民当家作主,意味着不仅仅是国家管理人民,而且是人民管理国家。国家的唯一目的就是对人民负责,如果国家不肯对人民负责,人民则可以强制它这样作。霍布士说:国家暴力具有唯一合法性,毛泽东则说,人民暴力—人民革命同样具有合法性。这一公民权利不仅包括形式上的经济“所有权”,也包括经济“管理权”,不仅包括经济权利,也包括管理上层建筑的“政治—文化权利”。 

  毛泽东指出,无论“公有制”还是“私有制”都把公民权利狭窄地理解为形式上的“经济所有权”,而把经济管理权、政治—文化管理权等人民管理国家的权利排除在外。人民只是形式上拥有而实际上不能管理国家,从而只能将管理权委托给精英,反过来被自己的“委托人”所管理—这就是“以形式的民主”取代“实质的民主”,这恰恰是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共同拥有的前提。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晚年为什么如此悲怆、又如此睿智地教诲尼克松说:“除了所有制形式之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差不多。”(注八) 

  “为了建设新中国,领导我们向前进。”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从来没有反对过现代化和市场,他只是清楚地指出:没有抽象的市场、抽象的现代化、抽象的生产力标准。作为现代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毛泽东从来没有抽象的、空泛地使用包括生产力、市场和现代化这样的概念,而总是将这些东西置于现实和历史的关系中去理解,置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实践中理解。 

  今天的人们往往批评毛泽东时代没有重视“市场”的作用,但是,使得这一批评缺乏说服力的最起码的要害之一是:即使经济学像今天的某些人所说的只有微观经济学一家,即使微观经济学也只有“市场经济第一原理”一个核心,那么正是按照这一“唯一原理”,批评毛泽东不懂市场的论调,恰恰是完全荒谬的。因为这些批评者们总是忘记了:市场经济第一原理强调它是在不考虑“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的前提下作出的。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恰恰是一个公共物品、公共资源极端缺乏的时代。其中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一,中国缺乏公共水利设施。由于长江、黄河和淮河的长期水患,中国百姓的生存一直处于灾难的边缘。二,中国缺乏工业基础。例如在钢产量只有200万吨的情况下,机械、电力、铁路这些构成现代市场的基本条件完全无从谈起。正是因为毛泽东时代迅速解决了公共资源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作为后人才有条件在某种“不必考虑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的前提下,专注于市场交换的微观经济学问题。而如果人们起码能考虑到这一点,如果所谓学者们哪怕真正从市场经济的第一原理出发,那么结论就并非毛泽东不懂市场,而是他比今天许多头脑简单的“市场拜物教主义者”,更深入地了解市场究竟是如何才能得以运行。 

  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伟大成就和遭受的挫折,与毛泽东本人对于中国农村问题的判断密切相关。作为现代中国最伟大的农村问题专家,毛泽东对于中国农村问题有着深刻而独到的认识。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毛泽东将中国农村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归因于农村公共资源和公共机制的严重缺乏,而不是小生产和私有化的程度不足。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的,也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坚持农村集体经济,强调农民必须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其根本出发点就在于此。 

  农村集体化有利于保护农村公共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解决农村公共设施从来严重不足的根本问题,加强农村社会保护和抗拒灾害的能力。毛泽东支持农村集体化,并非如今天某些学者所认为的,是出于榨取农村的国家工业化理由,毛泽东坚持农村集体化的唯一理由,就是出于维护弱者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市场原则。因为中国农村的基本状况是:一家一户,缺乏生产数据,如果将这样的弱势推向弱肉强食的市场竞争,结果可想而知;如果在农村推行私有化,那么中国农村的基本生产数据土地,就将迅速被垄断在少数人手中,广大农民的揭竿而起就不可避免。实际上,只有走合作经营的道路,农民和农村才能前途广阔,逐步由弱到强。只有在社会主义的视野中,毛泽东才将城乡协调发展,消灭城乡差别看作头等大事,也只有毛泽东提出过“要把农村建设得比城市还要好”的根本“重农政策”。 

  而且毛泽东知道,要做到这一切,需要一个十分长的时期,其中首先就必须解决好中国农村的长期发展和短期发展,中国农民的长期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问题,即首先要确立正确的发展观。毛泽东说鼓励小农经济是“好行小惠”,就是说它不利于农村的长远发展。实事求是地说,恰恰是毛泽东的农村政策为1980年代的农村改革奠定了基础,因为只有在集体经济下拥有了相当的公共资源之后,农村的市场交换才有可能发生和发展,市场并非从天而降,1983年以中央一号档的形式来肯定的农村市场改革,并没有强调这一市场改革的真正的基础究竟是什么,而这一基础,其实就是通过农业集体化完成的农业和农村公共资源建设,而强调这一点,即使在当时也是必要的。今天所谓农村市场的瓦解,实际上也是由于作为这一市场基础的农村和农业公共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所遭受的严重侵害,单个的、丧失了公共资源支持和生产资料的农民重新沦为弱势,农村公共资源的瓦解才是“三农问题”的核心。试想:如果在这个意义上,在这样的条件下继续单纯强调市场竞争,那就等于将农民置于死地。 

  今天重新学习毛泽东对于农村问题的一系列调查研究,我们不难发现:1,正是从毛泽东时代起,中国才产生了所谓“现代农业”,特别是农村企业化、集体化的管理和生产方式。实际上,由于集体协作总是比单独劳动相加之和要创造出更多的剩余,所以,尽管国家工业化大量占有了这部分农业集体化的剩余,但集体化之后单个农户的平均收入,还是比单纯的单干有了提高。“农业”的概念,是指毛泽东所谓农林牧副渔并举的一体化合作生产方式,这种新型的农村生产关系,是以村、队的组织形式为依托的,它不仅仅是乡镇企业发展的基础,也是农村未来形成产销一体化的市场农业合作组织的基础。2,1960年毛泽东与邓子恢、田家英等人的分歧,其实是“包产到户”还是“队为基础”的分歧。也就是核算到户,还是核算到村的区别。无论“包产到户”还是“队为基础”的提出,都是为了纠正人民公社的“共产风”而作出的,但是纠正的程度明显不同。“包产到户”也并非恢复私有制,而是集体所有制“管理到户”的形式,而毛泽东之所以不同意简单地回到包产到户,就是因为以村和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和分配单位,比较强调农村公共资源的积累和建设,毛泽东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就是:中国农村公共资源极端缺乏(土地、资金和基本设施),因此,这些稀缺资源的配置,不能被少数人所垄断和掌握,一旦如此,必将发生两极分化的社会,重蹈社会动荡之覆辙。上述两条对于今天的意义在于促使我们思考:将过渡性的农村承包制永恒化是否正确,而以村为基础是否更有利于中国农业的发展。总之,随着实践的发展,究竟是“户为基础”还是“村为基础”,今天依然有待进一步讨论。3,是毛泽东最早注意到农村富余劳动力会不断增加的问题,他多次指出:“让农村富余劳动力都跑到城里来好不好?我看还是要努力把农村建设好,甚至建设得比城里还好。”毛泽东的这一认识,正是鉴于盲目扩大城市人口的深刻教训。1961、1962年由于粮食紧张,不得不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毛泽东对此曾痛心地说“我们的人民好啊!几千万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我们今天要讨论大跃进的教训,其教训之一就是盲目的招工进城导致的严重城市粮食紧张,从而急遽增加农村粮食征购所造成的饥荒,而不是通过诬蔑毛泽东来回避这一根本问题。要把农村建设好,保护农村公共资源,加强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则是非常重要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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