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维族流浪儿生存调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82 次 更新时间:2008-08-01 14:35

进入专题: 弱势群体   维族流浪儿  

凤凰周刊  

在内地的维族流浪儿,超过九成是被诱拐离家,在“老大”的毒打利诱下从事偷盗活动。因为语言和民族问题,内地警方捉拿他们后,无法取证捉拿背后操纵者,往往只能被迫放人。在被毒打和畸形的日子里,他们日夜思念着家乡和父母的怀抱,但他们离家时年纪太小,被救助后,多数人不知道自己的家庭住址和联系方式。

新疆流浪儿已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跨地域性社会问题。为改变这些孩子的命运,维族志愿者与内地反扒组织逐渐联合起来。今天,大陆中央政府已开始采取措施,联合各地及各行政部门力量,进行打击拐卖儿童从事犯罪活动和拯救被拐卖儿童的专项工作。

文 记者 邓丽

特约撰稿员 慕札帕·库尔班

艾尼瓦尔回家了

  

如果不是姐姐强迫他记住奶奶家的电话,10岁的艾尼瓦尔可能永远也找不到妈妈。

艾尼瓦尔,维族,新疆喀什叶城人,2岁时,父母离婚,一直跟奶奶生活。正上小学的艾尼瓦尔很懂事,成绩一直居全班前三名,还被选为班长。

2005年4月27日下午,噩梦降临。一辆出租车停在了放学回家的艾尼瓦尔面前,一中年男子走下来,递给艾尼瓦尔一块巧克力后一番嘘寒问暖,吃过巧克力的艾尼瓦尔不知不觉上了出租车,随后又被换乘到一辆白色面包车上。等艾尼瓦尔醒来,已经身在兰州。

随后,艾尼瓦尔被带到离家乡5000多公里的广州。在一处简陋的住所,艾尼瓦尔与另外2个新来的男孩被被严密看管。那个带他们来的男子,要孩子们称他“老大”。

第二天,“老大”带3个男孩去商场“实习”。这时,艾尼瓦尔才知道自己的工作是“偷盗”。艾尼瓦尔知道这是违法的,而且安拉也会惩罚小偷。“老大”毫不留情地把不肯当小偷的艾尼瓦尔揍了一顿。

艾尼瓦尔第一次“实习”很不顺利。在商场里,一个男孩把偷到的手机交给艾尼瓦尔,要他快跑。接过手机后,艾尼瓦尔跑了几十米远便双腿发软。失主追上艾尼瓦尔,要送他去派出所。这时,一直在旁的“老大”现身了,他把艾尼瓦尔“抢”了回来。

回到住处,艾尼瓦尔被“老大”结结实实打了几个耳光,怪他不知道跑。“实习”一周后,“老大”要艾尼瓦尔正式上岗,他不肯,“老大”拿皮带狠狠地抽他大腿,将“实习期”延长了一周。

2周实习结束,艾尼瓦尔出道了,他已经不怕当小偷,害怕的只是偷不着再挨打。在一家超市门前,一个女士边走边吃东西,艾尼瓦尔跟在她后面,将女士挎包的拉链拉开,取出钱包。按规矩,艾尼瓦尔把钱包里的650元钱、银行卡交给了13岁的男孩,由其转交“老大”。这是艾尼瓦尔来广州15天以后,第一次单独偷盗成功。

艾尼瓦尔很快适应了新的生活,他曾向抓住他的警察表达想回家的愿望,但最后到派出所接他出来的还是“老大”。

艾尼瓦尔随着“老大”转战多个南方城市,记不清自己偷了多少。最多的一次,他偷了6个人的钱包,2400元。那次,“老大”一高兴,给了他200元奖金,他高兴地花100元买了一套衣服,100元到公园玩了一番。

艾尼瓦尔不怕被警察抓。他已记不清被派出所抓了多少次,每次被抓几小时后放出来,他几乎总能看到就在派出所门口等他的“老大”。“老大”早就教过他们,他们是未成年人,只要装作不懂汉语,警察就不敢把他们老扣着不放,如果警察认起真来,他们用自残的方式就可以令警察乖乖放人。

“年龄不够刑事责任、偷窃的数额也不够刑罚,会说汉语的也装不会,抓一个孩子,就一堆新疆人闹事,又是民族问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一般象征性关几个小时就放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京警官抱怨说。

艾尼瓦尔怕的是失手被打。因为公安对维族流浪儿小偷普遍感到棘手,被窃失主往往会迁怒到这些孩子身上。艾尼瓦尔被失主打过,被“老大”打过。

流血对满身伤痕的艾尼瓦尔已是稀松平常的事。就在前几天,最后一次失手的艾尼瓦尔还被“老大”高高举起,然后扔在地上。

2006年7月22日中午,艾尼瓦尔再次被抓。与以往被关几个小时便被放走不一样,这一次,他遇见了年轻的维族警官玉兰江。玉兰江温言询问并给他买吃的、喝的,还像对待弟弟一样把他带回宿舍。艾尼瓦尔求生欲望燃起,突然跪在玉兰江面前,请求他送自己回家。

“是艾尼瓦尔?还活着?”奶奶在电话那头哭了出来。

凌晨1点半,艾尼瓦尔的妈妈坐飞机赶到了派出所,见到失散一年多的儿子。  

一个孩子5000块

新疆社科院一项报告显示,内地流浪的维吾尔族儿童中超过九成是被诱拐离家的,其中又以南疆为主。新疆救助站数据显示,03年1月到05年12月,自治区共从内地接回3660名流浪儿童,九成以上为南疆籍维吾尔族。

大陆民政部内部人士透露,被救助的维族流浪儿童占整个被救助儿童的12.7%,而维族流浪儿童本身因为很多接下来要涉及的原因是极难被收容的,换言之,这个数字无法显示维族流浪儿童队伍之庞大。另一个佐证是,新疆自治区救助站称在内地经常性流浪的维族儿童为4000名,民间的数字远高于此。

新疆自治区公安厅统计显示,2005年,新疆青少年违法犯罪人数占全部犯罪人数的比重由2000年的14.2%,上升19.5%。特别是新疆籍的流浪儿童违法犯罪案件屡禁不止,2005年立案数比2000年增加了一倍。

新疆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李晓霞认为,南疆维族聚集区相对较高的离婚率,失业率,人多地少矛盾、极端贫困和基层组织涣散都是流浪儿童出现的原因。在南疆,集中了新疆绝大部分贫困人口,新疆35个贫困县中南疆就占23个。

维吾尔人全族信仰伊斯兰,伊斯兰教教义里严禁偷盗。80年代后,出现一些成年小偷离开新疆到内地“发展”,随后又发展成利用小孩作掩护,成年人偷窃。1988年以后,有人直接组团大量拐卖小孩偷窃,大人在后面操纵。

“现在伊斯兰教被越来越被年轻的维族人抛弃,他们喝酒,偷盗,传统道德和风俗被败坏得特别厉害。”中央民族学院教师伊力哈木土赫提痛心民族文化消解。

阿克苏地区一个维语新词“口里齐”,专门称呼这些人口贩子和在内地挣不光彩钱的人。居民看不惯他们挣钱的方式,但又羡慕他们展现出的雄厚经济实力。

“我所在居民区有一栋别墅,就是人贩子的。有的父母生活过不下去,就把孩子交给跑江湖的,让他们带着去卖烤串。”阿克苏一位救助过几名孩子的人士说。

“和田地区每天都有全国各地的汇款单飞到所辖乡镇农村,就像工人领了工资,就往回寄一样。”和田邮局一投递人员曾对媒体说。

“3-16岁的孩子都有,主要是10-13岁,小的抱在身上掩人耳目,大的直接去偷,老汉也有,给小偷做饭的。”新疆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续西发说:“有些地方的基层领导睁只眼闭只眼,指望小偷给当地挣钱回来。”

“我们有16个大人和4个小孩,住在一个很难找到的地方, 2个大人和2个孩子住一间,4个大人监视1个孩子偷东西。大人身上都带着刀,威胁那些我们偷东西时敢说话的人。他们逼我从滚烫的水里取硬币,如果取不出来,就用皮带打我。和我住在一起的男孩11岁,比我早一个月拐到这里。他逃过一次,被抓了回来后被痛打了一顿,差点被打死。”被救助的达尔罕说,每一个被拐卖做小偷的孩子都有一段艰苦的“实习期”。

“老大”会给孩子定下每日上交的偷窃额度(500-2000元),没完成任务或试图逃脱的孩子会被毒打。为进一步控制他们,有些老板会引诱孩子吸毒、赌博,女孩常常遭受性虐待。而逃掉的孩子往往刚脱离这个老板控制,又落到另一个老板手中。

最令维族流浪儿救助组织痛心的是,被救回来的孩子们大都因年龄太小找不到自己的家。“领回来3个孩子,最小的3岁,最大的也就8岁,这么小的孩子可能记得家门前有一个卖零食的商店,但是不会记得家庭地址,现在拆迁得很厉害,哪里找得到什么商店。”阿克苏的这位热心人士也没有办法,只得把孩子送回救助站。

这位志愿者介绍,汉族流浪儿童可能会遇到好心人收养,但找不到家的维族流浪儿则因相貌与汉族迥异,不可能被汉族居民收养。收容救助毕竟只是过渡性的行为,即——如果政府不能为维族流浪儿童找到妥善的出路,那么等待他们的只可能是继续流浪——偷盗。

“后来孩子都被领养走了,我们也知道是人贩子,他们争着养,还讨价还价,可是不这么办,谁来管呢?这些孩子都是有价位的,人贩子之间也有联系。很出名、偷得好的孩子可以卖5000块钱,一般的新手也就1000块。”

求求你们别对孩子下手太狠

收容新疆流浪儿,必须保证清真饮食,无法与孩子沟通,管理起来成为一个巨大难题。遣送成本也过高。语言沟通困难,也使内地警方明知犯罪也难以取证,无法指认控制者。即使长期内地流浪的孩子,因生活在民族聚居区,除了把汉族人作为偷盗对象外,很少与汉族人接触,甚至被教唆敌视汉族人,尤其是公安人员,一旦被抓,也往往会自残来反抗。以至于一些派出所专门请维族民警来处理此类案子,但仍然治标不治本。

最后,很多部门知难而退,不收容新疆儿童,或者一有人认领,马上释放。这样,新疆流浪儿童前脚被派出所抓进去,后脚放出来继续偷东西。他们的老大则在派出所门口等着接他们。

因为内地警方面临的实际管理困难,他们往往被居民认为是对维族流浪儿偷盗团伙放任不管,而维族黑老大也格外嚣张猖狂。

“我把艾尼瓦尔带回去的第2天,他们老大就找到了我手机号,电话里对我又是威胁,又是许诺金钱。”玉兰江愤愤叹息:“这些人嚣张到什么程度!”

执法部门在维族流浪儿问题上的失能,使居民迁怒于维族流浪儿。互联网上,与愤怒声讨“新疆小偷”猖獗的情绪一并出现的,还有民间反扒人士鼓动市民自发暴力反扒的战斗檄文,而被擒获的维族流浪儿遭市民暴力教育的血腥图片也随处可见。

佳泉,2岁女孩的父亲,河南安阳的一位教育工作者,2005年年底,因为看不惯小偷在街上光明正大抢东西,佳泉成立了安阳反扒联盟。

佳泉说,当地有8、9个新疆饭店,以它们为根据地,新疆小孩分为3、4拨,多的时候二三十个,他们每天都出来偷,同一个小孩,一周可能被反扒队抓好几次,“都不好意思抓他们了”。

以前跟这些孩子不熟,现在都很熟了,问他们吃饭了吗?他们也会说没偷到东西没饭吃,或者是被打了。有一个新来的小孩,偷东西特别笨拙,老被我们抓到,也老被“老大”打,他爸爸死了,妈妈出了车祸,有人骗他出来玩,他就跟出来了。第一次抓到他,他说了实话。但以后抓住他,就不说实话了,有次抓了4个小的,一个大的,可能有老板的亲戚和小孩在里面监督,所以什么都不敢说了。到第5次抓他,还是穿的那套运动服,破破烂烂,脏兮兮的。

他们白天没事,就一个大的领一个小的,遛大街,跟在人后面等着下手,晚上回到新疆饭店做伙计,卖烤串。前几天抓的一个小孩,年龄太小就把他放了,第二天看见他在一家新疆饭店门口烤羊肉串,他还有些不好意思,连忙招呼我吃羊肉串。

他们看到警察都不跑,知道警察不会去抓他们,抓了很快就要放,对警察他们也从来不说汉语,对我们还说一点。有的小孩被抓了以后,还会贿赂你,请你吃饭,或者拿偷的手机要送给你,还有小孩被抓,送到派出所还会问警察不管,保安不管,你们为什么管,或者给我们背诵法律条文,质问我们凭什么抓人,显然都是大人教的。

一次,我抓到一个小孩,正月初七初八,只穿一件秋衣和运动衣。送到派出所,冻得不行,看派出所反正一会也要放人,这孩子住的地方离派出所挺远,就跟警察说,我送他回去算了。我骑的电动车,刚放他在后座上,看他浑身哆嗦,一边流泪,一边拽自己的衣服,我一摸才两件衣服,就赶紧给他叫了一辆不透风的摩的,给师傅钱,让送回住处。

佳泉承认反扒联盟成立之初也暴力反扒。但是,现在说起这些孩子,他语调里尽是父亲一样的慈爱。他说,每次看到这些孩子,就会想起在自己怀里撒娇的女儿,“他们的父母要知道自己孩子这样,该心疼死了吧?”

与佳泉一样,还有一些民间人士心疼这些从小被拐,离开父母怀抱的维族“小偷”们。

“一个维族小孩让人卖到上海当小偷,当了3年,后来让警察送了回来,只要有人一抬手,他就哭,他就躲,手里拿了一个饼子,半天不吃,放在身上,饿的时候咬一点。警察送他回来,给他买来衣服换的时候,连警察都哭了,全身上下200多道伤口,一个不到10岁的小孩。那个维族家里也是个几百万的富翁,那家的老人看到小孩成了那个样子,含着眼泪一句话说不出来,嘴里咬出了血。他最后对警察说,给你们一百万,让我亲手毙了那个人贩子。”一位新疆汉族网友不断发贴希望内地的反扒小组不要滥用暴力。他希望更多的人去了解那些“新疆小偷”的悲惨命运。

“求求你们别对这些孩子下手太狠。”他呼吁。

每个孩子都是国家的珍宝

  

维吾尔在线是第一个关注新疆流浪儿命运的民间网站,网站专门开辟了“关注流浪儿童”板块,一方面消除大家对“新疆小偷”的误解,一方面呼吁社会各种力量拯救这些孩子。

“他们是最大的受害者。”网站负责人之一塔依汗说,很多维族大学生刚到内地读书时,就因为小偷问题,经常被人误解歧视。

塔依汗就遇到过一件让他一辈子都忘不掉的事:一次坐公交车,人太多,没有地方扶手,一个急刹车,他的身子往前倒了一下,手刚好碰到前面一个40多岁男人的衬衣口袋,那名男子立刻抓住他的手,大声喊,“你想干嘛?”。一车人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自己。塔依汗恨不得立刻跳车下去。

“不好好在家待着,跑来给自己民族丢脸”,塔依汗当时恨死这些维族小偷了,但是,在救了几个孩子以后,他知道了每个孩子身上都有让人心酸的故事,这才转为全力拯救他们,“能帮几个算几个”。

“我们的优势是用我们在维族人中的影响和负责人的关系去找新疆当地的警方,以及孩子的家长”。该网站还准备成立一个救助新疆流浪儿童的民间组织,立足网上发动志愿者,跟反扒组织联系,募集捐款,送这些孩子回家,“但被民政部批准难度很大”。

好在,如今维吾尔在线已与不少地方的反扒组织取得联系,一旦找到维族小孩,立即就有人负责跟孩子翻译沟通,寻找孩子的家人。

“刚开始,很多地方都是暴力反扒,要杀要打的,我们不反对反扒,但是要合法”。现在,桂林、重庆的反扒组织也开始主动帮这些孩子回家,一些汉族人对维族人的误解也慢慢消除。

同时作为网站负责人的中央民族大学教师伊力哈木土赫提非常看重维吾尔在线这个平台。除从事教学工作外,还一边经商一边进行社会调研,同时还一直救济多名维族在京学生,但无论多忙,每天都会维护网站,与各地反扒组织沟通,交流。以至于忙时,他经常会连续几个通宵无法休息。

“每个孩子都是国家的珍宝,都该有光明的未来。他们从小没有家庭,也没有谋生的一技之长,如果一直从事偷窃,就只能永远成小偷,长大以后再去拐别的孩子当小偷。他们就彻底从被害者变成了害人者。” 伊力哈木土赫提说。

佳泉最初与维吾尔在线取得联系,是想知道维族人自己怎么看待流浪儿偷窃。他在一个新疆论坛上发了题为《我们该如何对付这些新疆小偷》的帖子,在那个论坛上,佳泉第一次看到了转自维吾尔在线一篇令他眼睛一亮的文章。“原来还有一个真正关注维族流浪儿命运的网站。”

“我是汉族,我是河南安阳的。我是反扒队员。我是教育工作者。我爱新疆,我们同是中国人。为了民族团结,为了新疆流浪儿童,我愿付出我的一切,甚至生命。为了这些孩子的明天,让我们携手努力!请联系我”,佳泉在维吾尔在线的签名让很多人动容,但是1年前,他跟对维族小偷恨之入骨的市民没有两样。

佳泉说,自己过去也骂警察干什么吃的,满大街都是小偷,现在能理解他们一些了,不过,越不处理就会越难处理。警察不愿意送,收容中心不愿意收,总说经费啊,吃饭麻烦啊,不好管理啊,最后也只好请维吾尔在线的朋友当翻译,帮助找孩子的家长。

现在只要知道孩子是被拐骗的,佳泉和他的团队就会把孩子送到救助站,然后通知维吾尔在线的朋友帮忙,或与当地110联系。

佳泉希望全国反扒队伍和新疆热心维族同胞一起,组织一个救助新疆流浪儿童的网络。一发现被拐骗的孩子就把信息反馈给新疆维族方面,让他们寻找孩子家人,最好再负责接送孩子。他还希望政府搞个基金会,来救助这些孩子,希望媒体报道,全社会都来关注这些孩子的命运。

甚至,佳泉还想办一个私立小学,针对少数民族的流浪儿童,他说场地都够。最近他还准备招两个维族老师,办一个维族班,就是缺手续,资金和政策上的支持,“政府能补助一些,就好了”。

拯救努尔古丽

小女孩努尔古丽,12岁,被拐卖一年,对她来说,不仅是365个噩梦,有的可能是埋在心底一生的屈辱。2007年年初,命运给她安排了一个逃脱悲惨的机会——在佳泉最近组织的一次反扒行动中,她被抓住。

为防止公安在规定时限被迫放人后她又落到偷窃集团头目手里,努尔古丽立即被送到救助站。反扒小组一边向救助站承诺会迅速把努尔古丽送回家,一边迅速与伊力哈木土赫提取得联系。

在反扒小组的监护下,努尔古丽与伊力哈木土赫提通话,努尔古丽说,她是阿克苏人,妈妈车祸死了,继父在阿克苏。伊力哈木土赫提告诉小女孩,只要她说实话,就很快让她继父来接她回家。

第二天上午,安阳当地一名刑警与另一名维族翻译找到小女孩,跟他们待了一阵后,小女孩对佳泉改口了,她说,继父不在阿克苏,在安阳,是继父带她来安阳的。再问,她又改口说带她来的不是继父,是舅父,到最后又说是姨夫带她过来的。

明知小女孩出于对老大的恐惧撒谎,伊力哈木土赫提却无法很快得到证据说小女孩是被拐卖的,不能放走。情急之下,他一边发动自己在新疆的关系与努尔古丽的亲属联系,一边希望佳泉做救助站的工作,“稳住,坚决不要放人。”

多方打听之后,伊力哈木土赫提证实了努尔古丽第一次说的话——她的继父在阿克苏。回到北京的伊力哈木土赫提看到佳泉传来努尔古丽的照片后说,“这是个苦孩子,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12岁的女孩看起来这么老,眼神那么多怨。”

再次接通电话后,教育工作者伊力哈木土赫提温言与努尔古丽谈心。刚开始,小女孩不住地哭泣,什么都不肯说。

“现在法律改了,10岁、12岁偷东西也要坐牢的,再说,你以后怎么嫁人啊?” 伊力哈木土赫提哄她说出真相。

“你是不是穆斯林?”看到小女孩有些松动,伊力哈木土赫提趁热打铁。

“是。”小女孩对本族人也很恐惧,语气怯怯。

“你不担心安拉惩罚你?” 伊力哈木土赫提知道信仰在维族人心中的力量。

“害怕。”小女孩正慢慢地被说服。

“他们(人贩子)有没有摸你?” 伊力哈木土赫提忍住自己的愤怒,他知道很多流浪的小女孩都受到过性虐待。

“摸了,叔叔跟我睡觉”,对于12岁的小女孩来说,这段经历将会是她一辈子的梦魇。

“努尔古丽被人强暴过,而且不止一个人”,通完电话,伊力哈木土赫提再也掩饰不住愤怒,他对佳泉说,“绝对不能再放她回去了”。伊力哈木土赫提有一个比努尔古丽大略大的女儿,“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因为忙于救本族的孩子,他没有时间管自己的女儿。

第三天,新疆的一位公安官员把努尔古丽的继父拽到电话前,他在电话里与伊力哈木土赫提吵了起来。努尔古丽的继父说,外人少管闲事,他没有路费,也根本养不活这个孩子。伊力哈木土赫提愤怒地说,我们掏钱让你过来接孩子,你来不来?努尔古丽的继父说你晚点打来,现在有事得忙。然后电话再也找不到这个人了。

随后,十几个新疆人把安阳刑警队的门堵了,又哭又闹,他们说是努尔古丽的亲人,要求放人。找不到孩子的家人,迫于无奈,警察也只好开了证明,放人。尽管佳泉们反复希望救助站再等等,但最后救助站也顶不下去,努尔古丽又被人贩子带走了。

伊力哈木土赫提获悉后,再次请阿克苏公安局的朋友帮忙。但是,在紧张奔忙三天一无所获后,这位朋友致电伊力,就这样吧,大家都有了交代,阿克苏公安没有经费,也没有责任接孩子,而且,我们根本就怀疑是她继父把她给卖了。

回家之路

艾尼瓦尔回到了家,努尔古丽不被继父容纳,更多的孩子压根找不到家。

古兰丹姆,女,新疆喀什人,12岁。桂林反扒组织在执行任务中抓获,交给了当地警方。照片中,小姑娘穿着廉价,脏兮兮的衣服,睁着恐惧和哀怨的大眼睛。她告诉警察,自己和其他5个小孩一起从新疆拐到了桂林,被逼扒窃。小姑娘请求警察把自己送回家,但她不记得家庭地址,也不知道家人联系方式。按惯例,无法联系家人,警察放走了古兰丹姆。小女孩被等在派出所外面的“老大”接走,再次上街扒窃,被抓,然后又被放走。

“我想回家,可是找不到回家的路。”

新疆救助管理站曾对93名新疆流浪儿童进行调查,发现无父或无母、甚至父母都不在的残缺家庭占17%,还有四分之一的家庭是因父母离婚或一方去世而重组家庭。他们即使被解救也可能因为没人照顾而重新流浪——除了偷盗,没有任何生存技能,抓一次,放一次,成年以后,他将成为这个行业的小头目,甚至老大,带着另一群未成年人偷盗,由被害者变成害人者。

伊力哈木土赫提对流浪儿问题的后果极为担忧,这些孩子的一生被毁了,民族间的隔阂和对立情绪会因此加深,而且也易为民族极端分裂分子所乘。他曾撰文呼吁政府尽早展开专项活动,“解决流浪儿童问题需要公安、福利、社区、妇联、学校、团组织等机构的专项配合,不能单打一,还需要跨地区的沟通协作。”

维族流浪儿问题的跨地域性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警觉。2006年2月6日,新疆自治区党委专题召开常委会,传达周永康对内地新疆籍流浪少年儿童问题的批示,对配合内地省区市开展解救内地新疆籍流浪未成年人,打击拐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做出部署。此外,自治区公安厅成立了救助新疆籍流浪未成年人,打击拐骗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专项行动领导小组。截至2007年1月,新疆已建立51个救助管理站和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共救助流浪乞讨人员和流浪未成年人2.45万人次。

2007年1月20日,民政部等19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流浪未成年人工作的意见》,文件指出“流浪未成年人工作是一项兼具救助性、福利性和管理性的工作。在流浪未成年人工作中,预防是前提,救助是基础,管理是手段,教育是重点,保护是根本”,要求各级政府、各个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协调配合做好这一工作。此外,官方要求媒体不要使用“新疆小偷”一词,而用涉嫌轻微犯罪的少数民族未成年人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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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凤凰周刊》2007年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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