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 陈钊: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两大因素和两种力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50 次 更新时间:2007-06-28 09:4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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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铭 (进入专栏)   陈钊  
而产出结构的配置效率和省际要素配置效率却有所恶化,这项研究为地方市场分割的负面影响提供了证据。不管怎样,地方政府分割市场的“逆市场力量”是我们理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一些低效率现象的非常重要的线索。在本书中,我们并不想讨论中国的财政分权体制到底对经济增长有利还是不利。正如我们在一篇短文里所指出的那样(陆铭、陈钊,2002),财政分权体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只是净效应的问题,即使总体上来说财政分权对于经济增长的效应是积极的,也并不一定能够否认存在某些机制使得财政分权对于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也正因此,我们所关注的焦点将集中于从理论上探讨地方市场分割的成因,并从实证上研究哪些因素与市场整合(或者市场分割)有关。

  

   四、结论和政策含义

  

   在改革以来,市场的力量使得国内的商品市场趋于整合。同时,在市场化改革中,市场的力量逐步使得区域间的地理和自然条件差异转化成了区域间经济发展和收入的差异。但是,由于对于经济增长目标的强调和对于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重视不足,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所采取的政策更多地使地理条件相对优越的地区受惠,产生了加大区域间差距的作用。与此同时,改革中的中国实施了财政分权体制,这一体制在使地方政府获得发展地方经济的激励的同时,也产生了促使地方政府分割市场,保护或扶持当地弱势产业的激励。地方政府分割市场的政策作为一种逆市场的力量影响了省际和省内的资源配置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布局。

   根据上述发现,我们将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归结为地理和政策两大方面,并认为,要理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复杂现象,就需要把握住这些现象背后的两种基本力量,即:市场化将地理自然条件差距转化为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的“顺市场”力量,以及地方政府试图通过分割市场保护当地弱势产业的“逆市场”力量。

   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地方政府的政策往往带有逆市场的性质,但从长远来看,市场力量的成长将产生一种打破区域间市场分割的力量,这种力量从趋势上来看将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但是,在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方面,中央政府的政策仍然非常重要。一方面,市场的力量有扩大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的作用,而区域间经济发展和收入的差距可能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如何消除政策的倾向性,实施适度的平衡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是中央政府面临的重大挑战。另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分割市场的主观动机往往是为了抵消市场力量扩大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因此,通过实施平衡地区间经济发展的政策就可能既缩小区域间的差距,又促进区域间分工,提高区域间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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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铭,复旦大学经济学系、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上海,200433;电话:021-65642064;E-mail:minglu73@263.net.陈钊: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上海,200433;电话:021-65643054;E-mail:zhaochen@fudan.edu.cn.此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70403004)以及教育给予优秀博士论文作者的研究资助。

  

   [①]他们使用的是1978-97年间省级的人均GDP 数据。

   [②]对于相关研究的更为全面的总结性评述,请参阅张吉鹏、吴桂英(2004)。

   [③]有意思的是,中国政府采取的这些新的政策似乎更多的是基于政治智慧,而没有很强的经济学研究的基础。甚至在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的初期,经济学界还有过一些基于“新古典教条”的对于此类平衡地区间发展的政策的异议。

   [④]在中共“十六大”提出“科学发展观”之前,经济增长一直都是各级政府追求的首要目标。即使是在“十六大”之后,虽然有趋势表明政府正在建立更为多元的评价体系,但经济增长仍然是最为重要的政府目标和官员业绩评价指标。

   [⑤]前两次财政分权出现在“一五”计划以后和1969年后,参见胡书东(2001)。

   [⑥]钱颖一和Roland(1998)对这些思想进行了模型化。

   [⑦]一个最直接的例子是80年代末不少地方政府直接参与了本地的价格自由化。

   [⑧]地方市场还没有实现一体化(不满足条件3);地方政府对地方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普遍存在软预算(不满足条件4);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缺乏正式制度的约束(不满足条件5)

   [⑨]Qian,Roland and Xu(1999)曾采用M-型结构与U-型结构的对比来解释中国中央-地方政府模式在信息传递和节约“学习成本”方面的优势。他们认为,在中国,各级行政单位都拥有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因而形成了块状经济结构,这就使得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的各级政府有积极发展当地经济的激励。相比之下,在改革以前的苏联,权力高度集中在中央政府,改革以后地方政府并没有获得发展地方经济的动力。

   [⑩]Blanchard 和Shleifer(2000)也认为一定程度的集权可以防止地方政府采取一些保护地方利益的政策,但他们所指的集权主要是指政治方面的集权。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转型保持了较强的中央政府权力可能是导致中国经济绩效好于俄罗斯的原因。我们认为,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安排可能只是比俄罗斯成功一些,但也没有做到最大限制地防止地方保护主义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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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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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云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27-38、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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