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个多月来，政府对股市过热所采取的调控措施，频率之快，力度之大，前所未有。4月29日，央行提高准备金率；5月16日，央行加息及再次提高准备金率，并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都难以显效，政府于是采取进一步措施，宣布从5月30日起，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的税率由1‰调整为3‰。印花税从1‰提到3‰。

股票交易印花税是专门针对股票交易发生额征收的一种税，是投资者从事证券买卖所必须交纳的一笔费用。“四率”联动，政府的“有形之手”的搅动终于奏效了，表现为股市大跌，这是刚刚就发生在我们眼前的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调整股市交易印花税的意图非常明显，就是通过提高交易成本的办法来抑制股市过热。今年以来，我国股市交易持续升温，且交易中换手频繁、投机气氛浓厚，近期成交量处于近4千亿元的高位。因此，上调印花税有助于投资者理性投资、抑制过度投机，有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之效，这是应该肯定的，政府调整印花税的动机无可厚非。

证券交易印花税的调整，历来被我国政府视为调控股市“冷热”行情的一种有效的工具。1992年6月12日，国家税务总局和原国家体改委联合发文，规定按3‰的税率缴纳印花税，虽然当天指数并没有剧烈反应，但随后指数在盘整一个月后，随即掉头向下，从1100多点跌到300多点，跌幅超过70％。1997年5月12日，证券交易印花税率由3‰提高到5‰，股指应声下跌500点，跌幅达到30％多。在1999年6月1日，为了活跃B股市场，国家税务总局将B股交易税率降为3‰，上证B指一个月内从38点拉升至62．5点，涨幅高达50％多。2001年11月16日，印花税率再度调低至2‰，股市产生一波100多点的波段行情。然后，就是本次提高税率对股市的又一次调控了。

调整证券交易印花税所产生的效应，明显超过加息及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加息只是吸引储蓄资金回流，对股市资金产生比较效应，不会在根本上增加交易成本；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可影响到资金供给，但在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市场最不缺的就是资金。相比之下，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的调整，可直接增加买卖股票的税负成本，抑制市场上的短线交易行为，导致频繁操作减少，部分投资者可能因为交易成本的升高而放弃频繁买卖股票，同时，亦可产生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的效果，所以印花税调整无疑具有稳定市场的积极意义。

政府祭出调控“法宝”，当然有效，但是也应看到，这次印花税的调整也不是没有教训可寻。

第一，税收政策手段比起各种金融货币政策手段来，具有较为“生猛”的特点，使用起来尤须谨慎。税收调节股市的手段主要有三种：印花税、利息税和资本利得税等，相比之下，印花税、利息税两种税属于微调手段，但毕竟不是货币政策手段如利率等，可以轻易地变来变去，税收涉及对公民私人财产权力的剥夺，特别是资本利得税，力度偏大，实为“猛药”，不可轻易出台，但在印花税政策调整后，谣言满天飞，闹得“鸡犬不宁”，人们一时间“谈税色变”，这不能认为是一种正常的社会心态，而政府有关部门也没有及时出来澄清和引导，这就进一步放大了税收政策的“利空”效应。先是，印花税调整让占有市场三分之二资金力量的散户们心寒，仓皇出逃，导致股市开跌，接着私募也跟着跑，而且跑得更凶，带动市场大跌，继而是公募也不甘落后，成分股也开始跌，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股市差一点全面崩溃的“奇景”。可见，印花税的调整与其说是税收政策在起作用，还不如说是股民的心理因素作用更大些。

印花税对于股市来说还具有时效较短的特点。一般说，印花税的调整往往只是对当日的股市交易影响较大，例如：2001年11月16日，证券交易印花税率由4％调至2％，当日沪综指跳空高开幅度达6.42%；1997年5月10日，印花税率由3％提高到5％，导致沪综指出现200点左右的跌幅，但两次调整过后很短时间内股市即恢复了常态。印花税的调整有如向池塘中丢下一粒石子，瞬间会激起浪花，掀起涟漪，但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本次调整也没有跳出这个怪圈。当然，这不是说印花税调整作用不大，而是说这样调来调去，如果不与其他政策相互呼应配合，未必能起到更加良好和持久的效应。

比如，利息税的存在使央行加息后存款实际利率依旧为负，取消利息税可以产生以提高机会成本的方式来抑制股市过热的效应，这个问题我在上个月写的一篇文章中已经谈到，认为提高印花税之后，下一步该考虑取消利息税了，可惜这次政府没有及时回应社会上有关取消利息税的呼吁，放弃了一次即调整股市过热情势又凝聚股市人气的好机会，结果是股市大跌没商量。如果政府真的想通过税收手段调整股市，就应该作更为周全的通盘考虑，显然，至少在“谨慎”和“周全”两个方面，政府还有很多可完善之处。

第二，出台一项宏观经济政策须郑重、严肃，可事实证明政府没有做到这一点。5月23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三大证券报均在在头版醒目位置发表标题为《财政部及税务总局官员否认上调印花税》的文章，称：“中国财政部及国家税务总局澄清，中国将要上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的传闻是谣言。财政部某官员称，从未听说这件事(上调交易印花税)，都是市场谣言；税总局一名官员亦称，若有此事，财政及税务部门应该会有沟通，但他们从未听说过此事。” 但在5月29日凌晨上调印花税的决定却就那么“出台”了，于是从第二天早上起，一切全都改变了。

印花税虽然税率一下子增长了200％，力度不小但终究还有个边界，问题不在这里，因此税的调整而导致政府信誉的流失。“夜半偷袭”的做法令股民们愤怒不已，对政府的责难甚至谩骂，为建国以来所罕见，这才是真正令人忧虑的问题。

政府应该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自己在民众之中的信誉，这其实并不难做到。中国有政府崇拜的传统，政府只要尊重市场的规律。“该不出手的时候决不出手”，人民群众就没二话地继续尊政府为“老大”。往大里说，这正是“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民意之所在。反之，如果政府自己就不讲诚信，刚还信誓旦旦说不会出台某个政策，转身就变脸，那么政府还怎么要求社会其他主体讲诚信？即使你要求了社会上也不会当真执行，市场的游戏规则就会被破坏，经济的运行成本就会急剧上升，所谓诚信、和谐就会远离这样的社会，并使官方所有的宣示和承诺变得一文不值。

第三，政府动用动用税收手段必须运行于法治的轨道上，无论是印花税、资本利得税，还是什么别的税，只要事涉税收，就一定是法律的过程，非经全国人大审议批准，得到全国人民的认可、同意，不能随便什么人就可以随意推出。有专家说，印花税已得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不必再经过它的批准了。这个说法有问题，一是，所谓“授权”，必须经全国人大充分的审议，包括听证、讨论、社会舆论调查等，税种的设置、税率调整的幅度范围等都须有明确的边界规定，履行公开、透明、具体的法定授权程序，这些，都没有在这次印花税调整中体现出来，所有作为都是由政府一手包办的，人大作为“授权方”，只是一个看客而已。在印花税调整这件事上，“授权方”消失了，或者它根本就不曾存在过，才会是这样一种状况；二是，既然是授权，人大就有过问、监督的权力，可是，这次印花税的调整过程中，我没有听到任何来自全国人大的声音。人大是代表全国人民的，人民已经呼声一片了，人大那里还是保持一片沉默，哪里能体现出它是拥有终极权力的一方？三是 ，既然政府已得到人大的授权，在民众发出大量责问的声音时，就该理直气壮地予以解释，对一些政策和技术层面的问题予以明确肯定的答复，但我没有看到政府发言人作过这样的解释；四是，众所周知，中国的人大其实并不真正拥有治税权，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一个重要的表现，税收制度、政策的制订、出台并不跟人大有必然的联系，而不得不授权的“授权”，并不是真正的授权。总之，拿人大授权“说事儿”，实在缺乏说服力。

印花税事件已经清楚地表明，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至少从理论上说，无论政府征多少税，无论征什么税，无论怎么征税，是不存在任何障碍的，而这正是问题的根源之所在、危险之所在。一个好的政府必然是有限权力的政府，而不是一个可以为所欲为的政府。如果政府同时扮演规则制定者、运动员、裁判员的角色，市场也就不存在了。对政府而言，出台什么政策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税权在民，有法定授权程序和严格受到制约，政策出台前后保持政策的公正、透明和公开，这是税收的生命力所在，否则，税收跟拦路抢劫还有什么区别？

第四，如同以往对股市的“管理”完全一样，此次印花税的调整和股市的应声波动也还是政策使然，而非市场自我调节。我们经营股市已经多年，但它还是一个封闭的、垄断的市场，一个缺乏正常退市机制的市场，一个股票供给刚性而需求单一的市场。外国的企业进不来，垃圾股票“出不去”，上不上新股、上多少，一切都是政府说了算，只要这种局面不变，股价就将基本由涌入的资金量决定，资金有多少，股价就将有多高。而资金一旦逃出，股价也就随之下跌。所以，中国的股市，不是价值市，只是资金市，信心市、政策市，一个投机者中意的“大赌场”。

已有学者指出，在这样的市场上，如果政府执意采取税收手段调节“冷热”，等于人为“砸盘”，是很难为投资者所接受和原谅的，因为这并非“买者自负”的市场型风险，而是投资者无法接受的“政策风险”，投资者必将投资失败的帐记在政府身上，而政府则不得不象以往历次股市波动那样，一次次地从打压市场转向紧急救市，周而复始。政府调控股市的初衷本来是要防止市场大起大落，如此结果却导致了市场更剧烈的波动，最终必然是股市调控政策的完全失败。“5·30”一天之内超过6％的暴跌，已将中国股市重新拉回到“政策市”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股市剧烈波动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在一个永远有着政府权力阴影的市场上，投资者的行为就永远是短期和非理性的。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民众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政府完全不必为此而紧张，否则，只会影响政府政策的公信力和政策目标的实现，引起股市的报复性暴跌，导致与政府调控股市的初衷背道而驰的局面。正确的做法只能是政府决然退出市场博弈，减少行政干预，安心做好监管和制度建设，如此市场自会恢复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印花税调整所引发的 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税收与股市的关系问题了。

这并不是笔者随口乱说，经济学家们经过研究发现，如同我国市场上粮食、钢材、化肥等产品出现过多次剧烈波动一样，当今的股市，真正的隐患仍然是政府的不当管制与干预，而并非市场的原因。中国股市的基本职能历来是吸收社会资金，“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贡献”，为此必然要由政府垄断股票的供给，现在，时代已经变了，政府却仍旧把这种老一套的思维套路和管理方式应用于股市上，这样的“调控”有可能获得成功吗？笔者愚钝，实在难以得出肯定性的结论来。

把上面的观点概括一下：第一，不管政府出台什么样的政策，都应当尽量强化而不是削弱市场的力量；第二，应把不确定风险降至最低而不是让投资者感到自己面临着增加了的风险；第三，股市不是政府“赚钱”之所，资本市场发展的成果归全体股民和全体人民共享、分享；最后，法律不可当政策使用，不能一方面规定公民的纳税义务，另一方面却不尊重纳税人的权利。小生不才，拜托决策者无论何时都切记这四个关键之点。

据说印花税调整这个案例作为反面的教训，即将引入到中国政法大学的教材当中，我以为然，出了偏差就得承认、改正。像这种“突然袭击”式的“调控”，最好到此为止，以后不要这么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