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治不能没有政党。现代政治孕育了政党，而政党推动了现代政治发展。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说：“政党不仅是现代政治组织的独特形式，而且是它的中心。”[1](P124)所以，在当今世界上，任何以民主为取向的政治发展都有赖于政党的作用。在不同的国家，政党以不同的方式作用于政治发展，其中的差异一方面取决于政党的性质，另一方面取决于整个国家政治体系的结构与原则。政党在现代政治中的核心地位决定了政党将直接或间接地决定着整个政治发展的取向、路径与方式。
在中国社会，中国共产党不仅是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的党，而且是领导人民执政的党。[2](P26)她是中国政治生活的核心，决定着国家与社会的总体发展。所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种作用不是体现为党依据自身的意志决定中国的政治发展，而主要体现为党能够从全局上把握和推进中国的政治发展，使中国政治迈向民主。在改革开放中，中国共产党比较成功地把握和推进了中国的政治发展，从而大大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然而，中国的政治发展并未结束，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如何在以往实践的基础上，依据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科学把握政党在中国政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就客观地成为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必须 思考与回答的问题。本文正是从这样的问题出发的。
一、政治发展在中国的意义
对于中国来说，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发展，出现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之后。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传统体制，使得延续了二千多年的中国传统国家彻底崩溃。所以，辛亥革命之后，在民主共和的引领下，中国就面临着一个极为现实、也极为根本的政治发展任务，即建立现代国家，使中国社会在传统国家崩溃之后，迅速在现代国家的框架下全面实现现代化发展。为此，孙中山先生提出了以现代民主共和为精神的国家建设方略和以军政、训政、宪政为进程的政治发展战略。然而，由于没有解决现代国家建设所必需的主权问题，所以，辛亥革命虽然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开辟了民主共和取向，但是，革命后的政治发展并没有把中国带入现代国家。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国的政治发展跃入了一个新阶段。新中国继承了辛亥革 命所开创的民主共和的政治发展取向，但由于把民主共和的政治追求与社会主义的理想 追求有机结合，所以，新中国的政治发展与辛亥革命后的政治发展相比，是在一个更高 、更新的形态下展开的。[3](P56-64)然而，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大逻辑来看，新中国 的政治发展依然要解决辛亥革命所留下的最基本的问题，即建立现代国家。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胜利解决了现代国家建设的基本前提，即国家主权问题。然而，中国毕竟是在十 分落后的经济与社会条件下开始现代化探索和社会主义探索的，所以，中国迈向现代国 家的努力必须与中国建设现代化社会的努力相辅相成。但是，由于没有从理论与实践上 解决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结果新中国的现代化努力在启动后不久 就遇到挫折。现代化发展的挫折，不但使现代国家建设的努力缺乏有效的现实基础支撑 ，而且使现代国家建设本身也偏离了方向，出现了民主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的局面。所以 ，1978年改革开放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与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所面临的，实质上是相似的 ，即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下，通过经济的现代化和政治的民主化，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由于在改革开放的探索中，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 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在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成功迈上 了现代化发展道路，不仅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而且开始全面融入世界与人类 文明发展的大潮流之中。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发展在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基 础上，开始逐渐凝聚到中国政治发展长期没有解决的现实任务：即完成现代国家建设。 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历史任务与目标，为中国在社会主义取向下 建设现代国家提供了有效的战略支撑。
现代国家的政治形式就是民主共和。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的民主共和是在人类逐步获得政治解放的基础上确立与发展起来的，而人的这种政治解放与人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成 为能够自我支配的自由劳动者以及拥有不受权力影响的个人财产所有权密切相关。马克 思把个人拥有自主支配自己的劳动与财产的社会称为现代社会，并认为现代国家正是与 这种现代社会相适应的产物，其政治形式自然是民主共和(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以及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和《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所以，从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 历史逻辑来看，现代民主共和是人类追求自我解放的政治成就，它虽然确立于资产阶级 革命之后，但是，作为现代国家的政治形式，它也是无产阶级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所应当 采用的“现存的政治形式”。基于社会性质的差异，不同的阶级社会建立的民主共和的 出发点和归宿点有本质的不同：资本主义社会以资本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社会主 义社会则完全相反，其民主共和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则是劳动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正是在 这个原则上把孙中山先生所开创的民主共和引导到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1954年，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使人们公认，任何违反这个观念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非法的”[4](P135)。可见，1911年之后，中国就开始了以民主共和国为取向的现代国家建设。但是，这种现代国家建设，不是现代社会成长对国家建设的要求，而是民族危亡、国家危机对国家转型的要求。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决定了这种转型必须有两个前提：一是国家获得独立、自主；二是现代化有一定的发展，现代社会逐步形成。辛亥革命之后的现代国家建设，因这两个前提都不具备而无法展开；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的现代国家建设，因没有有效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无法有效展开。在今天，中国 的政治发展之所以重新把现代国家建设问题全面提上议事日程，一方面与力图实现中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完成这个历史任务有关；另一方面则与改革开放之后 现代社会在中国的全面成长为现代国家建设提供了比较全面的现实基础有关。
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现代社会成长，在制度安排上，体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现代产权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在社会结构上，不仅体现为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与就业的自主化和多样化，而且体现为新的社会组织与新的经济组织的不断涌现；在治理结构上，体现为公民以及各类合法的社会组织基于法定的权利与地位，成为国家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并依法影响和制约国家公共权力。中国社会这些变化所体现出的现代社会成长，客观上对1949年之后形成的政治形态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与挑战，从而全面推动中国政治发展成为难以回避和抗拒的历史必然。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政治发展虽然不是计划经济基础上政治发展的继续，而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新的政治发展，但是，其内在取向是不变的，即在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两个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以社会主义民主共和为政治形式的现代国家。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劳动的利益，其内在的历史使命是使劳动在经济与社会上获得解放，从而使人类获得解放(注：马克思所以那么赞赏巴黎公社的政治形式，根本点在于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是使“劳动 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由此可见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以及使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应该是 无产阶级所创立的民主共和必须具备的价值追求。参见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 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社会主义现代国家建设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决定了以广大 劳动者为根本阶级基础，以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根本原则，以促进人在经济与社 会领域获得发展与解放为根本使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必然是社会主义现代国家建设的领 导核心与根本推动力量。具体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并推动现代国家建设，不仅是中国 共产党所承担的中国社会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而且也是以社会主义民 主建设为核心的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本质要求。所以，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与政 治发展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推动是不可缺少的前提，具有决定性意义。
二、有序民主化与中国政治发展
中国的民主化历程昭示世人：民主化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这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所以，邓小平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5](P168)。在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中，政治发展的困难不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而是实现什么样的民主以及如何实现民主的问题。近代以来的中国民主化，基本上就是围绕着回答这个核心问题展开的。在实现什么样的民主问题上，经过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革命之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中国人民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5](P175)但是在如何实现民主的问题上，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基于对现代国家建设的不同把握，形成了不同的民主化发展战略，大体可概括为以下三大形态。
第一，渐进民主化。这种民主发展战略的倡导者是孙中山。孙中山的建国理想是：“盖欲以此世界至大至优之民族，而造一世界至进步、至庄严、至富强、至安乐之国家，而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有者也。”[6](P340)然而，孙中山深刻意识到中国要从千年专制政治转向“民权政治”，必须有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为此，孙中山在同盟会建立初期，就制定了实行渐进民主的“革命方略”，其“革命程序”要分为三个阶段：即“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1914年，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总章程中重申了这一革命程序，但修改为“军政”、“训政”与“宪政”三个时期。此后，孙中山又在中国国民党的章程以及《建国方略》中反复重申了这个革命程序。在1924年完成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孙中山的这些思想和主张转化为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具体战略安排。孙中山认为，对于有着长期专制传统和结构分散的中国社会来说，这种革命程序是十分必要的，只有通过军政时期的“革命之破坏”，以剔除旧势力，以及训政时期的“革命之建设”，以训练民主、开发民智，“民治”的民主宪政才能最终实现。
这种民主发展战略的根本点在于：强调中国社会要达成真正的民主必须经历一个政治革命、民主训练和制度建设的发展过程；而在这个过程展开中，前一个环节的发展状况，决定后一个环节的展开。撇开渐进过程的具体安排不谈，就强调民主在中国发展的渐进性这一点来说，孙中山的战略主张是正确的。但是，这种主张的整体把握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孤立地来把握民主成长的逻辑，仅从民主本身的内在要求来设计中国民主建设的渐进过程，以至于认为培养国民集会的能力，规范国民集会的行为，是“民权发达”的第一步。[6](P340)
第二，跃进民主化。这种民主发展战略出现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在这种战略形成中，毛泽东的民主建设主张起了影响作用。毛泽东认为，我们所要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即对反动派实行专政、对人民实行民主的国家。因而，民主存在于人民之中，而人民则用民主来完善与发展自身，从而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毛泽东指出：“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带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7](P1476)因而，在毛泽东的政治逻辑中，民主一方面体现为人民对反动派的战斗；另一方面体现为人民自我教育与自我完善的方法。正是基于这样的政治逻辑，毛泽东认为民主可以用大民主的方式展开。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他说：“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身上，看干什么事情。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这种大民主是对付谁的呢？对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付资本主义。”“这样的大民主，我们为什么不爱好呢？我们的确是爱好的。”[8](P323-324)显然，毛泽东完全是从“民主即人民的统治”这个最本源的原则出发来把握和认识民主的(注：美国学者萨托利指出：“民主的词源学定义很简单，民主即人民的统治或权力。”(见乔·萨托利：《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 第22页。)列宁在《论国家》中也指出：“民主一词按希腊文直译，意思是人民的政权 。”(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页。))，他认为“人民民主专政”与“人民民主独裁”是一个意思。[7](P1475)在这样的民主 观下，民主的关键是人民统治的达成；而达成人民统治的关键在于人民在对抗敌人中拥 有绝对和广泛的民主权利，而这种民主权利，不仅来自宪法的规定，而且来自阶级对抗 的要求。民主作为对抗敌人、完善自身的方法，大民主自然是其“合理”的政治形式。
这种民主发展战略的根本点在于：把民主完全抽象为“人民统治”并将“人民统治”直接转化为现实的政治实践，从而完全抽去了民主的制度环节、过程环节以及历史环节，让“人民统治”的理想原则与“人民统治”的现实实践直接连接，相互作用。理论与实践证明，这种民主发展战略不仅使新中国建立起来的一套比较完整的民主制度难以得到有效的运行和发展，而且使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受到严重破坏，导致了“文革”的发生。这其中的教训是相当深刻的。
第三，有序民主化。这种民主化发展战略是在深刻吸取跃进民主化的历史教训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以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全面确立，为这种民主化战略的形成奠定了现实基础和理论基础。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5](P175)“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5](P146)，而“实现民主和法制，同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样，不能用大跃进的做法，不能用'大鸣大放'的做法”[5](P257)。民主化要一步一步地前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5](P168)。民主的发展离不开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推动，反过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也离不开民主的发展与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是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全面发展，所以，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以及政治文明的协调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这个要求决定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与发展不能脱离现实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基础，必须在与经济发展、文化进步的相互作用中获得自身发展的动力，寻求自身发展的新的空间。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规定性决定了不论社会主义现代化还是社会主义民主，都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展开。
与跃进民主化战略相比，有序民主化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只能是人民民主，但人民民主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社会主义法制基础之上，民主必须与法制相统一，实现民主的制度化与法律化是民主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与基本使命；二是强 调民主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是一个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多元互动中有序发展 的过程，所以，民主化不能用跃进的方式展开。与渐进民主化战略相比，有序民主化强 调民主化的过程，不是民主自我建设的孤立的过程，而是必须与整个社会发展的过程有 机统一，必须在与经济、社会、文化的相互促进中获得自身发展的基础与空间，从而保 持发展的持续性与稳定性。也就是说，与仅仅强调民主化过程渐进性的渐进民主化战略 相比，有序民主化战略，不仅强调民主化过程的渐进性，而且强调民主化过程中，政治 发展与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内在协调性以及整个发展的可持续性。由此可见，有序 民主化是一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协调发展基础上展开的 ，以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为现实任务，以实现人民民主为根本目标的持续推进的民主 发展。
有序民主化与渐进民主化、跃进民主化之间虽然没有理论上的递进关系，但是相互之间的历史关系是相当深刻的。从这个角度看，今天中国走上有序民主化发展道路，不仅有深刻的理论基础，而且也有深刻的历史基础，是中国百年民主化发展的重大历史成果。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样的民主化发展战略基础上提出政治文明建设的历史任务的。所以，不论现实还是未来，有序民主化都必然是中国政治发展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发展形式。
三、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主的有序发展
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形成有序民主化政治发展战略，不是简单地来自对跃进民主化的否定，从根本上讲，它来自领导改革开放中的两方面努力：一是积极推进中国民主建设与发展的努力；二是积极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努力。这两方面努力的有机统一，使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民主成长逐步走上了既符合民主成长逻辑又能与中国现代化成长保持良性互动的有序发展的道路。显然，中国共产党的有效领导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表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有效领导，中国的民主就难以获得有序的发展；没有民主的有序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就难以获得健康、持续的发展。
不可否认，跃进民主化的失败为中国共产党开辟有序民主化提供了重要的合法性基础。但是，在中国这样规模巨大、转型深刻的社会，如何形成与社会发展全局保持良性互动的有序的民主发展，却并非易事。这其中不仅需要理论勇气与政治眼界，而且需要对 中国、对世界发展全局的战略把握。所以，中国民主的有序发展，从根本上讲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改革、实践和探索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不断规范中 国的民主发展同时，也不断提升中国的民主发展。正是在规范和提升相统一中，中国共产党创造出健康发展的有序民主化，具体体现为：
第一，将民主化与法治建设有机统一，推进民主的制度化。中国共产党一直把民主视为立党、立国之本。由于党长期是在革命的规则与组织的框架下运作权力，组织民众，所以，在很长时间里，党更多地从“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理念出发来把握民主，运行民主，结果，民主的实际展开往往作为组织性的政治生活方式展开，其极端形式就是群众运动、大民主。“文革”的深刻教训使中国共产党充分意识到制度建设对党、对国家的迫切重要性。为此，改革伊始，党在强调要发展民主，消除教条与高度集权的同时，明确要求新时期的民主建设一定要与法制建设相统一：“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5](P189)。民主与法制的有机结合，使民主建设从政治生活的层面跃升到政治制度的层面，走上以制度化与法律化为目标的发展道路。
第二，将民主化与社会主义有机统一，推进民主的中国化。社会主义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以及对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中国共产党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社会主义，并在实践中发展和探索社会主义。在这个过程中，党努力将中国的民主化牢固地规范在社会主义范畴内，但是，这种规范，不是从社会主义的一般理论出发，而是从中国的社会主义探索和实践出发，所以，坚持民主化的社会主义方向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民主的中国化过程。正是基于这种坚定不移的政治努力，中国的 民主建设没有沿着西方的轨迹和形式展开，而是按照中国的制度、国情以及发展的基本 逻辑展开，从而保障了国家的基本民主制度，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不但没有受到冲击，反而得到巩固与发展。实践证明，这种民主 的中国化，对于民主成长的积累和巩固是十分有益的。
第三，将民主化与国家建设有机统一，推进民主的持续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民主建设的过程中，始终没有将民主建设孤立于整个改革开放的战略体系与发展进程，相反，一再强调要在全面推进中国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大前提下，来把握与推进中国的民主成长。所以，中国共产党一直把民主化与中国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紧密结合，通过民主来推进国家的全面建设与发展，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建立法治国家作为中国民主建设的长期重要内容和重要目标；二是将保持国家建设中政治建设、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有机协调，作为民主建设的基本任务。邓小平明确指出，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看是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9](P213)这种民主发展 战略使中国的民主建设能时刻保持与现实社会发展的平衡关系，其中法治国家的目标使 民主建设有稳定的基点，而维系政治、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任务使民主的发展有持续 的动力保障。法治国家、协调发展所形成的稳定与可持续的社会发展，从根本上保障了 中国民主发展的稳定化和持续化。
第四，将民主化与政治文明有机统一，推进民主的现代化。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共和制度形态。但由于中国传统的影响，加上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成熟，这套现代的制度形态并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治形态。改革开放带来的深刻的经济与社会变化，不仅动摇了原有政治生活的现实基础，而且对社会主义民主共和的制度形态建设和完善提出了更高要求。所以，面对市场化、多样化的社会和全球化的时代，中国民主化发展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在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制度的基础上，构建与变化了的经济和社会相适应的政治形态。显然，这种努力不仅需要制度的创新，而且需要价值的完善。为此，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历史任务，并将民主建设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有机统一，其目的就是将现代民主的精神、原则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有机结合，推进中国民主的现代化成长。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的民主成长必须解决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要从根本上消除封建传统因素的影响。为此，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民主的建设和发展，不仅要充分尊重中国的国情、尊重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要求，而且要充分尊重现代政治文明建设和发展的内在要求与规律，通过充分吸收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来提升中国民主的建设平台，从而使民主的价值、制度与程序更加科学和规范，符合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方向。
从改革开放的历史轨迹来看，中国共产党为推进民主有序发展所进行的上述努力，虽然不是依次进行的，但是其实际的展开却有一定的依次递进性。这表明虽然中国共产党基于跃进民主的深刻教训，在改革开放伊始就意识到民主的发展要有序推进，但是有序推进民主的方略与路径，却是在不断探索与总结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中逐渐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的“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执政战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发展观和执政观使中国共产党时刻将民主的发展与整个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不为民主而民主，而是为发展而民主、为民主而发展，从而能够从中国发展的大局、从民主成长的规律与实际条件出发，来设计和安排中国民主化的进程、方式与路径，并逐步将有序民主化的理念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具体发展战略，把中国民主化带上有序发展的健康轨道。
四、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有机互动创造有序民主化
对处于现代化过程的国家来说，有序民主发展的政治前提，就是政治稳定，而政治稳定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党的力量。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比较各国政治后指出：“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那些在实际上已经达到或者可以被认为达到政治高度稳定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至少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党”。[10](P377)
强大的政党保障民主的有序发展，是通过多种路径实现的：其中有法律路径，即通过法治的健全和制度规范，保障民主的有序发展；有经济路径，即通过有效的经济增长和规范的经济秩序，保障民主的有序发展；有文化路径，即通过民主意识形态的确立和法制观念的普及，规范公民的行为，使民主的有序发展获得良好的社会支撑。除此之外，当然还有政治路径，即在政治上保障党拥有领导和推动整个国家民主建设和发展的充分政治资源与制度基础。在现代化发展的大背景下，法律路径、经济路径和文化路径都相对比较容易形成，政治路径的形成则要困难一些，因为政治路径是政党直接作用于民主的发展，而在民主化的条件下，这种作用的权威与能力的形成和发展与整个社会民主发展之间存在着相互决定的关系：即没有有效的民主发展，党的这种权威和能力就可能因得不到“制度化群众支持”难以形成和发展(注：美国学者塞缪尔·P·亨廷顿认为，维系政治稳定与发展的政党强大与否，“要视其制度化群众支持的情况，其力量正好反映了这种支持的规模及制度化的程度”。(见《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77页。))；而没有这种权威与能力，党就无法有效领导 和推进中国民主的有效发展。
显然，从政治上讲，党的有效领导与民主有序、有效的发展之间既有相互统一的一面，同时也有两难的一面。其中两难的一面决定了党要真正成为领导和保障民主有序发展的重要政治领导力量，就必须在政治上回答两个现实问题：一是在民主化过程中，党如何保持其应有的领导力和执政力的问题，从而在政治上和制度上保障民主的有序发展；二是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党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把按照不同逻辑展开的党的领导与民主发展有机统一起来，使党的领导不仅成为有序民主发展的前提，而且也成为有序民主发展的直接动力。在改革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找到了解决这两个现实问题的答案：即发展党内民主，实现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有机统一。
首先，发展党内民主，使党进入到以制度建设带动党的全面建设的新的发展时期。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和现实都同时表明了两个基本的政治现实：其一，中国共产党的有效领导，全面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成功发展，党的领导成为中国社会全面发展的核心力量，决定着中国发展的大局；其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发展所带来的深刻的经济与社会变化，对党现有的领导和执政的结构体系提出的新问题与新挑战日益深刻，要求党的建设有新发展、新创造。这两个现实，一方面决定了新时期党的建设不仅关系到党的前途与命运，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另一方面决定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关键就是要在日益变化与发展的社会中保持强大的领导力与执政力。
新时期经济与社会的深刻变化，引发了党、国家与社会的三者互动结构的重大变化，其中，社会日益成为决定党和国家领导的合法性与有效性的重要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保持党强大的领导力与执政力的关键，是党要与国家、与社会保持高度的内在契合性。在国家趋向制度化、法治化，社会趋向自主化和多样化的格局下，党只有通过积极发展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带动党的全面建设，才能有效增强党与国家、社会的内在契合。因为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党内民主制度的建设和发展能够解决三个基本问题：一是党内的权力运作规范化，从而在政治上保障党运行国家权力的规范化；二是党内政治生活的制度化，从而使党的领导与执政走向程序化，这对协调党与国家的关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三是党员的权利保障化，从而提高党的组织对党员的整合力 和凝聚力，对于中国共产党这样大众性政党来说，党组织对党员的整合力与凝聚力，是 党协调与社会关系的首要基础。由此可见，党内民主建设，对全面提升党的领导力、执 政力，保持党、国家与社会内在有机统一具有全局性的战略价值与意义。
其次，将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有机统一起来，使党拥有有序推进中国民主发展的组织基础、制度基础和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同时以领导力量与执政力量这双重角色出现：作为领导力量，党承载着推动中国民主建设和发展的历史使命；作为执政力量，党承载着有效运行中国民主制度的任务和责任。这样的政治格局与政治逻辑，决定了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发展之间不仅有深刻的政治关系，而且有深刻的制度和组织关系。就政治关系而言，党内民主直接关系到党领导人民运行国家权力，实现人民民主的政治权威与领导能力；就制度关系而言，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分别在党的制度体系和国家制度体系中展开，虽然党的制度不能影响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和功能，但在实际的政治过程中，通过党的领导与执政，党的制度在客观上对国家制度原则和功能的发挥还是具有较大影响的。在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相统一的情况下，这种影响有利于中国民主的整体发展；相反，在党内民主不健全、无法适应人民民主要求的情况下，这种影响就可能阻碍中国民主的整体发展。就组织关系来说，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国家权力运行的领导者和操作者，很大比例来自中国共产党，他们如何运作国家制度层面的民主，将直接关系到中国民主的整体发展，而在这个方面，规范、成熟的党内民主在培育和训练具有较强运行民主制度能力的执政者方面的作用，对保障中国民主有序发展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党内民主的基本使命就是通过规范党内权力、保障党员权利，强化党的制度化，创建民主、健康和规范的政治生活，从而全面提高党的领导能力与执 政能力。所以，党内民主实际上具有四大功能：即规范权力、整合组织、激活制度、提 高能力。从这四大功能来看，发展党内民主，实现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有机统一有充 分的政治实践空间，其中权力的规范、制度的完善、整合的深化以及能力的提升，既是 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所共同追求的，同时也是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发展所能共享的资源 。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过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有机互动来推动中国民主的有序发展， 不仅有其现实合理性，而且有其现实可行性，体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发展之路。
五、结论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社会规模巨大的国家。寻求合理的民主化路径、民主化过程以及民主化策略，对中国的民主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此，近代以来的中国政治发展在付出巨大努力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历史代价。正是在这种努力所形成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在解决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道路的同时，也逐步把中国的 民主成长引入了有序民主化的发展轨道。二十多年的改革实践证明，这条道路不仅符合 中国的民主成长逻辑，而且符合中国现代化发展对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一条成功的 民主建设道路。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这客观上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在中国政治发展中承担起领导与推动作用，即在依法治国的基础上，加强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新 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架构。在这个战略架构下，党的作为，尤其是党内民主建设与 发展，将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的政治发展与政治文明建设。所以，新时期党的建设和中 国政治发展首先面临的课题是如何全面提高党引导和推进中国政治发展的能力，这其中 包括价值、制度、组织、政策等方面的因素。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途径就是把党的建设 与国家政治发展有机结合，尤其是通过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有机统一和相互促进，来 提升党对政治发展的领导力和推动力。所以，我们绝对不能从策略上，而必须从实现有 序民主化发展的政治发展的大战略上，把握和推进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有机统一。这 关系到党的执政前途，关系到中国现代化发展需要的稳定有序的政治环境，关系到社会 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与前景。
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