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尚立:有序民主化:论政党在中国政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52 次 更新时间:2007-06-27 09:5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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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尚立 (进入专栏)  

  

  现代政治不能没有政党。现代政治孕育了政党,而政党推动了现代政治发展。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说:“政党不仅是现代政治组织的独特形式,而且是它的中心。”[1](P124)所以,在当今世界上,任何以民主为取向的政治发展都有赖于政党的作用。在不同的国家,政党以不同的方式作用于政治发展,其中的差异一方面取决于政党的性质,另一方面取决于整个国家政治体系的结构与原则。政党在现代政治中的核心地位决定了政党将直接或间接地决定着整个政治发展的取向、路径与方式。

  在中国社会,中国共产党不仅是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的党,而且是领导人民执政的党。[2](P26)她是中国政治生活的核心,决定着国家与社会的总体发展。所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种作用不是体现为党依据自身的意志决定中国的政治发展,而主要体现为党能够从全局上把握和推进中国的政治发展,使中国政治迈向民主。在改革开放中,中国共产党比较成功地把握和推进了中国的政治发展,从而大大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然而,中国的政治发展并未结束,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如何在以往实践的基础上,依据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科学把握政党在中国政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就客观地成为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必须 思考与回答的问题。本文正是从这样的问题出发的。

  

  一、政治发展在中国的意义

  

  对于中国来说,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发展,出现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之后。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传统体制,使得延续了二千多年的中国传统国家彻底崩溃。所以,辛亥革命之后,在民主共和的引领下,中国就面临着一个极为现实、也极为根本的政治发展任务,即建立现代国家,使中国社会在传统国家崩溃之后,迅速在现代国家的框架下全面实现现代化发展。为此,孙中山先生提出了以现代民主共和为精神的国家建设方略和以军政、训政、宪政为进程的政治发展战略。然而,由于没有解决现代国家建设所必需的主权问题,所以,辛亥革命虽然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开辟了民主共和取向,但是,革命后的政治发展并没有把中国带入现代国家。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国的政治发展跃入了一个新阶段。新中国继承了辛亥革 命所开创的民主共和的政治发展取向,但由于把民主共和的政治追求与社会主义的理想 追求有机结合,所以,新中国的政治发展与辛亥革命后的政治发展相比,是在一个更高 、更新的形态下展开的。[3](P56-64)然而,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大逻辑来看,新中国 的政治发展依然要解决辛亥革命所留下的最基本的问题,即建立现代国家。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胜利解决了现代国家建设的基本前提,即国家主权问题。然而,中国毕竟是在十 分落后的经济与社会条件下开始现代化探索和社会主义探索的,所以,中国迈向现代国 家的努力必须与中国建设现代化社会的努力相辅相成。但是,由于没有从理论与实践上 解决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结果新中国的现代化努力在启动后不久 就遇到挫折。现代化发展的挫折,不但使现代国家建设的努力缺乏有效的现实基础支撑 ,而且使现代国家建设本身也偏离了方向,出现了民主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的局面。所以 ,1978年改革开放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与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所面临的,实质上是相似的 ,即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下,通过经济的现代化和政治的民主化,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由于在改革开放的探索中,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 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在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成功迈上 了现代化发展道路,不仅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而且开始全面融入世界与人类 文明发展的大潮流之中。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发展在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基 础上,开始逐渐凝聚到中国政治发展长期没有解决的现实任务:即完成现代国家建设。 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历史任务与目标,为中国在社会主义取向下 建设现代国家提供了有效的战略支撑。

  现代国家的政治形式就是民主共和。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的民主共和是在人类逐步获得政治解放的基础上确立与发展起来的,而人的这种政治解放与人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成 为能够自我支配的自由劳动者以及拥有不受权力影响的个人财产所有权密切相关。马克 思把个人拥有自主支配自己的劳动与财产的社会称为现代社会,并认为现代国家正是与 这种现代社会相适应的产物,其政治形式自然是民主共和(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以及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和《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所以,从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 历史逻辑来看,现代民主共和是人类追求自我解放的政治成就,它虽然确立于资产阶级 革命之后,但是,作为现代国家的政治形式,它也是无产阶级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所应当 采用的“现存的政治形式”。基于社会性质的差异,不同的阶级社会建立的民主共和的 出发点和归宿点有本质的不同:资本主义社会以资本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社会主 义社会则完全相反,其民主共和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则是劳动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正是在 这个原则上把孙中山先生所开创的民主共和引导到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1954年,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使人们公认,任何违反这个观念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非法的”[4](P135)。可见,1911年之后,中国就开始了以民主共和国为取向的现代国家建设。但是,这种现代国家建设,不是现代社会成长对国家建设的要求,而是民族危亡、国家危机对国家转型的要求。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决定了这种转型必须有两个前提:一是国家获得独立、自主;二是现代化有一定的发展,现代社会逐步形成。辛亥革命之后的现代国家建设,因这两个前提都不具备而无法展开;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的现代国家建设,因没有有效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无法有效展开。在今天,中国 的政治发展之所以重新把现代国家建设问题全面提上议事日程,一方面与力图实现中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完成这个历史任务有关;另一方面则与改革开放之后 现代社会在中国的全面成长为现代国家建设提供了比较全面的现实基础有关。

  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现代社会成长,在制度安排上,体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现代产权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在社会结构上,不仅体现为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与就业的自主化和多样化,而且体现为新的社会组织与新的经济组织的不断涌现;在治理结构上,体现为公民以及各类合法的社会组织基于法定的权利与地位,成为国家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并依法影响和制约国家公共权力。中国社会这些变化所体现出的现代社会成长,客观上对1949年之后形成的政治形态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与挑战,从而全面推动中国政治发展成为难以回避和抗拒的历史必然。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政治发展虽然不是计划经济基础上政治发展的继续,而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新的政治发展,但是,其内在取向是不变的,即在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两个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以社会主义民主共和为政治形式的现代国家。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劳动的利益,其内在的历史使命是使劳动在经济与社会上获得解放,从而使人类获得解放(注:马克思所以那么赞赏巴黎公社的政治形式,根本点在于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是使“劳动 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由此可见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以及使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应该是 无产阶级所创立的民主共和必须具备的价值追求。参见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 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社会主义现代国家建设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决定了以广大 劳动者为根本阶级基础,以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根本原则,以促进人在经济与社 会领域获得发展与解放为根本使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必然是社会主义现代国家建设的领 导核心与根本推动力量。具体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并推动现代国家建设,不仅是中国 共产党所承担的中国社会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而且也是以社会主义民 主建设为核心的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本质要求。所以,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与政 治发展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推动是不可缺少的前提,具有决定性意义。

  

  二、有序民主化与中国政治发展

  

  中国的民主化历程昭示世人:民主化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这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所以,邓小平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5](P168)。在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中,政治发展的困难不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而是实现什么样的民主以及如何实现民主的问题。近代以来的中国民主化,基本上就是围绕着回答这个核心问题展开的。在实现什么样的民主问题上,经过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革命之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中国人民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5](P175)但是在如何实现民主的问题上,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基于对现代国家建设的不同把握,形成了不同的民主化发展战略,大体可概括为以下三大形态。

  第一,渐进民主化。这种民主发展战略的倡导者是孙中山。孙中山的建国理想是:“盖欲以此世界至大至优之民族,而造一世界至进步、至庄严、至富强、至安乐之国家,而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有者也。”[6](P340)然而,孙中山深刻意识到中国要从千年专制政治转向“民权政治”,必须有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为此,孙中山在同盟会建立初期,就制定了实行渐进民主的“革命方略”,其“革命程序”要分为三个阶段:即“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1914年,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总章程中重申了这一革命程序,但修改为“军政”、“训政”与“宪政”三个时期。此后,孙中山又在中国国民党的章程以及《建国方略》中反复重申了这个革命程序。在1924年完成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孙中山的这些思想和主张转化为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具体战略安排。孙中山认为,对于有着长期专制传统和结构分散的中国社会来说,这种革命程序是十分必要的,只有通过军政时期的“革命之破坏”,以剔除旧势力,以及训政时期的“革命之建设”,以训练民主、开发民智,“民治”的民主宪政才能最终实现。

  这种民主发展战略的根本点在于:强调中国社会要达成真正的民主必须经历一个政治革命、民主训练和制度建设的发展过程;而在这个过程展开中,前一个环节的发展状况,决定后一个环节的展开。撇开渐进过程的具体安排不谈,就强调民主在中国发展的渐进性这一点来说,孙中山的战略主张是正确的。但是,这种主张的整体把握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孤立地来把握民主成长的逻辑,仅从民主本身的内在要求来设计中国民主建设的渐进过程,以至于认为培养国民集会的能力,规范国民集会的行为,是“民权发达”的第一步。[6](P340)

  第二,跃进民主化。这种民主发展战略出现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在这种战略形成中,毛泽东的民主建设主张起了影响作用。毛泽东认为,我们所要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即对反动派实行专政、对人民实行民主的国家。因而,民主存在于人民之中,而人民则用民主来完善与发展自身,从而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毛泽东指出:“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带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7](P1476)因而,在毛泽东的政治逻辑中,民主一方面体现为人民对反动派的战斗;另一方面体现为人民自我教育与自我完善的方法。正是基于这样的政治逻辑,毛泽东认为民主可以用大民主的方式展开。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他说:“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身上,看干什么事情。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这种大民主是对付谁的呢?对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付资本主义。”“这样的大民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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