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俊臣:山西黑奴工事件的理性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96 次 更新时间:2007-06-24 14:0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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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俊臣 (进入专栏)  

  

  在以互联网为阵地的举国民愤、舆论界口诛笔伐的大环境下,山西黑砖窑黑奴工的黑幕终于引起高层重视,并越揭越多,而且会有一个令国人满意的交代。作为学者,有必要对这一事件进行一番理性思考,以便举一反三,从根本上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第一,建议把这一事件命名为“山西黑奴工事件”。

  

  一个事件的命名是非常重要的,名不正则言不顺。现在大家通用“山西黑砖窑事件”,这一命名只反映了事件的一部分,即没有得到当地政府批准(除了收钱,其它不管)的砖窑,并没有反映事件的最本质、最核心、最要命、最残暴、最黑暗、最无人道、最丧心病狂、最丧尽天良、最践踏法律、最不能令人容忍的部分,即黑奴工的问题。正如记者所揭示的,在一个又一个的黑砖窑里,窑外有几个打手站岗放哨,奴工们生活在比奴隶制社会还不如的作坊里,不听话就被棍打,直至被活活打死,想逃跑是绝对不可能的。请想想,当代社会还有哪个国家会有这样的事件?因此,我建议大家改用“山西黑奴工事件”命名,以便更确切的反映事件的本质,而且也有利于和今后类似事件对接。我敢打赌,在山西和其它地方,在各类企业里,今后很可能会再发生其它的类似的黑奴工事件,让我们保持高度警惕。

  

  第二,当地的老百姓为什么不揭发?

  

  大家知道,在我国当前的反腐败、反黑暗的体制下,由人民群众的揭发而查处的比例很高。那么,山西黑奴工事件揭发后,许多人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当地老百姓不揭发,而采取了沉默的态度?其中的解释,一是当地的黑势力太强大了,他们可能把当地人的情况掌握得一情二楚,如果有谁揭发了,就毫不客气地收拾谁;二是当地的官场太腐败了,谁要是敢于揭发,要么是不予受理,要么是马上就把揭发人和揭发信通报给黑砖窑的窑主,让黑窑主收拾揭发人。三是当地乡、县、市直到省,人民群众匿名揭发的渠道,要么不畅,要么被异化了,例如对笔迹、查写匿名信者,也是很可怕的。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当地老百姓为了自保,也就不能不保持沉默。

  因此,摆在山西省委、省政府乃至于其他地区面前的重要课题,就是尽快地、扎扎实实地、不折不扣地、不走过场地重建人民群众揭发坏人坏事的、并切实保护揭发人安全的体制与机制。

  

  第三,山西的媒体为什么没有人首先站出来揭发?

  

  这一事件首先是由河南电视台记者揭发的,国人为此应该对他表示敬意。那么,人们要问:山西省的媒体为什么没有人首先站出来揭发?据我推测,其中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种:一是就象普通老百姓一样,不敢揭发。他们怕什么呢?可能怕官商勾结收拾他们、迫害他们,怕单位领导“端掉他们的饭碗”;二是山西省的舆论媒体控制的太严厉了,揭露自己身上的“缺点”、“错误”、“伤疤”、“毒瘤”,毕竟“有损光辉形象”,毕竟“和主旋律不合”;三是也可能压根就没有人发现,自己给自己扣上一顶“官僚主义”帽子了事,但是九年前就有人揭发,又当何讲?!

  因此,我建议,山西的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从这一事件中,是不是要总结一下,看看有什么教训可以吸取?!我们期待着!

  

  第四,当地的组织部门有没有任用干部不当乃至于错误?

  

  从已经揭发、正在揭发和处理的那些责任人中,大家看到,有个支部书记纵容自己的儿子开黑砖窑、残酷迫害黑奴工,而他自己当那个支部书记却当的有滋有味;大家还看到,有关的部门和有关的政府官员,长期容忍黑砖窑、黑奴工的存在,从不认为是重大问题、是违法、是渎职、是犯罪。那么,这些官员是谁怎么样的被组织部门发现、培养、选拔、委任的呢?又是谁首先发现、推荐、培养、选拔、委任的呢?有关部门和党委会开会是怎么样的表决呢?谁应该承担责任、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如何承担呢?

  我想,在我国的民主(选举)进程不可能走的太快的大背景下,也只能在现有的委任体制与机制的环境里,作些局部的改革、改良,而且严厉执行中央已同意的任用干部问责制。因此,山西省的各级组织部门以及组织部门里官员,是不是也应该通过这个事件,而认认真真地、切切实实地总结一下呢?如果发现了有责任的人,是不是也需要追究、处理一下呢?!

  

  第五,学者们怎么样帮助决策层总结教训?

  

  这次事件中,互联网起了特别巨大的作用,而在互联网上有份量的文章、帖子,又是学者们写的。目前,这场“战斗”只是取得了初步的胜利,更艰巨的“战斗”即从体制上、机制上寻找原因、总结教训、提出改革(改进)意见,任务显然还非常艰巨。

  改革开放前,学者们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机会和场合,所有的重大决策,都是由伟大领袖作出的。改革开放以来,决策层推行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学者们得以有发表意见的权利、机会和场合。许多人利用这一宝贵的权利、机会和场合,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许多意见、建议都进入了决策。这表明我国的政治制度建设有了一个明显进步。但是,学者们有一个不好的陋习,特别是新老左派理论家,争论时喜欢扣大帽子,一上来自己先占领“主义”的制高点,把对手贬入地狱,然后就“得胜还朝”了。其实,这不是科学的态度。作学问是要讲道理的,不能这样来。

  例如,学者们应该总结,为什么早在九年前湖南省人大代表陈建教就已与黑砖窑主展开过较量,解救过数百名被困民工,九年来这一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而且越来越严重?为什么当时陈建教发现的黑砖窑并不局限在山西,还存在于与北京相邻的河北省,都没有引起高度重视?为什么当时陈建教发现一些受害者获救后哭诉,他们是从外地到北京务工时,从北京火车站被拐骗走的,现在这一幕在郑州火车站、西安火车站重演?为什么当时(2006年)陈建教曾直接上书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清查整顿黑砖厂违法用工问题,许多地方并没有引起重视、并没有采取措施?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学者们深入研究、具体研究、就事论理研究,从而才能给出切合实际的答案、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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