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兴:新伦理学的时代使命与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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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 从本质上言,学术始终是生命展开的进程,由此,理论永远没有终结与完美,唯一可以确信的是:学术的探索和理论的构建,始终标识为开始。一种学术,一种思考,一种思想,一种由思考和思想而生成的理论,惟有当它具备了开始的精神品质与内在动力,它才真正称得上是一种学术、一种思考、一种思想、一种理论。新伦理学亦应如此:它伴随着《新伦理学》的问世而开始了自我的神圣时代使命;它不断得到传播、理解、运用、批评及其向更新更广领域拓展的过程,则是担当自我责任迈向新征程的开始:新伦理学作为一种标志,一种象征,一种转向,就蕴含在它不断开始、不断起步这一过程之中。所以,新伦理学不是一种静态的理论,也不是一种已完成的思想,而是一种精神运动、思想运动和方法运动过程,在过程中展开与发展,在过程中丰富和提升、开掘与拓展,这就是新伦理学的伦理精神。

  【关键词】 新伦理学  伦理精神  人性存在境遇 生态整体视域  道德重构

  

  一、全球性生态处境与道德重构

  

  我们早已进入21世纪。21世纪之于中华民族,如同20世纪一样具有特别的生存学意义:20世纪的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是图存保种、抗御外侮,为此而展开商战与兵战半个世纪,其最强劲的推动力,却是文化革命:五四运动动因于国家政治,指向于文化图新,但由其国运对政治的特别需要,五四运动最终没有完成她应有的文化使命。五四之于中华民族,因为摆脱苦难而爆发,但她却给这个苦难的民族,激发出了更新的苦难历程,并使这种苦难奋斗的历程持续百年而进入21世纪。21世纪之中国,所面临的不再是野蛮的军事帝国主义和政治帝国主义,而是经济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因而,经济的全球之战和文化的世界之战,构成民族存在发展的时代主题。

  在国人的被动思维惯性中,认为只要采取各种方式维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发展经济,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并且能解决。这种经济万能主义,却是通过感觉而形成的;这种感觉主义的“思维-行动”模式,却是建立在对西方社会历史的随心所欲改造基础上的。客观地看,西方资本主义的真正建立,是在19世纪,而为资本主义形成所进行的文化思想奠基建设,却经历了数百年,从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对信仰的理性求证,到14世纪末所掀起的 “回到希腊去”的文艺复兴运动,再到古典主义、宗教改革(包括加尔文清教主义和路德新教改革)、启蒙运动,以及19世纪的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无不从信仰、认知、思想、观念、伦理、道德、教育以及政治、法律等方面为经济市场主义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所以,文化思想建设是经济市场主义的奠基石。哪怕是当代社会的经济全球化,也是以文化全球化为普遍的社会推动力。

  客观地看,我们因为历史本身的进程而被迫进入了全球化语境的生存态中,然而,我们所身处其中的“全球化语境”,最终不过是欧美强势文化对全球弱势文化的殖民化所形成的特定时代性语境,它本身体现出不平等、侵略性、剥夺性和征服性。在这种语境中,中国仍然处于被殖民化的进程状态之中,因为自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再加上五四运动的推波助澜,从宗教信仰的传播到文学艺术的输入,从哲学、思想、教育智慧的引进到政治乌托邦和意识形态的激流涌进,使中国成为了西方文化的回收站。尤其是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西方化[1]对中国社会的绝对主导,导致文化、学术、教育、哲学、思想等领域无一不是西学主义。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百年,拥有十亿之众的中国,在哲学、思想、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文化领域,有多少东西可能输出或者被输出,有几个能够跻身于世界之林的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技术专家、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整整一个世纪,我们就一直在西方话语体系中生活,文化的被殖民化历史与现实,谱写出今天的中华民族,其图谋时代伟大复兴之努力仍然与“图存保种”联系在一起。因为今日之中国,正面临前现代[2]、现代和后现代之“三重社会整合”的挑战:即被迫以前现代为基础,追求现代化而企望平安进入后现代社会。

  前现代社会追求政治经济的血缘化,表征为人对自然的顺从和人对权力的顺从。在实际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前现代社会集中体现为权力主义,它主张权力为人立法,个人是家庭与社会的仆役,因而,血缘等级伦理演化为宗法等级伦理,孝悌与忠恕成为道德的标尺;现代社会追求政治经济的地缘化,表征为人对自然的对抗,在实际的政治经济生活中,现代社会集中体现为人本主义,它承认个人的独立存在地位、尊严与价值,主张人为自己立法,也为自然立法,因而,个人是社会的缔造者和国家的主人,人道、平等、公正,构成公民道德的根本原则;后现代社会却追求政治经济的全球生态化,表征为人与自然的平等协调与和谐存在,在实际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后现代集中体现为生命-人本主义,它主张自然为人立法,人为自然护法,强调自然是人和一切生命的缔造者,人是社会和国家的缔造者,因而,整体的人道、普遍的平等和全面的公正,构成当代普世道德的基本原则。

  实事求是地讲,前现代社会留给我们的东西太沉太重但必须消解,现代社会虽然为我们所追求,但伦理理想和道德规范却没有得到真正建立,而后现代社会所要求我们的,却还处于朦胧含混的认知过程之中。由此,人的心灵出现了空位,失去了信仰的守望,精神缺少了支柱,道德的价值功能、尺度功能和规范功能因为缺少心灵的灯塔而迷茫不知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全球化语境下所处的实际生存状况,解决这一实际生存状况的根本之策,是文化的重建与复兴;而文化重建与复兴的核心任务,只能是道德的重构。

  

  二、伦理学的时代责任与使命

  

  文化的重建与复兴之所以首先需要道德重构,源于两个方面的要求:

  一是时代本身处于道德的废墟之上而需要道德的重建。

  自鸦片战争以来,民族文化由强而弱、由盛而衰的历史被强烈意识,它迫使中国的仁人志士用了一个世纪的聪明才智来探讨其原因,从军事到政治,由政治到科学技术再到经济,最后追溯到了道德:“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历次文化革命运动所指向的是传统伦理道德,但实际上所被革掉的却是伦理道德本身,理荒原性和道德冷漠症,几乎构成了20世纪中华民族的时代特色。这一只有中国才具有的“中国特色”,伴随经济主义战略的推进而进入21世纪,社会生活的同声曲是经济和钞票。经济学家们高唱“经济帝国主义”的战歌导航时代的繁荣,政治家们忙于构设经济增长的社会政治和谐论,虽然如此,但却无力解决最基本的市场信用问题。在这个缺乏基本信用度的经济市场里,“摸着石头过河”,构成其感觉主义行动方式和运动式的发展模式;“黄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为其提供了“只讲目的不讲手段”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行动原则。感觉主义行动方式、运动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只讲目的不讲手段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行动原则,此三者在唯经济发展政策推动下,变成了市场规则本身,也取代了市场道德本身,整个经济市场包括整个社会被置于道德废墟之上。所以,市场和社会要健康发展,必须重建道德。

  二是伦理道德传统本身丧失了对时代社会的伦理引导和道德激励功能这一现实,同样要求时代必须进行道德重建。

  我们今天的伦理道德传统有两个,即老传统和新传统。老传统是指延续几千年而形成的传统,它诞生于夏商周,形成于春秋战国,经历秦汉、唐宋、明清,而获得了超稳定性,这个老传统即是“以王道为目的,以民道为手段,以天道为依据”的权力等级主义宗法血缘道义论伦理传统,也就是人们所宣扬的儒家伦理道德,这种伦理道德是造成中国落后与贫困,形成中国人愚昧和麻木的根本力量。

  新传统即是20世纪以来所形成的革命的伦理道德传统,它主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自我牺牲。但这种新传统实质上是一种革命的美德传统,即把应该提倡的美德,人为地降格为人人必须遵守的道德。道德与美德的根本区别是:道德遵循人性要求,讲求利害,追求为己,实现自我或者小我,其行为原则是平等、公正,其行为方式是为己利他或为他利己;美德却讲求对人性的超越,讲求对利益的主动放弃,追求为他,实现他我或者大我,其行为原则是博爱、慈善,其行为方式是舍己利他或自我牺牲。

  道德是社会共同体成员必须人人遵守的,它是美德的基础;美德是社会所必须提倡的,它只能是道德的提升。要使人有美德,首先必须使人有道德。在没有道德、或人们还没有达到有普遍道德自觉的情况下,把美德作为道德来推行,其最终的结果是迫使人们不讲道德,因为社会一旦把美德作为道德来强制推行,必然造成言行不一、知行分离、说做两分的社会分裂人格。在20世纪后期的市场经济建设进程中,过去所崇尚的革命的美德主义道义论道德,一旦解除暴力专政和野蛮斗争的护卫方式,就表现出反道德倾向,成为消解道德的力量。所以,无论是老传统还是新传统,都构成了对中国当代社会存在发展之最大障碍,唯有拆除这一障碍,社会才可健康存在发展;要真正拆除这一障碍,必须全力重建道德。

  要重建时代道德,必须创建伦理学,必须发展伦理学。因为我们虽然拥有博大精深之伦理道德思想传统,却没有形成真正意义的伦理学。夏商周三代所形成的“以王道为目的、以民道为手段、以天道为依据”的认知图式,演绎出中国文化思想精神的基本路向,后世思想家们都沿着这个路子来阐发自己的政治感兴和情境化的道德体验,从春秋初期的管仲到老子、孔子、墨子、文子、杨朱、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以及秦汉、唐宋、明清的思想家与学人,都具有较丰富的伦理思想,然而,这伦理思想往往都通过历史性的现实政治感兴或情境化的道德人格体验而得,零零散散而终不成体系;并且自古至今,一切有关于伦理道德的感兴之思和人格化的道德体验,都是依附于宗法集权政治思考之中,完全没有“伦理学”的自觉意识。伦理学家的缺席,伦理学的空位,既形成其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也构成了现代中国精神发展史上的现实。

  历史地看,没有伦理学的民族,是一个内力和精神病弱的民族;没有伦理学的时代,一定是一个心灵、人格和精神处于荒原状态的时代。中国文化的源头浩瀚壮阔。但其流向却如干涸的黄河,其根本原因在于:从先秦到明清,伦理道德思考的政治主义方向,伦理道德探询的个人感兴化和情境体验化,使伦理学在二千多的历史进程中得不到真正的诞生。20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一讲革命,就暴力、就斗争,就破坏和毁灭;一搞经济建设,就只讲目的不讲手段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而且,在充满利益得失的革命运动和经济运动中,可以六亲不认,甚至可以干任何坏事都没有心理障碍,溯其根源,同样在于伦理学的空位,社会和人因此而缺乏应有的思想导航和必须的精神引导,整个社会蔑视伦理理想,几乎人人轻慢道德,哪怕是知识分子、专家学者,往往也不知人格、尊严、良知、羞愧、廉耻为何物。为什么?因为人要成为人,有两种东西最为珍贵:一是原罪观念和救赎意识,二是尊严意识和知耻观念。前者由宗教所提供,后者由伦理学所激励。中国文化本来就没有宗教这种大众文化,由此伦理学就显得特别重要,因为尊严意识和知耻观念可以把人引向彼岸,获得原罪观念和自我拯救的精神追求。伦理学的如此功能,在于伦理学是如何使人成为人的学问。社会、国家得以缔造,功在于人;国家、社会如何,取决于人;人如果自生而死都不知道怎样成为人,人所生存于其中的社会、国家,也将最终不可能成为健康的、道德的社会和国家。我曾在《归属·地位·作用:伦理学研究的生态整体方向》一文中指出,伦理学是教人治学、治事、治生的大学问、大智慧,时代道德的重建,必须首先创建伦理学,必须要大力发展伦理学,这是前提,也是基础。

  

  三、新伦理学释义

  

  要创建当代伦理学,必须立足于时代所面临的“三重社会”之根本问题而予以伦理道德上的解决。

  当代中国首先必须解决的是前现代问题。从政治经济层面讲,前现代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彻底改变九亿农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方式和生存方式,它涉及到九亿农民的民生、民权、民主等基本问题,要真正解决它,必须从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劳动分配、社会福利等方面予以综合改革,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一切为了农民,一切为了穷人。因为,农民是否“生有所教,病有所治,老有所养”,是中国富强的真正标志;穷人也真正成为平等的人,是民族复兴的真正开始。从伦理精神道德层面讲,所必须解决的前现代问题,就是要从根本上消解以王道为目的、以民道为手段的等级主义道义论伦理道德传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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