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3年1月7日，公刘因病医治无效，在合肥逝世，享年七十六岁。
听说，他是脑血栓复发，後又肠梗阻，急需开刀治疗，而所在的文联单位又缺乏医药费，万般无奈之中，他唯一的一生相依为命的女儿刘粹求助于北京。后来，中国作家协会负责人请安徽省委宣传部长亲自过问，他这才顺利地住进省立医院……
公刘生前，在2000年11月病痛中，曾请了三位见证人，立下正式遗言：“唯愿平平常常地来，安安静静地去。”根据他的遗愿，这位一生坎坷的诗人去世後，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真是平平常常，真是安安静静。
我们远在南半球的澳大利亚的悉尼，是过了一些天才知道这个噩耗的。当时，我马上决定，无论如何也得表示一下。结果，第五十期《澳華新文苑》成了悼念公刘的专辑，刊登了公刘的名诗，发表了冰夫题为《世事茫茫忆公刘》的长篇悼念和雪陽深情的随感《遙望一盞隱去的燈》，以及我一篇短文。这是一份迟到的纪念（这一期出版时已是二月中旬），我为此有点感到内疚。冰夫却安慰说，如今在整个中国大陆，可能也没有一份报纸会花一整版的篇幅去纪念这位诗人，我们算不错了。
逝水流光，转眼竟是两周年了。为了保持记忆，我想再写些文字。公刘先生，天上有灵，就请接受这份遥远的纪念吧。
二
纪念公刘，必须提起这一件事：1979年8月12日，他特地来到沈阳市郊外的一个名叫“大洼”的地方，来这里凭吊烈士。
烈士是张志新。这位生前任职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的一个小小的干部，因对毛泽东一手发动和领导的文革发表了尖锐的批评和质疑，而被批斗关押，夫离子散，在狱中惨遭各种令人发指的折磨。1970年，张志新被判无期徒刑，但还是利用一切机会继续申辩抗议，因而“罪加一等”，最后，1975年4月4日，在“大洼”被强行枪决。临刑前，为了防止她在刑场上当众高呼口号抗议声辩，她还被割断了喉管……
此时，张志新就义已经四年，这一冤案也已在1979年3月31日获得了平反。然而，面对著一片没膝高的草丛，面对著杂生一株株槐秧的荒芜的坡沟地，面对著这个极度体现“无产阶级专政”、却有冤魂飘荡的地方，诗人盘桓良久，思绪万千，感慨不已。
在刑场凭吊那一天，公刘写下两首诗，形象地表现了他非凡的政治思考力度。
一首是《刑场》。诗人以前往大洼凭吊的经过为线索，以“杨树”的意象象征死难的烈士，抒发激愤和悼念之情。
另一首是《哎，大森林！》：
哎，大森林！我爱你，绿色的海！
为何你喧嚣的波浪总是将沉默的止水覆盖?
总是不停地不停地洗刷！
总是匆忙地匆忙地掩埋！
难道这就是海?！这就是我之所爱?！
哺育希望的摇篮哟，封闭记忆的棺材！
分明是富有弹性的枝条呀，
分明是饱含养份的叶脉！
一旦竟也会竟也会枯朽?
一旦竟也会竟也会腐败?
我痛苦，因为我渴望了解，
我痛苦，因为我终于明白——
海底有声音说：这儿明天肯定要化作尘埃，
假如，今天啄木鸟还拒绝飞来。
关于《哎，大森林！》，已有许多评论。这首诗以象征手法表现现实，用直抒胸臆表达感情，用鲜明的对比展开议论，用拟人手法发出警告。在短短的十四行中，诗人密集地采用了排比、感叹、设问和反诘等句式。大量的叠句极度强化思想，强化感情；排比对偶的运用，也使诗篇节律整齐，音韵铿锵；特别是激烈词语的选用，并列递进句式的安排，使整首诗的情感宣泄酣畅淋漓，流荡着一种强烈的气势。这样，“大森林”意象的复杂内涵得以逐层加深的揭示，最后，诗人的警告发聋振聩，其“声音”令人不寒而粟。这真是一首愤世嫉俗、忧国忧民、蕴含深刻的历史反思和对未来的高度警诫的优秀诗作。这是一首千古绝唱！
三
记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刚上中学正对诗歌着迷的时候，公刘也闯进我年少幼嫩的心房。他的诗歌，带着天真的欣喜与青春的志气，调子明朗、亲切而欢快，最能在年轻人的心弦上共鸣。而那时，那是青春燃烧的岁月，那时是共和国的早晨。那时家喻户晓、响彻全国的口号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一切似乎都是史无前例的。人们向往幸福，豪情万丈——而我们这些中学生，几乎一有机会便朗诵公刘的诗章。
我推开窗子，/一朵云飞进来——/带着深谷底层的寒气，/带着难以捉摸的旭日的光彩。//在哨兵的枪刺上/凝结着昨夜的白霜，/军号以激昂的高音，/指挥着群山每天最初的合唱……//早安，边疆！/早安，西盟！/带枪的人都站立在岗位上/迎接美好生活中的又一个早晨……
这首题为《西盟的早晨》的诗写于1954年，是公刘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并以新华社记者身份随军挺进云南后的第四年。这几年他写于云南边境的不少好诗，以边防士兵为抒情主体，把西南特有的美丽神奇的自然风物与英勇豪迈的战士精神气质融于一体，形成出手不凡的风格，而《西盟的早晨》是其中最好的一首。当时，虽然我们这班少年朋友们对军旅生活一无所知，但大家都喜欢幻想我们迎接的每一个早晨而且几乎确信未来每一个早晨都是美好的，因此也似乎感受到（或者是自以为捉摸到）诗中所洋溢的军人的豪情。何况该诗在《人民文学》发表后，这“一朵奇异的云”引起诗歌界的注意，得到了大诗人艾青的激赏——他写了《公刘的诗》，刊于《文艺报》头条。据传这是艾青第一篇评论文章。这更增加公刘在我们心中的分量了。
1954年，公刘出版第一本诗集《边地短歌》。接着是诗集《神圣的岗位》(1955)、《黎明的城》(1956)、《在北方》(1957)、长诗《望夫云》(1957)、以及与黄铁等合作整理的长诗《阿诗玛》等。如果说从《边地短歌》一开始，公刘便创造了清新而凝重的抒情风格，体现了强烈的时代激情，那么，《在北方》标志着他创作题材和诗情的拓展。诗评家公认，公刘以富有纵深感的抒情形象，概括出当时中国人民建设新生活的情绪，在清新中增添了雄浑，思想深度有明显的增强。清新、凝重、雄浑——公刘这个特色在这个时期的中国大陆诗坛上是多么亮丽啊。
例如：
夜半车过黄河，黄河已经睡着，/透过朦胧的夜雾，我俯视那滚滚浊波，/哦，黄河，我们固执而暴躁的父亲，/快改一改你的脾气吧，你应该慈祥而谦和！//哎，我真想把你摇醒，我真想对你劝说：/你应该有一双充满智慧的明亮的眸子呀，/至少，你也应该有一双聪明的耳朵，/你听听，三门峡工地上，钻探机在为谁唱歌？
这是他写于1955年5月27日深夜的《夜半车过黄河》。改造河山，人定胜天！只几行诗，就是整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呼唤了。记得后来我中学毕业考上大学乘长途慢车从南国边陲到北方津门，夜半车过黄河的时候，一下子涌进我脑海里的便是这首诗。
上海关。钟楼。时针和分针/像一把巨剪，/一圈，又一圈，/铰碎了白天。//夜色从二十四层高楼上挂下来，/如同一幅垂帘；/上海立刻打开她的百宝箱，/到处珠光闪闪。//灯的峡谷，灯的河流，灯的山，/六百万人民写下了壮丽的诗篇：/纵横的街道是诗行，/灯是标点。
这是他写于1956年9月28日的《上海夜歌（之一）》。公刘热情满怀，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充满压抑不住的礼赞。“为了享受这一夜，我们战斗了一生”（公刘，《五一节抒情》），公刘有理由自豪。他是共和国的一名创立者、建设者、保卫者啊！
大路上走过来一队骆驼，/骆驼骆驼背上驮的什麽？/青绿青绿的是杨柳条儿吗？/千枝万枝要把春天插遍沙漠。//明年骆驼再从这条大路经过，/一路之上把柳絮杨花抖落，/没有风沙，也没有苦涩的气味，/人们会相信：跟着它走准能把春天追着。
这是他写于1956年6月13日的《运杨柳的骆驼》。公刘自己的一首首华章，不就像这诗中所赞美的一队队骆驼，在播种春天，在播种生命，在播种对伟大的祖国的坚贞与爱情吗？我们都跟着他，因为相信跟着他准能把春天追着。
当时，这位年轻的军队诗人，像一颗耀眼的新星，在天边冉冉升起……
四
公刘绝对可以成为大诗人。许多人都这样认为。例如，著名诗人邵燕祥。他和公刘相识于上世纪五十年代，那时他们都是风华正茂的青年。邵燕祥回忆说，公刘的诗写得很有特色，非常能打动人心，他和许多人当时都期望他能成为郭沫若、艾青那样的大诗人。
可是他们的期望落空了。
就是1957年那场摧残精英的政治风暴，使公刘二十年彻底交了厄运。
公刘是共和国成立后自香港回国参军的。肃反时他被关押，绝望中曾把腰带勒在自己脖子上企图自杀，幸被奉命看守他的作家黄宗江救下。然而，公刘逃过此劫却逃不过下一劫。1957年大鸣大放时，他在西北戈壁滩，一封电报把他召回北京，一顶右派帽子已经为他制好，跟着便被送到山西省郭堡水库工地同别的劳改犯人一起服苦役去了。公刘的主要罪状是：在某次座谈会上曾经说总政文化部“莲花池”肃反搞得过火，伤害了感情，这个批评被上纲为“攻击党的肃反政策”；特别是，一年前发表过两首《怀古》诗，其中咏南宋诗人陆游的诗中有“昏庸当道，戕尽了男儿志气”的句子，现在被拿出来批判，说他用“这一类恶毒字眼来发泄他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仇恨”。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当时的统战部长李维汉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披露，在这场反右斗争中，全国有五十五万之多的人蒙受不白之冤，所波及的家庭不计其数。其中半数以上的人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右派超过了当时全国仅有的五百万知识分子的十分之一，公刘是其中一个。
对公刘的打击接二连三。女儿刘粹（小名小麦）生于1958年，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就从未吮吸过母亲的乳汁。这个狠心的左派母亲，声明拒绝给一个右派的后代喂奶，最后决然抛下不满百日的女儿，背夫而去。公刘父母也经受不了命运的打击，先后辞世，只剩下女儿与父亲相依为命。
又过几年，文革兴起，公刘更为凄惨。
公刘后来在一篇题为“大难不死尚待后福”——他的“右派”生涯片断回忆中说，一个人一辈子只能生一次，也只能死一次。而他经历濒临死亡甚至接触死亡而终于不曾死亡，先后就有若干次，其中最悬的有两次……
从1958年至1979年，公刘在强制劳动中，“努”伤了身子骨，关节肿大，还经常屙血不止。那期间，扛百十斤一块的石头筑坝，一天扛十二个钟头。特别大炼钢铁那阵，矿石八十斤一担，五十里路一天得跑两个来回。1981年透视，才发现，脊椎早已呈Ｓ形了。
长期间饥一顿饱一顿，造成公刘严重的胃病。1977年，他出差北京，忽然胃大出血，血压降到临界点。可当时北京市委书记吴德还在执行《公安六条》，严禁外地五类分子晋京看病，而公刘恰恰是山西来的“右派”，怎么办？幸亏冯牧的女儿小玲给走了个后门，混进了公安医院，止住血便乖乖地自动走人。
那些年月，患难中，公刘父女情深。有一个小故事。1969年公刘进“中办学习班”，变相监禁，一号战备令下，由北京转石家庄。年底，奉命填一张“公用私函”寄给家人。很快公刘就收到女儿的回信，但信封里没有片纸只字，只有一方洁白的手绢。对着手绢，公刘还是激动万分，猜测十一岁女儿此举至少有两重意思：一是相信爸爸清白无辜，二是让爸爸擦眼泪，坚强地活下去。后来父女重逢，才知道女儿的信封里本来还有一张写有几行字的小纸条，但被拆检人员没收了。至于手绢的寓意，女儿说，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只是想让爸爸知道，女儿还活着。文友说，在公刘女儿的信封里，丢了字条，只剩“不著一字”的白手绢，就成了一首立象尽意、含蓄蕴藉的纯意象诗。真是一首凄楚得使人掉泪的纯意象诗！什么是大灾难中小人物的境遇？什么是相依为命、相濡以沫？受害受难的人如何活下去？这首纯意象诗不著一字，却的确立象尽意了。
“四人帮”被粉碎后，公刘终于得以复出。但是，近二十多年来，公刘又被脑病像毒蛇似的缠住不放。1980年脑血栓，1989年中风，1994年脑梗塞，1995至1996年脑梗塞并颅腔积水，1997年脑梗塞，1998年脑梗塞，1999年脑梗塞并颅腔积水。当中有三次是经抢救脱险的。无疑，祸根都是早年摧残太甚！草草四分之一的世纪，三番四次死去活来。都是人为的迫害啊！
公刘原名刘仁勇，又名刘耿直；而这位刘仁勇刘耿直又取笔名“公刘” ，以此激励自己为祖国人民奉献终身（“公刘”取自《诗经.公刘篇》，1946年正式启用）。果然人如其名。而正因为如此，如公刘自己所说，他命中注定是一个得了“中国病”的中国病人。所谓中国病，就是政治病。从1955年起，反胡风、肃反、反右派，其后大运动套小运动，直至“文革”，他终于被真疯子宣判为“疯子”了。
公刘悲愤地指出，全中国像他这样得了“中国病”的知识分子，岂止万千！然而试问，一个人经得起多少次这样的折腾！？个别知识分子死了固不可惜，只是从今而后，能否真的下决心不再制造“中国病”了？善待知识分子，正是加强综合国力的首要一条啊。这个愿望，当不为过不是奢求罢？
五
二十多年的劫难，并没有磨去诗人青春的激情和锐气，却平添了坎坷所留下的沉郁和深思。
复出的公刘开始了诗歌创作的新阶段。先后出版长诗《尹灵芝》(1979)、诗集《白花·红花》（1979）、《离离原上草》(1980)、《仙人掌》(1980)、《母亲──长江》(1983)以及诗论集《诗与诚实》(1983)、《诗路跋涉》(1983)等。其中《仙人掌》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届诗歌奖。公刘这个阶段的诗，已改过去五十年代那种清远明丽的情趣、诗风。他不忘历史悲剧，时刻以警觉的目光、以睿智的和理性的思考，关注着民族命运与国家前途。他的写作多取自现实生活提出的课题，以诚实的血泪、尖锐的针砭、希望的呼喊，凝聚着当代人民的爱憎，许多诗写得老辣、凌厉、深沉、冷峻，充满辩证观点与哲理意味，充满火山爆发式的激情。《星》、《哀诗魂》、《为灵魂辩护》、《沉思》、《刑场》、《哎，大森林！》、《从刑场归来》、《读罗中立油画“父亲”》、《乾陵秋风歌》等，均是此时期的代表作。批评家黄子平把公刘的转变概括为从“带著旭日光彩的‘云’”到“喷射著至爱大憎的炽烈感情的‘火’”。
公刘晚年还写了不少散文随笔精品。女儿刘粹主编了两大卷《纸上声──公刘随笔》（作家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该书分为“江南三凭栏”、“毕竟东流去”、“灵魂的独白”和“火的境界”四个部分。评论家说，这四个部分把公刘的思想感情流露无遗，充分体现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对现实与历史关系的把握。公刘站在对知识分子的整体命运的关注上写下的这些作品，真可谓是“杜鹃啼血”，声声带泪。
为什么发生这个转变？如何看待公刘的这个转变？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不言而喻、彼此大可以心照不宣的。可能亦有些人不想深究甚至不以为然。不管怎样，公刘复出后的成就显然为中国大陆诗坛普遍公认和珍视。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诗坛泰斗艾青有一次谈话说，中国什么行当里都有真假“李逵”，公刘是诗歌界中的真“李逵”，是个真正的天才。艾青由衷地赞美公刘的诗，养病时还读公刘的诗。
公刘去世后，第二天，诗人宫玺便泣成这样悼念公刘的诗句：
歌唱，呕心沥血地歌唱/从南方到北方/从北方到南方/不知哪里是适合你的地方？//苦难捆不住你才华的翅膀/就百般摧残你的健康/你倔强，你抗争/让每个字每页纸都放声发光//一座诗的火山熄灭了/有多少爱恨未及释放？/大书未成气先绝/你我吞声两茫茫……
邵燕祥于2003年1月15日在《文汇报》刊出悼念文章“忆公刘”。邵燕祥着重指出，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公刘的诗如久久深潜的地火冒出地面，火山爆发的岩浆滚滚奔流，他写的《上访者及其家族》、《从刑场归来》、《车过山海关》等，或写民间疾苦，或评是非功过，呼天抢地，椎心泣血，回肠荡气，振聋发聩，以诗人的全生命、全意识追问历史，震撼读者的灵魂。邵燕祥沉痛地说，一代诗人，不世出之才，生於忧患，死於忧患，让后死者情何以堪！
《诗刊》副主编李小雨说，她父亲李瑛曾对她说，要学写诗，一定要看公刘的作品，自己也正是读着公刘的诗起步的。公刘的诗有血的热度，让人深切地感受到知识分子的良知。公刘的痛苦也不是他个人的痛苦，而是和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联在一起的。
是啊，公刘曾经以天真而又多情的笔触期盼著世间的美好更多而苦难更少；他后来又以率真而又尖锐的眼光关注著生命中的真善美与假恶丑，更以凌厉的笔锋揭穿一切虚无缥缈的“皇帝的新衣”，令一切嗜穿“新衣”的“皇帝”们大为难堪甚至恼怒。他秉承诗人的纯真和坦白，直面历史、直面自身，不断拷问自己的灵魂，以求纯洁和升华……——这些是论者的归纳，如以诗人自己简明的话说，就是：“诗人可以不写诗，但不可以背叛诗”，“诗必须对人民诚实”（公刘，“《离离原上草》自序”）。
公刘还自我总结说，创作的生命在于自主的选择，他在全部创作中，始终追求三个目标：第一是有大脑，第二是有骨头，第三是有灵气。
大脑、骨头、灵气——这不就是对每一个诗人每一个作家每一个知识分子的最高要求吗？公刘先生，您说得多么好啊。真是金玉良言，掷地有声！而您的作品证明，您已经完全达到了您为您坎坷的一生所订立的这三个目标。
您已经完成了您作为一个中国诗人的职责。您可以安息了。
虽然您走了，但您已把一种精神、一种力量永远地留给了后人。此刻，我心中还在回荡您当年写的《刑场》中的诗句：
我们喊不出这些花的名字，白的，黄的，蓝的，密密麻麻，
大家都低下头去采摘，唯独紫的谁也不碰，那是血痂；
血痂下面便是大地的伤口，
哦，可——怕！
我们把鲜花捧在胸口，依旧是默然相对，一言不发；
旷野静悄悄，静悄悄，四周的杨树也禁绝了喧哗；
难道万物都一齐哑了？
哦，可——怕！
原来杨树被割断了喉管，只能直挺挺地站着，象她；
那么，你们就这样地站着吧，直等有了满意的回答！
中国！你果真是无声的吗？
哦，可——怕！
（本文最初发表于2005年1月8/9日、15/16日的《澳洲新报》，原副标题为“写于中国著名诗人公刘逝世两周年”。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