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明:从几首桃花诗看中国诗的文化心灵

——2005年10月28日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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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晓明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什么是中国诗的特点?中国诗是贵族文学(陈独秀)、赤子文学(王国维)、还是士人文学(沈曾植)?中国诗中,社会历史人生信息量越少越好么?中国诗人的心灵主体,是小知小觉,还是先知先觉?是光秃秃、幽暗破碎、封闭无意识的自我,还是兴象葱笼、天机流转的心灵?中国诗学的核心概念是什么?为什么从文化心灵的角度可以更好地读中国诗?

   讲演人抽样考查,从中国诗中几首有名的桃花诗入手,以“文化心灵”为路径,将诗学理论、抒情传统、文化大义、历史意象和诗性感悟,融为一炉,走进《诗经》、陶渊明、杜甫、刘禹锡、白居易、苏轼以及陈子龙柳如是等人的诗歌世界,一边散步品赏诗史上的经典风景,一边也不忘深入解答诗学中的重大问题。或许,力图提供一种超越文化研究和文学性研究的“文化诗学”,有助于重建中国诗学与中国文化思想的生动联系,有助于再认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

  

   一、引论

  

   (一)何谓“文化心灵”?

   文化心灵,即在代代相承的文学传统中养成的、具有悠久深厚文化内涵、具有深刻的华夏民族特点的艺术心灵。为什么要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诗歌?这是因为,“心”是中国文化传统第一重要的概念。绘画史上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张璪,见《历代名画记》卷十),音乐史上的“高山流水”(伯牙子期,见《韩诗外传》卷九),哲学史上的“为天地立心”(张载,见《近思录》卷二),“我来看此花时,此花与我心一起明白过来”(王阳明《传习录》下),以及宗教史上的“以心传心”(《五灯会元》卷二)等等,说“心”是中国文化传统世代相承的核心价值,应是无可置疑的。中国诗是中国文化最具有心灵价值的创造,通过中国诗来理解中国文化的心灵世界,通过中国文化的特点来理解中国诗,这是题中应有之义。

   (二)“兴”,是最富于文化心灵意味的诗学概念

   “兴”最重要的文化内涵,即生命与生命相接触。兴的逻辑起点,即“人神沟通”。即巫史时代,人心与来自天神的信息相通。无论是后来的“引譬连类”、“托事于物”,还是“起发己心”、“合乐而歌”,都有一个感发、接通的心理机制,此一心理机制,首先由“人神沟通”奠定,后转化而成“心物相通”,即天地万物气化生成的心理图式,最终转化而为“起发己心”的诗学。不同的生命之间,以及在古人看来代表着生命的词语,为什么具有相感发的力量?我们细思其中的奥秘,其心理动力,即生命与生命相接触。无论是人神生命的接触,还是心与自然物生命的接触,还是人心与人心的生命相接触。最近有人认为“兴”的起源,正是一种挽诗的仪式,是与死去的亲人或友人的魂相沟通的歌唱仪式,这个新说法也加强了“人神相通”的文化内核,所以,生命与生命相接触,也包括精神生命在内。

   “兴”的生命与生命相接触,对于中国诗学的心灵内涵,具有决定性的贡献。因为,生命不止于小生命自身,所以有“比兴”,生命与时代社会等大生命相接触,此即先知先觉的心灵的来源。生命不止于个人,不止于当下,而具有历史的回声,与传统中生命相接触,所以有“兴喻”,此即古今相连的心灵的来源。生命不止于有限,不向下沉沦,所以有“兴会”“兴感”,此即生生不息的心灵的来源。生命又肯定人心与人心的照面,不幽闭自我,所以有“兴寄”,此即心心相印的心灵的来源。

  

   二、桃花诗中所含蕴的文化心灵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首桃花诗来理解。作品也是潜诗学,可以补助理论的不足。于是按其表现的文化心灵内涵,可分成以下五组。

   (一)人世生活的心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周易》:夫妇,人伦之始也。《孟子》: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这首诗有重要文化意蕴。“男女以正,婚姻以时,文王风化之盛”(朱子)。表明这首诗是早期中国文化成熟之际、良俗美序的表现。“送嫁和迎亲的婚姻仪式歌”(张西堂)。是人间的欢天喜地的婚典歌。 “平平常常,细思之,殊觉古初风俗之美”(崔述),个体的人生,是在一个大的背景下才得到真实意义的。从文化看,这首诗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一上来就是结婚,似乎男女交往,恋爱不重要,而直奔结婚的目的。然而这完全符合《诗经》的实际。为什么这样呢?这关系到中西文学一个根本的区别:西方文学是表现的,是顺着人生的欲望表现人生的;而中国文学是文化的,文化即教化,所谓人文化成,不是顺着人生的欲望,而是顺着人心的要求,是要来建构人生。如果不单单从表现的意义上来看,而更从人生的真实问题来看,那么,婚姻生活就比恋爱有更多的困难,更多的麻烦,须要更多的关心和指导,即现代人所谓相爱容易相处难。而恋爱生活是不需要指导的。因而,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结果的地方,其实是一个开始;表面上看起来没有问题的地方,其实是处处有问题的。所谓文学的文化性,即表现在回应人生的真实问题。

   第二,美善合一。夭夭,其少壯也、舒展也。灼灼華之盛也。这是自然生命之美。蕡,實貌。这是道德人品之美。蓁蓁,至盛也,最充实的内在生命之美。这已经过了单纯的青春唯美时节,也经过了单一的道德主位的时节,这是内外合一之美。自然生命的内在化,与道德生命的自然化,一种由内而外、从内部生长出来的美与善融合之美,像一株生机盎然的树一样的美。中国诗的文化心灵,推崇这样一种从道德看过去是情感,从情感看过去是道德,人性之真与正与美的合一。

   第三,兴。从人神相通,到心物合一(生命与生命的感发)。从巫术中挣扎而出。从巫师独占神意,到天意与人心和谐。心物合一的意思是,不是光秃秃的、荒漠化的心,不是孤立的破碎的心。是生命与生命相接触。一方面,不是孤立的专注于感觉世界的美,而是涵有对于人事世界自发的关注,自觉的参与,将人事世界融入其中的美。现代主义诗学或西方唯美主义诗学,认为诗是信息越少越好,这从根本上就不是中国诗;另一方面,人事世界的美,又是活的、洋溢着自然气息的,兴象葱笼、天机流荡的美。我们看这首诗对于一个好女子的歌咏,又是把她说成是一株又舒展又亮丽、又充实又生动的桃花,看见桃花,受自然生命感动兴发,灼灼夭夭,都是原始、质朴、喜气的生命相感。这就是对天地万物有情。一方面是世界的心灵化,流转化也是情意化,另一方面则是心灵的自然化、日常化。

   第四,宜。合适。心灵之间的感受,一整幅的大和谐,一整幅的人心与人心相通。是给人家的感受,也是自己的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及时、生命的季节),人与人的和谐(宜其家人),人与自己的和谐(其叶蓁蓁)。生命与生命相接触(自然、人心、己心)。不是平面化的心。生命意蕴的深层向度的开掘(悦形、悦意、悦神)。

   第五,很明亮。没有罪感。也没有二元化。这是一个特质。你可以说人生的负面不够。但是这是反幽暗意识和黑暗的心。

   (二)先知先觉的心。

   杜甫《题桃树》:小径升堂旧不斜,五株桃树亦从遮。髙秋总馈贫人实,来岁还舒满眼花。帘戸每宜通乳燕,儿童莫信打慈鸦。寡妻羣盗非今日,天下车书正一家。

   车书一家,是时北宼平、蜀乱息、而吐蕃退。诗人回到草堂,身心得到暂时的复苏。

   黄生曰:此诗思深意逺,忧乐无方。寓民胞物与之怀,于吟花看鸟之际。其材力虽不可强而能,其性情固可感而发。

   第一,志在天下、先知先觉。不是封闭的、破碎的心灵。上推天人之理,下有万物之情。仁者爱及万物。“惟君子为能通天地之志”(《易》)。“诗者,天地之心”(《诗纬 含神雾》)“通天地万物为一心,更无中外可言;体天地万物为一本,更无本心可觅”(刘宗周)。“盈天地皆心也”(黄宗羲)。“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张载)。

   第二,中间四句是一个结构:宇宙与人心。高秋来岁,是春去秋来,天地自然之永远的仁意。帘户儿童,则是与人心世道之不舍的善心。尽管,“每宜”是一个命定的善,而“莫信”则是一个祈使(实践)的善(需要干涉儿童的行为,参与善的过程),表明人心世道的善既是信仰,又是人的现世活生生的实践,所谓苦口婆心、所谓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而宇宙与人心,在仁爱上统一,成为一种诗人对此世的大信。所以才会有最后两句:一句说历史的恶,一句说人道正在进行的善。两句是说尽管历史是恶的,可是在这个背景下,人类向美善的努力永远也不放弃。(《說文》烏,孝鳥也。《本草》禽部有二種烏鴉。慈鴉以呉地所産,驗之慈鴉,即反哺者,其頸白,鳴聲啞啞,人亦不惡之。)“忧乐无方”,是说诗人想得很深,内心痛苦而光明幸福。可以称为忧乐圆融的文化心灵。中国文化的心灵,即不是罪感,也不是乐感,而是忧乐圆融。

   陶渊明《桃花源记》: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歩,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略)《桃花源》诗: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寖复湮,来径遂芜废。相命肆农耕,出入行所憇。桑竹垂余?,黍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爼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虽无纪厯志,四时自成岁。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竒踪隠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外地。愿言蹑轻风,髙举寻吾契。

   第一,对秦文化的批判,即对于专制社会的批判。“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天纪即岁月日星辰五纪,即宇宙的根本大序。这里用来比喻秦的大逆不道,违反宇宙人生的根本秩序。“自云先世避秦时乱”。“贤者辟世,其次辟地”(《论语 宪问》)。辟地即找一个地方地方藏起来,而辟世则是创造另一个世界。“淳薄既异源”,即文化的不同源,从源头上就有重大的歧异。桃源人生与秦代专制世界是根本对立的。蒙文通。后来的桃花诗,有不少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陶渊明的诗意。

   第二,自由精神的歌唱。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这是平等,无君的社会。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这是王道荡荡,充满了歌声与游乐的世界。前者是从物质生活压迫中解放出来,后者是从精神生活压迫中解放出来。虽无纪厯志,四时自成岁。这是超越了时间,放弃了人为,进入自然而然的生命节奏的世界。

   陶杜,一个是对历史人生的纵贯的透视,一个是对时代人生的全幅的关怀,十字打开,都是志在天下,都是士的文学精神。这是中国文学中国诗最深度的文化心灵,最重要的抒情传统。对天下有道的向往,对自由精神的追寻,对一个美好的世界念兹在兹的想像与追求,是中国诗人先知先觉的心灵表现。有些现代人,只从自己浅薄的人生出发,说杜甫一生只是哀愁可怜,说陶渊明只会逃避现实,实在是都不能顺着中国文化的脉络来讲,都是不过是在文化心灵的外面来看他们。

   (三)古今相连的心。

   自由精神有不少变体:

   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沓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李白)

   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王维)

   这是神仙化、唯美化的自由精神。消解了其中有历史文化真实人生的严肃内容,化而为准宗教的解脱意味。解放变而为解脱,与唐代道教文化的广泛影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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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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