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中国为什么需要民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96 次 更新时间:2007-06-06 07:3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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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 (进入专栏)  

  

  民主是时下热门话题,这是好事,也本该如此。世界180多个国家中,没有采用民主制度的所剩无几,民主作为一种制度不只在欧洲、美洲、亚洲、大洋洲,而且在非洲也很普遍。既然不管肤色、人种、文化、信仰和传统,差不多各国都采用了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那就说明这种制度的适用性不存在地域、人种或文化差别。所以,中国也必须迈出这一步。

  

  民主制度只是经济增长的要素之一

  

  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民主固然是一种崇高的价值理念,但它显然并不必然意味着经济的高效率和政治的稳定和清廉,事实上,很多国家的实践指向了相反的结果,至今世界上成功的民主国家也只是少数。

  到底如何理解这些现象呢?关于经济增长跟民主的关系,的确有许多误解。当你说“民主是国家长久持续增长、长治久安的保障”,他们就说,“印度不是有民主,但其经济增长不是远落后于中国吗?”或进一步说,“拉美国家早就搞民主,但其经济不是照样落后吗?”这么说的背后总存在一个假设,那就是“民主和法治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或者“民主和法治是经济增长的充分与必要条件”,把经济看成是民主的单变量函数。否则,怎么会只要能举出一个经济失败的民主国家,就能否定民主对长久增长的重要性呢?

  首先,没有人会相信“民主和法治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没有人说“只要有民主,经济就会快速增长,就无忧无虑了”,难以相信把民主和法治制度搬到豪无人烟的沙漠王国上,那沙漠王国的经济就会自然快速增长了。民主和法治自身不创造收入,但它可让同样的勤劳创造更多的收入,让社会事半功倍,让同样多的努力创造出更高的财富,或者是为了同样多的收入只需付出更少的苦力。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靠人们没日没夜地工作、不分周中周末地勤劳而挣出来的,是勤劳战胜制度障碍才有的,来的很辛苦。试想,如果制度成本能大大减少,如果每天为对冲制度障碍而要勤劳的时间能减少几小时,那么,中国人的勤劳所能创造的收入会高多少呢?

  我们可稍微抽象一点来理解经济增长的要素。经济增长是一个多变量函数,决定经济增长、经济产出的至少有以下四个要素,或说四个变量:制度架构(也可称之为制度资本),如产权保护、民主、法治等等;自然资源禀赋,如离海岸河流的远近、石油、各种矿产的储藏情况;劳动力,它的数量、成本、素质等等;土地。这四大要素中间的任何一项越多,该国的经济增长就可以快一些,收入就能多一些,亦即,经济产出函数针对四变量中的任何单项的偏导数都是正的。同时,这四大要素互相之间又有替代性,一个经济体只要一个或几个要素非常突出,即使其它要素差一些,其经济照样可以有很大的发展,人们的收入照样可以高,民主制度、法治制度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而已。

  这里我们能举很多例子,中东国家、俄罗斯等国家都没有太多制度资本,劳动力资源也有限,但靠石油、天然气、矿资源等他们也很富;香港、新加坡、日本、韩国则正好相反,没有什么自然资源,能源、矿资源都靠进口,甚至连土地都极少,可这些并没妨碍他们致富,靠的是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制度资本;美国几乎在所有四个要素中都突出,所以它的经济最厉害。

  中国的情况呢?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第一,有形的制度成本很高。众所周知,去年国家财政收入3.9万亿,占GDP的19.5%,虽然这百分比只比美国联邦财政收入占GDP的16%高出三个百分点,但美国政府财政开支的73%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公共产品,行政开支只占10%,而中国政府开支只有25.5%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教和科研事业,行政开支却占了38%,养着庞的官饭队伍。因此,政府机构庞大,加上从北京到乡一级各层政府的奢侈官方办公大楼、形象工程,浪费全国公民的财富,而不是把这些收入用在老百姓福利上,这些制度成本不低。

  第二是各类行政管制、审批,逼着企业、个体户、大小单位、个人、甚至大学教授,都去跑关系,“跑部钱进”和事事要审批迫使体制内外、大官小官、是官非官每天要花几小时泡饭局,耗费青春,拖延企业发展。

  第三是由于对契约权益、对私人产权保护不可靠,执法机构缺乏公信力,要么使许多创业和交易无法做,要么就交易成本特高,抑制民间创业倾向。

  为了对付这些制度成本和制度障碍,中国人只好每天多勤劳几小时,先为制度成本打工,然后才是为自己的收入工作。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一年的工作时间在全世界属最高之列,平均大约为2200小时。其它国家中,阿根廷一年人均工作1903小时,巴西人工作1841小时,日本人1758小时,美国人1610小时,英国人1489小时,而荷兰人工作得最少,一年才1389小时;但是,跟这些国家比,中国的人均收入却最低。或许拉美人的确不如中国人勤劳,但是,由于他们的制度成本较中国低,虽然每天工作的时间比中国短,他们的人均收入照样比中国高。

  只要中国人比任何其它国家更愿意勤劳、更愿意干苦力活,那当然是有没有民主、法治,中国经济照样能利用经济全球化增长。但,如果我们想生活质量高一些并有更多时间跟家人在一起,那么就必需降低制度成本、减少制度障碍。所以,勤劳决定碗里是否有饭吃,而民主和法治决定生活品质,决定是否能付出更少的勤劳但照样能增加收入。

  

  技术进步使民主发展更加迫切

  

  以往的许多看法是,民主法治或许不错,但那是西方的东西,不适合中国,中国几千没有这些制度不也过来了吗?

  我们应该认清,民主制度的核心是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是每个人的利益的问题,这一点无西方、东方的差别,所以,民主制度虽然首先在西方出现,但它是适合全人类的东西,当然也适合中国。

  从历史角度看,操作层面的民主制度架构是很现代的事,最早可以追回到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今天我们熟悉的不分男女、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实际上是20世纪才有。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民主制度既不是西方古老的传统,也不是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老传统,对全世界都是相对新鲜的事。所以,如果拿较长的历史看,不管是中国,还是其它国家,哪个国家都没有很久的真正民主制度的传统。也就是说,拿中国过去几千年没有民主来说明民主对中国不重要,没有意义。

  当然,关于人权和民主的思想,最早可以追回到古希腊、古罗马,但是,在较大范围内将权力制约机制制度化、通过公民全体投票解决“谁来监管监管者”这一终极难题,还是现代的事情。显然在西方民主发展史上,学者通常将公元1100年英国国王颁布的《自由宪章》看成是开端性的文献,或者把后来1215年颁布的《自由大宪章》称为民主的开端, 但那些文献更多地是国王单方面的许愿,代表一种理想状态,还并没有独立的立法、司法和执法架构,换言之,既使国王自己变脸或根本不顾自定的规矩,英国当时除了革命以外,还真拿他没办法。这就好像中国过去百多年的经历,民主自由理念于19世纪进入中国,但真要将其转变成一种操作层面的均衡状态,没那么容易,晚清、民国时期都试过,可结果就如我们所知。

  自1215年后,英国摸索了近5百年,到1688年才算推出了可操作的、各权力部门相互制衡的宪政民主制度架构。但是,直到1832年前,只有拥有足够财产的英国男人才有投票权。在美国,投票权以足够财产为条件的法律到1858年才结束。德国直到20世纪初,有钱人每人三票,中产者两票,普通人只一票。妇女的投票权就更是20世纪的事情。所以,现代民主制度是非常近期的事情。

  非洲、亚洲等第三世界国家,则多是二战之后才推出民主制度的。相对于几千年的专制体制,不只是在中国,而且在其它国家的民主运作经年还相对较短。

  一个经常被忽略的问题是:为什么民主制度作为一种普遍人类制度只是过去一百多年才有?我觉得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能帮助我们看清楚民主不是一种抽象的价值理念,而是涉及每个人的利益的问题。事实上,这不是偶然巧合,而是制约权力、保护个人利益的需要。

  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传统专制制度所能对民间利益构成的侵犯在近代之前相对有限。就以中国为例,在晚清之前,中国既没有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运输系统,又没有全国性的现代银行体系,中国的第一个现代银行——户部银行成立于1898年。在那种情况下,即使皇帝想要调配全国各地的资源来重点发展一个地区(例如,首都),其运输、调动资源的能力也微乎其微。一方面他没有遍及全国的银行帮他收集民间储蓄,另一方面要把华南、华东的资源调到北京谈何容易。换句话说,除了征税和制定某些商业规则外,在当时缺乏规模交通运输网以及银行体系的情况下,尽管皇帝和其朝廷文武并非民选的官员,但天高皇帝远,他们对社会能造成的破坏相对有限,贪污腐败风险也远远不如现在。今天一个小小的处长、银行支行经理就能来不来挪用、贪污几个亿,甚至几亿美元,这是连原来的皇帝都难办到的。原来的交通运输技术与金融技术落后,无形中帮了老百姓的忙,从效果上制约了专制的破坏力。

  但工业革命之后,情况变了,铁路、轮船、飞机、电话的出现,在方便了人们生活的同时,也大大提升了当权者调动民间利益的能力。与之相伴随的社会财富的货币化、金融票据 化,这一切使得权力者可以进行比过去大许多数量级的掠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对权力进行制约,如果人民没有选择当政者的权利,那老百姓的权利和财产就无法安稳。所以,民主制度在全球范围普及的过程跟工业革命、金融革命同步,或稍微慢一拍,就不奇怪了。是工业革命、金融革命强化了的利益格局,要求有更可靠的限制并制衡国家权力的民主架构。

  显然,今天世界上许多国家选择民主制度,不仅仅是对一种抽象的崇高价值的追求,更是非常现实的需要。大多数国家都意识到,不能把人民的福祉寄托在统治者的善意和保证上,而必须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

  

  民主意味着提高收入的机会

  

  今天中国也的确到了非民主不可的时候。从实际利益看,从明中期到晚清,中国的财政税收基本是国民收入的3%左右,乾隆中期朝廷的财政收入在5000万两银子上下,相当于今天的95亿元;到晚清的朝廷收入是8000至9000万两银子,不到今天的200亿元,跟今天国家一年3.9万亿的财政收入比,当年的朝廷开支还抵不上零头。那时候的朝廷的确糟蹋不了什么东西,充其量几千万两银子。

  可是,虽然现在一年的财政开支4万亿,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还欠缺,行政开支、形象工程占绝大头,花在国民福利上的钱只占小头。为什么是这样呢?归根结底还是缺乏对行政权力、对政府预算的问责机制。在财政预算不透明又没有公开听证的情况下,政府开支当然不会注重人民的福利。全国人大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对行政权力没有任何问责。

   就如秦晖教授所说,政府的权力与责任严重不对称,行政几乎可以随意增加审批权,也可以各种名目加税和收费,不仅没有立法机关监督,出了问题也不见得被问责。权力与责任的不匹配已经在社会中形成太多的不满,只有民主机制才能缓和。

  也有人认为,民主只是中国一部分精英和知识分子的诉求,一般老百姓可能对反腐败和社会公正有更强烈的诉求,而要达到这些目的,可能不一定不需要民主,那么对老百姓来说,民主有什么用?

  腐败盛行,社会不公,地区间、城乡间以及不同群体间收入机会不平等,这些现象越来越严重。之所以如此,一是权力不受民主监督制约,二是通过国有制与行政管制让政府控制的资源权力太多,这两者加在一起形成了最有利于腐败、有利于不平等的温床。既然政府权力不受监督制约,而我们同时又通过国有制让政府直接代替市场进行资源配置,这就等于把全国老百姓的钱和前途都交给不会被问责的当权者去支配,你说,他们会先把这些集中控制起来的资源和发展机会分配给谁呢?当然是给那些有权力、有关系的地区和个人,给他们的亲戚朋友,哪个地区有更多权力,那里就得到更多的固定资产投资。所以就有北京、上海这些第一世界,贵州、广西、安徽、湖南、江西等这些第二世界,而县一级掌握的资源更少,乡镇农民获得的资源最少,所以只能分别是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以2002年为例,北京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最高,为15905元,各省会城市人均9223元,地级市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为5137元,县级最低,人均才590元。这种投资差别当然给各地居民不同的收入机会,2002年北京的人均GDP是28449元,省会城市人均GDP是22565元,到地区级市是13660元,最后到县一级才5674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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