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太光:社会主义是一个新事物——《三里湾》等作品中的农村世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66 次 更新时间:2007-06-03 23: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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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太光  

  

  公社是棵常青藤

  社员都是藤上的瓜

  瓜儿连着藤

  藤儿牵着瓜

  藤儿越肥瓜越甜

  藤儿越壮瓜越大

  

  公社是个红太阳

  社员都是向阳花

  花儿朝阳开

  花朵磨盘大

  不怕风吹和雨打

  我们永远不离开它……

  ——歌曲《社员都是向阳花》

  

  幸福的种子发了芽

  

  在三里湾采风的画家老梁,画了一张三里湾的大幅水彩画,在旗杆院征求大家伙儿的意见,没想到,竟然引发了一段别开生面的对话:

  老梁说:“不要光说好,请提一提意见!”大家都没有意见。玉生说:“老梁同志!现在还没有的东西能不能画?”老梁说:“你说的是三里湾没有呀,还是世界上没有?”玉生说:“比方说:三里湾开了渠,”用手指着画说,“水渠从上滩这地方开过,过了黄沙沟,靠崖根往南开,再分成好多小支渠,浇着下滩的地;把下滩的水车一同集中到上滩这一段渠上来,从这里打起水来,分三道支渠,再分成好多小渠,浇着上滩的地;上下滩都变成水地,庄稼比现在的更旺。能不能画这么一个三里湾呢?”老梁说:“这自然可以!你想得很好!那可以叫‘提高了的三里湾’,或者叫‘明天的三里湾’。” 金生说:“老梁同志!我们现在正要准备宣传扩社和开渠。你要是能在十号以前再画那么一张,对我们的帮助很大!”老梁说:“可以!”金生想了想又说:“还可以再多画一张!将来我们使用了拖拉机,一定又是个样子!

  金生的话似乎醍醐灌顶,一下子激发了大家伙儿的想象力,于是,旗杆院里的人们七嘴八舌、热热闹闹地议论起来:

  有的说:“那自然!有了拖拉机,还能没有几个大卡车?”有的说:“那自然也有了公路!”有的说:“西山上的树林也长大了!”有的说:“房子一定也不是这样了!”张永清说:“我从前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县委说现在不应该宣传那些,你们说来说去,又说到这一路上来了!”金生说:“县委也不是说将来就不会有那些。县委说的是不要把那些说得太容易了,让有些性急的人今天入了社明天就跟你要电灯电话。我们一方面说那些,一方面要告群众说那些东西要经过长期努力才能换得来,大概就不会有毛病了。老梁同志要是能再画那么一张画,我们把三张画贴到一块,来说明我们三里湾以后应走的路子,我想是很有用处的!老梁同志!这第三张画你也能画吗?”老梁说:“能!我还带着几张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画哩!把那些情景布置到三里湾不就可以了吗?”有人问:“三里湾修的新房子,能和别处的一样吗?”没有等老梁回答,就有个人反驳他说:“那不过是表明那么个意思就是了吧!难道画上三个汽车,到那时候就不许有五个吗?画了一块谷子,到那时候就不许种芝麻吗?”……

  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尤其是在那些徜徉于颓废的现代性之中不能自拔的摩登者们看来,三里湾的村民们议论的这些东西,是那样的普通,简直不值一提,因为,他们因深切渴望而努力追求的东西,不过是些芝麻、谷子之类的粮食和拖拉机、汽车之类的生产工具,甚至连县委都不鼓励宣传的东西,也不过是如今司空见惯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囚笼”一样的生活场所和“催魂铃”一样的现代通讯工具而已。然而,在三里湾的村民们眼里,这些东西就不仅不那么稀松平常了,而且简直就有些“先锋”和“另类”了,因为,这就是他们的想象力所能抵达的最远的彼岸,是他们的感知力所能感受到的“黄金世界”——四个现代化——的概貌,是遥远的未来在憧憬中的现在展开……

  表面上看起来,事情就这么简单,可是,如果我们往深远处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乍看起来,他们津津乐道的,不过是芝麻、谷子、拖拉机、汽车之类具体的东西,而实际上,这些具体的东西后面大有文章,或者说,这些具体的东西不过是一种载体和象征:承载着他们长期以来深切渴望的幸福生活,象征着他们所要走的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我们甚至可以放大一点说,这是他们用朴素的思想和话语对即将纷至沓来的“现代时间”的“现代规划”——只要扬弃代代相传了几千年的一家一户单打独斗的小农生产和生活方式,抱成团,齐心协力地走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就可以远远地离开少数人发财而多数人受苦的封建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就可以“鸡毛飞上天”——不仅粉碎、告别始终如鬼魅一样纠缠着自己的贫穷,而且“土里刨金”,合理利用有限的资源,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在“一穷二白”的大地上画出一幅最新最美的图画;就可以建设出一个山肥水美、苗青木秀的“三里湾”;建设出一个拖拉机舞蹈、汽车欢笑的“三里湾”;建设出一个“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三里湾。到那个时候,“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台词就会变成活生生的现实,而不再是一种令人心酸、感动的向往,更不会被指责为社会主义空想,或空想社会主义。

  是的,只要找对了“路子”,幸福的种子就发了芽!

  为了让幸福的种子发芽、开花、结果,勤劳勇敢的“三里湾”人不仅对“时间”进行了整齐的“现代规划”,而且对“空间”也进行了整齐的“现代规划”。前一点,作者是通过画家老梁的水彩画“投石问路”,领着我们找到了答案,而后一点,作者则干脆通过副区长张信对专署何科长的介绍,向我们和盘托出,并引领着我们“参观”了在这规划下,“三里湾”人正有条不紊地开展着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生产活动:

  张信同志一边走着一边向何科长介绍情况说:“这黄沙沟往北叫上滩,往南叫下滩。社里的地大部分在下滩,少部分在山上,上滩也还有几块。社里的劳动力,除了喂驴的、放牛的、磨粉、喂猪的几个人以外,其余共分为四个劳动组。三里湾人好给人起外号,连这些组也有外号:咱们现在要去的这个组是第三组,任务是种园卖菜,组长是金生的父亲王宝全,因为和各组比起来技术最高,所以外号叫‘技术组’,打这里往西,那个安水车的地方叫‘老五园’。在那里割谷的那一组是第二组,组长是副村长张永清,因为他爱讲政治——虽说有时候讲得冒失一点,不过很好讲,好像总不愿意让嘴闲着——外号叫‘政治组’,靠黄沙口那一片柳树林南边那一组捆谷的,连那在靠近他们的另一块地里割谷的妇女们是第一组,因为他们大部分是民兵——民兵的组织性、纪律性强一点,他们愿意在一处保留这一个特点,社里批准他们的要求——外号叫‘武装组’。社里起先本来想让他们分散到各组里,在组织性、纪律性方面起模范作用,后来因为要在那一片几年前被黄沙沟的山洪冲坏了的田地里,起沙搬石头恢复地形,都需要强劳力,才批准了他们的要求。第四组今天在黄沙沟做活,我们现在还看不见,组长叫牛旺子,因为河滩以外山上的地都归他们负责,所以外号叫‘山地组’。”

  通过这短短几百字条理清晰的介绍,我们领教了一个因地制宜、因人而用的生产方案。这样的安排,既充分考虑到不同的自然条件,又充分照顾到人的能力,并加以合理的配置,所以,激发了极大的劳动热情,而我们,也随着副区长张信和专署何科长看到了一幅又一幅欣欣向荣的劳动场景和丰收景象:在侍弄得像花园一样的菜园子里,副区长张信和专署何科长不仅吃到了又熟又脆、既香且甜的瓜,而且还“精打细算”,历数了菜园沉甸甸的收获——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这十八亩菜园竟然收入三千万 ,颇有“一亩园十亩田”的架势!在社里的试验田边,何科长又大开眼界——玉生鼓捣的这二亩地,不仅包罗万象,而且许多地方都暗合科学道理,这样的试验,为增产丰收打下了扎扎实实的好根底;穿过一片穗子长得像棒槌似的玉蜀黍地,他们来到了“政治组”劳动的地方,与菜园里一切井井有条相比,这里又是别一种景象——严肃而活泼!劳动间隙,组长张永清正在向人们介绍自己在省里的国营农场里参观过的“康拜因”收割机收割麦子的场景,说到兴奋处,拿着两把镰刀表演起来,一不小心,把两个谷穗子打掉了,引起社员们的阵阵欢笑,并请张信和何科长给他们“修理修理”这台“机器”。这也真不愧是一个“政治组”,在这里,张信和何科长顺便了解了“常有理”告张永清状的情况,并教育了张永清,果真帮社员们修理好了这台“机器”——不过,不是“康拜因”收割机,而是爱“走火”的“大炮”;在“武装组”那里,我们看到的则是团结、紧张的劳动景象:“十多个人顺着地畛散开,一个个好像练把式,先穿起一捆谷子来,一手握着扁担紧挨那一捆谷子的地方,另一只手握着那个空扁担尖,跟打旗一样把它举到另一捆谷子的地方,把那一个空扁担尖往里一插,然后扛在肩膀上往前用力一顶,就挑起来了。不到五分钟工夫,他们便又连成一行挑往场里去。” 与此同时,耙地的人就开始在空出来的这一溜地上耙起地来——担的担,耙的耙,安排的密不透风。女社员们也在热火朝天的劳动着;在“山地组”,我们随着张信和何科长“站得高,看得远”,看到了一群群的牛羊,看到了一片片的柿子树,看到了一片片的黑枣树……

  然而,请不要被这一派繁荣景象冲昏了头脑,因而忽视了正在侵蚀着我们事业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问题,因为,就像如果我们看不到这条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给我们带来的胜利和它美丽的远景,就容易滋生消极颓废的情绪,变成不思进取的孱头一样,如果我们看不到我们正在遭遇的问题和以后将要面临的困难,就容易滋生急躁冒进的情绪,变成“一根筋”的“莽汉”。而这两者,前者使我们裹足不前,甚至退回到没有出息的“老路”上去;后者则使我们耳朵失聪,眼睛失明,看不见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和陷阱,摔得鼻青脸肿,而这,又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因跌倒而胆怯,因失败而气馁,满肚子牢骚,抱怨自己所走的道路,最后变成新的孱头,回到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老路”上去。所以,表面上看起来这两者截然不同,可实际上,本质和危害却一模一样,是阻挡我们前进的同一条“绊马索”的两个“变体”。

  让人高兴的是,在“三里湾”,尤其是在那些清醒的“大多数”那里,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苗头,而且,“三里湾”的人们对自己的事业以及所面临的问题有着极其清晰的认识,就像小说通过金生那“奇怪的笔记”,以幽默的笔触向我们揭示的那样。

  从旗杆院回到家的玉梅,在拿大哥金生的笔记本哄小侄子大胜玩儿时,从笔记本里掉出了个纸单儿,单上的字大都是写好了又圈了的,只有下边一行十个字没有圈,玉梅一个一个念着:

  “高、大、好、剥、拆、公、畜、欠、配、合。”

  金生媳妇说:“你大哥有时候好管些闲事!公畜欠配合有什么坏处?又不会下个驹!”玉梅说:“我看也许指的是公畜不够配合,母畜就不能多下驹。让我数数咱们社里几个公畜几个母畜:老灰骡是公的,银蹄骡也是公的……”金生媳妇笑着说:“你糊涂了?为什么数骡?”玉梅想了一下也笑着说:“真是糊涂了!骡配合不配合没有什么关系,咱就数驴吧!社长的大黑驴是公的,小三的乌嘴驴是……”

  就在嫂子、小姑两个人热热闹闹地讨论的时候,金生回来了。经过解释,我们在忍俊不禁中明白了这几个字复杂的涵义。

  原来,这是金生对合作社人多、地少、地不好这几个问题的原因,以及社里正在酝酿的解决办法的高度概括的记载:“高、大、好、剥”代表四种户——“高”是土改时得利过高的户,“大”是好几股头的大家庭,“好”是土地质量特别好的户,“剥”是还有点轻微剥削的户。这些户,第一种是翻身户,第二、三、四种也有翻身户、也有老中农,不过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农业生产合作社不热心——多数没有参加,少数参加了的也不积极。地多、地好的户既然参加社的不多,那么按全村人口计算土地和产量的平均数,社里自然要显得人多、地少、地不好了。这些户虽然还不愿意入社,可是大部分都参加在常年的互助组里,有些还是组长、副组长。他们为了怕担落后之名,有些人除自己不愿入社不算,还劝他们组里的组员们也不要入社。为着改变这种情况,村干部们有两个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主张尽量动员各互助组的进步社员入社,让给那四种户捧场的人少一点,才容易叫他们的心里有点活动;四种户中的“大”户,要因为入社问题闹分家,最好是打打气让他们分,不要让落后的拖住进步的不得进步。另一种意见,主张好好领导互助组,每一个组进步到一定的时候,要入社集体入,个别不愿入的退出去再组新组或者单干;要是把积极分子一齐集中到社里,社外的生产便没人领导;至于“大”户因入社有了分家问题,最好是劝他们不分,不要让村里人说合作社把人家的家搅散了。这两种意见完全相反,金生目前也拿不定注意,正考虑着呢。至于“公、畜、欠、配、合”,也完全与“公畜”、“母畜”无关,“公”指的是公积金问题,“畜”指的是新社员的牲口入社问题,“欠”是社里欠外债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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