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伯林与自由民族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10 次 更新时间:2007-05-30 08:5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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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 (进入专栏)  

  虽然社会成员所经历的社会动荡与全球化的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但公众在寻求自我认同与价值归属方面需要一种“简洁性”,而民族主义恰恰提供了这种简洁性。于是,民族历史的创伤记忆,经过改革年代社会转型的特定条件,得以在社会心理层面上的重构,形成当今中国民族主义的特殊形态,可称之为“雪耻型民族主义”。

  创伤记忆只是今天民族主义勃兴的一个源头。现代性的社会变迁需要调动与此平行的另一种民族记忆,那是以“强汉盛唐”的辉煌传说为代表的历史叙事,一种中华帝国的“华夏中心主义”叙事,它唤起了许多中国人对往昔的强盛、骄傲与尊严的深切缅怀,并激发出对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热烈想象。创伤记忆与复兴想象,这两种叙事共同建构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气质形态。“雪耻型民族主义”——以重返远古时代曾经的辉煌来彻底洗刷近代以来的屈辱,这种民族主义话语不只是一种情绪性的集体宣言,同时也正在发展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为日常经验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认知框架。在这种叙事所支持的阐释图景中,所有个人的遭遇只要涉及异族外邦就不再是个孤立的、意外的和偶然的,都与文化、政治、军事与经济的结构性压迫相联系。来自外企上司的傲慢言辞、被拒绝的签证、在海关遭遇的“特别问询”,甚至目睹那些出入高级宾馆的异族男人身边伴随着迷人的中国女人等等最些微的不良感受,都会激发悲愤的民族情绪,可以毫不迟疑地与奥运会申办的落选、与大使馆被炸、与中国公民在国外被警察殴打等等“整合”起来,生成逻辑一致的整体性耻辱感。我们在20世纪初郁达夫的私性小说《沉沦》中已经看到了这种阐释的原型。小说中那位苦闷的青年主人公在日本妓院遭受冷遇之后,发出了强劲的民族呐喊:“中国呀中国!你怎么还不强大起来!”“祖国呀祖国!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借助于民族主义的解释逻辑,个体的不幸遭遇将得以与民族的苦难命运有机地合为一体,由此超越了个人的卑微感,上升为一种悲壮体验。而日常经验与抽象理念互为增援,不断地加固了民族主义宏大叙事的建构,最终为身处社会变迁压力的人们提供了自我认同和价值归属的可能。

  雪耻型民族主义具有不断激进化的可能。骄傲与创伤的双重性反差会产生一种激增性的循环反馈:对雪耻的诉求越强烈,就越容易被外来的冲击所挫伤,而越发深重的屈辱感将会唤起更为迫切的复兴渴望。因此,雪耻型民族主义具有一种持续的内在紧张,宛如一个允诺已久却迟迟未临的狂欢高潮,令人焦虑不安。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处在这种集体性的焦虑之中。即便那些民族主义的极端反对者,或“民族虚无主义者”也是如此。那些诸如“宁愿再被殖民三百年”或者“解散中国”的鼓吹,正是试图以一种自虐性的狂热一劳永逸地解脱这种焦虑。无论是拒绝还是坚持,民族情感都是特定历史的造物,也是我们共同的地平线。如果我们无法摆脱民族主义,真实的问题是我们怎样对待民族主义。

  雪耻型民族主义具有某种反自由的倾向,也是伯林所说的“弯枝”隐喻典型形态:它将“民族的统一与自决的利益提升为最高价值,必要时其他一切考虑必须服从这种利益……”“假如满足我所归属的有机体的需要变得与实现其他群体的目标不可调和,那么,我或者我不可分割地属于其中的社会别无选择,只能强迫那些群体屈服,必要时就诉诸武力。假如我的群体——让我们称它为民族——想自由地实现其真正的本性,就必须清除道路上的障碍”(伯林,2003a:403,409)。在当今中国的雪耻话语中,尤其在网络论坛最为极端的呐喊中,我们的确可以感受到,极端的、盲目的和非理性的复仇主义的潜流——以“来一次东京大屠杀”来雪“南京大屠杀”之耻,以“日本是劣等民族”来回应“支那劣等民族”论,以我对你的仇杀来血洗你对我的蹂躏、以野蛮来应战野蛮、以残暴回敬残暴。而不同意这些论调的人,一概被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剥夺了作为“中国人的资格”,是美国的或者日本的“走狗”。但是,辨识现存民族主义情绪中的极端倾向是容易的,简单地指责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并不困难,但仅止于此却无助于克服和避免其危险。

  在动荡的社会变革时期,如果没有一种有效的对时代变化的解释话语,民族主义很自然地得以借助历史的创伤记忆成为新的意识形态。如果不能发展出有效的自由民族主义论述,狂热的、激进的、攻击性的民族主义将占据主导地位。在中国发展出自由民族主义的论述是困难的,却不是不可能的。如何克服与超越“自由的”价值与“民族的”价值之间的两极对立?对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来说,如果仅仅坚持一些古典自由主义的教条,如果将一切对自身民族的特殊依恋都看作无可救药的狂热偏见,如果相信只有成为“世界主义者”才能摆脱极端民族主义的危险,那么就等于放弃了发展自由民族主义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需要从自身狭隘的偏见中解放出来,怀着对民族情感与自身利益的同情理解,对当代中国与世界格局提供更深刻的、更有说服力的论述,才有可能克服雪耻型民族主义走向极端的潜在危险。中国的民族主义需要注入自由主义的血液,但这不应该是唯理主义的教条,不是普适主义的幻想,而是一种坚持最低基本价值的、同时具有高度智慧的自由改良主义。

  

  参考文献:

  李世涛主编,2002,《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刘擎,2005,《面对多元价值冲突的困境——伯林论题的再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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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赛亚·伯林,2003a,《民族主义:往昔的被忽视与今日的威力》,《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3b,《反启蒙运动》,《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3c,《关于偏见的笔记》,《自由论》(《自由四论》扩充版),胡传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4a,《泰戈尔与民族意识》,《现实感》,潘荣荣、林茂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4b,《康德:一个鲜为人知的民族主义源头》,《现实感》,潘荣荣、林茂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约翰·格雷,2002,《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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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ymlicka, Will 2001, “From Enlightenment Cosmopolitanism to Liberal Nationalism.” in W. Kymlicka, Politics in the Vernacul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cCormick, Neil 1982, “Nation and Nationalism.” in N. MacCormick, Legal Right and Social Democrac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Margalit, Avishai & Joseph Raz 1995,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in The Rights of Minority Cultures, (ed.) by Will Kymlick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rgalit, Avishai 2001,“The Crooked Timber of Nationalism.” in The Legacy of Isaiah Berlin, (eds.) by Mark Lilla, Ronald Dworkin & Robert B. Silvers. New York: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iller, David 1995, On National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2005, “Crooked Timber or Bent Twig? Isaiah Berlin's Nationalism.” Political Studies 53.

  Tamir, Yael 1993, Liberal National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Walzer, Michael 2001, “Liberalism, Nationalism, Reform.” in The Legacy of Isaiah Berlin, (eds.) by Mark Lilla, Ronald Dworkin & Robert B. Silvers. New York: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Wollheim, Richard 2001,“Berlin and Zionism.” in The Legacy of Isaiah Berlin, (eds.) by Mark Lilla, Ronald Dworkin & Robert B. Silvers. New York: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注释】

  1 在中国大陆学者中,有顾昕,徐贲,范亚峰,高全喜,秦晖和许纪霖等都对此做过介绍和论述,但都没有着眼于处理本文所讨论的特定理论问题。

  2 这包括麦肯米克(MacCormick,1982),马格利特和兰兹(Margalit & Raz, 1995),基姆里克(Kymlicka,2001)以及米勒(Miller,1995)等人的作品。

  3 米勒列举的5个定义分别是:“民族主义是民族意识的一种炙热的状况,它可以是,而且有时的确是宽容的与平和的”;“民族主义既不是民族特性现实的意识,也不是以此为荣,而是对民族的独特使命的一种信念,相信民族在本质上高于一切外在于它的目标或品质”;“民族主义,即使在它最温和的版本即民族统一的意识里,也肯定是植根于对人类社会之间的差异,对一种特殊传统、语言、习俗的独特性,以及对长期拥有一片被注入强烈集体感情的特殊土地的深刻感觉”;“民族主义就等于我们对自己说,因为我们是德国人或法国人,所以我们是最优秀的人,我们完全有权做我们要做的事”;“民族主义,即把民族的统一与自决的利益提升为最高价值,必要时其他一切考虑必须服从这种利益……”(Miller,2005:101-102)

  4 参见(Berlin,1991)。这篇文章收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英文版的文集Against the Current: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中,而中文版的《反潮流》根据的是一个不同的版本,没有收入这篇文章。

  5 米勒指出了一点(见Miller,2005:114)。

  6 例如,米勒指出,那种以“雪耻型”的民族主义与“自由的世界主义”(liberal cosmopolitanism)在根本上是冲突的,不可能相互结盟。

  7 参见Walzer,2001。本节中以下段落的论述来自此文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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