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殉道者”林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280 次 更新时间:2007-05-29 00:0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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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 (进入专栏)  

  

  还不只我一人

  指责这种凌人的盛气

  他们是不是

  你的伙伴,你的同志

  “为什么

  不能用

  柔和的调子”

  为什么

  非得搬出

  这么一大堆

  吓得坏人的名词假如上帝需要我成为一个自觉的殉道者,我也会发自衷心地感激施赐于我这样一份光荣。

  ——林昭:《致〈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和五月一日,四十年前的这两个日子,是应该永远刻记在中国现当代历史和每一个中国人心上的:四月二十九日,是我们民族的“圣女”林昭受难的日子;而在五月一日这一天,刽子手来到林昭家中,向她的母亲索取五分钱的子弹费,同时也就将自己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永远地!

  林昭早就说过:“民间本在传说死刑犯受枪弹费由自己出钱,而一颗子弹的价值一毛几分,我就自费购买了也没关系”。可见这样的结局她是有精神准备的:她比我们任何人都懂得这个体制。但她仍然关心“死法”问题。她说:“能把血流在光天化日之下,众人眼目之下亦云不幸之幸矣”,而“林昭的血都是一点点一滴滴洒在无人看见的阴暗角落里的”,要求“光天化日之下”的“死”,“而竟不可得!”(《致〈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以下引文如不专门注出,均引自此文)

  同样是民族的良知的鲁迅(他是给林昭以精神影响的前驱者之一,林昭曾用自己的血将鲁迅的诗句“我以我血荐轩辕”写在监狱的墙壁上),在三十年前(1936年4 月7 日)的“深夜里”,也写过这样的文字:“我每当朋友或学生的死,倘不知时日,不知地点,不知死法,总比知道的更悲哀和不安;由此推想那一边,在暗室中毕命于几个屠夫的手里,也一定比当众而死的更寂寞”。鲁迅同时指出,“‘成功的帝王’是不秘密杀人的”,这是“自信还有力量的证据,所以他有胆放死囚开口”,“大家也明白他的收场”;“到得要失败了”,这才“秘密的杀人”。鲁迅因此而愤言:“我先前读但丁的《神曲》,到《地狱》篇,就惊异于这作者设想的残酷,但到现在,阅历加多,才知道他还是仁厚的了:他还没有想出一个现在已极平常的惨苦到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来”(《写于深夜里》)。——鲁迅写的是国民党的监狱,“暗暗的死”的,大都是反抗的革命者。而现在,“暗暗的死”的命运,却落到了当年的革命者和林昭这样的追随者身上,而今天的监狱正是以“革命”的名义建立起来的。对这样的结局,鲁迅虽有所预料——他就预言过自己可能被胜利了的革命者所杀的命运,但他如活到林昭的时代,身临其境,大概也会觉得更加“残酷”而“惊异”吧。

  但这却是鲁迅所绝对想不到的:还要将这样的“暗暗的死”向死者的母亲明示,并索取“报酬”。因此,林昭的妹妹在日记里所记下的母亲的反应,是真正惊心动魄的:“当我哥哥在‘四一二’事变詈难后,我一直将实情瞒过你外婆,对她说你大舅舅去苏联学习,她有些怀疑,但一直盼望着。他们这些凶手也没有上门来向她要子弹费呀!子弹费,哈,哈,哈,这是最大的讽刺,这个政权竟向我要子弹费,让子弹穿过我亲爱的大女儿的胸膛,上帝惩罚我也未免太过分了,世界难道真的没有天理、人道和律法了吗?”“是谁杀了她?不是敌人杀了她,而是我几十年紧紧追随的理想的化身,是我害了她,我真是后悔莫及呀,我为什么从小灌输给她那么多的正义感,那么多的自由、民主、真理献身的信念?罪魁祸首是我,我害死了自己的亲身女儿------”(彭令范:《日记一页》,文收《走近林昭》,明报出版社,2006年出版)——这是一段不能回避的历史:怀着“自由、民主、真理献身的信念”和“正义感”,“舅舅”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却被国民党政府杀害;“母亲”将舅舅的信念和遗志传给了“女儿”,女儿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但却在革命胜利以后,因为坚持舅舅的,母亲的,也是自己的信念,而被“新政权”以更加残酷的方式所杀害。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这里包含了怎样的历史教训?

  

  (一) 林昭的道路

  

  林昭在狱中回忆自己的人生道路时,首先强调的是“母系的长亲”对自己的影响,称他们为“爱国心热,正义感强,拯民愿切的热血青年”,“慨然献身以为先导”。这当然首先是她的舅舅许金元,大革命时期为中国共产党苏州党组织的负责人,“四一二”事变后,牺牲于南京,尸体被装在麻袋里沉入长江中。她的另一位堂舅许觉民也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文化、出版工作。而林昭的母亲许宪民,在中学读书时就追随其兄参加革命,并获得“红衣女郎”的称号。抗战时期,她又任国民党专员,在苏州从事地下秘密工作,不幸被捕,受尽折磨而坚贞不屈,被誉为“苏州巾帼英雄”。以后,又积极支持共产党地下工作,为其提供电台和收发场所。如回忆者所说,林昭从小在“大舅父的召唤和母亲的感染”下,就对革命和革命政党有着“奇特的亲情”(参看陈伟斯:《应共冤魂语,投书寄灵岩——林昭三十年祭》,文收《走近林昭》)。她后来在中学读书期间,就参与筹组共产党的地下外围组织,并一度参加了苏州地下党中学生支部,因此而被列入国民党的黑名单(《林昭年表》,收《走近林昭》);在1949年以后,立刻参加革命工作,这都不是偶然的。

  林昭的狱中回忆,还谈到她在教会学校景海中学读书时,曾在美国传教士带领下,“受洗进教”,并说到自己“在教会学校形养成了做事喜欢讲究效率,诸事喜欢痛快的习惯”。这也同样构成了林昭的一个重要的成长背景。而有意思的是,对于林昭,“进教”与参加“革命”是并行不悖,而且是十分自然的。在她的理解中,“革命”与“宗教”(基督教)在观念和信仰上存在着根本的相通:都是追求人性的完善——林昭说过,“后人他年研究林昭”时,最应该注意的是她“灵魂深处的那份人性”,这一份人性“正就是造成林昭本身之悲剧的根本原因”——,都是追求爱,特别是同情弱者的博爱,追求思想的自由、独立,人的解放,人与人的平等,并且都具有为追求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在某种意义上,对于少年、青年林昭和她那一代人,“革命”就是他们的“宗教”。

  值得注意的是,后来,林昭考入北京大学,她理解的“北大精神”,也首先是这样的革命传统。在1957年春所写的刊载在《红楼》第三期的《种籽——革命先烈李大钊殉难二十周年祭》一文里,她有过一段深情的阐述,很能说明她的革命观,此文未见于有关林昭的文集中,不妨将其主要部分抄录如下——

  “在图书馆,在资料室,当我从那些纸张已经变黄的报刊中找寻着阅读着李先生的遗作,我感到和解放前开始接触鲁迅杂文时同样的心情。我分明看见了一双目光四射的斗士的眼睛,和一颗沉毅、勇猛的斗士的心。

  尽管是今天,在明朗的阳光下,在宁静的屋子里读它们,还使我的心激动地撞击着胸膛:

  ‘禁止思想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监狱,刑罚,苦痛,贫困,乃至死杀,这些东西都不能钳制思想,束缚思想,禁止思想。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么禁止他,制抑他,绝灭他,摧残他,他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长------。

  ‘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地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身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

  那第一个遵着遥远的火光,走进没有路的地方,直到倒下,还以自己的鲜血为后来者划出一条道路的人,将永远、永远为我们所崇敬。只要这条路存在一日,走在路上的后来者将不会忘记他们的姓名!”

  这里,还要补充一个事实:影响林昭对北大传统的理解和感悟的,还有时为北大校长的马寅初。据回忆者说,林昭读过马寅初先生于1927年所写的《北大之精神》的演讲,并特别欣赏这样一段话——

  “回忆母校自蔡先生执掌校务以来,力图改革,五四运动,打倒卖国贼,作人民思想之先导。此种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国家可灭亡,而此精神当永远不死。既有精神,必有主义,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向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参看马嘶:《林昭的人性光辉》,文收《走近林昭》)

  争取思想的自由和解放的“斗士”和献身者,殉道者:这就是林昭心目中的革命先驱者的形象;为追求真理而牺牲,“虽釜钺加身毫无顾忌”:这就是林昭所理解的北大精神。而且她是自命为“后来者”的,她很快就以自己的行动,加入了这样的“永远”为后人所“崇敬”的先驱者的行列。

  应该永远为今天的北大人所怀想的,还有后来马寅初校长和林昭,都把自己对北大精神的理解,化作了实践:1959年,当遭到有组织、有计划的围攻,马寅初坦然发表声明:“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些批判者投降”。我们今天已无法知道林昭是否看到她的老校长的大义凝然之言,但她自己也在狱中发出铮铮誓言:“不论是处在看来如何优劣悬殊寡不敌众,乃至几同束手的局面之下”,我也绝不放弃斗争!

  因此,尽管以后残酷的现实的教训,使她对自己青少年时期的选择有了许多反省和反思(这是我们在下文所要详尽讨论的),但她从未有过任何的忏悔。她在狱中回顾这段道路时,这样写道:“这个年青人开始追随共产党的时候,‘共产党’三字还只意味着迫害,逮捕,监禁,枪杀等等,而并不意味着什么‘信任’,‘可靠’,‘提拔’乃至如‘五一九’战友当年所指斥的‘米饭与肉汤的香味’!故这丹心一点就是青年的激情而非政客的理性!”而“当时据着全国执政地位的国民党”则是“安抚无术而只镇压有方”,“当初这个青年——这个少年便也是上过城防指挥部黑名单的学生之一”。林昭显然对自己的“丹心一点”,那样的青年的反抗精神和激情,那样的“丹心为国,肝胆相照”,“热血”沸腾的年青时代,是一直心存怀想的。她之所以一再将自己称为“年青的反抗者”,不仅是因为她这时的年龄只有三十多岁,更是表明了对青少年时代的反抗精神和激情的一种坚守。而她在狱中仍不忘“三十七年前”

  舅父牺牲的日子:“死者已矣,后人作家祭,但此一腔血泪”,“我知道您——在国际歌的旋律里,教我的是妈,而教妈的是您!”(《家祭》,1964年4月12日,收《林昭诗集》)林昭对从舅父那里传下的精神传统,是十分珍惜的。

  当然,林昭和革命,特别是和革命的中国现实形态之间的矛盾,冲突,以至最后的决裂,更是不可忽略和否认的。

  如林昭的妹妹所说,林昭“有强烈的正义感,斗争心,炽烈的爱或许过分的恨。这是革命者和英雄人物的个性”,林昭还是“革命极端主义者,没有中间道路,没有妥协,没有调和”,同时又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彭令范:《我的姊姊林昭》,文收《走近林昭》),因此,她和革命是应该有天然的亲和力的。但她又柔弱而多愁善感,泛爱而有洁癖:这都是革命者之大忌,在中国是被称为“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像她那样,一面参加革命工作,写着《走社会主义光明大道》这样的革命文章,一面却在私人通信中写着“今宵归梦何处,故园芳草青青。秋风深巷里,寂寞起三更”这样的诗句(《1952年10月2 日给倪竟雄的信》,收《林昭诗集》),自会有格格不入之处。于是,要遭到批评,“帮助”,乃是必然的;却又激起了更大的烦恼和痛苦,有诗云:“恶名素著,坏事齐归,百身莫赎,百口何辨。谁知清夜流血,衷心更比黄莲苦”(《1952年3 月13 日给倪竟雄的信》,收《林昭诗集》),敏感的她显然把自己的痛苦夸大了。而这样的夸大本身,大概也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吧。

  林昭在狱中回忆中谈到的三大创伤或许是更为严重的:一是“在农村工作时期所受到的恶意报复,无理打击”,二是“在民报工作时期负病未得公费治疗”,三是“肃反当年由于所谓‘人生观消极,恋爱观不正确’这莫名其妙的罪名而被加于莫名其妙的组织处分”。这都是从个人的境遇中接触到革命的阴暗面。因为肃反中的实际感受,而开始对中国革命问题的反思,则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们在研究许多“右派”(例如林希翎、谭天荣、刘奇第等)的经历时都有类似的发现。而对林昭来说,最让她羞愧难言的记忆,却是她在“大义灭亲”的号召下,曾以不实之词检举过母亲,据说她后来在给母亲的信中表示了忏悔,并发誓说:“今后宁可到河里、井里去死,决不再说违心话!”(参看陈伟斯:《应共冤魂语,投书寄灵岩》,收《走近林昭》)这里所说的“大义灭亲”涉及到所谓“革命伦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强制和家庭“划清界限”曾是我们那个时代许多人都经历过的精神苦痛(参看拙作:《“遗忘”背后的历史观和伦理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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