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昕译)
以往对公共知识分子尚未进行系统的研究，故而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当属研究范围的确定。这不仅涉及对“公共知识分子”的界定，而且也有必要对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的不同类型和形式(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两者之间互有重叠，但属于不同的分类方法)进行描述。
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并非哲学家们所称的“自然类”。所谓自然类，是指不依赖于人类观察者的需要和目的而存在着的事物。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涉及到社会生活领域的边界划分，这种划分似乎有可能回应人们核心的关注。
从逻辑而言，边界划分的过程是从“知识分子”开始的，所谓知识分子，一般可以理解为认真严肃且有能力关注智识问题之人。“在每一个社会中，皆存在一小部分人，他们超出了同时代人一般的品质，他们探索着相比日常生活直接而具体的情形更为抽象、在时间和空间上与他们相距遥远的符号，并且渴望与这些符号进行频繁的交流。”[1]“所强调的是‘思想之倾向’，而非别的什么。[知识分子]通常被视为知识渊博之通才，而非专门家，他们特别关注那些完全萌发于毫无利害关系的渊源之思想(尽管这种对思想的参与可能成为其职业的一部分)，故而他们具有––––在不同程度上––––创造性、游戏性、敏感性、追根究底性以及在某种意义上的不切实际性。”[2]
思想（Ideas）和教养（cultivation）不尽相同，因而一位知识分子并不必需是“学贯五车的人”，也不必具有高雅之爱好––––比如，喜好抽象艺术或者艾略特·卡特尔(Elliott Carter)、菲利普·格拉斯(Philip Glass)的音乐，正如辉煌的艺术家也并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一样。因此，“知识分子”的同义词并非有文化的、有教养的、创造性的甚至或者书生气的(bookish)，尽管最后这一项描述与知识分子比较接近；也许，每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皆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当然，也决非所有的书呆子都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含义也绝不等同于“有智力的(intelligent)”。尽管知识分子(不包括那些仅仅只具有智力上虚伪外表之人)在智力上出类拔萃––––通常是远远地超越常人––––然而，不胜枚举的同样富有智力之人却并不属于知识分子。他们也许对于思想毫无兴致。或者，他们在工作之中、在游戏之时所运用的思想，其范围也许如此狭隘，运用得也许如此毫无个性，以至于缺乏界定知识分子思想特征的一般特性（generality）。一位运用深奥的数学理论来阐明宇宙本源的物理学家，属于知识分子；而应用深奥数学来设计计算机逻辑板或者编写软件编码的物理学家，则不是知识分子。
然而，将知识分子的定义，建构于对思想的一般性运用和关注与应用型地使用和关注相区分的基础之上，并不能令人满意；这种区分也并不能导引出人们的万般兴趣。不过，上述区分所暗示的差别，一方面将思想运用到广大社会公众关注的问题上，而另一方面则是把思想运用到物品制造、合成或者提炼等具体工作之中，或者为商业、职业抑或学术目的传播专门化或者专家性的知识，这一点还的确值得玩味。这就是批评家与在其专业领域内工作的学者、工程师、法律人（lawyer）或者其他专家之间的差别。[3]这也正是福柯对“普遍的（universal）”和“专门的（specific）”知识分子之区分。[4]或者，这也正是反思型(reflective)报刊人士––––专栏作家或者“权威评论员(pundit)”––––与学者之间的区别；业余人员与职业人士之间的区别；或者，政治理论家与“政策分析” (policy wonk)之间的区别。揭露丑闻的普通记者、政治运作人员、政治激进主义分子以及改革的倡导者(比如拉尔夫·奈德尔[Ralph Nader])，他们之中的任何人当然都完全可能智力超人。这些群体中的部分成员可能属于知识分子，不过，尚需进一步地精炼：知识分子将一般的思想运用于社会公众关注的问题，其思维过程自上而下，对他所察觉的权力滥用、腐败或者社会不公予以理论思考。他不仅仅是作为一名记者或一位技术人员。因此，有些报刊人士、激进主义者、政策分析人员就属于知识分子，而另一些人则不是。
但是，倘若要把知识分子界定为，将一般性思想运用于社会公众关注的问题之人，仍然显得过于宽泛。这一定义将会包纳艺术史学家，或者包括经培训专门报导艺术史的新闻记者，他们面向普通读者，为杂志撰写有关艺术著作或者艺术展览的评论，当然，他们的评论绝没有任何政治或者意识形态的维度。尽管这些评论从一般的字面意义而言具有“智识性”，但评论人却并非我们通常视为或者集中认为的“知识分子”。[5]当我们的脑海中想起20世纪伟大的知识分子时，比如，约翰·杜威(John Dewey)、伯兰特·罗素(Bertrand Russell)、马克斯·韦伯、亚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爱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乔治·奥威尔，便可以整理出一条共通之线索，那就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曾经直接就政治或者意识形态的问题挥毫泼墨，或者即便就作为文学批评家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也从广义的政治或意识形态之视角(有时是从宗教的维度)撰写过文学方面的著作，例如，威尔逊(或者莱昂乃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F·R·利维斯、或C·S·刘易斯[C.S.Lewis])。[6]有些人，就像奥威尔，以及在一定的程度上威尔逊和刘易斯，他们都曾直接就政治或意识形态问题指点江山，并创作过带有政治或意识形态色调的文学批评。阿兰·布卢姆在他的畅销之作《美国思想的终结》中针对摇滚乐发表高见时，其实他所写的并不是音乐评论，而是一种社会评论，即从这种音乐适合大学生这一引入注目的现象而探寻道德和政治衰落之动向。[7]“知识分子”这一术语，最早在德雷福斯事件中获得了广泛传播，当时左拉、杜克海姆(Durkheim)、巴雷斯 (Barres)、莫拉斯(Maurras)以及其他作家和思想家针对这一骚动性政治事件积极参与公开论辩。[8]
如此狭义地界定“知识分子”，结果将会把两类特别富有价值的知识分子作品排除在本人的分析框架之外。一类是原创的、且有时非常重要的知识分子作品，其写作风格平淡通俗，很少专业术语，普通教育的社会公众恰恰能够阅读。大致来说，约1970年以前的大多数文学批评，1920年以前的大多数哲学著作以及20世纪70年代前的大多数社会科学著作，皆具有上述特征。但是，上述作品中，倘若不具备政治或者意识形态视角，皆在本人的界定之外。
本人排除的第二类知识分子作品，时至今日依然盛行不衰，它就是致力于将技术资料转换成普通教育的非专业人士能够理解的形式，这主要体现在自然科学方面。他们虽为社会公众写作，但仅仅只是诠释科学的科学家，并非本人所运用这一术语层面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尽管他正面向社会公众写作，并且努力采取社会公众能够接近之方式陈词叙述。但是，有一些科学家针对科学的伦理和政治维度，面向社会公众写作，诸如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理查德·莱旺顿(Richard Lewontin)、以及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Wilson)，[9]他们则属于公共知识分子。
第二类作品––––可以称之为诠释科学––––没有什么问题意识。第一类作品可称为学术普及(accessible scholarship)，它正在日渐衰落，衰落的原因类似于学术公共知识分子独立性嬗变的背后所隐藏的缘由––––在本书中我将予以较多关注。联结专业化知识分子与普通教育的社会公众的普适文化之消失，是一项重大的发展，也是一项表明知识分子载有政治和意识形态角色的发展。让我们来看看凯恩斯的名著，《和平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1920年)。这是一本经济学专著，它形成于经济学尚未发展成为专业的技术性学科之时代。尽管凯恩斯当属20世纪登峰造极并且也许是影响最为深远的经济学家，不过，他却并没有获得博士学位。与他的严肃论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5年)相比，《和平的经济后果》采取了普通读者毫无理解障碍的风格写作，它既是一本经济学著作，同样也属于一本政治性论著，或者在一定程度上亦属于报刊作品。而这部作品难道不是值得阅读的一流的经济学著作吗(正如休谟和尼采属于值得阅读的一流哲学家同样)？抑或是公共知识分子作品？或者区分的标界仿然消失，它两者皆是？
这些追问并非全然为闲来无事之问题，因为本人将提出的主张是，公共知识分子就其大多数而言，并不具有远见卓识，亦非影响深远，可是，《和平的经济后果》则具备上述两种情形。它预测到，凡尔塞和约、尤其是关于战败国须向战胜国支付战争费用之要求，将会导致德国以及从一般意义而言的欧洲经济混乱；并且，尽管它并没有促成战胜国对条约的修订，但却有助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国际条约的订立中防止类似错误的发生。不过，要对凯恩斯的著作进行归类却极其困难，这表明，本人一般化的例外绝不可能重现。该著作属于知识分子的活动比我们当今更具流动性的时代。一位当代拥有与凯恩斯同样能力之人，不可能如同凯恩斯在1919年(当时他正从事该书的写作)一样累积政府经验，更不可能与所在时代的政治巨头亲密接触，还不可能拥有凯恩斯如此广博非凡的智识，他所能够做的，只能是作为一位专家、一名技术人员，甚至也不愿意就涉及对外和安全事务的重大问题以非专业听众易理解的语言发表高见。在凯恩斯的时代，英国的精英分子们接受的教育全面精密，这也有助于他们轻松地跨越不同的领域。对于最具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工作而言，尽管处于更难一帆风顺的时间和空间，亨利·基辛格在本人提及的诸多方面一定程度上却堪与凯恩斯相媲美，而就不涉及对外事务的国内问题而言，且不考虑政府经验的话，米尔顿·弗里德曼*亦可与凯恩斯相提并论。然而，这两位公共知识分子没有一位是年轻之人；并且，近年来我们也许不可能看到类似于他们的人物出现。
读者也许会开始觉得对“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术语界定的拖沓冗长。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最普通的理解，它的本质不仅仅是“公共性”(“一位具有公共声音的思想家”)，[10]而且这种理解的一部分还是，知识分子相比学者、顾问、职业人士甚或许多政策分析人士而言，会为更加广大的社会公众写作。这便是之所以并非所有的“知识劳动者(knowledge workers)”皆为知识分子之缘由。约翰·罗尔斯将哲学理念运用于诸多重大的政治问题，可是，他并不面向社会公众写作。[11]尽管他的代表作《正义论》业已销售了近20册，但这是30余年间的销量，而本人心怀狐疑的是，除少数情形以外，购买该书的人多为学术人员、大学图书馆以及大学生，而并不是社会公众。[12] 一位文学评论家，诸如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他不仅就文学写作，而且其写作内容还广泛涉及了法西斯主义、犹太主义和现代大学，[13]故当然属于以知识分子风格写作的知识分子，而不仅仅是文学领域的学者。不过，哈特曼的文风如同罗尔斯一样，属于一种令人畏惧的学术风格，对于一般读者甚至对于普通教育的读者来说皆过于艰涩。无可置疑，许多学术人员都极其乐意与广大的社会公众交流沟通，包括哈特曼在内，但是，当他们在本人的学术领域以外写作之时，绝对不可能或者将不会采取简洁的散文体风格来表达自我。
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他涉及的问题(remit)至少和哈特曼一样无边无际地广阔，或许，他代表了理解困难的外部限制，故而他的作品几乎难以吸引哪怕是极小部分的非学术社会公众翻阅浏览。阿兰·布卢姆的书籍尽管曾经畅销一下，但事实上他亦处在上述边界地带。购买《美国思想的终结》一书的绝大多数人，不太可能实际上看完这本作品，因为该书的绝大部分内容是严格学术性的，甚至有些神秘莫测，当然，与哈特曼的作品相比还是要浅显易懂些。该作品由商业出版社出版，而非学术出版社出版，据本人所知，布卢姆撰写该著作时，在促进更加接近普通读者方面曾经获得了编辑的诸多帮助。毫无疑问，这本书的畅销也得益于索尔·贝娄(Saul Bellow)*为该书撰写的美妙华彩之序言。更早期的例子，是戴维·里斯曼的著作《孤独的人群》，这是一本写得非常漂亮却有些浓厚凝重的社会学巨著，它业已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绝对经典的作品之一。
简而言之，并且也只能进行大致的界定，知识分子就“公共问题（public affairs）”––––即政治问题面向社会公众写作，或者其写作对象至少要比仅仅是学术人员或者专业读者更为广泛，当然所谓的政治问题是从这一词汇最最广阔的含义而言，倘若从意识形态、道德抑或政治(也许它们全都是一回事)的视角来看的话，也包括文化问题。与学者相比，知识分子更多地具有“应用性”、当代性以及“结果定位”，而与技术人员相比，则具有广维性。从这一意义来说，“知识分子”大致与“社会评论家”[14]和“政治知识分子”同义。
如此界定的知识分子就是(is)公共知识分子，“[汉娜]阿伦特可堪称我们当下所指的‘公共知识分子’之完美体现，她把哲学的训练针对所处那个时代重大的政治主题，进行了恰如其分的––––倘若不是经常相互冲突的话––––运用：极权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种族隔离、艾克曼(Eichmann)审判、五角大楼越战报告书泄密案(the Pentagon Papers)，等等。”[15]那么，为什么运用“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术语呢？这一概念最合情合理、最简洁明了的使用，是将拥有智识素质但不作为知识分子公开写作或演讲的人(我们可称之为“私人知识分子[private intellectual]”)，与作为知识分子写作和演讲的知识分子区分开来。本人先前就这一类知识分子例举的所有人物(杜威、左拉、斯坦纳等等)，今天我们皆可称之为公共知识分子，而如今，甚至还有大学提供公共知识分子的课程培训。[16]处于中间的情形是一种准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日常工作是担任政策顾问或公司顾问、政治家、法官、或者其他政府官员，[17]而另一方面，他们又为普通读者写作。身为政治家的公共知识分子，比如，托马斯·杰斐逊、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西奥多·罗斯福、帕特里克·莫伊尼汉、*以及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担任政府官员的公共知识分子，则比如，基辛格、威廉·贝内特(William Bennett)、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莫伊尼汉(尼克松政府时期)、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以及威廉·高尔斯顿(William Galston)。[18]本人的兴趣在于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的表达维度，即公共知识分子通过著作、杂志文章、言论作品(op-ed pieces)、公开信、公开演讲、以及在电台或电视台出场露面等方式，与社会公众就智识主题进行的交流。在思想的运用方面完完全全属于内部性质(intramural)的知识分子，以及对伟大人物或当权者漫无边际的谄媚之人，皆不属本人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
让我来提醒一下读者，我在本章开篇时的话，“公共知识分子”并非自然类。我对公共知识分子的界定并非就是绝对正确，只是就本人之目的而言，属于最佳定义，而并不是对于每一个人来说皆如此。将约翰·罗尔斯视为我们时代引领风骚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的人，我的确无法与之争辩。那是真实的，此种意义亦属完全正确的公共知识分子之定义。只不过它不是本人所指向的公共知识分子，因为就我个人的目的而言，主要涉及对知识分子作品的市场分析，但罗尔斯的写作没有面向一般的读者，这一事实是决定性的。把罗尔斯排除在公共知识分子以外，本人其实也并不完全舒畅痛快，因为罗尔斯在大众媒体中也是频频露面。本书第五章载明了本人抽样调查的媒体记录，他共拥有374次媒体“提及”，居于中等位次(在同一时期，在该章列举的546位公共知识分子名单中，最频繁提及的前第100位公共知识分子的媒体提及次数为1,200次)，并且媒体提及次数超过了一些毫无疑问属于公共知识分子的哲学家，比如，托马斯·奈格尔(Thomas Nagel)、马莎·努斯鲍姆和理查德·罗蒂。(参见表5.1)所有这些真正的含义在于，尽管有些学者也围绕公共知识分子写作的主题创作，但他们并非本人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不过媒体对于他们也有一定的兴趣。
公共知识分子与我们长期共存，即便我们对古代社会忽略不计。马基雅维利、弥尔顿、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以及公共知识分子思想家康德，皆属公共知识分子之典范。康德通过主张道德上唯一可以证明的政治就是基于理性的政治，而将哲学和政治联结起来。[19]那么，如何阐释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术语的最新含义呢？(罗素·雅各比[Russell Jacoby]在1987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最先提出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概念。)[20]莫里斯·狄克斯坦(Morris Dickstein)将它归于这样一种事实，即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许多美国学术人员––––受到欧洲大陆、主要是法国社会理论家的影响，比如，罗兰·巴特(Barthes)、利奥塔(Lyotard)、拉康(Lacan)和德里达––––接受了一种神秘莫测、术语满纸、蒙昧主义的风格。曾经有(若是德里达的话，则应称为如今有)知识分子就公共问题进行写作，但他们不可能或者也不会采取大学以外的社会公众能够理解的方式来写作。若不是为了社会公众，奥威尔在激扬文字时也不会追求宛如玻璃窗一样透明简洁之风格。倘若要否定他们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地位，尤其是罗兰·巴特和德里达，那也太过专横武断了。他们在美国的大众媒体中有过一定频率的出现，尽管出现的次数居于中等位置。[21]文风的朦胧晦涩，实际上正是他们克里斯玛魅力的源头之一。
电子媒体铺天盖地地席卷而来，以及尤其是电台和电视对话节目的泛滥成灾，伴随着对专家就公共问题评论的无尽需求，已经带给了部分知识分子一定程度的公共性，这促使他们几乎成为了社会名流。(基辛格是名人，而帕特里克·莫伊尼汉、乔治·威尔[George Will]、威廉·巴克利[William Buckley]、以及不少其他的公共知识分子同样也是名人。)因此，也许公共知识分子就是名流知识分子(a celebrity intellecual)。然而，本人更偏好的定义，是在“知识分子”前面加上“公共的”这一修饰词，我旨在强调，不论这些知识分子的作品如何具有跨学科的意义以及政治上的影响，倘若不能与超出一小部分专业读者以外更多的社会公众交流沟通，就不属于本人使用这一术语层面上的公共知识分子。
这一术语的广为流传，最可能的解释是对知识分子地位重要性迟来的认可，也是对独立的（independent）和依附的（affiliated）知识分子之间变动着的平衡之迟延默认。在写作严肃知识分子作品的大学存在以前，以及甚至在大学业已成为知识生产的重要中心之后，没有人本来会想到，要努力区分公共(就读者的范围而言)知识分子与非公共知识分子。你之所以不面向学术读者就公共问题而写作，是因为不存在这样的读者，或者这样的读者寥寥可数，当然，亦可归因于知识分子的人数有限，因为许多人鉴于宗教、民族、性别或婚姻地位等原因而无法取得大学职位。无论如何，由于种种可能，你本人并非大学教授，或者甚至连大学毕业生都不是。你创作的作品所面向的，是那些更为普通的、更少专业性的读者，而非学术专业人士，当然，你的读者也许只是一小部分人，他们可能只包括政府官员、其他要人、或者极少数受过相当教育的精英阶层。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休谟、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伏尔泰、伯克、边沁、杰斐逊、佩恩(Paine)、密尔、卡莱尔(Carlyle)、梭罗(Thoreau)、爱默生*––––这一串20世纪以前既非教授、亦非主要面向教授写作的公共知识分子名单，还可以持续不断地娓娓道来。
伴随着现代大学––––促进学术研究、并要求将有限的时间投入到专业领域、旨在优化激励创造性学术人员的学术之机构––––的繁荣，知识分子拥有了职业的路径，这能够促使他们在希望之时可以排除干扰，而只面向其他知识劳动者挥毫泼墨，这一点已显而易见。但是，这也令得他们赢得了时间，有可能就同一主题面向泾渭分明的两类读者写作，一类包括作者学术领域内的研究者和学术人员，而另一类则包括非专业人士、普通教育的社会公众。随着大学教育的日益扩张，这些人亦在不断地壮大。一位学术人员，就其学术声誉和智识天赋可以转换跨越的层面而言，甚至可能就其专业领域以外的主题面向普通教育的社会公众舞文弄墨。
让我们来想想，围绕文学从政治、道德或意识形态视角写作的20世纪主要的文学评论家。他们有些人属于学者，主要为学术读者写作，比如克里昂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诺斯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卡内斯·伯克(Kenneth Burke)、F·R·利维斯、以及R·P·布莱克姆(R. P. Blackmur)。有些人既面向学术读者也面向非学术读者写作，比如C·S·刘易斯、莱昂乃尔·特里林、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弗兰克·柯摩德(Frank Kermode)、罗伯特·阿尔特(Robert Alter)、哈罗德·布卢姆(Harold Bloom)、乔治·斯坦纳。而有些人并非学术人员，比如爱德蒙·威尔逊、爱伦·泰特(Allen Tate)、兰德尔·贾雷尔(Randall Jarrell)、沃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但他们却同时针对学术读者和非学术读者写作。并且，有些人虽算不上学术人员，他们写作也主要针对非学术读者，但是，学术人员却十分乐意阅读他们的作品，例如，T·S·艾略特、W·H·奥登(W. H. Auden)、以及乔治·奥威尔。20世纪的道德和政治哲学领域亦是如此，我们可以看到，严肃的学术作者，诸如伦福特·班布罗(Renford Bambrough)、克里斯汀·考斯佳(Christine Korsgaard)、奥劳拉·奥内尔(Onora O’Neill)、以及德雷克·帕菲特(Derek Parfit)；*交叉型学者，则比如伯兰特·罗素、约翰·杜威、海德格尔、萨特(Sartre)、阿伦特、西德尼·胡克、伊塞亚·伯林(Isaiah Berlin)、理查德·罗蒂、托马斯·奈格尔、彼得·辛格(Peter Singer)、以及马莎·努斯鲍姆；而还有少数非学术人员，比如弗洛伊德、奥利佛·温德尔·小霍姆斯、阿道斯·赫胥黎(参见本书第六章)、以及阿尔伯特·加缪(Camus)。[22]并且，在其他领域亦属如此––––法律、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尽管在某些领域，人们也许不得不回溯至19世纪，找寻对于公共论辩曾经作出过突出贡献的重要非学术人员之典范，比如，经济学领域的边沁和密尔，人类学领域的梅因。
在即将告别20世纪之际，独立的公共知识分子与学术公共知识分子之间的平衡业已打破。非学术公共知识分子的相对数量已经萎缩––––倘若以卓越或者贡献之因素来权衡其量度的话，它是如此急剧地江河日下。在20世纪前半期的知识分子史上，许多非学术公共知识分子渐次展现于人们的视野，例如，奥威尔、凯斯特勒、阿尔伯特·加缪、霍姆斯、布兰代斯(Brandeis)、法兰克福特(Frankfurter)、弗洛伊德、列顿(Lytton)、沃尔特·本杰明、马克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爱德蒙·威尔逊、H·G·威尔士、T·S·艾略特、乔治·萧伯纳、T·E·劳伦斯、托马斯·曼、赫伯特·克罗利(Herbert Croly)、*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德莱特·麦克唐那(Dwright Macdonald)、詹姆斯·鲍德温(他和奥威尔一样，皆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以及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而准学术公共知识分子亦不断地闪现，比如，马克斯·韦伯，他仅仅曾间断地在学术机构工作过，菲利普·拉甫(Philip Rahv)，他是在多年担任自由撰稿人和编辑之后才成为教授的。在19世纪的知识分子史上，非学术公共知识分子甚至更多地涌现于人们的脑海之中：我们只需想一想，边沁、托克维尔、马克思、爱默生、梭罗、狄更斯、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赫伯特·斯宾塞、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哈瑞特·比茨尔·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而且在他们之中还具有学术个性自由张扬的弗利德里克·尼采、以及亨利·亚当斯。本人列举姓名的所有人士，时至今日已近乎全都是专职的学术人员，或者至少(倘若就法官和作家的情形来说)曾经有过多年的专职学术经历。大学的扩张和完善，已与非学术公共知识分子的衰落构成了连锁之互动。
20世纪的下半叶，也出现了众多的非学术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经不懈之努力，赢得了声誉––––在美国人当中，人们可以举出如下例证：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雷纳塔·阿德勒(Renata Adler)、汤姆·沃尔夫(Tom Wolfe)、威廉·贝内特、刘易斯·芒福德、爱恩·兰德(Ayn Rand)、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欧文·豪(Irving Howe)、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戈尔·维达(Gore Vidal)、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詹姆斯·鲍德温、查尔斯·穆雷(Charles Murray)、希尔顿·克雷默(Hilton Kramer)、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23]以及––––也许其中最具影响的当属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24]但这一数目已经赶不上早期了，尤其是当人们考虑受教育人口日益增长、公共知识分子写作和发言的途径广等因素的时候。独立的知识分子已为学术知识分子取而代之。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也许还要更早些，这一趋势已显而易见。[25]
人们已经注意到了知识生活的学术化，并为之倍感惋惜，[26]这样说是多么的公正啊，本书接下来的几章将对此进行分析。至于评估性的问题，让我们暂时搁置在一边吧，这一趋势却是明明白白、绝对没错的，而此处，尚有一些其他的证据。20世纪下半期不胜枚举的卓越超群的学术公共知识分子，比如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内森·格拉泽(Nathan Glazer)、欧文·豪、戴维·里斯曼，他们不具备我们今天聘任学术职位(法律方面除外)的基本要件：他们当中没有人撰写过博士学位论文。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一位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尽管其学术生涯处于他职业的早期，不具备博士学位，却担任哈佛大学艺术和科学系系主任––––而这在今天，几乎是令人无法想像的。今天类似于这样的人，倘若他不成为律师的话，将不得不向博士学位工厂提交精心准备的论文，并以更优秀的学者身份抛头露面，但却可能是更缺乏情趣的知识分子。从韦伯所论及的职业化、官僚化和理性化的层面而言，学术界甚至正在日益地学术化，这已经越来越不适应自由精神了，牛虻(“拥有终身教职的牛虻[tenured gadfly]”，听起来就像是一种矛盾的修饰)、嘲笑者––––即“有些人”，正如爱德华·萨义德指出，“他的位置就在于，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促使正统观念和教条相互之间产生矛盾(而非制造这些冲突)，令其成为政府或者组织不可能轻易指定的人。”[27]公共知识分子是什么，如果这就是的话，那么，现代大学就有可能将其驱逐出知识生活。
然而，萨义德的定义过于狭窄。它默示地意味着，值得提出的唯一抵抗是针对政府和组织。那可谓萨义德本人关于政治的恰当描述，他太左了。但是，教条并非仅仅是对政府和组织的防护。教条包括宗教教义、社会教条(比如，新保守主义)以及不限于政党的政治教条。今天，还有所谓的学术教条，比如，左翼文化人士、奥地利经济学派、以及利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后继者的教条。进而，知识分子通常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事实上，他们之中几乎很少有人秉承了苏格拉底、梭罗、尼采、加缪和奥威尔如此的传统，属于真正傑傲不驯的个人主义者。从对立的立场出发，也不存在任何必需如此的价值；它取决于一个人抵抗的东西究竟是什么。知识分子抵抗之反应，常常会导致他们对于同仁的观点和价值不加思索地断然反对，并且在共产主义时代，这种反对属于灾难性的。[28]
当然，萨义德的论述是针对特定的事项。“与通行的规范作斗争”，[29]也许称不上是对知识分子、甚至对公共知识分子界定的构成部分，不过，它却属公共知识分子的特征，并且也许赋予了他们一种与众不同、尽管决非纯粹的社会价值。“知识分子的角色，并非告诉他人，他们必须做什么。”而是 “一次次地针对被视为不证自明的当然提出质疑，打碎人们的精神习惯、行为模式、以及思维方式，驱散人们熟悉而接受的观念，重新审视规则和制度。”[30]这，就是苏格拉底象征的立场，苏格拉底相对于公共知识分子之群体，恰似耶稣相对于基督教一样：作为创立者、被逐者和殉道者。[31]
人们看到的公共知识分子，在此处可以诠释为“专门促使人们对显而易见的事物陌生化”，“权威平和的扰乱者”，[32]他们促进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而这一点正是密尔在《论自由》一书中主张的个人自我实现和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知识分子是一位“反讽者”，“不相信有什么特别好的词汇之人……尽管她会暂时继续使用目前这一词语，她会培养起对它激进而持久的狐疑，并且不与它所叙述的主张相互置换，以寻求保证抑或化解这些疑问。”[33]
必须把抵抗性(oppositionality)与抵抗(opposition)区分开来。以一种教条反对另一种教条，属于一种抵抗的形式。教条主义的公共知识分子(有时可称之为“有机型”知识分子)从来都比比皆是。而抵抗的立场，正如奥威尔、加缪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之立场，他们立足于社会边缘而指点江山，他们所反对的与他们所支持的相比，显得更加旗帜鲜明。他们的反判性以及自我意识的边缘化，促使他们区别于诸如萨特之类的社会批评家，因为萨特批判的基础乃是建立在教条之中的。[34]在本书第九章对理查德·罗蒂和马莎·努斯鲍姆的比较分析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此种两分法稍微缓和的版本。
相关的一点是，公共知识分子趋向于成为反冲压器(counter-puncher)。无论是抵抗性（oppositional）抑或教条的，公共知识分子都非常可能对于一些当代的事件或情景(比如，克林顿总统弹劾案、大学的“危机”、克隆、性道德的衰落、或者互联网对私隐的威胁)、或者对有关事件或情景的评论作出反应，而并非沿着一条轮廓分明的研究路径继续前进，那是学术的风格。公共知识分子通过参与社会公众关注的一些事件而掌握读者。鉴于读者的注意期短暂，故公共知识分子必须灵活应变、快速转移。并且，由于公共知识分子传播的是观点，而不是新闻，因此，他倾向于提出极端的主张(或者，也许趋向于提出偏激主张之人，更可能认为公共知识分子职业构成一种引人入胜的职业)；否则便难以获得社会公众的注意。
公共知识分子属于社会批评家，而不仅仅是社会观察家。科学的观察或者传统态度影响的一般性观察，可以交给聘用的新闻人员去做，他们不同于自由撰稿的报刊人士，或者也可留待大学、政府或思想库聘用的社会科学家去做。他们是附属于机构的––––依附的––––知识分子，并且人数众多。在社会空间之中，还应该为自由不拘的知识分子留有一席之地––––反判者、异教徒、知识分子空想家(Luftmenschen)。知识分子，“通常被视为外部人、社会的良心以及真正价值和理念的支持者。”[35](因此，耶利米和其他《圣经旧约》中的预言家亦属公共知识分子之远祖。)他们既全力投入，亦淡泊超然。公共知识分子，充其量也是一个艰难的角色，对安于大学教授职位任期保障的知识分子来说，扮演这一角色––––内部人装扮成为外部人––––可真是颇为艰难。
必须承认，任何对同一时代的知识分子予以评价的努力，皆存在着选择偏见之风险。没有任期保障之勇气，并不会匀出为大众刊物撰文写稿的时间，而职业的学术人员也不可能预期获得与登峰造极的已故知识分子同样的名气。文化悲观主义的主要发源之一，是倾向于将过去最卓越超群的知识分子与当今的一般水平相比较，而时光的流逝会淘尽过去时代中平淡之人。此情此景，怀乡色彩和浪漫主义亦构成危险。并且，难以应对的还有证据的问题，这一点也许无法克服。我不想掉进上面那任何一个陷阱之中。因此，在当我说到公共知识分子的衰落时，便得格外谨慎小心。确定无疑的是，20世纪的大学急剧扩张，并且，大学的聘任可以向打算从事公共知识分子职业的任何人提供闲暇、资格和经济保障，未来的公共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人不会去寻求如此职位。在专业化的时代，可替代的主要选择––––新闻出版业––––对于志在千里的公共知识分子而言，并不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职业，甚至不属于一项可行的选择；新闻记者不具有获取专业知识的良好条件。在今天，尽管甚至为数众多的公共知识分子属于新闻记者，比如，威廉·巴克利、安德鲁·萨利文(Andrew Sullivan)、乔治·威尔、克里斯托弗·希京士(Christopher Hitchens)、格里格·易斯特布鲁克(Gregg Easterbrook)、以及里昂·维塞尔梯阿(Leon Wieseltier)，但在非学术公共知识分子的排位中，他们在数量上可能已经落后于先前系学术公共知识分子的人，比如罗伯特·博克、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威廉·克里斯托尔、威廉·贝内特、以及亨利·基辛格。甚至在身为作家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中，比如，索尔·贝娄、E·L·多克特罗(E. L. Doctorow)、约瑟芬·爱泼斯坦、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辛西娅·奥兹克(Cynthia Ozick)、以及戈尔·维达，他们中的许多人皆拥有兼职甚至专职的学术职位。*从可以预见的未来而言，公共知识分子的主导类型似乎将是专职教授或者至少属于名义上的专职教授。
而且，我们必须考虑，“思想库”兴起这一因素的影响––––一般说来，思想库不依附于大学，是一类无教学任务的研究机构(最显著的例外是，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 and Peace]附属于斯坦福大学)，它的定位是应用研究而非基础研究，针对的是公共政策而非科学、技术或者文化问题，当然直接导向政策的科学、技术或文化问题之外。[36]最闻名遐迩的思想库，包括布鲁金研究所、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哈得逊研究所(the Hudson Institute)、发展政策研究所(the Progressive Policy Institute)、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卡托研究所(the Cato Institute)、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以及曼哈顿研究所(the Manhattan Institute)。[37]这些思想库大多属于保守主义，既衬托了许多大学院系中自由主义者占据主导地位，也体现了保守性事业更可能获取企业的捐助。所有的思想库皆在一定范围内从事公共知识分子工作，而在部分思想库中，此类工作还占据主导性地位。然而，大多数思想库成果的定位，一般并不是面向普通教育的社会公众，而是针对立法者、政府官员、议会游说者和政治机构的其他成员。思想库可能吸纳前政府官员(有时可能为待命官员)作为职员，当然它的职员也包括能够轻易在大学求得职位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只是这些博士们不乐意在大学传道解惑，或者不愿意在大学从事陈旧过时的研究课题、或不愿在有关领域运用不时新的研究方法而已––––或者他们打算直截了当地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发挥作用，而非间接地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思想库与公共政策学院之间的界线不甚明确，比如，哈佛大学的肯尼迪学院、普林斯顿大学的伍德罗·威尔逊学院。
无庸置疑，现代美国思想库是公共知识分子工作的重要场所。但是，作为一种准学术机构––––也许只是作为研究所––––它并不是独立的公共知识分子舒适安乐之家园。这不仅仅是定义性的(一位独立的公共知识分子，是一名自由的枪手；而他人之雇员，则当然不是)。由于大多数思想库皆带有独特的政治色彩，成为其中之一的雇员则倾向于贴近某种特别的政治立场，其独立性令人怀疑。并且正如大学一样，思想库雇用专家，鼓励专业化。大多数著名的思想库––––布鲁金研究所以及美国企业研究院––––其职业人员构成和素质，基本上与大学一样，除了没有学生之外，就像大学的公共政策学院接近于招收学员的思想库那样。因此，本人倾向于认为，思想库中的公共知识分子基本上就等同于学术公共知识分子。
归纳起来，公共知识分子以社会公众可接近之方式表达自己，并且其表达聚焦于有关或涉及政治或者意识形态色调的社会公众关注之问题。公共知识分子可以依附于大学，也可以与大学毫不相干。他们可以是全职的学术人员，亦可为兼职学术人员；可以是新闻人员或者出版界人士；可以是作家或者艺术家；可以是政治家或者政府官员；他们可以为思想库工作；他们也可以保持“普通的”工作。通常说来，大多数公共知识分子对于当下的社会争议高谈阔论，或者就社会发展方向或机体健康提供一般性的回应。在回应型模式中，就他们从寻求引导社会前进方向的广义视角而言，或许属于乌托邦主义，由于他们对社会现存状态的不满超过了任何改革建议之努力，故而大多具有批判性。当公共知识分子针对时事指点江山时，他们的评论倾向于有些许武断性、判定性，有时显得温和，但大多表现为尖刻讥讽。他们是喜好论辩之人，倾向于提出极端的主张。学术公共知识分子通常以一种自我意识、有时甚至是被激怒的知识分子优越性之腔调而挥毫泼墨。对于事实，公共知识分子常常有点粗枝大叶，在预测方面又显得有点草率莽撞。
类型、形式和风格
在本书引言之中，我提到了公共知识分子作品存在各种不同的类型。在此，本人将对部分类型(参见表1.1)予以详细说明，并对类型与形式和风格稍作区分。
表1.1 公共知识分子的类型
自我大众化(self-popularizing)
本人领域的政策建议(Own-field policy proposing)
即时评论(Real-time commentary)
预测性评论(Prophetic Commentary)
悲观主义预测(jeremiad)
一般的社会批评(General Social Criticism)
专门的社会批评(Specific Social Criticism)
社会改革(Social reform)
政治色调的文学批评(Politically inflected Literary Criticism)
政治讽刺文学(Political satire)
专家证言(Expert testimony)
“类型”这一术语，暗示着一种表达性的(expressive)活动；人们并不会要求考究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的类型。本书所关注的，是表达性的公共知识分子作品，但对于有关将某人的学术作品转换成受普通教育的社会公众能够理解的形式之类型，本人没有太大的兴致。这种类型可以称为自我大众化。举个例子，阿玛蒂亚·森的著作《作为自由的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这是一本为普通教育社会公众写作的有关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它面向的不是森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的同仁们。基本说来，该书是对森学术著作的概述，他的学术著作对于社会公众而言有些显得高度技术化。[38]更为恰当的例证，是关于现代美国人性习惯的一项调查——国民健康和社会生活调查。该项调查由一批学术人员主持进行，调查结果由学术出版社出版。[39]与此同时，调查组吸收了一位共同作者，《纽约时报》的科学记者吉娜·凯拉塔(Gina Kolata)，并在商业出版社出版了该项研究成果的节选本，题为《美国的性》。
本人之所以略过此类公开表达的作品，而不作更多的评论，是因为与本书评估关系密切的主要问题，除了作品是否在掌握一般读者的适当层面上写作以及此种“转换”是否准确之外，[40]更在于作品的思想是否优秀，那是一个有关学术思想的问题，而不是关于公共知识分子作品中与众不同的特质。从一种饶有兴趣的意义上而言，自我大众化的作者在处于这一身份时，与其说象是一位公众知识分子，还不如说是一位新闻记者或出版人士；性习惯调查组在引进一名记者作为研究成果通俗版本的共同作者时，明确承认了上述事实，这一点颇为可取。森的著作有些不太象著名的经济学家为一般读者写作的另有两本众所周知的作品，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和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它们在类型的层面上可能很容易令人疑惑。这些著作跨度广阔、纵横驰骋，远远超越了作者本身的学术专业领域。他们与一般读者交流的，只有一小部分属于他们的学术研究成果。
接下来的一种类型，基于某人的学术专业领域提出特定的政策建议，也是相对没有什么问题的公共知识分子作品；我称之为本人领域的政策建议。一位学者的学术研究促使他本人认为，公共政策应该以特定的方式变革，因此，他以一般读者能够接近的方式提出政策建议。米尔顿·弗里德曼写作的公共知识分子作品，大多数具有此类特征，包括他所鼓吹的志愿兵役制、累退所得税、公立学校的择校补助金券以及取消大多数的经济管制。(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就是这种类型的公共知识分子作品与下文将讨论的一般的社会批评之结合。)詹姆斯·Q·威尔逊极具影响的政策“碎窗(Broken Windows)”理论，也带有这种特征。[41]在上述两种情形下，学者皆是以社会公众能理解的语词形式，基于其学术训练提出一揽子改革建议。正如自我大众化一样，本人领域的政策建议提出的主要问题，在于建议背后的学术思想是否合理，故而并非分析公共知识分子市场的关键问题。
我业已说道，上述两类公开表达的作品相对而言不存在什么问题。当为一般读者写作，并且因此忽略了许多甚至全部学术出版的门槛时，学者们可能倾向于夸大某些情形；在本书第三章之中，我们将看到一个有关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事例。由于自我大众化和本人领域政策建议两种类型的作品有赖于公共知识分子的学术训练，这些类型作品的质量趋向于随着基础学术领域的发展而不断进步，这一事实也是忽略它们的另一项原因。在评估经济学方面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作品时，这是一个考虑的因素。经济学的范围和精密性一直在不断地延展，因而当下学术型经济学家的公共知识分子作品就可能平均优于早期的作品，当然，过去从凯恩斯到亚当·斯密，也存在着顶尖的公共知识分子经济学家。但是，学术基本领域的发展趋势仅仅主要与前二类公共知识分子的作品相关。学术专业领域的发展，不可能提升学者领域以外的学术评论的质量，或者当他致力于一种与学术活动相距遥远的活动类型时，比如对当下的事件发表评论或者向法院提供专家证言，甚至即便在专业领域内，他也不可能提高作品的质量。物理学是一个不断发展的领域，然而，倘若基于现代物理学家要比爱因斯坦了解更多的物理学知识，故此认为一位现代物理学家在就经济和外交政策方面发表的意见便会胜过爱因斯坦，将会显得愚不可及。
正是在公共知识分子表达活动的其他类型之中，质量问题才显得尤其尖锐，衰微之过程也展现得清晰可鉴。一位学者在公共知识分子作品中超出其专业领域越远，评论的事件越具时事性，或者越不适合运用学术方法论的，以及所评述的事件越具政治性的，那么，夸大、扭曲和不准确的风险便越大。即时评论，指公共知识分子就当下发生的热点论辩发表评论意见，比如克林顿总统弹劾案、波斯湾行动、或者2000年总统选举僵局，可谓一种失败率特别高的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的类型，正如我们将看到的。
然而，对于解释公共复杂性或者神秘性问题的努力，必须注意部分的例外，这些问题虽在学术公共知识分子的学术专业领域内，但由于它们是突然提出来的，并迅速地展开，构成当前论辩的一部分，因此，即便专业的新闻记者理解起来都可能会存在特别的困难。通过2000年总统选举结果中困扰着这个国家的选举法、宪法、司法程序和选票统计的问题，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些有助于我们理解的此类活动––––然而，这些问题却伴随着不可胜数的怀有偏见、固执已见、甚至粗野谩骂的公共知识分子评论，他们破绽百出的预测，莽撞无礼的评论，本书将在第三章予以讨论。通过大众媒体就展现的这一危机进行评论的宪法学教授们，迅速达成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将不会干预的一致性看法。此种一致，部分是因为他们未能预见到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如此不当地强制进行重新计票程序，然而，更不可谅解的是，他们忘记了这种干预的可能性，即《宪法》第二条所载明的条款，规定了各州“以其立法规定的方式”[42]选择总统候选人，这提供了联邦最高法院干预之基础。联邦最高法院可能并不基于政治原因而干预，而是出于关注因选举僵局悬而未决对国家可能造成的损害，因为它可能要拖延至2001年1月国会举行会议计算选票之时，这些专家们对于此种可能性也毫无察觉。甚至在12月4日，最高法院以《宪法》第二条为依据作出第一次司法意见时，[43]大多数学术评论人仍未预期法院将在选举僵局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法学教授阿克希尔·利德·阿玛(Akhil Reed Amar)对这一司法意见的反应最为典型。在12月5日针对联邦最高法院的角色是什么的提问时，阿玛回答道：“基本上而言，很小。联邦最高法院在此阶段只是小规模地轻便出场，而现在我则认为，它宁可风度优雅地转身退出。”[44]一周以后，联邦最高法院裁决终止佛罗里达州的重新计票，从而化解了这一总统选举僵局。
另一种特别值得质疑的公共知识分子表达活动的类型，是预测性评论，诸如经济悲观主义者和生态悲观主义者的预测，当然在这些人群之中，也存在乐观主义者，就像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乔治·贾尔德(George Gilder)、以及阿尔温·托夫勒。文化悲观主义者的预测性评论，我将以悲观主义学派为标题单独进行探讨，这是一类具有特别僵化习惯的公共知识分子类型。与此联系最为密切的，是一般的社会批评，比如理查德·罗蒂的作品，它与《耶利米书》的区别仅仅在于，更少地坚持运用末日审判的引喻。罗蒂，以及在很大程度上马莎·努斯鲍姆，我将在本书第九章中对他们进行讨论，他们亦提出了具体的社会改革建议。此种改革建议超越了公共知识分子本来的学科领域的界限，故而不同于本人领域的政策建议。努斯鲍姆将她有关教育、同性恋权利以及第三世界妇女受压迫的改革建议，与其经典作品和哲学的学术领域联结起来，但由于她的建议超出了她本人的学科专业之外，故而这种联系被大大地削弱。
本书引言中提及的其他类型––––专门的社会批评、政治色调的文学批评、政治讽刺文学以及专家证言––––仅在此最后作进一步的阐释。它说明了类型与形式之间的交叉重叠。对当下正在进行的论辩予以评论，属于即时评论的类型，但它可以采取言论文章、书评、电台或电视台对话、师生辩论会或者整版付费公告等形式。从原则上而言，对于公共问题的同一项评论，可以采取文章的形式，或者在诉讼案件中也可以采取宣誓陈述书的形式。因此，专家证言可以归类为一种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的形式，而非一种类型。然而，法律程序的规则和运用是如此得各具特色，以至于公共知识分子所作的证言本身也构成一种虽微不足道、却魅力独到、令人狐疑的公共知识分子表达类型，我们在本书第九章将会看到。
最后，公共知识分子的论辩还存在不同的风格。比如论辩性风格；本人将在第三章中探讨的“求异”(splitting the difference)或者“求同”(above the fray)之风格；蒙昧主义风格；新闻体风格；公开声明风格；学术性风格––––以及伪学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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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dward Shils,The lntellectuals and tbe powers and Other Essays3 (1972).
[2] Paul Hollander,Political Pilgrims:Travels of Western Intellectuals to the Soviet Union,China,and Cuba 1928-1978 48(1981)。霍兰德(Hollander)上述著作的第二章，可谓有关知识分子极其优秀出色的文献评述，如下著作亦然，参见，Jeremy Jennings and Tony Kemp-Welch, “The Century of the Intellectual:From the Dreyfus Affair to Salman Rushdie,”in Intellectuals in Politics:From the Dreyfus Affair to Salman Rusbdie 1 (Jeremy Jennings and Anthony Kemp-Welch eds.,1997).
[3] 比如参见，Lloyd Kramer,”Habermas,Foucault,and the Legacy of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s,” in Intellectuals and Public Life:Between Radicalism and Reform 29 (Leon Fink, Stephen T.Leonard,and Donald M.Reid eds.,1996).
[4] .Michel Foucault,”Truth and Power,”in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vol.3:Power, pp.111,126-133 (James D.Faubion ed.,2000)。在斯德凡·柯里尼(Stefan Collini )的著作中，“普遍的(universal)”知识分子被定义为“一般的(general)”知识分子，参见，Stefan Collini,”Lament for a Lost Culture:How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e to Mourn the Seriousness of the Nineteenth,”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Jan.19,2001,pp.3,5,an essay on the distinguished nonacademic intellectuals of Victorian England.
[5] 限定词“集中地(centrally)”也许就等同于主要地(vital)。拒绝给阿瑟·但托(Author Danto)––––他是一位从哲学视角撰写艺术批评的哲学家，或者诸如查尔斯·罗森(Charles Rosen)如此学识渊博的音乐和文化批评家––––贴上“知识分子”的标签，的确是一件怪兮兮的事。两位学者皆面向普通教育的社会公众写作，在杂志(分别主要是《国家》[the Nation]和《纽约书评》杂志)上发表文章和出版书籍。然而，两位学者在他们的评论性作品中，皆未在任何重要的层面上添加政治或政治性意识形态之色彩。(未在任何重要的层面上，这一限定对于相信一切话语皆具政治性的任何读者而言，构成一种退步。)
[6] 在当代文化(cultural)批评家之中，那些身处政治边缘、面向非专家读者写作，并因此可纳入本人界定范畴内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人，比如，雅克·巴森(Jacques Barzun)、约瑟芬·爱泼斯坦、希尔顿·克雷默、以及路易斯·梅南(Louis Menand)。他们不同于诸如斯坦利·费什、爱德华·萨义德之类的文学(literary)批评家，尽管后者也就政治问题公开写作，不过，他们当然亦属于公共知识分子。
[7] 参见，Allan Bloom,The Closing of the Amercian Mind:How Higher Education Has Failed Democracy and Improverished the Souls of Today’s Students 68-81(1987).
[8] 参见，Venita Datta,Birth of a National Icon:The Literary Avant-Gard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Intellectual in France (1999)。左拉的公开信《我控诉》“促使文人(the man of letters)对社会偏见进行抵抗……在《我控诉》发表之后，文人在法国以及最终在西方社会的地位不可阻挡地改变了。”参见，David L.Lewis,Prisoners of Honor:The Dreyfus Affair 197 (1973).
[9] 并且，写作的不仅仅是科学：莱旺顿在他的论文中还论辩道，在冷战时期，没有我们的军事力量和相关的政府支出，我们的经济将增长得更为缓慢，或者甚至根本就不会增长。他力图诠释，冷战是美国经济渴望的产品而非苏联侵略之结果，他不是一位经济学家，并且也没有为他这种乔姆斯基式(参见本书第三章)的努力提出理论的或经验主义的论证支持。参见，Lewontin,“The Cold War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cademy,” in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versity:Towar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Postwar Years 1(André Schiffrin ed. 1997).
[10] Colin Gordon, “Introduction,”in Essential Works of Fourcault 1954-1984，参见，前注[4]，第三卷：Power,p.xi.
[11] 本人了解他唯一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出击，便是他为支持医生辅助安乐死的宪法权利，曾经签署过“哲学家意见书(philosophers’ brief)”。
[12] 多年以前，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概略地论述了他的基本思想，而他撰写的一篇文章，在某种程度上比他那部著作要更加接近于非专业的读者。参见，John Rawls, “Justice as Fairness,”67 Philosophical Review 164 (1958)。然而，这篇文章发表于学术期刊，尽管哲学界以外的人业已广泛阅读，但这些读者多为其他领域的学术人员，而并非普通教育的社会大众。
[13] 比如参见，Geoffrey Hartman,A Critic’s Journey:Literary Reflections,1958-1998 (1999)。
[14] 正如迈克尔·华尔泽的著作，参见，Michael Walzer,The Company of Critis:Social Criticism and Political Commitmen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98).
[15] Richard Wolin,“The Illiberal Imagination,”New Republic,Nov.27,2000,pp.27,28.
[16] 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Florida Atlantic University)正在提供“第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教育的互动式培训项目”。该项目可授予“比较研究学(Comparative Studies)”的博士学位，它旨在面向“对普通高等教育和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有兴趣的学生……该项目将探索诸如公共政策、大众媒体、文学、美学、伦理学、性、文化和修辞学等领域互相之间历史的、概念的和实践的关系。”但是，他们存在着自相矛盾。该项目陈述的激励动机是如下之关注，即当“追求高等教育能够提供识别一个人擅长的事物或领域的空间……那么，由于人们发现自身在学术市场中的位置之压力，这一空间已越来越受到限制。这一空间也已经非常拥挤不堪，因为曾经本来要进入公共生活的人们已不再进入：与欠缺思想性的媒体之困扰总是屡见不鲜的公共生活相比，学术界现在似乎已成为更具吸引力的选择。”(上述引用皆来自该项目的网站：http://www.publicintellectuals.fau.edu，2000年7月31日访问。)如果逐渐损害公共知识分子的正是学术专业化，并且我同意，正是在其他博士课程中很难见到希望和光明，才促使学生与学术职业的联系更加紧密，为了找到工作而必须追求专业化。已设立的公共知识分子中心，尽管它新近成立以致于难以评估，但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前程远大，它“在重大的知识分子问题上重新参与社会公众，同时，审视公共知识分子如何、为什么、以及基于何种条件帮助改造社会。”该中心计划主办研讨会、基金研究项目，聘任研究员职位，维持有关公共知识分子活动的数据库。上述引证和描述皆出自该中心网页。参见，http://www.publicintellectuals.org。该中心附属于位于芝加哥的伊利诺斯大学，提供有关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的课程(但不是学位课程)。
[17] 参见，Intellectuals in Politics (Nissan Oren ed.,1884).
[18] 最早担任政府官员的公共知识分子，是西塞罗和塞尼加；他们和苏格拉底一起，构成了古代社会殉道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三重奏。卢修斯·塞尼加被称为尼禄的“思想家和公开的专家”，参见Miriam T.Griffin,Seneca:A Philosopher in Politics 128 (1976)，而西塞罗不仅曾担任罗马共和国的执政官，而且在朱利乌斯·凯撒被刺杀后，他在反对马克·安东尼(Mark Antony)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在那一刻出现了灾难的政治性判断，包括严重低估了历史上最难以对付的九十岁的奥克塔维厄斯(后称为奥古斯都) ·凯撒。参见，Ronald Syme,The Roman Revolution 136-147 (1939)。西塞罗被安东尼下令处死。而塞尼加则依尼禄之命自绝身亡。
[19] 参见，Kant:Political Writings (Hans Reiss ed.,2d ed,1991).
[20] “本人关注的，是面对一般读者和普通教育的听众发表言论的公共知识分子、作家和思想家。”参见，Russell Jacoby,The Last Intellectuals:American Culture in the Age of Academe 5 (1987).
[21] 亦见，本书第五章表5.1。
[22] 意味深长的是，他们被称为“未在学术界浮浅虚夸和自我意识之风冲击下堕落的哲学家。”参见，John Corttingham,Review [of a recent translation of The Myth of Sisyphus],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Aug.25,2000,p.13。“[加缪]最不喜欢巴黎知识分子的一点是，他们自负地确信，他们对任何事情皆要发言，而对任何事情的评论皆可以缩减为他们爱说的那种话。他还对第一手知识与知识分子意见大胆表达之间的富有特色的逆反关系，进行了评论。”参见，Tony Judt,The Burden of Responsibolity:Blum,Camus,Aron,and the Frencb Twentieth Century 121 (1998).
[23] 克里斯托尔担任学术职位有一些年头，但他从未进行过学术性写作。顺便指出，本人所举例证皆限于美国。20世纪下半期最著名的非学术公共知识分子几乎都是外国人，比如哈维尔、索尔仁尼琴(Solzhenitsyn)，这一点并不是偶然的；与美国的知识分子相比，他们生活在一个更具有挑战性的环境之中。
[24] 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一书于1963年首次出版，就其影响而言，该书堪与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现代妇女运动的共产主义宣言》(The Scecond Sex,the Communist Manifesto of the modern women’s movement)相比。我在此谈论的是影响，而非著作的质量。参见，Alan Wofe,“The Mystique of Betty Friedan:She Helped to Change Not Only the Thinking but the Loves of Many Amercian Women,but Recent Books Throw into Question the Intellectual and Personal Sources of Her work,”Atlantic Monthly,Sept.1999,p.98。就二战后最有影响的其他美国非学术公共知识分子而言，我举的例子是爱恩·兰德、威廉·F·巴克利、以及蕾切尔·卡逊。
[25] 参见，Lewis A.Coser,Men of Ideas:A Socioligist’s View,ch.20 (1965)；亦见，Steven Biel,Independent Intellectuals in the United States,1910-1945,ch. (1992).
[26] 比如参见，Thomas Bender,New York Intellect:A History of Intellectual Life in New York City,,from1750 to the Beninings of Our Own Time 343 (1987)；Jacoby，前注[20]；Jacoby,The End of Utopia:Politics and Culture in an Age of Apathy (1999);Josef Joffe, “The decline of the Public Intellectual and the Rise of the Pundit,”in The Public Intellectual:Theory and Practice (Arthur M. Melzer,Jerry Weinberger,and M.Richard zinman eds., forthcoming)。约瑟芬·爱泼斯坦主张，现代“公共知识分子”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之堕落。参见，Joseph Epstein, Commentary,May 2000,p.46。请对照，Bruce Robbin,“Introduction:The Grounding of Intellectuals,”in Intellectuals:Aestbetics,Politics,Academics ⅸ(Bruce Robbins ed.,1990)，尽管注意到学术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但他论辩道，左翼知识分子学术上的依附，以及这些知识分子边缘化所造成的损失，并没有从根本上削弱其影响社会之能力。他在其著作《世俗的职业：知识分子、职业、文化》(Seurlar Vocations:Intellectuals,Professionalism,Culture [1993])之中，更加强调地重复了这一论断，本书将在第四章对此进行简要讨论。关于中间派的观点，参见，Ron Eyerman,Between Culture and Politics:Intellectuals in Modern Society,ch.7 (1994).
[27] Edward W.Said,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The 1993 Reith Lectures 11 (1994).
[28] 有关这一问题杰出的讨论，参见，Michael Novak,Unmeltable Ethnics:Politics and Culture in American Life,pt.2 (2d ed.19965).
[29] Said，前注[27]，页36。
[30] Michel Foucault,“The Concern for Truth,”in Foucault,Politics Philosophy Culture: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7-1984 255,265 (Lawrence D.Kritzman ed.,1988).
[31] 苏格拉底众所周知的其貌不扬(ugliness)，对应着十字架上基督徒的肉体堕落，关于这一点，参见，Paul Zanker,The Mask of Socrates:The Image of the Intellectual in Antiquity 32-39 (1995).
[32] 两处引证皆出自，Anthony G.Amsterdam and Jerome Bruner,Minding the Law 237 (2000).
[33] James Conant,“Freedom,Cruelty,and Truth:Rorth versus Orwell,”in Rorty and His Critics 268,277(Robert B.Brandom ed.,2000)。该文概括了罗蒂的观点。
[34] 在学术公共知识分子中，摆出一幅边缘化的姿态(pose)也是不足为奇的，萨义德举了一个恰如其分的例子，哥伦比亚大学一位终身教授基于他具有巴勒斯坦阿拉伯血统，而声称他处于外部人(outsider)之地位。这一姿态当然并不能使人心悦诚服。萨义德的言论或者其外部表现并没有标志着他为外国人，并且无论如何，美国人一般并不视外国人为外部人，正如我们可以见证亨利·基辛格所从事的职业，而另一位德国移民纪哈德·卡斯珀(Gerhard Casper)，则最近刚从斯坦福大学校长的位置上退休。
[35] Hollander，前注[2]，页48。
[36] 有意义讨论，参见，David M.Ricci,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The New Washington and the Rise of Think Tanks (1993),esp.pp.219-225；亦见，Think Tanks across Nations:A Comparative Approach (Diane Stone,Andrew Denham,and Mark Garnett eds.,1998)。
[37] 至于有帮助的思想库名单，参见，Donald E.Abelson, “Think Tanls in the United States,”in Think Tanks across Nations，前注[36]，页107、116(表5.1)。
[38] 面向非专业读者的经济学著作，在经济学中(尽可能地)避免一切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而不象是森的充满强烈规范性的著作，这些著作根本就不在本人界定的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的范围之内。
[39] Edward O.Laumann et al.,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Sexuality:Sexual Pract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94).
[40] 当与学术研究成果同时出版时，正如刚刚我们所探讨的情形，这些根本不可能存在问题。
[41] James Q.Wilsin and George L.Kelling,“Broken Windows:The Police and Neighborhood safety,”Atlantic Monthly,March 1982,p.29.
[42] U.S. Const.art.Ⅱ,§ 1,cl. 2.
[43] Bush v. Palm Beach County Canvassing Board,531 U.S. 70(2000)(per curiam).
[44] National Public Radio,Morning Edition,Dec.5,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