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光:改革要让最大多数人利益共享

——桁林与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教授对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54 次 更新时间:2007-05-23 00:4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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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光 (进入专栏)  

  

   时间:2007年4月3日、 2007年4月6日

   地点:社科院刘国光办公室

  

   缘由

  

   【桁林】本次活动是由院团委组织的,指派我来访谈并整理您的材料,通过一问一答的对话方式,介绍有关您的成长经历、学术成就、治学经验等方面内容,既展现社科院专家学者的风采,也为后生提供丰富多彩的人生经验。在如何做学问、如何选择人生道路,值得晚辈借鉴的地方很多。尤其是以学习为乐、不以学习为苦,我们从中很受教益。

   这项活动自然有它的社会意义,我希望能把此项工作做好,尽可能地让年轻人从您的人生经验中得到启示。现在我初步拟了一个提纲,想和您商量一下。此项任务下达的时间很紧,但我仍希望能在轻松愉快的谈话气氛中完成,在不增添您精神负担的情况下努力做好此项工作。

   【刘老】你们自己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不要因为我而耽误你们的事情。我不是英雄人物,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这些年做了一些事情,都是应该做的,可写可不写。我现在年纪大了,该休息休息了。

  

   少遇世变

  

   【桁林】我们是写给那些平凡的人看的,你的那些看似平凡的经历,对于那些在求学道路上苦苦寻觅的莘莘学子来说,更有咀嚼回味的价值,我们非常希望得到您的宝贵经验。

   【刘老】那好吧,你看你有些什么问题。

   【桁林】您少年入川的经历,我们一直很好奇。对一些细节叙述,出入比较大, 我们也想借此机会澄清一些事实,留下宝贵的资料。

   记得1999年7月我陪您老去成都、重庆,回到阔别已久的母校。那个学校在合川县(今合川市)濮岩寺内。寺院有些年代了,环境很幽静,古木攀岩,是个读书的好地方。您是怎么入的四川?

   【刘老】1937年, 日本借宛平之事发难, 大举入侵中国。我时年14岁,正在南京江宁中学上初三。11月日本军从上海打到南京,消息传来,人心惶恐,人们争相逃离。形势是非常严峻的, 父亲匆忙来学校接我回家,让我和堂姐跟着母亲逃难。于是我们三人乘洋轮,沿江而上, 至汉口转乘小船最后到达长沙,投奔湖南大学任教的姨父和干爹处。 父亲是外国公司的职员,不能马上走,只能随公司而动。那时的国民政府是一路西迁,很快地,汉口也保不住了,又迁往四川。一年后,广州失守,大半个中国沦陷。举国西迁,狼狈不堪,是国家的不幸,更是人民的灾难。

  

   四处辗转

  

   【刘老】12月底,父亲因公事终于来到了汉口。我们母子俩得到这个口信,又从长沙返回汉口,一家人团聚。这个时候,国民政府正往西迁,四川俨然成了大后方。人口和大批辎重物资都往四川方向疏散,很多人都选择重庆,汉口已经不是久留之地了。父母把我托给了姨妈(是后继的姨妈),继续沿江而上,去姨父的老家重庆。这样,我就跟着姨妈在1938年初到了重庆。我在汉口与父母告别,从此再也没有见母亲一面。没有想到这是最后一面。以后就开始了独立的生活。父母则于1938年4月经由京汉铁路到广州、香港,最后回到上海南京。后来战局相对稳定,日本人已经控制了华东,上海则成了孤岛。

  

   少年入川

  

   【桁林】俗话说少不入川。您不但入了,还在那里奠定了坚实的学业基础,最后从大山里走出,从此以后意气奋发,一路坦荡,实现了您的学者人生的梦想,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呢?

   【刘老】母亲有一个朋友在重庆,我先是住到他们家,后来入学就住校了。

   国民政府的教育部在逃亡的沿路上设有沦陷区流亡学生登记处,专门收留沦陷区来的学生。在汉口、宜昌、重庆等地先后都设有这样的机构,将一些失学、失散的学生登记在册。很多流亡学生知道后都前去登记了。我是到了重庆之后才去登记的,全国各地来的学生都有。我在重庆碰到了很多熟同学,我们都在重庆会师。 这么多学生,不教育不行,后来就组织我们这些学生入校教育。

   我由于登记得比较晚,到了四、五月间才到江北县四川中学报到,后来四川中学改为国立二中。那时重庆经常受敌机的轰炸。我们在江北县文星场补了两三个月初中的课程,高中就迁到合川县去了。从1938年中一直到1941年7月,我在合川前后共三年时间。1941年高中毕业后,我考到西南联大,去昆明上学去了。

   我的母亲去世时才四十几岁,年纪很轻,那时我只有二十二、三的样子,已经在昆明上大学了。家里一直瞒着我,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父亲才来信告诉我。

   我们那时上学靠助学贷款,最后也没有还。许多学生有其他的接济,我的堂兄也在重庆,靠他接济我一点,后来靠当家教、当中学老师,有一点收入,那时的生活很苦。

  

   大学回忆

  

   【桁林】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在那种艰苦的条件下,培养了很多人才,是很值得大书特书的现象。

   【刘老】西南联大是1938年开始的,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合成,1939年由湖南迁到了昆明。国内第一个翻译凯恩斯《货币通论》的徐毓枬是很好的老师,教我们高级经济学,陈岱孙是西南联大的系主任,教我们《经济学概论》和《财政学》,清华复校以后是清华的经济系主任。

   西南联大到1946年算是正式结束,我正赶上最后一年毕业。于是,我们搭乘西南联大的复员车回家。 八年没有回家乡,学业又刚完成,自然是回家心切。当时正值战争刚刚结束,社会很不安定。从昆明到湖南,一路上是崇山峻岭,一卡车、一卡车的学生从后方往东运,途中很不安全。我们在卡车上打出巨幅标语,上书“流亡学生还乡、江湖好汉留情”,所幸一路没有出什么意外。走了一个多星期,终于到达长沙。再从长沙坐火车到武汉。在武汉,我们搭乘国际救济总署的难民船,在船上做服务员,最后回到南京,回家了。

   八年、回家,回想起来真不简单。

  

   师生情谊

  

   【刘老】大学毕业后,我本想去清华当助教,但名额有限没去成。我的老师徐毓枬建议我先考研究生。我五、六月回到南京,七、八月就到上海考清华研究生了。徐毓枬是上海人,当时还留在上海,我去找他,以后就做了他的研究生。就这样,我来到北平(那时的北京叫北平)。当时内战形势空前紧张,我们只有沿海路到达北平。这时的北平、天津都是一座座孤城,周围都是解放区,犬牙交错。我在北平只做了两个月的研究生,徐毓枬指导我念书。后来我就到天津南开大学去当助教了。什么原因呢?

   南开的教务长陈序经有一次来北京,他也是西南联大的老师,主动要人,他说战后南开缺教员,需要人,问我愿不愿去。这正是我所求的职业。于是,我找徐毓枬商量,征求他的意见。他说,你去吧,在这里做研究生也是看书,而只能解决你的吃饭问题,你到那里也可以看书,还有工资。他同意我去。就这样,我于同年12月到南开经济系做助教,一直到1948年。当助教,虽然钱少,但比穷学生要好些。

   【桁林】您是怎么离开南开、又到了南京中央研究院的呢?

   【刘老】从南开到中央研究院是陈岱老介绍的,陈岱老写了推荐信。我因为家庭的原因,调回了南京,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任助理员。后来新中国成立,选拔去苏联留学,也是陈岱老、南汉宸面试的。 陈岱老前面说了,是西南联大经济系的主任,后来清华大学复校以后,又是清华的经济系主任。 南汉宸时任第一任人民银行行长。

  

   新中国第一批留苏生

  

   【桁林】您赶上了新中国选派第一批留苏学生,您对那段经历有什么印象?听说您学习非常用功。

   【刘老】当时,中国要派一批同志出国留学到苏联。中国科学院通知我,到北京来考试,考试地点设在北大。经过了考试和政治审查、制装后,于1951年10月到了莫斯科。第一批就派出了一百多个人,各种专业都有。钱信中是卫生部部长,他带队,也去做留学生。中国科学院派了四位同志,有学数学、物理的,学经济的就我一人。我是新中国派到苏联学习经济学的第一个人。当然, 冯玉祥的女婿罗元铮早在1948年就在列宁格勒学习经济学,他应该算是第一个。但他不是我们国家正式派出去的,是因冯玉祥黑海失事而留下来的。我算是我们政府第一次派出去的。以后就多了,第二批、第三批等,后面还有多个。

   我在莫斯科经济学院当研究生,先是补习俄文、补经济学的课,看指定的书,看研究报告,很少上课,主要是自学,写研究论文,参加计划经济教研室的活动。研究工作主要是在列宁图书馆,离我们住处相距几站地,每天一清早啃几片包,就到图书馆一天。整天都在图书馆里头,那里写东西也很方便,那几年都是这么过去的。也参加学校的活动、中国留学生的活动,其他时间都在搞研究。基本上都在莫斯科,偶尔到列宁格勒去一下,还有就是夏天到休养院、疗养院。大规模旅行只有一次,即1954年夏天由苏联共青团组织的中国留学生到伏尔加河考察,有半个月时间,沿着伏尔加河一直到达斯大林格勒和里海的港口。

  

   创作的第一次井喷现象

  

   【桁林】您回国后到六十年代初写出了许多很有份量的论文,受到同行瞩目。这主要是在苏联学习积累的发挥,还是跟着孙冶方搞调研的结果?

   【刘老】都有关系。我当然受到苏联所学知识的影响,那段时间着重研究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但它又不是空的理论,而是以中国为背景,针对“大跃进”过激、比例失调等时弊,从正面来总结,实际上是针对时弊。但是,表现形式完全是理论化的,不涉及具体。当时也不好讲现实,而是用理论形式表现出来,如速度因素、速度和比例关系,固定资产投资和折旧关系,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积累和消费的关系,这些都是现实生活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为什么要研究简单再生产?本来简单再生产不需要研究,但那个时候拼设备,连简单再生产都不能维持。

从学术氛围来讲,也有这样的条件。我回国之后大概有三年时间主要协助苏联专家毕尔曼,调查我国工业流动资金、货币流通等方面问题。1958年初,孙冶方来经济所,他鼓励我们搞研究。一方面他是很欣赏我,另一方面,我也很配合他。他刚从统计局调到经济所来,当时统计局请了一个苏联统计专家索波里来中国讲学,讲的正好是我所学的国民经济平衡。孙冶方就要我作为这个系列讲座的翻译和讲材整理机构组的负责人。索波里不单是讲平衡表,而且讲理论,讲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涉及到了整个再生产的规律,这些内容正好是我熟悉的。结果,孙冶方很有兴趣,我也很有兴趣,相互之间是很默契的。我正好是研究这个领域,恐怕是最契合的人。1958年下半年,我们成立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研究组,杨坚白是组长,我和董辅礽是副组长。国家统计局也建立了相应的平衡处。我们一起到河南调查粮食实际产量、消费和投资失衡状况,当时认为是消费转化为积累出了问题,题目就是孙冶方出的,他提出了许多现实问题。1961年,平衡组还在杨坚白的带领下赴辽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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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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