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明:中国千年文学的守灵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39 次 更新时间:2007-05-21 01:3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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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晓明 (进入专栏)  

  

   一

  

   十多年前,我读徐复观《中国文学论集》《中国文学论集续编》,撰写书评《思想史家的文学研究》(《贵州社会科学》1987年第五期),我心中的问题意识,是学术界对中国文学思想的主流评价,究竟是否陷于意识形态的窠臼而不自觉。那时大陆学界对于中国传统文学思想,几乎是一边倒的批判态度;尤其是对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除了老生常谈而又意识形态化的“爱国”“人民性”大话之外,几乎无一正面评价。我们知道八十年代的意识形态几为反传统思潮所笼罩,所以一损俱损,是听不到为中国文学说公道话的声音的。而徐氏的这两本中国文学论著,则不仅完全没有“以鲁莽愚昧的态度,去对待自己的文化”,而且理直气壮,文风老健,对我来说,犹如聆大海潮音,新鲜而气息浑厚沉雄。所以我在写这两本书的书评时,就着意挖掘了徐复观对于中国文学思想中儒家传统的正面积极意义,特为加以表彰,以提示学界理解中国传统文学思想之时,另一种可能的阐释向度。而自九十年代以来,如所周知,学术界的风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有两个值得一说的趋向,一是由空泛、抽象的议论,变而为具体地讨论问题,多用事实、材料说话,重新回归了实事求是的的学风。另一是本土意识的觉醒,即由原先较多依附于外来的理论和思想,变而为更加重视中国传统内在的声音。简言之,这两种趋向使我们少了意识形态的框框,也更看清了中国本来文学的真相。譬如,对于儒家文学思想、人文传统在中国历代文学中的正面影响,渐由主观武断实用主义的批判导向,转而为渐渐注重客观冷静的研究眼光。因此,我十多年前那篇书评(虽然似乎仍是目前大陆仅有的书评),至今读来,已尽其能事,或只略存八十年代学术思想史上的文献价值而已。

   一部真正的经典作品,其价值意义,乃是光景常新,而绝不只领风骚于一时。虽然,比较起徐复观的其他方面著作,这两部文学论集几乎可以用《文心雕龙·知音》中“酱瓿之议,岂多叹哉”一语来加以形容。且不说大陆,就台湾而言,尚有几家大学中文系,有识者将二书列入某某课程的必读书目,──除此之外,几乎不见有专门的书评回应。1然而,这部书所凝聚的作者的人格、精力,所照见的中国文学世界之大处、深处,以及思想家、史家看文学时,所特具的一份新鲜动人的力量,与徐氏的其他著作比起来,都是不遑多让的。更重要的是,自八十年代而九十年代、而新世纪初,我们观照中国文学的当代语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反中国文化的问题,面临全球化冲击之后,已渐渐由如何加强中国文化主体性,以及中西人文传统如何共同面对科技挑战、物质主义挑战,这一更迫切的时代问题所替代;徐复观当年坚守中国文化思想传统的意义,在今天也更体现而为如何坚持、坚持什么,以及如何重建人文传统的崇高性的新问题。而徐复观这两部著作的可贵,恰恰在于他所提炼的问题,依然是那样真实切合我们的问题、回应时代的焦虑。这当中,有些是他解决得较为成功的,可以提供一种范式的意义;有些是他留下了进一步解决的思想线索,可以循此而前进;有些则是他未必解决,反而引发新的问题意识。下面,就是我重新读这两部书,在当今的文化背景中的所思所想,略作徐复观这两部大书的小引而已。

  

   二

  

   先说徐复观的文学观。──应该承认,二十世纪由于西方文学观的巨大冲击,真正具有丰厚的本土资源、又兼思想家与文学家于一身的成功人物,是不多见的。徐复观正是这样的人物。因而他的中国文学观,与他的中国文化观不可分开。他对中国文化的根本观点是:一、中国文化认为人生价值的根源,即在人的自己的心。二、这个思想是别的民族没有的,所以,中国文化最基本的特性,即“心的文化”。三、心的最根本的特点,不是“三界唯心”,不是唯心论的心,也不是西方心理学和意识哲学的心,而是道德自觉(儒家)和虚静明觉(道家)。四、心通过工夫呈现,由此可以建立人生价值的根源之地。五、中国文化的心,其实践表现,即每一时代的道德人心、历史人文、艺术宗教。所以,了解中国文化的心的本来面目,既可以通过每个人内在的实践工夫,也可以通过历史人文下手。2

   由此可见,徐复观的中国文学观与中国文化观一样,都有一个关键词,即“心的文化”,因此可称之为“心的文学”。学理上的特点,即顺着中国思想原有的传统脉络来讲,是植根于儒(尤其是阳明学)、道(主要是庄子学)、释(禅宗)的精神来讲的,同时,又吸收了西方人文主义理性哲学、辩证法的一些思想要素,是直贯横通地讲的。他既深受时代厚赐,又确能超越时代。我们已经看到,只有在那个时代新旧交合之处,才能产生那样的思想人物。

   就文学观来讨论,徐复观有没有特点?我认为是有的。五四以来的文学思想,有茅盾、鲁迅的“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观,有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有梁实秋的“人性的文学”,这些似乎都与徐复观所谓“心的文学”声气相通,都深受五四思想高扬人性、人生、人道的旗帜的鼓动,而凸显大写的文学的意义。但是,依我个人之见,上列种种,皆有佳胜,又各有缺点。如专就批评的角度来说,譬如为人生而艺术,虽然强调要照明人生,摧破黑暗,却并不真的解决了光源问题,而且讲到最后,是为思想而文学,为好社会而文学,而且在具体的落实中,黑暗往往比光源更为优势。“人的文学”,宣称“人不是世间所谓‘天地之性最贵’的人”,而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人”(周作人语),因而所主张的“灵肉一致的生活”,实际上是顺着整个现代世界世俗化的趋向,强调了人的自然生活一面,不仅回避了人生的真实复杂面相,而且也依然缺乏人性的光源,缺乏人生价值根源的建立。而梁实秋的“人性的文学”,则是反对浪漫主义的放纵感情,主张理性制裁,以理制欲,而他的理性,只是古典理性、秩序理性、伦理理性,或者,只是常识理性而已(中国文化的常识理性很重要,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而且,他将情感排斥,于文学的流动处、精彩处,已相去愈远了。因此,我这里先笼统作一比较:同样是以人性为中心的文学思想,徐复观比茅盾鲁迅,更有中国本源,更有价值贞定,更明朗乐观;比起周作人,更能真的正视人生,也较有道德理想,也较厚重、伟大;比起梁实秋,更深刻、严肃、宽阔、纯正。确是二十世纪中国既植根传统,又自成格局的现代文论一家言。

  

   三

  

   徐复观的“心的文学”,有四个特点。以下就来分述其具体内容。

   (一)性情纯正。

   不难发现,徐复观讲到文学的本质,诗的内核,道德感极强,最喜欢用“纯化”“澄汰”“透明”“洁白的心”“没有被熏黑的心”这些用语。在被称为《中国文学论集》的姊妹篇的《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中,讲到孔子对文学的启示,他重新阐释了“诗可以兴”:“朱元晦释为‘感发意志’,这是对的。不过此处之所谓意志,不仅是一般之所谓感情,而系由作者纯净真挚的感情,感染给读者,使读者一方面从精神的麻痹中苏醒,而且也随苏醒而得到澄汰,自然把许多杂乱的东西,由作者的作品所发出的感染之力,把它澄汰下去了。这样一来,读者的感情自然鼓荡着道德,而与之合而为一。”3这一段新解很清楚表明了徐复观的古典式的文学启蒙观。纯化的心,就是道德化的心,这是徐氏观照中国文学现象的一个根本性的看法。在《中国文学论集》中,他提出将“性情之正”作为传统文学观看一个根本点来理解:“在中国传统文学思想中,常常于强调性情之后,又接着强调‘得性情之正’。所谓得性情之正,即是没有让自己的私欲薰黑了自己的心,因而保持住性情的正常状态。在中国文化中,有一个根本信念,认为凡是人的本性,都是善的,也大体都是相同的;因而由本性发出来的好恶,便彼此相去不远。作为一个大诗人的基本条件,首先在不失赤子之心,不失去自己的人性;这便是得性情之正。”4赤子之心、性情之正,都是中国文化中“本心”的不同表述。这是追到中国文化的根本信念,得通识,得正解。

   八十年代有人用儒道互补去阐释中国文化,其实更深刻的关系是儒道互证。在性情之正的问题上,徐复观正是泯除两家界线,觌体互证。在评价《文心雕龙·神思》“陶钧文思,贵在虚静”时,他说:“为了塑造、提升自己文学心灵的层级、效能,而贵在能虚能静,以保持心的本来面目,心是身的主宰,这便是有意识地以道家思想修养自己的人格,作为提高创作能力的基础。这是玄学对文学、艺术,发生了约两百年影响后,所达到的一个最高的到达点。”在这篇名为《儒道两家思想在文学中的人格修养问题》论文中,他更破执去蔽,认为儒道两家并不是什么学派宗派之称,而是代表着人类心灵的根源之地,因为仁义之心与虚静之心,都是人同心同,任何人都可以到达儒道所发现的内在生命的根源之地。就文学心灵而言,儒家人性修养的是“感发”作用,扩大、加深文学的感动力,而道家的则是“兴趣”意味,给予精神生命以舒解、安息的作用。而心的一体两用之间,是不断地相互滑动,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徐复观反对用“形而上学”这样的概念去说中国文化,然而他的中国人性观在某种意义上,仍是本质主义的,认定有一种永恒的先验的人性存在。而儒道、释耶、中西、文学哲学等,都只是虚名而已。这是我们在分析他“心的文学”时,先须加以理解的。而在本质主义思想和先验哲学的地盘已被后现代思想大面积侵蚀的情景下,如何再认徐复观提出的“纯正的性情”之类实体概念,则是文论思想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其实周作人和梁实秋也十分强调文学中的人的性情。比较徐复观的“性情纯正”与周、梁的不同,仍是有意思的事情。关键在于徐复观仍然深深植身于中国传统思想的老根子。《中国艺术精神》中,徐复观说到中国艺术思想中的心,实即张横渠所说的“心统性情”的心。中国哲学中心学的精义,既不把情看成负面的力量,又不把道德与情感对立起来。“情欲不是罪恶,且为现实人生所必有,所应有。宗教要断灭情欲,也等于要断灭现实的人生。如实地说,道德之心,亦须由情欲的支持而始发生力量。”另一方面,“由心所发的乐,在其所自发的根源之地,已把道德与情欲,融合在一起;情欲因此而得到发安顿,道德也因此而得到了支持;此时情欲与道德,圆融不分,于是道德便以情绪的形态而流出。----道德成为一种情绪,即成为生命力的自身表达。”5比较而论,周作人虽然也肯定了情欲、感性、个人,但却不能看到道德的正面力量,偏于人的自然性一面去理解人;而梁实秋则不能看到情感中的道德因素,以及情因道德而得到安顿。显然不如徐复观圆融正大。徐复观反复说,心的作用,不能光秃秃的,须由其他生理作用来完成,此即孟子的所谓“践形”。6徐复观文学本质观通于他的人性观,认识到心虽是主宰的,但同时又是依存的,这一点很辩证,也是他能避开道家思想灭情窒欲的性格的论述策略。有此特点,自然能尊情、体情、重情。而五四传统虽皆能尊情,但又不敬另外一个“德先生”,所以又不如徐氏尊情而又能见其大。由此也可以看出现代文化传统的一种根源性的缺失。

   (二)伟大。

纯正的性情,必然通于伟大的心灵世界。在徐复观看来,伟大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品质,也是西方文学主流的重要品质。“托尔斯泰费了十五年的时间,研究西方各家的文学艺术的理论,而写出了他的《艺术是什么》一书。在此书的第三节,介绍了三十多位文学艺术家的理论;我们仔细读完之后,发现文以载道,也正是西方文学艺术的大统。----数十年来反对文以载道的意识的横行,正说明此一时代的文学何以会这样的没落。”当然,他将“道”也是看作一个虚位,是文学中的社会性、道德性;而不是某一时代、党派或利益集团的宣传、说教。“把文学作为道德说教的工具”,也是徐复观痛斥的。道德是生命内在,社会意识是涵融在人的性情深处。“殊不知道德、说教,固然不能成为文学;但文学中最高的动机和最大的感动力,必是来自作者内心的崇高的道德意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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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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