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芳川:“华夷秩序”论

——1998年2月在北京大学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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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芳川  

  

  自从国家产生以来,就有了国与国的关系问题。国与国的关系,自然也就从双边关系扩大到 三角、四方以至多边关系。这样,就会不断形成某种国际关系的格局或体系。

  近代以前,古代世界中也曾在不少地区产生过古代类型的国际关系格局。出现于东亚地 区、自汉代直至晚清的“华夷秩序”,就是古代世界大大小小国际关系格局中发展得最为完 整的一个。下面,我们就对这一以昔日中华帝国为核心的古代类型的国际关系体系进行一番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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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华夷”秩序的形成与发展

  

  “华夷”秩序的形成、发展、兴盛与衰亡,乃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正本清源,所谓华夷之说,缘起于我国上古华夏族体的形成时期。它所界定的,主要是黄河流域、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华夏族体同今日中国境内的其他族体之间的差异,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一切问题。

  上古时期“华夷”分野的观念,主要还是为了维持我国中原地区正在形成中的华夏族体血统 纯 净的需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华夏对夷狄,自然难免有一些由于文明比较先进而带来的 优越感与偏见,却绝未发展到近代资本主义那种系统的种族歧视。

  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空前规模的秦帝国。然而,不旋踵间,二世而亡,秦帝国仅仅 为日后的“华夷”秩序建立了一个前提框架。

  汉承秦制,建立了前后延续四百年的两汉帝国。在汉帝国的北方,是广袤无垠的草原地 区。这一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受到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的制约与驱动,不断周期性地南下 压迫,入侵中原,造成中国历代汉族王朝所谓“外侮”的永恒主题。从汉初开始,除卫青、 霍去病、窦宪、窦固等极少数情况外,大汉帝国对北方匈奴基本上处于被动的守势,根本无法建立什么秩序。

  故而汉代中国的对外关系,只能向东、西、南三个方向发展。这也是自汉唐以至明清中 国发展对外关系的先天性取向。

  向东,中国人面对着浩瀚无际的太平洋。太平洋东西的超长跨度以及气象、洋流等风险 条件,加之美洲印第安文明的迟晚发展,使古代中国在这个方向上的对外交往,仅限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及琉球群岛。

  向西,经河西走廊、天山与昆仑两山之间越过葱岭,数条古老的商路蜿蜒西去,与中亚 、西亚、地中海世界相连。在这一方向上,有与汉帝国并驾齐驱、处于同一古典文明梯次的 罗马帝国,它同汉代中华文明,各踞东西,交相辉映。两者互相吸引,造成古代丝绸之路的 繁荣。但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两千年丝绸古道常因变乱而被遮断,故而在这一方向上 ,中华帝国的对外交往也难以有什么营建国际关系体系方面的作为。

  南方,成了自汉代以来中华帝国在对外关系方面可以畅行其志的地方。东南亚广大地区 自然资源丰富,利于人类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将东南亚、南亚广大地区星罗棋布的邦国织 在一起,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海上贸易网。所以在这个方向上,中华帝国的对外活动有着 较大的主动性和制约性。不过,中华帝国对南方的交往活动,在汉代尚属初级阶段。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发轫于上古时代的“华夷”观念,在汉帝国时期开始引入中华帝 国的对外关系中去,并逐步发展起一种古代类型的国际关系体系,即所谓“华夷”秩序。

  两汉时期,“华夷”秩序作为一种古代国家关系体系,尚处于形成阶段。其表现为:第 一,纳入这一秩序的国家还很少,只有东方的日本、朝鲜,以及南方的都元国、邑卢没国、 堪离国、夫甘都卢和黄支国等。第二,这一秩序尚未成形,格局尚不稳定。第三,双边交往 还处在较低层次,不过是你来“献见”,我赐印绶,再做点生意而已。

  从国祚短长的角度看,隋唐帝国颇有些秦汉帝国翻版的意味。大唐帝国,雄强一世,气宇恢宏,贞观大治,开元全盛,高度发达的文明,对周边以及远方的国家和民族,有着强大的影响和吸引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华夷”秩序正是在这一时期,在比较正规意义上形成 了。

  唐帝国建都长安,国势强大时,仍首重对西方的关系。此时,昔日的罗马帝国、波斯帝 国早已烟云过眼。葱岭以西的中亚乃至南亚诸国欣羡大唐文明,纷纷向“华夷”秩序靠拢。 首先是在汉代“数剽杀汉使”的鋥宾国,在贞观年间两度遣使来朝; 此外 ,还有位于今克什米尔地区的勃律国。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在盛唐之时也曾进入“华夷”秩序圈。

  正当大唐帝国将“华夷”秋序圈向中亚以至南亚地区推进之时,继罗马、波斯帝国之后 ,西方崛起了一个新的大帝国和一种新的文明——阿拉伯帝国与穆斯林文明。阿拉伯人在圣战的大旗下东征西讨,建立了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也经营着自己的穆斯林国际关系体 系。伴随着穆斯林秩序的东扩,它与西向推进的“华夷”秩序之间,不可避免地会有一场碰 撞与摩檫。

  阿拉伯帝国势力的东扩,一路征战,顺之者犹可,逆之者亡。据记载,当时大食(即阿拉伯帝国)的势力已伸张到吐火罗、波斯、安国、曹国、石骡国、米国、康国、胡密等处。 另据研究,677年,阿拉伯人到达了喀布尔,并首次攻入次大陆。于是,次大陆的非穆斯林 地区的统治者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宗主国地位。这一时期,了解到西方这一国际情势的唐帝国也加强了在这一方向上的外交乃至军事活动。

  阿拉伯帝国势力向东向北方向推进的行动,压迫着大批中亚地区大小王公贵族纷纷向唐帝国寻求支援与庇护,连印度王公也“乞师讨大食”。一时间,中亚的诸国也不断上表长安求援。这就导致唐与阿拉伯关系的紧张。

  751年,阿拔斯王朝的呼罗珊总督阿卡 穆斯林和唐朝的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分别应中 亚地方王公的请求而出兵,双方在稰逻私开战,唐军被阿拉伯军击溃。

  稰逻私之役后确立了阿拉伯人在中亚乃至南亚地区的优势。大唐帝国向这一 地区推行“华夷”秩序终因穆斯林秩序的东扩而受阻。此后中华帝国的历代王朝(除元朝外) 基本上对西方采取守势或攻势防御战。“华夷”秩序之经营重心则进一步转向海路,转向东方。

  660年和668年,唐与新罗先后灭百济和高句丽,强盛的新罗王国基本上统一了朝鲜半岛 ,并与唐帝国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可以说,从唐代比较正规意义上营建“华夷”秩序时 开始,朝鲜就是“华夷”秩序中的基本成员。

  同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在汉代曾最早进入雏形时期的“华夷”秩序。南北朝时代,“ 倭国”、“倭人”“万里修贡”,“遣使献方物”、“恭修贡职”的活动,有增无减。中国方面亦一贯待之以怀柔笼络之道。然而,日本天皇很早就怀有一种强烈的、与中国对等的意识。公元608年,日本“遣使朝拜”,国书中出现了“日出处天子(即日本天皇自称)致日没 处天子(即隋炀帝)”的字句,隋炀帝“览之不悦”,斥之“蛮夷书有无礼者”,次年即遣使 赴日责难。在会见隋使时,日本天皇自承“我夷人避在海隅,不闻礼义…… 今故清道饰馆 ,以待大使,冀闻大国维新之化”,又派人随中国使臣来华“请贡万物”,事情才算平息。 唐代中国成为亚洲文明的中心。此时处在以氏族制与部民制为基本形态的奴隶制社会末期的 日本,急于寻求国家出路,因而,不断派遣使团访华,密切两国关系,全方位吸收中华文明 的先进成果。遣唐使的派遣,对日本大化改新的成功,起了突出的作用。大化改新的过程, 也就是日本介入“华夷”秩序圈的过程。

  大唐帝国的强盛与阿拉伯帝国的崛起,在中亚地区虽然由于极为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原因双方发生了武装冲突,但穆斯林文明与中华文明之间的互相吸引毕竟是历史的主流。据说 先知穆罕默德有一条圣训,称“学问即便远在中国,亦当求得之”。正是在隋唐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获得了空前的巨大发展。中国造船业有了长足进步,不仅可以建造能载600—700人的 海船,还早于欧洲人900多年掌握了密隔舱的技术,并从根本上改变了汉代“蛮夷贾舱, 转送致之”的状况。海上丝路的开辟,使东南亚地区诸多国家与民族和中国关系大大密切, 也使中华帝国营造的“华夷”秩序不断向南方推进。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陆上失去的对南亚的影响,从海上却又收了回来。

  宋代,是一个相当特殊的时期。一方面,它一直积弱,在北方辽、金、西夏政权压迫、 封锁下始终处于守势。另一方面,它的社会经济发展得异常繁荣,对外关系尤其活跃,中华 古代四大发明多在此时外传。唐代比较完备地建立起来的华夷秩序,只是到了宋朝方得到认 真的充实。

  有宋一代,伴随着北方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民族的不断南侵,疆土日蹙。尤其是南渡以后,“一切倚办海舶”,促进了海上丝路的繁荣。海上商路的发展与繁荣,刺激了沿海 许多港口的兴旺以及此前名不见经传的邦国的涌现与崛起。“华夷”秩序因而也就在这个方 向上大大扩展了。

  同朝鲜一样,越南民族经过长期的发展、奋斗,终于在公元968年由丁部领统一,建立 “大瞿越南国”。975年,宋朝封丁部领为“安南都护检校太师交趾郡王”,l174年,宋朝正式册封李英宗(天佐)为“安南国王”。自此,越南作为一个国家,加入了“华夷”秩序 。

  宋代,中国与马来半岛诸国关系相当密切。1001年丹眉流国王多须机遣使打吉马等九人来华朝贡,双方互赐珍贵礼品,就是一例。

  公元977年和1082年,位于文莱的渤泥国,也曾两次遣使来北宋修贡。

  菲律宾群岛原在海上丝路主航道之外,但群岛人民早已跨越南中国海同中国有所交往。 不过,直到宋代,我国正史上才出现关于中菲关系的明确记载。从此,菲律宾也进入“华夷 ”秩序圈。

  “华夷”秩序圈随海上丝路推进,一直到达南亚地区。公元9世纪至13世纪兴起的南印 度科罗曼德海岸的注辇国,就曾主动介入这个古代国际关系体系。

  甚至远在非洲东岸的层檀国,也在宋代遣使入贡,成为“华夷”秩序大潮澎湃中得自印 度洋绝远西岸的回声。

  位于东北亚的朝鲜,在宋代更加巩固了它在“华夷”秩序中基本成员的地位。公元993 年至1019年,高丽王朝同我国北方的契丹进行了三次战争。高丽与契丹人的敌对,自然加深 了高丽王朝与宋王朝的盟友关系。由于有牵制北方强敌之作用,高丽在大宋王朝经略的“华 夷”秩序中的地位,更为突出。

  唯一例外的是日本。?

  公元894年,日本决定停止派遣遣唐使,结束了唐代两百年间中日官方使节往返的局面 。此后,直到明初,中日之间一直没有官方往来。就日本而言,遣唐使之停罢,外部原因是 唐帝国已跌入衰颓阶段,而内部原因则是财力窘迫,平安时代的统治者们思想消极、自我闭锁。故而北宋立国后,虽主动要求恢复官方往来,希望将日本重新拉回“华夷”秩序之中, 但并无结果。直至南宋时期,日本镰仓幕府兴起,才有兴趣同中国交往。可惜进入13世纪中 叶以后,南宋王朝时刻面临亡国之危,哪里还有心思和精力去营造什么“华夷”秩序呢??

  蒙古民族入主中原后,建立了元朝。元帝国幅员辽阔,亦曾盛极一时,海陆交通,畅达 无阻。元帝国统治者虽继承了“华夷”秩序的框架,但从忽必烈起,就没有真正吸纳这一秩 序的内涵真谛。他们所要建立的,实际上还是一种“蒙古式的和平”。这种“蒙元”秩序之 运作与“华夷”秩序相较,就大异其趣了。

  明清两代,迎来了“华夷”秩序的全盛与顶峰时期。在这一时期,这一古代东方国际关 系体系终于具备了自己清晰的外缘与日臻完善的内涵。

  大明帝国,以郑和远航事业为代表,终于在前代的基础上织成了一张古代世界空前规模 的“华夷”秩序的国际关系网络。

  郑和七次下南海、入印度洋的远航壮举,将几乎全部海上丝路商道上的邦国,即亚非大 陆西太平洋至印度洋滨海而居的民族和国家,一齐吸纳到“华夷”秩序中来,令这一国际关 系网络具有空前之规模。特别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前来中国修好朝贡的,不仅国家数目 多、使团规模大、次数更加频繁,而且档次高,常有一国之君亲自率团来朝,明确、自觉地 吸纳中华文明。

  在东北亚方面,明代所建“华夷”秩序曾一度达到其最高点。在朝鲜半岛,李成桂于13 92年夺取了高丽王朝的天下,建立了李朝。李朝时期的朝鲜和明朝时期的中国之间,建立了 “华夷”秩序中从观念到体制上都堪称楷模的关系。从大明帝国方面看,是“东国年年修职 贡”的局面;而从李王朝方面想,则是“礼仪成邦慕圣朝”的境界。

  同时,琉球(今日冲绳)同中国的关系,在明代有了飞跃。据记载,这个长期以来“不通 中华”、“未尝朝贡”的琉球王国,却后来居上,在明朝时期不仅进入“华夷”秩序圈,而 且与中国交往频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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