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芳川:“华夷秩序”论

——1998年2月在北京大学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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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芳川  

  偃武修文,报功崇德 ,率土皆臣妾。”你看,“风调雨顺”、“承平”、“调和”、“偃武修文”、“桑麻相接 ”和“率土皆臣妾”,多么鲜明的一幅大中华农业文明所追求的理想图画啊!?

  又有一首《太情歌》,更是这种理念的典型,词曰:“万国来朝贡,仰贺圣明主,一统华夷 。普天下八方四海,南北东西。托圣德,胜尧王,保护家国太平,天下都归一。将兵器销为 农器,旌旗不动酒旗招,仰荷天地。”?只要“天下都归一”,“万国来朝贡”,就一定可以在胜似尧舜那么英明的中华圣明主庇护 下,“保护家国太平”。中国帝王对诸“蕃”的敕谕中不是经常描绘一幅“庶几共享太平 之福”么,那太平,具体讲还是农业文明的太平,“将兵器销为农器,旌旗不动酒旗招”是也。

  历史证明,在中华帝国处理对外关系方面,确实做到了有“一”就有“和”。在历史上凡是 承认并进入“华夷”秩序圈的国家,中华帝国均以“和为贵”的态度对待之。给予很高的封赠赏赐,并与它们保持和平、亲善的关系。早在汉代,对于来贡之日本,汉朝皇帝即册封其 为“汉倭奴国王”,并赐印绶,直到南北朝时代,偏安一隅的宋、梁君主,仍册封其为“东安将军”、“征东大将军”。此后,凡来贡之国,一般均有册封,无论地之远近。如唐全盛时,自太宗以至玄宗,均被尊为“天可汗”。唐代之册封,远至中亚、南亚、东南亚各地。 封赠不限于国君,也泽及贡使。即使是那些亡国之君,只要承认中国“一统华夷”地位的, 逃到中国,仍有封赠。这一点,充分体现了中华帝国绝不势利、一视同仁、始终待之以礼的 态度。

  在“华夷”秩序中,只有在否认“一”的情况下,才有不“和”。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是 郑和远航时(永乐14年)与锡兰(今斯里兰卡)发生的武装冲突。郑和出使锡兰,最初完全是一 次和平、亲善之访问。只因锡兰国王“亚烈苦奈尔负固不恭,谋害舟师”,直至“潜发兵五 万”,有所不轨,对“一”的理念大有不敬,郑和才下决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生擒 其王”,将其带回中国,“归献阙 下”。即使是这样,明帝国对他宽大为怀,将他释放 回国, 达到“四海悉钦”的良好国际影响。最终结果仍是“共享太平之福”。就中华帝国于“华夷”秩序下各邦国之间的关系而言,“和”的内容有三,即:中国不干预 各国内部事务;中国对各国交往实施“厚往薄来”原则;中国负责维护各国的国家安全。?

  在一般情况下,各国统治者处理其内政问题,中国是从不予以干涉的。即使是如朝鲜、琉球 这样关系密切的国家,在王位的承袭这样的大问题上,也历来是自己作主,从不需看中华 帝 国的眼色行事。中华帝国对各邦国新君的“册封”,仅仅是一种对既成事实的承认,毫不意 味着中国对该国王位继承有什么决定权。作为“华夷”秩序中的盟主,中华帝国在与各“藩邦”的具体交往之中,总不忘应有的泱泱 大国风度。这种泱泱大国风度的体现,就是厚往薄来的原则。这个原则,在明成祖那里发挥 到了极致。永乐年间,礼部就明廷对前来朝贡各国的国王、妃、世子、陪臣的赏赐的标准, 拟了一单子,进呈明成祖。对于这个已经十分优厚的赏赐标准,朱棣仍意犹未足,批示曰: “且加厚不为过也!”?

  “共享太平之福”,其终极目标是建立“华夷”秩序下国家间的持久和平。首先,是中国同 各邦国之间的持久和平。1369年,明太祖制定了《皇明祖训》,明确指出:“四方诸夷,皆 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 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 时战功,而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朱元璋开列了朝鲜、日本等“不征诸夷国” 的名单,将除了西北方向以外的几乎所有周边国家与地区都包含在内,表明了中国对外关系 中坚持和平国策的重大决心。洪武四年,太祖又谕群臣曰:“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中国者, 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轻自兴兵……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 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这一训谕,勾勒出中国对外和平国策大框架下自卫反击的原则 。

  除了自己坚持和平国策外,中华帝国还要求“华夷”秩序内所有国家,都要在处理彼此关系 上实行和平的政策。这一点,在朱棣派遣郑和出使的敕谕中表示得非常明白:“今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尔等只顺天道,恪守朕言语,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 庶 几共享太平之福。”这“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就是诸国“勿得违越”的原则,只有共同 坚持这一原则,才能“共享太平之福”。如果有谁违越了这一原则,威胁到“华夷”秩序的 和平局面,那么,中华帝国则自认为有权力、也有义务通外交途径、直至采用军事手段进行 干预,以维护“华夷”秩序的稳定与和平。

  在和平、友好的“华夷”秩序下,从东北亚到东南亚、南亚地区,最远至非洲东岸,各国之 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得以积极、活跃的开展。这种经济、文化交流有力地促进了各国的经济 关系与文化的进步。这是“华夷”秩序在历史上的一大积极贡献。

  然而,“华夷”秩序并非完美无缺。我们在看到它的和平、友好的积极方面的同时,不应忽 视它同时存在的负面,即这个秩序同样有着它的历史的与社会的局限性。归根结底,作为古 代阶级社会的对外关系产物,它深深打着古代中华封建帝国对外职能中不平等的阶级烙印。 ?

  诚然,“华夷”秩序是和平的,但它的“和”,是有先决条件的。这就是所谓“一”,即由 中华帝国及其统治者——皇帝来“大一统”,“一统华夷”。因此,从出发点上讲,中华帝 国就将自己摆在与其他一切邦国不平等的基础上,即“自古中国居内以治夷狄,夷狄居外以 奉中国”。彼此之间,是“治”与“奉”的关系,是“抚驭”与“事大”的关系。中华帝国 及其统治者,始终居于“华夷”秩序中居高临下、凌驾一切的地位。因此,在处理自己的对 外关系时,一有机会,中华帝国那种傲然自大的大国主义的意识,就会在它的各种运作上打 下深深的烙印。

  当“华夷”秩序内的邦国有了违反上述“一”的原则,哪怕只是中华帝国主观上认为它们违 反了这个“一”的原则时,也会将“共享太平之福”的许诺丢到一边,露出狰狞的面目来。 这一点,在它处理同自已近邻如朝鲜和越南的关系时,尤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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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华夷”秩序的解体及其意义?

  

  “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近代资本主义以西欧为中心而崛起。以哥伦布和瓦斯科·达·伽马为先导,资本主义的历史 大潮,汹涌澎湃,奔流向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同以往古代不同,负有建立世界市场更大任务 的近代资本主义所要建立的国际秩序、国际关系体系,不再是地区的,而是世界的、全球 的。因此,它势必将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取代世界上任何地区前资本主义的国际秩序。“华 夷”秩序自然也不例外。

  然而,由于“华夷”秩序是古代世界历史最悠久、水平最高、内在生命力最强的国际秩序, 特别是由于这一秩序的核心——中华帝国在明清两代曾发展到十分强盛的地步,而它的腐败 、衰颓乃至落后,尚需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因而资本主义对这一秩序的破坏与取代,也 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这一破坏与取代本身,也同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波浪式发展历程。大 致而言,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东来的历程相吻合。“华夷”秩序的崩溃,大致经 历了四百年,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前产业革命阶段,时间是16世纪到18世纪。这一阶段中,先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 人的到来,后为荷兰人占有上风。 1511年,葡萄牙人武力侵占马六甲,从此中国丢失了地 扼西去印度洋通道的一个最忠实的友好“藩”邦。据记载,葡萄牙人占据马六甲之前,每年 到达马六甲的中国商船有8—10艘;而到了1513年,即葡人占据马六甲的第三个年头,到达 该地区的中国商船仅有4艘。再据荷兰人17世纪初的报道,从西亚到亚齐已见不到中国的船 踪帆影。葡萄牙人在将中国商船挤出印度洋的同时,也把“华夷”秩序的影响挤出了印度洋 。1517年,葡人到达广州,自称佛郎机。本想将这个新来的佛郎机纳入万邦来朝队列的中国 人很快地就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因为“佛郎机夷最凶狡,兵械较诸藩独特”。他们“炮声殷 地”,“留驿者违制交通,入都者桀骜争长”,这样下去,“南方之祸,殆无纪极”。

  西班牙人也不甘落后,1565年入侵菲律宾群岛,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殖民统治。这样,就 将菲律宾群岛也划出“华夷”秩序。16世纪以后,尽管每年仍有30—40艘中国商船南下马尼 拉,将船货转上西班牙殖民者经营的马尼拉大商帆,运往美洲,然而从实际上看,马尼拉大 商帆贸易已不再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量的延伸,而是在这一量的延伸的表面现象之下,发 生了质的变化。作为经济手段,马尼拉大商帆已不再由中华帝国所控制,而是由西方殖民者 所控制;它也不再为中华帝国的政治利益服务,而是为西班牙殖民帝国服务。而且,即使从 纯经济意义上讲,它也不再起 集结西太平洋半环贸易网的作用和古代印度洋贸易网的后援作用,而是被纳入了近代殖民主 义、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经济体系,纳入了正在准备和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体系。

  17世纪是荷兰人活跃的时期。荷兰殖民者全面排挤葡人势力,取而代之。1629年,荷兰人击 败了爪哇岛上马塔兰王国的大军,巩固了自己在巴达维亚的殖民统治。此后,荷兰人经过不断蚕食,建立了自己在整个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殖民统治。“华夷”秩序在印度尼西亚群岛逐次崩塌。

  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中叶,产业革命的洪流掀起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第二次大 潮。1757年进行的普拉赛战役,标志着英国在南亚次大陆实施统治的开始。东印度公司统治 下的印度次大陆不仅再也找不到“华夷”秩序的一丝痕迹,反而成为西方殖民主义者摧毁这 一秩序的前进基地。以英国法国为代表的新兴殖民主义者,在这一时期将自己的殖民势力更 加迫近中华帝国。英国于1819年发动战争,侵占了马来半岛与新加坡;1824年和1852年又先后挑起两次英缅战争,用武力占领了整个下缅甸地区。与此同时,法国也开始将其触角伸入印度支那半岛。1862年,法国用武力入侵迫使越南阮朝签订了《西贡条约》,占领了南圻地 区。不仅如此,西方殖民主义者还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直接打击了“华夷”秩序的核心— —大清帝国。通过《南京条约》与《北京条约》这两大条约体系,使中央王国开始沦为西方 列强的半殖民地。“华夷”秩序开始从根本上瓦解。

  19世纪下半叶,第三次殖民统治大潮伴随着资本主义向早期帝国主义的过渡而展开。这个大 潮的一个特征,就是帝国主义要将世界瓜分完毕,让世界上所有前资本主义民族都沦为它的 附庸。中华帝国在19世纪末,亦受此浪潮冲击,被列强视为瓜分势力范围。此时,“华夷” 秩序 早就只剩下少许外壳残存,列强连这个残存也不放过,必欲彻底摧毁而后快。1883—1885年 ,中法战争的结果,法国正式吞并了整个印度支那半岛;1885年英国发动第三次英缅战争, 将缅甸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对外扩张之路。1871年吞并琉球; 1874年入侵我国台湾;经过长期准备,在1894年挑起中日甲午战争,次年在《马关条约》中 迫使 清廷承认朝鲜“独立”,中朝藩属关系告终。“华夷”秩序中最后一名成员被划出。不久 ,随着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与《辛丑条约》的签订,中华帝国完全沦为列强半殖民地。历经近 两千年的“华夷”秩序终于寿终正寝。?

  今天,人类在即将跨入2l世纪的时候,建立冷战后的世界新秩序,成了生活在这座星球上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共同要求。但是,我们究竟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秩序”,却人言言殊, 其内涵大相径庭。今天的人类社会,是从历史中走过来的,因此,当我们致力于建立新的 世界秩序即新的国际关系体系时,不能不回顾历史,总结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那些“世界 秩序”、那些国际关系体系。

  自从人类迈入文明社会以来,出现过大大小小的许多个“世界秋序”。当然,除却近代资本 主义的世界秩序之外,其余的那些“世界秩序”,其“世界”只是古代意义上的世界,如古 代地中海世界、古代穆斯林世界,等等,其实,只是某种地区性秩序而已。

  在往昔一切国际秩序或国际关系体系之中,诞生于东亚农业文明土壤中的“华夷”秩序,确 是给人以鹤立鸡群的感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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