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肃:评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理论挑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49 次 更新时间:2007-05-11 00: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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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肃 (进入专栏)  

  

  自由主义长时期内成了西欧和北美政治和道德哲学的主流,但激进派和保守派都曾对其发出过理论挑战。当代对自由主义提出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派别是社群主义。尽管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界限并不那么截然分明,但其基本倾向仍然存在着重要的差别。在近二三十年里,这两个流派的争论相当激烈,涉及社会政治理论的基本出发点和重要原则。我们在此分析一下社群主义的基本理论诉求,并且探讨社群主义者与罗尔斯等主流自由主义者之间论争的主要依据。

  

  一、理论概述

  

  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的核心概念是社群(community)。在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社群指个人间一种比简单的协作在质上更强烈和深刻的联系形式,这一概念至少含有两个因素:一、属于一个社群的个人具有这样一些目标,它们不只是简单的私人的目标,而是在健全的意义上是共同的目标,而且被此群体的成员设想并评价为共同的目标;二、这个社群中的个人意识到自己属于该群体,这对他们的认同感(即他们对自己是谁的感念)具有重要的意义。由此而构成的社群概念在西方文化无论是宗教还是世俗的传统中都是根深蒂固的。近年的社群主义者则进一步把这一概念当作其理论的核心,该派由当代的一些范围广泛的思想家所组成,包括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及其学生桑德尔(Michael Sandel),有时候还包括沃尔泽(Michael Walzer)。这些人对罗尔斯以正义理论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理论提出了内容广泛的批评,但在政治实质上却并无多少根本的分歧。此外还有一些从左的方面批评罗尔斯的理论家,如批判法学派的昂格尔(Roberto Unger),还有巴伯(Benjamin Barber)。这些社群主义者的观点相当不同,因而很难把他们归为一个严整的思想流派。他们受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和经院哲学家的影响较大,经常引用这些人的著作,对主流的自由主义和倾向右翼的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进行了广泛的批评。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总结社群主义的理论特征。一是肯定的方面,这是一种对伦理和政治哲学的观点,它强调属于一个社群的心理、社会和伦理的重要性,并认为论证伦理判断的可能性乃由这样的事实来决定,即必须在一个社群的传统和文化理解的语境下才能进行伦理的推论。[①]从否定方面看,社群主义则是一套批评自由主义的理论,主要指责自由主义未能评估社群的重要性。而且,从总体来看,社群主义者似乎更擅长于破而不是立,他们对自由主义的批评远超过对作为一种系统的伦理和政治哲学的社群主义的论证。所以,社群主义者中至今还没有产生出像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和费因伯格(J. Feinberg)有关刑法的道德限制的理论那样的自由主义经典之作。因此,对社群主义的理解一般都必须参照其对自由主义的批评来进行。而且相当一些主流自由主义者并不把社群主义看作是对自由主义的严重挑战。一些人认为社群主义只是极端个人主义和过度强调个人自治的自由主义的一个健康的对立物;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未能恰当地评价自由民主的社会体制的价值和局限性。

  社群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分歧的焦点即在对个人与社群关系的解释。社群主义者认为,一个人成为一个社群的成员,就会把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观设想为同时也是社群的目标和价值观,它们不是偶然地、而是实质性地属于社群的。每个成员都会把自己当作是社群的成员,把社群的目标首先当作群体所拥有,而不只是个人利益的表现。而协会成员的协作关系则不同,协会的成员一般把自己的利益看作不同于他人的东西,即使他们的目标是集体的,仍然会明确地知道各个成员自己的利益所在,比如同一个公司的各个雇员之间就是这样的关系。与此相关联,社群的成员把追求共同目标的过程看作是本身即具有价值,与其实现过程中是否有效无关。而协会或协作体的成员则把追求集体目标的过程看作对实现其个人目标具有工具性的价值。此外,社群成员认同感的基础部分是规范性的,比如某种宗教信仰或国家认同,这也就意味着其成员具有某种道义或价值上的承诺。而协作体则不一定如此。

  然而,社群主义的这些区分本身却是相当模糊的,特别是其理论中的黑格尔主义的思辨方式,有时候在论证社群的诸特征时显得难以成立。首先是很难把社群和协作体区别开来,一个教会团体既是社群,也可以是协作体,而普通的公司等协作体也有其非常强烈的共有价值观,因而也可以说是社群。更重要的是,很难把社群成员对共有目标和价值观的认同与其追求私人利益的努力明确地区别开来,并不是所有社群成员都明确地把社群的集体目标看作高于或优先于个人目标。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恰恰是社群成员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也在为集体目标作贡献,即如斯密所说,通过市场交换而实现利己与利他的统一。很难分清他在考虑集体目标时就一定把个人利益和目标抛弃一边。除了集体的政治行为和社群面临外敌入侵的非常时期,人们更多地是在个人利益与集体目标之间维持某种微妙的平衡。社群主义者坚持的是所谓共有价值观式的集体目标(如同卢梭的公意),而忽视了现实当中更多存在的统计意义上的集体目标,即个人利益中也存在大量并不与集体利益相矛盾的成分,因而统计意义上的集体利益有相当一部分是个人利益的代数和。只强调比较虚幻的黑格尔式的集体目标和价值观而忽视大量统计意义上的目标,这是社群主义者的共同理论弱点。

  可见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歧相当一部分集中在对社群及其意义的理解上。典型的社群是古代希腊的城邦,每个公民都与参与政治生活的其他公民相识,“面对面”地开展政治活动。因此,典型的城邦有这样的特点:人口数量小,领土狭小,容易开展社会接触,贯穿于全社会。而现代社群则是“构想的”,这指两种意义,一是指现代存在着社群这一点是构想的,二是就它们何以成为一个社会而言也是构想的。通常人们把社群看作具有这样三种特征:第一是相互关联性,其成员的福利与其认同感之间的密切联系。第二是共同性,社群的成员认为他们分享了某些重要的共同的东西,但这也可能排除这样一些团体,其成员具有重要的共同点但却并没有意识到它们;也可能包括这样一些团体,其成员错误地认为他们共享了某些并不存在的共同点;而共同点有可能涵盖相当广泛的内容,如血缘或出身、历史、地点或地理环境、信仰或学说,但能够说这些共同点就必定是维系社群的纽带吗?如何看待社群内经常发生的重大冲突呢?第三是非特定选择的或非志愿的成员资格,个人有可能主动放弃这种非志愿形成的成员资格,但要受到社群的谴责或付出沉重的代价。从这以上三个特征可以看出,社群主义者对社群的强调也不是无懈可击的。因为这些因素仍然不能摆脱个人在其中进行自由选择的主动性和可能性。社群主义者认为政治社群的典型是家庭和友谊。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即是一种“家国”,但家庭毕竟与国家相差较大,现代国家的特征远非家庭所能概括,联系人们间的纽带不是血缘、宗法和传统权威,而是民主选择的合法性,因而又与个人的自由选择相联系。友谊也是一样,有些友谊是传统形成的,但更多的是人们自由选择的结果,而且也会随着情境的改变而改变友谊的对象、内容和形式。社群主义者强调友谊的单一性、一致性,而自由主义者则强调友谊的选择性、多样性和可变性。

  社群主义者集中攻击自由主义者未能理解或强调肯定意义上的社群的意义,其实他们自己并没有认真理解自由主义者所强调的个人主义既不是价值观上的利己主义(即要求所有人都为我服务的自私自利的价值观),也不是要求个人可以忽视或牺牲社群的集体目标和价值观。这就是说,社群主义者经常不知道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所在。[②]因为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关于个人权利和国家的政治哲学,它主张个人的自由权利本天经地义,只要不涉及社会其他人的利害,便无须向社会交代。只有对他人造成伤害时,个人才必须受到惩罚。这种思想成了现代自由主义的一个信条。当然,仔细分析起来,何为涉及他人利害,其标准或界限有时很难定。一个社会的总体财富在特定的时期内大致上总是有限的定数,市场自由交易本是个人或团体间不妨害他人利害的行为,但竞争的结果却总会有一些人成为失意者,甚至在每一轮竞争之前,已经在人群中分为优势者和劣势者。这就涉及个人自由与社会公正间的关系问题。正因如此,当代的新社会契约论者罗尔斯一方面激烈地批评了功利主义原则,认为功利主义未能在人们之间作出认真的区分,而他本人则提出了所谓差别原则,即当社会出现不平等时,必须合理地指望它们对每个人都有利,以及地位和官职对所有人开放;另一方面,罗尔斯仍然坚持其首要原则即平等自由原则,每个人都具有与其他人的同等自由相容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包括言论信仰和良心自由,享受政治参与、正当法律程序和法律面前的平等权。他坚持认为平等自由原则是首要的、第一位的,而差别原则是第二位的。这恰恰是继续强调自近代以来的自然权利学说的基本理念。

  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正在于,国家应当把捍卫个人的公民权利放在首位,但也不是说除此以外就不再关注其他,而只是有一个优先排列。当然,国家不能是什么都管的全能国家或政府,它必须认清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区别,因而限制自身的权威不必涉入私人领域,包括培养公民个人的美德,指导他们过良好生活。在自由主义者看来,这些职能是维系社会所必需的,它们固然重要,却仍然属于个人的领域,大部分应由社会及其各种社团和家庭本身来完成,而不是国家的任务。况且,自由主义在强调国家捍卫个人权利的同时,也致力于捍卫社群和协作体的某些权利,认为这些是个人权利的恰当延续,但不能代替个人权利。可见自由主义者从来也没有忽视社群的意义和重要性,只是认为这些社群的立足点仍然是个人,没有个人的自由权利,社群的权利和价值也是虚幻的。

  总括来说,社群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当然不是每一位社群主义者都同意所有这些批评意见)。一、他们批评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为理论基础,而这在存在论和动机论上都是错误的。因为从存在论上说,自由主义断言只有个人存在,而且团体的所有假定的特性都可简化为个人的特性;自由主义的动机论断言个人只受对私人利益的喜好所驱使,个人要求参与团体生活也只是达到这些利益的手段。这一点指责显然站不住脚,因为前面已经论述,自由主义者所论述的个人主义既不是动机上的利己主义,也不是全然无视集体或社群的存在。他们只是认为道德和政治的选择最终落实到个人的自治和权利,也就是从自治和福利的角度看最终是个人的,而不是集体的。二、社群主义指责自由主义低估了政治生活,把参与政治社团的活动仅仅视为实现各种私人目标的手段,而不是认为集体政治活动本身即具有价值。这一点又是对自由主义的误解,因为自由主义者从未否认过集体政治活动本身的价值,或者认为所有政治活动都是个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而只是认为国家和政府职能的最终指向是个人权利,国家不能脱离个人权利而高高在上地谈论所谓社群的利益和福利。三、社群主义者认为自由主义预设了有缺陷的自我观念,没有认识到自我是被那些并不属于选择对象的社群的责任所“嵌入”的。因而自由主义未能理解个人的义务在很大程度上乃由他作为社群成员的认同和他在社群中的角色所决定。这一点有时候被社群主义者概括为所谓自由主义的口号:“自我优先于目的。”[③]其实自由主义并不否认自我对社群的认同及其社会角色,也从来不否认个人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甚至也不否认个人在相当程度上受社会的影响,而只是认为每个人对“我是谁?”这个问题的回答并不能代替他在道义、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作为独立的个人的选择自由,而且社会的选择最终是个人的选择。四、社群主义者批评自由主义对个人权利的强调的确低估、忽视并最终破坏了社群的价值,而参与社群的活动是人的良好生活根本的、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只有这第四点是对自由主义的规范性政治原则的直接批评,看起来是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社群主义者认为自由主义高扬个人自主,从而忽视甚至损害了社群。这里的论证既指向自由主义在规范意义上对个人权利优先性的辩护,也指向提倡这种个人权利优先性在实践上可能对社群的危害。但罗尔斯等自由主义者有可能争辩说,在实践上,高扬个人权利并不一定对社群造成危害,倒可能是那些压抑个人权利的社会最终把全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扼杀了,以致只有少数最高统治者的自由而无民众的自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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