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圭武:国家发展的逻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68 次 更新时间:2007-05-09 22: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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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圭武  

  

  内容提要:诚信和理性是支撑国家发展的两轮,政府是国家发展的引导者,需求是国家发展的动力。为什么西方社会近几个世纪以来能得到快速发展,主要原因就在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社会发展充满理性和诚信精神,这为西方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二是15—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实质是市场需求的大发现,这为欧洲社会的整体变革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引力;三是在发展中政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相比西方而言,两千多年的中国专制集权社会可谓历史悠久,但发展却十分缓慢,甚至表现为一种循环,主要原因就是:一是缺少诚信和理性;二是缺乏需求;三是政府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天,我们正在改革开放,加快速度进行现代化建设。但由于历史的沉淀,中国现代化面临的一个巨大任务就是如何改造传统的问题。一是在文化精神方面要重点培育国民的诚信和理性精神。国家要加大在文化精神方面开放的力度。二是在经济方面要大力刺激需求。应当基于比较优势原则,大力发展经济。既要刺激内需,也要拓展外需。三是在体制方面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

  关键词: 国家 发展 研究

  

  对于国家而言,发展是一个有机体系。犹如车子前进,轮子、掌舵人、动力是车子前进的基本要素。诚信和理性是支撑国家发展的两轮,政府是国家发展的引导者和驾驶员,需求是国家发展的动力。

  诚信是支撑国家发展的一个基本要件。因为秩序的灵魂是诚信,而秩序是国家健康发展的必要保证条件。诚信的本质是遵守承诺。而秩序的本质也是一种承诺,是一种众人的约定。所以,有诚信意味着秩序能得到有效执行,意味着社会有机体运行有序化将得到有效保证。这样,对于一个社会竞争主体而言,预期就有价值,契约就能得到有效执行,交换就能得到顺利实现,资源可在不同空间和时间内能得到有效配置。另外,法治本质也是要求每一个人遵守众人的约定。所以,有了诚信,法治社会也就有了保证,法律就能够得到有效执行。同时,再完备的法律,也不可能穷尽所有可能的情况,所以,外在的法律形式必须与内在的诚信世界有机结合,才能使法治走向更加完善的程度,也才能使法治社会的运行成本更小和运行更高效化。法律同诚信相比,法律是一种外在约束,而诚信是一种内在约束。一个社会竞争主体,只有将外在约束建立在内在约束的基础上,并且能将两种约束有机统一起来,其约束才是最有效率的。另外,有秩序并非能导致诚信,而诚信可导致秩序;秩序是诚信的外现形式,诚信是秩序的内在品格;诚信比秩序更为基本。

  理性是支撑国家发展的另一个基本要件。理性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指真,二是指求真。真主要反映客观;求真主要反映主观。真和求真本质上是统一的。因为理性本身需要理性精神去发现。笛卡尔认为:只有那种被认为具有绝对必然性的而且不会被质疑的东西才属于理性认识的范围。真意味承认存在着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宇宙秩序和法则。求真就意味着要有独立精神和批判精神,就意味着要“怀疑一切”;但怀疑本身不是目的,怀疑只是手段,目的是要达到真理。所以理性就意味着反权威,就意味着创新和科学。有了科学性,就意味着发展的整体性和长远性就能得到有效保证。相反,如果发展只体现为局部性和短期性,那就不是真发展,只能是伪发展。

  诚信和理性二者共同构成国家发展的两轮。有了诚信和理性,国家发展的成本就小,效率就高。没有诚信和理性,社会运行的摩擦力就会加大,国家发展的成本就高;或者发展只是体现为一种低水平的历史循环。

  需求是引致国家发展的动力。需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需求刺激供给,供给拉动新的需求,二者互相推动,互相制约。需求有个人需求和社会总需求。对一个人而言,其人生的目标就是要通过不断的需求满足来追求一生总效用的最大化。追求总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是人类生存本能的一种自然和理性的恰当表现。其中一生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无来世者,其一生仅指现世,其追求的人生目标是现世效用的最大化;一种是有来世者,其一生不仅指现世,而且也包括来世,其追求的人生目标是来世和现世效用之和的最大化。当然,一个人在实现人生效用最大化的目标时要受到许多限制条件。其一是理性限制。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有限理性决定了人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资源的配置并不能处处保证最优。由于有限理性的限制,一个人可以实现人生的局部最优,但未必能实现人生的总体最优。其二是信息限制。在现实世界,信息总是有限的。信息的不对称和信息的不完善等都是信息有限的具体表现。信息的有限性要求人们在决策时有时只能以次优为追求目标,而不是最优。其三是效用偏好限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效用偏好结构。每个人都是追求在特定效用偏好结构下的效用最大化。其四是产品限制。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人,有两种类型的产品可供选择消费。一类是物质产品;一类是精神产品。相对于人的欲望而言,两种类型的产品都存在稀缺性。社会总需求是社会各种需求的总和。社会的总需求引致社会的总供给。这里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互为动力,共同推动产品不断丰富,经济不断增长,社会不断繁荣。另外,需求也可分为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对一个国家而言,不管是国内需求,还是国外需求,都是发展的重要引力条件。

  政府是国家发展的引导者和驾驶员。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政府是引领国家发展的关键和主导。首先,政府在推动制度变迁方面具有优势地位。因为政府是一个社会的强势主体。一般而言,具有强势地位的主体,对制度变迁的作用力相对较大;相反,具有弱势地位的主体,对制度变迁的作用力相对较小。其次,政府在提供发展的基础设施条件方面具有规模优势。这里重要的基础设施条件一个是公共产品。什么是公共产品?就是指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由于公共产品的特殊性,所以,对于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给,不论是自由主义的政府职能论,还是干预主义的政府职能论,都强调政府应起主导作用。另一个重要的基础设施条件是安全和秩序。一是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社会的暴行与侵略;二是保护人民不使社会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伤害和压迫。这里也要求政府应根据实际情况变化而要不断改变自己的政策导向,不能因循守旧。是坚持自由主义导向,还是坚持干预主义导向,要根据情况适时而变,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并不是要求政府包揽一切。这里要发挥好政府与市场两方面的力量。市场能做好的,要尽量让市场去做,政府的主导作用应主要体现在弥补市场的不足上。

  诚信和理性主要体现了发展所需要的文化内涵,政府主要体现了发展所需要的政治前提,而需求主要体现了发展所需要的经济条件。

  为什么西方社会近几个世纪以来能得到快速发展,主要原因就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社会发展充满理性和诚信精神,这为西方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从古希腊、古罗马到中世纪,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理性精神始终贯穿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当然,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理性精神有着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古希腊、古罗马时期所宣扬的理性实际上是一种“自然理性”或者像有的学者所称的是一种“宇宙理性”,它存在于浩淼的宇宙之中,与神的理智并存。中世纪的理性则由自然理性过渡到了“神学理性主义”,它将原先的无特定对象的自然理性转变为神意的体现,上帝则成为了理性的至上代表,理性则成了为神学思想服务的工具。随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深入以及资本主义的兴起,理性得以冲破神学的枷锁而转向人类自身。这里虽然在西方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理性精神有不同的表现,但理性精神的实质和灵魂并没有变。正是这种理性精神所体现的灵魂,才为西方的科学和社会发展的合理性提供了一个基本支撑。还有一个是诚信,这也是西方社会快速发展的一个有力支撑。诚信提高了交易效率,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一个基本的人文底蕴。在西方,产生诚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理性精神是产生诚信精神的逻辑基础。理性精神注重的是系统性、长远性和整体性,而不是离散性、短期性和局部性。理性与聪明是两回事。聪明是个体的,理性是整体的。聪明追求的是局部均衡,而理性追求的是整体均衡。聪明有可能导致机会主义,而机会主义有可能会导致社会的“囚徒困境”,但理性本质是反机会主义的。其二,宗教为诚信提供了有效的内在约束。诚信是大多数宗教对人的一般要求。《圣经》就是上帝与人的一个约定。人为了救赎自己就得遵守约定,而遵守约定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有诚信。其三,不断完善的制度体系为诚信提供了有效的外在约束。

  二是15—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实质是市场需求的大发现,这为欧洲社会的整体变革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引力。地理大发现对于欧洲社会经济的主要后果是:1.促使商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新航路和新大陆的发现,迅速扩大了欧洲对外贸易的地域,商品种类和贸易额急剧增加。原来的贸易中心逐渐由地中海区域转移到大西洋沿岸,威尼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等意大利城市的商业地位急剧衰落,代之而起的是葡萄牙的里斯本、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和尼德兰的安特卫普。欧洲商业的性质和经营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商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也空前膨胀起来。2.大量金银流入欧洲,造成商品价格猛烈上涨,影响到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3.引起了对美洲、非洲和亚洲的直接奴役和掠夺,由此奠定了以野蛮暴力为基础的近代殖民制度和国际分工体系。欧洲国家首先是葡萄牙和西班牙,接着是荷兰、英国和法国的殖民者从殖民地掠取到巨额财富。4.推动了本国生产制度的建设和分工的深化.从16世纪起,西欧资本主义开始进入资本原始积累和工场手工业大发展的新时期。5.推动了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6.推动了政府的变革,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

  三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政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相比世界各国政府而言,西方各国政府在引领社会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了较好作用。如地理大发现和海外扩张就与各国政府的大力推动是密不可分的。在教育、技术创新等方面都渗透了政府的积极作用。在经济方面,政府积极的干预政策也较好解决了经济危机问题。为什么西方政府能发挥较好的作用?这里一是诚信和理性精神为政府发挥积极作用提供了一个好的人文底蕴。因为政府毕竟是由社会中的个人构成的。所以个人的诚信和理性必将影响到政府的决策和行为。所以,尽管西方东方都有专制主义,但实际运行的效果并不总是一样,这里人文底蕴的不同是产生区别的一个重要基础因素。二是西方近代以来不断完善的民主制度体系也为政府行为的高效性提供了进一步的制度保障。

  由于有了诚信和理性,发展就有了两轮;另外,政府自身也在不断进行积极建设和完善;所以,西方发展的主要瓶颈就是要解决好需求问题。地理大发现解决了需求问题,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凯恩斯理论解决了需求问题,从而创造了资本主义的一个黄金时代。所以,每一次需求的扩张就意味着西方社会的繁荣,每一次需求的减少就意味着经济萧条和各种社会矛盾的爆发。

  相比西方而言,两千多年的中国专制集权社会可谓历史悠久,但发展却十分缓慢,甚至表现为一种循环,主要原因就是:一是缺少诚信和理性;二是缺乏需求;三是政府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缺乏诚信和理性是两千多年中国专制集权社会的一个通病。

  从观念的层面看,中国社会是非常强调诚信的。对诚信的要求构成了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精神之一。但从现实层面看,中国社会又是非常缺乏诚信的。这里缺乏诚信的原因,除了信息不对称、经济人、有限理性等一般原因外,还与中国社会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有密切关系。首先,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是产生缺乏社会诚信现象的经济根源。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所体现的人与自然博弈不同于社会化大分工所体现的人与人的博弈,前者更有助于催生博弈主体的机会主义意识。当然,小农经济有家庭内部的经济分工,所以,小农经济所导致的诚信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家庭诚信,而非社会诚信。其次,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官僚集权体制是滋生社会诚信缺乏的政治土壤。人治导致随机性,随机性导致机会主义泛滥,而机会主义泛滥必将导致社会诚信缺乏。再次,以小农经济为根基的中国传统文化所表现出的价值取向是导致社会诚信缺乏的文化温床。防止诚信缺乏的最有效策略就是提高诚信缺乏者的决策成本。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和为贵”等处事原则为缺乏诚信者提供了温馨的避难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直接结果是增大了无诚信者的收益,减少了其不守信用的成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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