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从《大国崛起》看各国富强之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27 次 更新时间:2007-04-30 09:14:20

进入专题: 大国崛起  

吴敬琏 (进入专栏)  

  

  最近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文献记录片《大国崛起》广受瞩目。虽然在我看来这部片子的标题并不十分恰切,因为问题并不在于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崛起”为称雄一时的“大国”——人民的福祉、国家的繁荣昌盛才是最重要的。但是,由于这部片子能够用生动的视觉形象普及世界历史知识,促使国人睁眼看世界,进而认真思考如何把自己的民族振兴之路走得更好,它仍然值得大力肯定。

  中国正走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这条道路是不平坦的。好几代中国人为建设一个富裕、民主、文明的中国而努力奋斗过,然而屡屡遭遇挫折。为了更好、更快地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像《大国崛起》开篇的话所说的那样,“让历史照亮未来的行程”,也就是说,发挥我们的“后发性优势”,向先行国家学习,从而少交学费,少走弯路,缩短现代化的行程。

  从这个意义上说,除了电视片提到的九个曾经称霸一方或称霸世界的“大国”外,别的一些国家的经验教训也是值得汲取的。比如说瑞典,这是一个只有900万人口的国家,在近代也没有什么赫赫武功可言,但是它在提高人民的普遍福利上为世人所广泛称道,也有不少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注意。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写下了一句颇富哲理的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在各国走向繁荣昌盛的途程中有一些共同的因素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而对这些共同因素的偏离,不论这种偏离朝向哪个方向,总会招致逆转和挫折。通观500年来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发展历程,这些共同的要素大致包括以下这些:(1)确立了自由市场经济制度;(2)建立了法治;(3)实行宪政民主;(4)保证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5)“橄榄形社会结构”的逐步形成。

  以下分别对这五个要素做一些分析:

  

  ▍自由市场经济制度

  

  正如D.诺斯所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诺斯和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这里所讲的“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就是市场经济,或者更准确地说:自由市场经济。

  在目前的中国,相信计划经济(命令经济)较之市场经济更具优势的人已经很少了,容易发生的误解,是忽视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在于决策的自主性和交易的自愿性,把它和16~18世纪一些西欧国家实行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混为一谈。在重商主义的条件下,虽然市场和商业都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它具有两个和市场经济很不相同的特点:一是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强力干预和全面控制,二是把尽量多地积累货币财富作为国家目标。西欧国家的发展历史表明,不改变重商主义的体制和政策,确立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一个国家就难以实现持久的繁荣,而只会“崛而不起”或者“起而复衰”。西班牙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16世纪初,它凭借从事航海活动的先发优势和拥有欧洲最强大的陆军和海军,一度成为海上霸主和欧洲最大的殖民国家,并且在查理第五的统治下建立了横跨欧洲大陆的哈布斯堡王朝。但是重商主义政策并没有给西班牙带来持久的经济繁荣和海上霸权。这是因为:第一,虽然西班牙政府在殖民活动中攫取了大量财富(据历史记载,1503~1660年间西班牙从美洲殖民地取得的财富多达白银18600吨和黄金200吨)。然而这些财富并没有被投入生产活动,相反,为了维持欧洲最庞大的军事力量,财政却经常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从1575年到1647年,西班牙皇室六次宣布破产(诺斯和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第二,大量贵金属的流入一方面造成了物价飞涨,民生凋敝,另一方面助长了穷奢极欲的社会风气和好逸恶劳的懒惰习气,而农业生产一直停滞不前,制造业也没有能够发展起来。第三,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广泛干预,造成了普遍的寻租条件。由于“看得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重商主义时代乃是一种腐败的寻租社会”(布坎南等编:《关于寻租社会的理论》)。这样,西班牙经济在16世纪后期“马尔萨斯灾祸”再次袭来和经济衰退重现时一蹶不振。1588年“无敌舰队”大败于英国海军,更标志着西班牙海上霸权的丧失。1596年菲利普二世去世以后,西班牙沦落为二流国家。它重新走上发展的道路,已是1975年独裁者弗朗哥去世以后的事情。14~18世纪的法国历史,也向我们讲述了相同的故事。

  和西班牙在17世纪陷入衰退完全不同,这个世纪是英国由二流国家走向兴盛的转折点。这里的决定性因素,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早在1215年的《大宪章》中,英国已经开始对国王的征税权作出限制。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国王的垄断特权被国会立法所终止,作为市场经济基础的私有产权制度得以确立,英国政府逐渐减弱了对经济的控制和干预。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国富论》,可以说是对重商主义最后的致命一击。《国富论》弘扬“看不见的手”(即市场)在资源有效配置中的作用,同时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只有在最自由和宽松的状态下才能得到最好的发展,一切国家干预都有可能对经济造成破坏。”由斯密《国富论》开创的古典经济学理论正是改变了整个世界的18世纪产业革命的先声。因此,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的叔父、老阿诺德·汤因比在1884年出版的《产业革命》一书中就已指出,产业革命的实质,既不是发生在煤炭、钢铁、纺织工业中引人注目的变革,也不是蒸气机的发展,而是“用竞争取代了先前主宰着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中世纪规则”(见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二战后某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建立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以及它们所实行的“出口导向”政策,也带有某些重商主义色彩,因此又被称为“新重商主义”。从这些国家(如日本)和地区(如台湾)的经历可以看到,这种体制和政策安排在发展初期是有效的,但是到了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就必须及时进行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减少政府干预,实行进一步市场化,否则会引来种种恶果。

  

  ▍法治

  

  实行法治,即符合公认正义的法律(“善法”)的统治,是发达市场经济共有的特征。而法治不但具有值得追求的普世价值,而且是非人格化交换占统治地位的发达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制度支撑,因而实行法治乃是实现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所以讲英国走向兴盛的历史,通常都要从1216年的《大宪章》讲起。

  在法治的问题上,有两个问题值得认真研究。

  第一,分清“法治”(rule of law)与“法制”(rule by law)两个不同的概念。先秦法家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以来,中国大多数皇朝都强调“法”和“法制”(有时也写作“法治”)的作用,加之中国就像毛泽东故主席所说,“百代都行秦政制”(毛泽东:《读<封建论>呈郭老》),于是有人就认为,法治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我们只要“恪遵”祖制就可以了,大可不必向西方学习和引进法治的思想和制度。其实,法家和我国历代帝王所说的“法制”,和现代社会的“法治”完全不是一回事。韩非说得很清楚,法家所说的“法”是与“势”、“术”相并列的帝王手中的工具,是统治者统治被统治者的手段,而他们自己却可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邓小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最先提出以法治取代人治。1997年的十五大正式提出“建设法治国家”的口号。但是我国法治国家建设推进并不顺利。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对法治的性质和内容缺乏明晰的认识,而且实行法治必然要求约束政府和官员的权力,以致在正式文件里也经常用“法制”来代换“法治”,把法降到了政府管理人民的手段的地位。就以《大国崛起》这部电视片来说,好几位学者论述法治的讲话在变成字幕或解说词的文字时,也都变成了“法制”。只说“法制”而不说“法治”,实际上抽掉了法治的精髓,回到以法律作为统治工具的人治。

  第二,法治与民主的实施顺序。

  在有些国家的历史上,法治和民主二者的实施是有先有后的。以英国为例,1216年的《大宪章》可以说是法治的滥觞,1688年“光荣革命”才是民主制度的开端。可见二者的构建是可以有先有后的。但是历史经验也表明,法治归根结底要以民主制度为基础,要靠民主制度来保证。有人以回归前的香港为例,认为只要在英国派出的总督治下实行法治和“积极的不干预政策”,就能保证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这种论证似乎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殖民地时代香港的法律体系是依托于它的宗主国——英国的政治制度的,而英国实行的是民主政治。如果换一个国家,例如前西班牙殖民地如菲律宾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法治始终无法确立,与前英国殖民地新加坡、香港等形成鲜明对比,就是一个证明。

  

  ▍宪政民主

  

  民主具有普世价值,是文明国家的基本特征之一,这在“五四”运动提出要请进“德先生”以来,似乎没有太多争议。但也有几个问题需要加以研究。

  第一,可否以“威权主义政治”作为通向民主制的过渡。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讨论“新权威主义”时,就有论者以新加坡为例论证在发展中国家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实行威权政治不但无害而且有益。在当时,我也觉得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但是,根据新加坡近年来的经验,我认为至少可以认定,在知识经济时代,按照儒家“三纲六纪”、“尊尊亲亲”等原则实行威权主义政治,由于它会压抑创新精神,不利于人们创造力的发挥,已经与时代要求不相适应。2000年以来新加坡的李光耀资政对此有十分深刻的分析(李光耀:《2002年2月5日在“何日华亚洲领袖公开讲座”上的演讲:为新加坡建立企业家文明》),我们应当加以注意。

  第二,以何种方式争取民主。在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先进人们的政治理念深受卢梭式的理想主义和激进观念的影响,鄙薄经验主义的点滴改良。他们没有意识到以激进的理想主义为基础的制度安排常常蜕变为少数人的专制。正像《大国崛起》告诉我们的,英国人从17世纪40年代革命后国会军将领克伦威尔以暴易暴、实行军事独裁中汲取了教训,摈弃暴力革命的方式,选用和平的渐进改革推进社会进步。在中国,只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巨大社会灾祸,像顾准这样的杰出思想家才敏锐地认识到,设定了某种终极目的的理想主义很容易由于其领袖人物自认为可以使用一切手段,包括专制和杀戮来实现这一终极目的而蜕变为专制主义。顾准大义凛然地宣称:“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当今天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第三,在确定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下,还需要进一步追问,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制度才是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和民主的真正实现。从世界各国的历史看,民主政治制度大体上有两种类型:一类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雅各宾专政时期(1792~1794)实行的“主权在民”(实际上是“一切权力归于国民公会”)和“直接民主”体制;另一类则是英国在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逐渐建立起来的宪政民主。前一种体制由于对最高权力缺乏制约,往往使作为社会主人的“人民”徒具空名,沦为少数人专政的牺牲品。雅各宾专政后法国陷于社会动乱之中将近一个世纪。当它在19世纪70年代重新建立宪政秩序时,英国已经开始了第二次产业革命,其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都遥遥领先于法国。后一种体制不承认任何至高无上、不受约束的权力,而是用一整套制衡机制保证公共权力不会被滥用和确保个人自由和宪法权利不受侵犯。

  在顾准之后,我国有一大批学者对卢梭理论的演变以及雅各宾专政时期的直接民主为何必然演变为“多数人的暴虐”和“具有个人魅力的领袖(charisma)专制”作出了深刻的批判性分析(参见王元化:《研究<社会契约论>笔记和对中国历史的反思》、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在以史为鉴、寻求富强之道的时候,这些政治思想史的重要研究成果,都必须纳入我们的视野之中。

  

  ▍ 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

  

  许多学者指出,《大国崛起》有一个缺点,就是对于所论各国兴起的思想和人文基础着墨不多,甚至连文艺复兴的故乡——意大利也没有进入“大国”的行列。实际上,西欧国家的兴起,几乎无不是以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推动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先导的。

  人们往往强调技术进步对于西方国家兴起的推动,而忽视文化、思想变革和认知进步所起的作用。对此,我们不妨追问,如果没有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打破中世纪宗教迫害和思想禁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吴敬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大国崛起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笔会 > 杂文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4140.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