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毅:暧昧的修辞,暧昧的柏拉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61 次 更新时间:2007-04-29 02: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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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毅  

  

  柏拉图的命运似乎浓缩在两个梦里,一个是苏格拉底的梦,一个是他自己的梦。据说在柏拉图第一次拜会恩师的前一天,苏格拉底梦见一只美丽的天鹅飞进了自己的怀抱(Diogenes Laertius:3.5)。柏拉图本人在生命的尽头也梦见了天鹅:一只天鹅在树间飞来飞去,许多射手都把弓箭对准了它,却没人能把它射下来(Marback:vii)。如果说前一个梦预示了柏拉图在西方思想史上的显赫地位,后一个梦在理查德·玛巴克(Richard Marback)看来则象征着后世的评论家在阐释柏拉图思想时难以摆脱的困惑。柏拉图之所以难以捉摸,之所以在后现代文论盛行的今天重新激起了批评界广泛的兴趣,主要原因便在于他对修辞的暧昧态度,而修辞问题无论在柏拉图的思想体系里,还是在尼采以来的理论嬗变中,都占据着重要位置。对柏拉图来说,修辞(rhetoric)与智者论辩术(sophistry)、辩证(dialectic)、哲学(philosophy)的关系是确立哲学合法边界的关键;对当代的批评家来说,修辞与语言、思想、真理的关系同样是哲学讨论中的核心问题。数十年来,修辞重新成为了学术界的热点,由于柏拉图的影响而被贬低的智者学派(sophists)也已被“平反昭雪”(例如2001年出版的颇具影响的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也紧随潮流,以智者学派代表人物Gorgias of Leontini作为西方文论的发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柏拉图本人的修辞观念和修辞策略做一番梳理,就显得非常必要。本文将从三个方面考察这个问题,先结合柏拉图本人的著作和后人的评论,探讨他对修辞问题的复杂态度,然后用亚理士多德在《修辞学》(Rhetoric)中勾勒的框架来分析他的修辞策略,最后用尼采以来的修辞观念阐发修辞问题对于理解柏拉图著作的意义。

  

  一、柏拉图的修辞观念

  

  在西方思想史上,传统的见解将柏拉图视为智者学派的敌人、修辞的批判者。在智者学派声誉日隆、修辞研究的地位日益显赫的当代,仍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柏拉图留下的是一个令人压抑的传统。这种观点无疑能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找到许多证据(至于这些证据是否代表了柏拉图本人的观点,我将在第二部分讨论),但另外一些研究者却提出了不同的解读。对比这些解读,我们就会发现,柏拉图对修辞的看法相当复杂,甚至很暧昧。

  柏拉图的著作中很多地方都表达了对修辞的贬斥。在《高尔吉亚篇》中,苏格拉底声称,修辞“发明的是这样一种劝服方式:它只制造对正义与非正义的看法,却对如何认识它们毫无教益”(Plato:455a);修辞家“不需要了解事物的真实面目,他只需找到某种方式让那些无知的人相信他比真正有知识的人更有知识就行了”(459b)。因此,修辞与真理无关,根本不关心真理,甚至带有明显的欺骗意味。在《斐德若篇》中,苏格拉底将修辞定义为“以辩论魅惑心灵的技艺的总称”(261a)。修辞之所以可怕,不仅在于它让人丧失对真理的兴趣,更在于这种蒙蔽心智的魔力。柏拉图对智者学派的憎恶正是因为他们夸耀自己是修辞方面的专家,并且将所有的精力耗费在修辞的研究和讲授上,因而将修辞的危险影响扩散开来,威胁到哲学的生存。他在修辞和智者论辩术之间划上了等号:“智者(sophist)和修辞家(rhetorician)……其实没什么区别,或者说没太大的区别”(《高尔吉亚篇》,520a)。他将智者论辩术和修辞的关系比作法律和司法实践的关系,暗示修辞其实就是前者所采用的具体手段。在《智者篇》里面,柏拉图借“陌生人”之口,淋漓尽致地嘲笑了智者,把他们比作钓鱼者、变戏法者和小丑,认为他们假借教育之名,干着骗取钱财、欺世盗名的勾当。既然修辞本身就对追求真理有害,将修辞作为教育的基本内容,就更是不可原谅了。

  然而,柏拉图对修辞的看法并非一成不变。海德格尔在1924-1925年讲授《智者篇》时提出,柏拉图的修辞观念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其轨迹可以通过比较三篇对话勾勒出来(Brogan:3-15)。《高尔吉亚篇》代表了早期柏拉图全盘否定修辞的态度;海德格尔认为,在《智者篇》中,柏拉图的态度有了重大变化,转而相信修辞对“不在”(non-being)或者说“存在”之外的领域的关注应当在哲学中占据一席之地,辩证(dialectic)能够克服修辞的欺骗倾向,使之为哲学服务;《斐德若篇》则是发生这一转变的关键场所。在这篇对话中,柏拉图着重探讨了真理(aletheia)与语言(logos)的关系。由于语言始终存在欺骗的潜能,所以真理并不是语言的内在属性;语言对于真理的价值在于,它为思想的相遇提供了空间,使得真理的探讨成为可能。因此,作为一种语言形式的修辞便不应该排斥在哲学之外。如果对话中的修辞能够揭示出说话人和对话人灵魂的真实状态,并且符合所讨论话题的真实情况,那么它就是应当欢迎的。即使是以欺骗和隐瞒为目的的修辞,为了达到最佳效果,也必须研究和了解真实情况为基础,因而迂回地与真理建立了联系。这样看来,修辞可以视为一种次等的辩证,同样是哲学的工具。

  有些研究者认为,柏拉图对修辞的严厉谴责在很大程度上是假象,他们特别指出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常常沉迷于修辞的神秘力量(Weaver:3-26)。玛巴克相信,修辞与柏拉图所推崇的辩证之间构成了互补关系。柏拉图意识到,修辞的力量能够感动人的灵魂,使他们更愿意接近善,而且这种力量在很多情况下是使用修辞的人所不能完全控制的,它的非理性因素和比喻特性常将人引向已知领域之外,这也与哲学探索的开放性一致。也许正是因为柏拉图这种秘而不宣的对修辞的热爱,被他从理想国中放逐的诗人们才反复强调他自己就是一位天才的诗人,朗吉弩斯还把柏拉图的文本作为崇高风格的范例(Longinus:163-4);诗与修辞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在《高尔吉亚篇》中,苏格拉底明确地说,诗就是一种修辞术(Plato:502c)。

  詹姆斯·卡斯特里(James Kastely)等人甚至相信,柏拉图不仅不是修辞的敌人,而且是修辞理论最杰出的代表,因为他抓住了修辞的精髓,那就是通过语言的交锋,既改变自己,也改变与自己对话的人。卡斯特里特别指出,在论辩时,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没有将自己视为绝对的权威,并且始终尊重对手和对手的观点。在他看来,《高尔吉亚篇》并非是对修辞的否定,反而本身就是一种哲学修辞的化身,这种修辞“不断地反驳我们自己和他人对世界的理解,以保证这些理解不趋于僵化,避免我们对其他声音充耳不闻”(Kastely:46)。从这种角度理解修辞,柏拉图所倡导的辩证正是以追求真理为目标的一种有效的修辞。

  在阐释柏拉图修辞观念的时候,学者们的意见存在如此大的反差,一个重要原因是柏拉图的著作具有很强的修辞性。虽然柏拉图在观念的层面上对修辞扭曲真理、偏离理性的效果非常警惕,并竭力保持哲学的客观性神话,但要用永恒的知识(epistemē)唤醒执迷于意见(doxa)的世人,劝服的手段无疑是必需的。和高尔吉亚等智者学派的代表比较起来,柏拉图较少采用各种微观的修辞技巧(tropes),更喜欢运用一些宏观策略,增强自己著作的说服力。然而,由于其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修辞常常是一种暧昧的手段。以暧昧的方式表述自己的观点,其结果是观点本身也变得暧昧。

  

  二、 柏拉图的修辞策略

  

  亚理士多德将修辞定义为“在每一个具体的情境中发现可资利用的劝服手段的能力”(Aristotle:1355b)。根据亚理士多德的观点,修辞策略可以分为三类:一类诉诸说话人(人格与权威);一类诉诸听话人(情感);一类诉诸论辩本身(1356a)。我们可以借用这个模式来分析柏拉图的著作。

  柏拉图对话录中的代言人主要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与柏拉图本人一致,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但将苏格拉底作为对话的主角无疑是高明的修辞策略,因为他既有足够的权威,也有强大的人格魅力。通过公元前399年的著名审判,关于苏格拉底的神谕(Plato:21a)在希腊已经尽人皆知。神谕的权威,加上他斯巴达式的俭朴生活和悲剧性的死亡,使得他几乎成了智慧和哲学家的代名词。无论读者是否认同通过苏格拉底之口所传达的思想,他们都很容易先入为主地崇拜他的美德和学识。其次,苏格拉底在智慧方面的权威不同于其他任何哲学家,因为他是以苏格拉底悖论(Socratic Paradox)的方式与人交谈的。他预先宣布自己无知,实际上是很“狡猾”的手段。因为这样一来,他便没有固定的立场,无需为任何明确的观点辩护到底,从而把论证的重担转移到了对话者一方,给作为第三方的读者造成一个假象——他是客观的、毫无偏见的,因而是值得信赖的。这样一个滑动的立场和超脱的姿态,让人无懈可击,因为哲学史已经证明,最高明的哲学家都难以周密地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因此,与那些过分倚重修辞手法和论证过程的论辩者比较起来,柏拉图的修辞意识更胜一筹。

  从听话人的角度看,柏拉图也充分利用了对话录这种形式的长处。在明显以论辩为目的演说或文章中,说话人与听话人处于直接交锋的位置,听话人的警觉状态和逆反心理显然会增大劝服的难度;而在对话录这种形式中,说话人(柏拉图)和听话人(读者)之间的关系却是非常微妙的。在读者的感觉里,柏拉图本人并不直接与他们论辩,双方都是对话(如同戏剧)的观众,这样读者的心理防线自然就松懈了。此外,读者与对话录中的听者(苏格拉底的对话人)之间也存在着某种潜意识的认同关系。这些听者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嘲笑揶揄的对象(比如《伊安篇》中的伊安),一类是苏格拉底的“拍挡”(比如《理想国》中的阿代曼图斯)。前一类听者类似喜剧中的丑角,让读者在轻松的气氛中,不知不觉地接受苏格拉底宣扬的观点。后一类听者在对话中往往并没贡献任何有分量的观点,只是起到一种结构作用,或是通过不断附和苏格拉底的说法诉诸读者的从众心理(herd instinct),潜移默化地改变他们原有的认识。因此,让这两类听者充当对话的角色,同样是出色的修辞手段。

  在论辩过程中,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也善于利用各种富于修辞力量的技巧。苏格拉底的典型方式是诘问(cross-examination),诱使对方定义、分类,然后抓住其中的问题,步步追问,直到对方“理屈词穷”为止。这样一种论辩方式对另一方明显是不利的。柏拉图对话录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别人提给苏格拉底的问题往往很“友好”,明显出于“建构”的目的,而苏格拉底仍给别人的问题却很刁钻,带有“解构”的意味。在诘问对方的时候,苏格拉底喜欢大量使用一般疑问句,一般疑问句的特点是迫使对方作出简单的是与非的判断,以二元对立的方式进行推理,而无暇顾及各种复杂的情况,自然很容易给他创造反驳的靶子。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苏格拉底常常使用比喻和类比,这两种修辞手段在对话的形式中是非常有效的,当听话人追随这些比喻和类比时,往往在理性分析之前就预先认同了它们的内涵。以著名的洞穴和太阳的比喻为例(Republic, Book VII),当格劳孔在这两个比喻的基础上与苏格拉底对话时,他已经不知不觉预先承认了它们所暗示的前提:经验世界和理念世界的区分是存在的。同样,虽然类比在哲学中的地位一直是可疑的(Wittgenstein qtd. in Blackburn:14),但由于其修辞效果,听话人在对话过程中,很容易承认它引申的结论。比如柏拉图用工匠造床的类比来说明诗人写诗,并推论说诗离真实隔了两重,完全是建立在摹仿论基础上的偏见,格劳孔对此却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柏拉图在自己的著作中采用了有效的修辞策略。南丁格尔(Andrea W. Nightingale)等人认为,选择对话录这一体裁是柏拉图最重要也最成功的修辞策略。一方面,它继承了古希腊长期以来流行的口述传统(荷马史诗是靠口诵传播;悲剧和喜剧以口头的形式公开表演;还有各种政治演说),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南丁格尔指出,《高尔吉亚篇》中融会了悲剧因素(Nightingale:67),《普罗塔哥拉斯》、《会饮篇》和《理想国》(Nightingale:186)融会了喜剧因素。另一方面,柏拉图明确贬斥了这些传统体裁在传达真理方面的缺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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