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淡宁:从马克思到孔子:中国政治未来的文本变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48 次 更新时间:2007-04-28 07:4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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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淡宁 (进入专栏)  

  

   (吴万伟 译)

  

   在美国,政治未来不管好坏是由已经运行了200多年的宪法确定了的,除非发生剧烈的变化如核战争或者重大的恐怖袭击,未来几十年的政治制度不大可能发生重大改变。但是在中国则相反,政治未来的前景是开放的。根据中国共产党的论述,现在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意味着它是向更高级、更优越的社会主义阶段前进的过渡期。在未来,经济基础,连同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都要发生变化。对于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来说,允许经济自由、严格控制政治的现行制度作为权宜之计的合理性是勉强可以接受的,因为有在经济发展的动荡时期保障社会秩序的需要。(许多人可能反驳这样的主张)但是,一旦在经济发展后,没有人认为现行的政治制度还应该继续维持下去。

   可问题是经济发展之后是什么?在中国,讨论这个问题是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的,不仅因为政治控制,也因为普遍意识到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是中国的当务之急。当然好像也存在对“乌托邦思想”的回避,这是对毛泽东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进行的彻底根除过去的灾难性尝试的反应,可以理解。虽然如此,很少有人怀疑这一点,那就是中国未来需要新型的、更有活力的政治模式。在私下的讨论中,存在一些预测的空间,笔者下面就报告某些可能性。

  

   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终结

  

   从官方看,卡尔·马克思的哲学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支柱,因此马克思主义是思考中国政治未来的起点。中国共产党确实不再强调阶级斗争,对富人的仇恨,反对私有财产。实际上,现在资本家可以加入中共,司法制度正在缓慢改革,以便更接近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但是这样的发展或许反映了现在比毛时代对马克思理论的理解更完善了。只要认识到贫穷国家在发展道路上必须走过资本主义这个阶段,中共就不需要抛弃对共产主义长期目标的承诺。

   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不只是把工人当作生产过程中的工具,把技术当作为少数资本家扩大财富服务的工具,确实有重要的美德:它比任何别的经济制度都更好地解放了生产力。理由是资本家相互竞争、追求更多利润,因此积极开发新的、效率更高的生产商品的手段,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如果没有了这些,社会主义就无法生存下去。如果在没有发达的生产力(先进的技术和使用这些技术的知识)确保物质丰富的情况下实行共产主义,就无法保持持久。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的,没有“绝对必须的物质前提”,“物质匮乏成为普遍的现象,而匮乏一旦存在,争夺必需品的斗争就会重新开始,从前的丑恶现象就会恢复。”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认为英国在印度的帝国主义行径是合理的。是的,对于印度工人来说可能是剥削、是痛苦,但是它奠定了社会主义统治的基础。中共为中国野蛮的资本主义行径辩护,以及邓小平的名言“致富光荣”具有类似的逻辑根源。

   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下,整个丑陋过程的道德意义在于把大部分人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技术获得高度发展,到了某个时刻---革命时刻,就要废除私有财产,让机器为人类美好生活工作,而不是为少数阶级的利益服务。人们让技术做必须的、又脏又累的工作来满足物质需要,自己最终可以悠闲地钓鱼、读书、设计以及创造艺术品等。不愉快的工作仅局限在维护机器、保持系统运行等工作,但是这类“必须的领域”不会占据工作日的大部分时间。

   但中国什么时候能实现共产主义呢?这个转变如何进行呢?其中一种反应是现在讨论这些问题没有用,因为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肯定要发生。马克思自己是个技术乐观主义者(参阅《资本论》第一卷工厂法案的讨论)不管理论家会说什么,技术进步将导致共产主义革命。1 但他的信仰是建立在现在遭到怀疑的经济理论上面的,比如资本主义制度下利润率下降和劳动价值等理论。从规范角度看,考虑能够加快劳动过程、把工人痛苦减少到最小程度的政策是非常重要的。或许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本人感到有必要给工人讲道理、鼓动他们为自己的事业奋斗。

   中国政府通过“科学发展观”的术语,好像正式认可马克思对技术乐观主义的解释。但是最近摆上台面的内容是在“科学发展”过程中关心如何把工人和农民的痛苦最小化的需要。2006年10月,25年来,中共中央全会第一次专门研究社会问题。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表明了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从难驾驭的疯狂增长模式(no-holds-barred growth)转向更容易持续发展的,能够推动社会和经济平等、确保低收入和弱势群体有更多就业机会、基本教育、起码的卫生保障和社会安全的模式。政府在推动工人权利方面也更加积极,它强迫沃尔玛在中国的的分店接受国家控制的工会,制定了法律取缔血汗工厂,授予工会和厂方协商工人合同、安全保护、工作地点规则的权力。这些是从1980年代市场力量引入后第一次出现的情况。

   尽管有官方文件,人们还是不清楚这些发展到底有多少是来自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中央党校的吴忠民肯定了官方承认社会公平正义的做法,认为社会资源应该根据贡献大小来分配,而社会成员能够“按劳分配”(obtain according to deserts)。中国读者明白这里指的是马克思描述的“低级共产主义”,但是实际上政府的社会公正呼吁好像除了承认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已经采取的缓和资本主义过分罪恶的福利措施的需要外,再没有其他内容。(最近许多中国官员考察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了解他们的社会福利制度。这样的福利制度还得到官方媒体的称赞)从哲学角度看,对弱势群体的承诺可能建立在强调社会和经济权利的社会民主理论2 或者优先考虑贫穷和低贱人需要的基督教价值上面。中共呼吁的更多社会福利没有特别明显的马克思主义色彩。

   “新左派”知识分子领袖如汪晖,一直在呼吁社会公平,意思是中国首要考虑的内容应该是解决贫富之间的巨大差距、保障弱势群体利益。但是人们可以预料,他们的观点更多倾向于对现状的批评。他们认为社会公平不可能在没有巨大政治改革的情况下实现,比如工人和农民组织的更多自主权、允许表达利益要求的民主过程、以及揭露政府腐败的媒体自由等。清华大学的崔之远或许是新左派中最激进的一位,主张经济和政治民主。在一篇题目为“自由社会主义和中国的未来:小资产阶级宣言”的精彩文章中,他警告说中国进步力量不应该模仿西欧推行的社会民主措施。相反,崔主张劳资合作、根据年龄和家庭状况在所有公民中进行社会分红。3 只有这样的革新才能实现让中国的广大工人和农民获得权利的目标。

   但是新左派没有询问经济发展后,当中国人中的大多数不再把时间都花在田野或者工厂劳作之后,会发生什么事。不管是官方的还是私人的讨论,好像都只是限制在如何最好地保障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上。似乎没有人在思考,以现在的技术发展水平,中国如何迈向能够把工人从不愿意做的工作中解放出来的产品极大丰富的社会,或者什么时候这个理想应该能实现。

   那么,人们为什么不谈论共产主义呢?对于学者来说,或许有政治上的限制。因为马克思主义被认为是提供政府合法性的依据,在中国它成为被最严格控制的政治文本。

   在培养中国许多政治精英包括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清华大学,我那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同事也在进行马克思理论方面有趣的、和有价值的研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工作相似),但是他们不愿意把马克思的理想和中国现在或者未来的政治现实结合起来。有人告诉我清楚谈论这些在政治上过分敏感了。

   避免乌托邦理论的倾向也帮助解释了为什么缺少“高级共产主义阶段”的理论研究。为了了解更多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共产主义理论的研究著作,我参观过中共中央编译局,这是国家专门把马克思的著作翻译成汉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该机构得到政府充裕的资金支持,那里的工作人员或许有更多的自由,研究和思考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合适条件和机制。但是我空手而归。人家递给我包装漂亮的《共产党宣言》的译文,谈到处理当代中国经济不平等问题的需要,但是好像对于我提出的中国未来共产主义中把工人从繁重劳作中解放出来的问题感到困惑不解。他们说我们先解决现在的问题,然后再考虑长远的问题。

   或许有这样的担心,现在谈论共产主义可能减少实现共产主义的可能性。一个与中国政治精英联系广泛的美国商人告诉我政府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仍然计划在未来实现高级的共产主义,但是他们不愿意清楚说明,因为共产主义可能需要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如果资本家意识到这个可能性,就可能认为他们的财产权是不稳定的,因而不愿意像现在这样进行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所必须的投资。美国人和其他外国公司强力游说反对相对温和的、提高工人权利的中国建议,警告说他们将减少在中国建设工厂的事实说明这样的担心不是完全捕风捉影的。这些前瞻性领导人或许还担心如果工人被告知未来实行共产主义的计划,就不愿意为实现那个目标而做出牺牲了。

   但是,我猜测中国官员和学者不讨论共产主义的主要原因是很少有人真正相信马克思主义能够提供用来思考中国政治未来的指导原则。这个意识形态已经被极度滥用导致名声遭到破坏,在社会上已经失去几乎所有的合法性。实际上,即使共产主义政府也不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限制,如果它和中共维持执政地位、提供社会稳定和秩序的要求发生冲突的话。为了现实的目的,共产主义成为中国意识形态的终结。不是所有意识形态的终结,而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终结。4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政治统治确实需要一个道德基础,不过,可以肯定不是来自卡尔·马克思。

  

   儒学的复兴

  

   在中国,道德真空被基督教派别,法轮功和民族主义的极端形式所填充。5 但是政府认为这些替代品威胁到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的政治局面,所以已经鼓励在中国最受敬重的政治传统---儒学的复兴。但是像多数意识形态一样,儒学可能是一把双刃剑。

   胡锦涛主席在2005年2月说孔子说过“和为贵”。几个月后,他指示中国党的干部要建设“和谐社会”。重复孔子的思想,胡锦涛说中国应该大力弘扬诚实、团结的美德,在人民和政府之间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中等学校的教学大纲中已经包括了讲授儒家经典的内容,开办了专门学习经典的实验学校。在海外,政府通过建立孔子学院推广儒学。这种中国语言和文化中心和法国的法语联盟(Alliance Française)、德国的歌德学院类似。(不过,到现在为止,重点都放在语言教学而不是推广文化上)第一个孔子学院成立于2004年,后来在36个国家成立了80所孔子学院。

   对于政府来说,推广儒学有几个优势。从国内来看,强调和谐社会意味着执政党对所有阶级的利益的关心。由于受到农村不满情绪的威胁,---根据官方统计数字,在2005年全国共有87000件暴力冲突事件,政府认识到它必须为对中国发展承受最大负担的人做更多的工作。(中国有句笑话说发展让全国人民都获得了好处,就是农民,工人和妇女除外)从国际上说,呼吁和平和谐就意味着解除人们对中国崛起的恐惧。

   儒学在广大社会群众中的反响如何呢?考虑到中共在执政的前30年试图连根拔起,彻底消灭被认为妨碍进步的封建反动世界观的儒教思想,这看起来是个注定失败的战斗。但是可以争论的是,在人民群众中扎根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思想如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优先选择、对其他世俗世界观的厌恶反感等,恰恰是因为它们和更深层次的儒家思想根源引起共鸣。中共的宣传中没有能扎下根来的部分比如在文革期间用国家忠诚替代家庭纽带的企图等,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它们和儒家思想和习惯的核心观念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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