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君子不仅有着文质彬彬、知书达礼、温柔敦厚的翩翩风度，而且品德高尚、坚毅勇敢、智慧仁爱、胸怀坦荡，同时又能够审时度势、淡泊名利、知天达命……似乎一切美好的词汇与赞美的语言均可加之于君子身上。然而君子之所以成其为君子，关键就在于他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是面对义与利、生与死的冲突，都能坚守“义以为上”的道义选择与价值追求，义之与比、见得思义、见义勇为，甚至为了理想而敢于舍生取义。
义之与比。《释名》曰：“义，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在个人修身立德与社会交往中，君子总是以“义”作为裁制事物的原则与规范，使自身言行举止、立身行事合宜合度。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君子对于天下的人与事，不论亲疏远近，不带主观成见，不拘泥于条条框框，通权达变，一切唯“义”是从，“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孟子·公孙丑上》）。因此，君子在喧嚣的尘世，既能不媚于俗，不为物所惑，坚持操守与底线，笃信好学，择善而从，保持人格独立，又能够审时度势，与时俱进，根据变化了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与行动，悠游于世间。君子所思所想所言所行，因有“义”而合情合理合度，故君子将“义”视为自身生命的本质属性，“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论语·卫灵公》），身体力行，笃守善道，德业日进，成己成人。
见得思义。自古以来，言义则必及利。如何确保个人利益，而又不损害他人利益、集体利益，甚至国家利益呢？孔子提出了“见得思义”的原则，要求君子以“义”作为“利”的衡量标准，为处理义利关系提供了一条重要原则。如果所得之“利”是符合“义”的，则是可取之利；反之，“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可见，传统儒家并非不言利，而是追求符合道义之利，试图以道义原则来调节物质利益分配，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既保证个人的合法利益，又将个人利益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不让世人因“放于利而行”损害社会与国家之“公义”。古人云：“废义则利不立，厚贪则怨生”（《国语·晋语二》）。义是利得以实现的前提，不义而重利，则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怨怼与社会的不和谐，因此，君子“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论语·宪问》）。能否在利益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与理性的思维，以义制利，见得思义，不仅涉及君子与小人之分，而且是人类社会和谐发展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见义勇为。君子之所以受人景仰，还体现在面临某种社会不公，看到他人遇到危险，或遭受侵犯时，能够挺身而出，见义勇为，为维护社会公义、人民福祉而无所畏惧。之所以用“义”作为评判勇敢的原则，是因为从社会层面而言，“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在上位者如果有勇而无义，就有可能因逞一时之勇而作出错误的决策与行动，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动荡与混乱；在下位者如果有勇而无义，则有可能突破法律与规范的束缚，胆大妄为，为非作歹，给社会或他人带来损害。此外，从个人层面而言，见义勇为并不意味着要无谓地牺牲个人的生命，而是强调多谋善断，勇敢而不鲁莽，肩担道义而不蛮动。真正的勇敢不是匹夫之勇，而是能够为践行道义勇敢前行，胸怀坦荡，不忧不惧，做应做之事。在现实生活中，之所以有人见义不为、却步不前，是因为有着自己的“小算盘”，一切以是否对个人有利为行动标准。如果任由这种行为蔓延下去，则会导致社会风气的颓坏，正义得不到伸张。反之，如果社会中人人敢于见义勇为，则不善之事、不善之人无所遁形，有利于形成风清气正、诚信友爱、平等公正、文明和谐的社会氛围。
舍生取义。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当面临个人生死与国家、民族大义之抉择的时候，君子不仅“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论语·泰伯》），能担当、可托付、有气节，甚至可以“见危致命”（《论语·子张》），“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为国家、为民族贡献自己的生命。因为人生在世，有比生命更为宝贵的东西，值得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那就是道义的原则与价值追求。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生死抉择，惟义所在，这便是“义以为上”的原则在生死问题上的最高升华，也是古往今来志士仁人所达到的最高人格与精神境界，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为实现国家繁荣、民族振兴而敢于振臂高呼，前仆后继，砥砺奋斗，甘愿抛头颅、洒热血。这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与真君子。
古之君子“义以为上”的道义选择与价值追求，为世人在物欲横流、熙熙攘攘的社会中立大志、明大德，坚持理想，信守道义，明辨是非，安身立命，提升个人精神境界，协调各种利益关系，构建和谐社会，依然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与现实意义。
作者系湖南汨罗屈子书院执行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