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昕:为权利而自杀——转型中国农民工的“以死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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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昕 (进入专栏)  

  

  主持人: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西政首届研究生学术文化节“名家讲坛”的现场。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尊敬的徐昕教授来演讲。(正)如他在法律博客上排名第一的博客“诗性正义”那样,徐老师不但以追寻正义、沉潜学术被誉为学术界的新星,更以他的诗性浪漫、才情魅力深受我们学生的欢迎。徐老师对我们的学生活动一向积极支持,也给了我们学术节诸多指导,在此我们向徐老师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徐老师曾翻译过波斯纳的著作《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或许可以说徐老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不但投身学术,更关注现实社会。比如,今晚他要讲的主题――《为权利而自杀——转型中国农民工的“以死抗争”》,就是一个既有理论深度又深具现实关怀甚至悲天悯人的话题。莎士比亚小说里的哈姆雷特曾追问“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加缪也说过,真正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即——自杀!自杀也许是人类生活中最具悲剧性的行为,而在我国转型时期,我们看到许多苦难的农民工为了自己本来已少得可怜的工资居然选择了自杀这种极端的方式。血淋淋的事实之后,我们需要反思,中国人究竟怎么了?中国农民工究竟怎么了?下面徐昕教授将从学术的角度作出解答。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徐老师演讲!

  

  徐昕:同学们,晚上好!非常荣幸参与西南首届研究生学术文化节。虽然我的博客以“诗性正义”为题,看起来很浪漫,但其实我喜欢直奔主题;不过有一点必须澄清,就是所谓的“名家讲坛”——离这样的标签我还差得很远,我也不是海松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我不过是一位喜欢读书、写作、爬山的普普通通的一介书生。

  

  一、导论

  

  1872年,德国法学家耶林在维也纳大学担任罗马法教授四年后,被奥匈帝国授予世袭贵族爵位,回德国前,他在维也纳法学会发表了一个著名的演讲,这就是大家熟悉的《为权利而斗争》。今晚演讲的主题“为权利而自杀”,显然参照了耶林的风格。这一主题看起来离法学、特别我所从事的诉讼法学领域相距甚远,但其实是我关于劳动争议研究的初步成果。劳动争议是最典型的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对抗,最集中地反映了社会正义观念的摇摆:究竟是所有人的正义还是有钱人的正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否只是一个神话?

  我们置身于一个急剧变革的转型时代。这样一个时代特别合适用英国大文豪狄更斯的《双城记》的开篇来描述:“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有些人身在天堂,另一些人却置身于相反的方向。”在二十多年的转型过程中,尽管经济高速增长,但社会利益格局严重失衡,贫富悬殊越来越大,弱势群体规模越来越扩张,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不同利益群体冲突甚至激烈冲突的现象大量出现,腐败渗透于整个社会有机体,社会不公日益突出,我们关注的农民工被限制、排斥、剥夺、压迫和侵犯的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2003年中国官方数据为0.458,专家的估计为0.54,而0.4就为国际警戒线,即社会失衡的临界点,0.6则为社会动荡的临界点。中国的弱势群体数量大致为1.2至1.4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1%至14%,中国绝对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按照官方统计是2800万,按照联合国的统计标准,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是1个亿。诸位是否能想像,在迈向和谐社会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每15个人中就有一位吃不饱、穿不暖。难道诸位不能清晰地感受到身边的社会不公吗?不能深切体会什么是贫富悬殊吗?难道诸位没有听说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一位女生捡馒头过日子吗?至少许多研究生交不起学费是你们耳闻目睹的事实吧?你们是否听说过西南政法的退休教授患癌症无钱医治?

  “医疗改革提前送终,教育改革家长逼疯,住房改革口袋掏空,企业改革下岗职工,物价改革涨价成风,国企改革肥了富翁,股市改革股民被蒙,所有改革希望落空,改革越深化,心里越害怕……”。这就是当代民谣勾画出的中国的景象,这些不仅仅是流传的话语,而经常在真实地上演。四川人尤国英在浙江打工,病重,住院,没钱,医院用急救车送她回家,但房东不让进,最后经家属同意把她送到殡仪馆。

  社会学家孙立平把转型中国概括为一个“断裂的社会”。社会结构断裂,而且已经定型,贫富强弱阶层已经尘埃落定。上层社会由权力、经济和知识精英结盟而成,并且赢家通吃,一个人在某一领域获得优势,在其他领域则可以畅通无阻。而社会底层的人群也日趋定型,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穷人的后代还是穷人,社会底层的人群向“上”流动极其困难,父母职业、家庭收入、社会地位、社会关系等对个人发展的影响日益增强,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难度加大。不说别的,单凭教育支出占低收入家庭消费开支的16%,就决定了穷人很难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如果我不是幸运地比你们大上一轮,赶在教育改革前读完大学,必定会像你们中许多人那样为学费发愁;如果你我不是因为幸运,因为偶然的机会读大学读研,必定还是一位农民或者农民工,在钢筋水泥的森林中茫然无助,生活困苦。读书难、考大学难、考研难、找工作还难,找到工作也许还要混上若干年才能当上个小科长。女士们先生们,活着不容易啊!要珍惜生活,珍惜今晚我们短暂的相聚!去年圣诞前,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承认:教育产业化会毁掉中国的教育。著名法学家江平先生最近在上海回应物权法立法进程受阻的事件指出:法学家基本上认为它不违宪,因为这部法律既保护富人的财产,也保护穷人的财产,也鼓励穷人成为富人。穷人成为富人?神话呀!

  回到主题,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特别是2000年以来,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状况非常突出,讨薪难成为社会热点,许多人被迫采取私力救济的方式,其中更有部分农民工以自残,甚至跳楼、跳塔吊、服毒、自焚、剖腹等自杀手段相威胁。尽管“以死抗争”的现象由来已久,但转型中国农民工权益受侵犯的程度严重,自杀式讨薪事件频频发生,为权利而自杀的现象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生命如此宝贵,为什么农民工以自杀作为维权手段?八字衙门朝南开,他们为何不利用法院、政府等机构来救济权利呢?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自己决定生存或死亡,更可谓人类面对的终极性问题,也许是人类生活中最具悲剧色彩的问题,一个涉及人性深层的神秘问题,一个体现社会状况和社会结构的现实问题。因此,有关自杀的研究将为观察社会与人性的深层因素提供一个绝妙的视角。我这项研究(便是)基于社会学视角通过关注农民工权利被侵犯的状况以及他们维权的实践,来探寻“为权利而自杀”这样一种权利救济手段,这篇文章可能将在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发表。

  为权利而自杀,即农民工自杀式讨薪,它是一种维权,一种抗争,一种私力救济。权利救济的类型可分为公力救济、社会型救济和私力救济三类。农民工为权利而自杀属于典型的通过自损行为实施的私力救济,即通过针对本人的自损行为而给他方施压,强制其接受自己提出的纠纷解决方案。

  这项研究是一项跨学科研究,主要运用社会人类学方法,也涉及其他学科。自杀最初是作为一个哲学问题提出来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许多思想家都讨论过自杀。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开篇写道:“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为:“当人的希死本能比希生本能强烈时,会表现出攻击性的一面,而当攻击性内化针对自我时,自杀便是行为表现之一;自杀是一种以死亡进行抗议的报复、解脱行为。”生物医学关注自杀者的身体(诸如器官特征、神经系统)、遗传以及病理等因素。我主要关注的是社会人类学的研究。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的自杀论影响深远。他认为,自杀并非一种简单的个人行为,而是对正在解体的社会的反应,应以社会事实解释自杀率,并提出自杀率与宗教社会、家庭社会、政治社会的整合度成反比。20世纪以来,阐释社会学从个体主义视角研究自杀,认为自杀的解释应从个体行动所表达的“意义”中探寻。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描述了初民社会一个自杀案例,自杀被作为抗议或者维权的手段。自杀方式可能和缓,可能激烈(如从树顶跳下或吞食毒品),“致命的自杀方式都是被用做逃避没有结果的窘况的手段,并且其内心的取舍相当复杂,包含有自裁、复仇、自我恢复和情感上的苦衷”,且“如同巫术一样,自杀行为也是保证土著居民严格遵行法律、防止人们做出极端和反常行为的手段,两者都被视作是维护法律和秩序的保守力量和强大支柱”。日本法学家高见泽磨在研究现代中国的纠纷与法时,(其作品便)涉及(到)作为纠纷激化结果的自杀及其法律责任,部分地涉及到自杀维权。我期望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问题,探讨为权利而自杀的法社会学。

  

  二、为什么自杀

  

  关于自杀式讨薪,有必要提及近年来的一些争论。有人创造“跳楼秀”这样的新词来嘲讽农民工为权利而自杀的现象。此种论调以民工之苦为乐,已招致广泛批评。还有人指责自杀式讨薪不理性,倡导理性维权。理性维权的确是理想的发展方向,但须追问的是,在现实条件下农民工的理性维权是否可能?陕西西安高新区某工地150位民工80万元工钱被拖欠一年多。2005年8月2日,40多位民工组织了“民工讨薪维权新闻发布会”,诉诸理性,希望借助媒体的力量讨薪。但仅过9小时,农民工与承建方交涉时就遭突袭,30多位不明身份者冲进办公室暴打民工(长达)十多分钟,6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

  要回应上述争论,需解释一个基本问题:农民工为什么选择自杀式讨薪?就根本而言,自杀与人类的其他行为并无太大区别,农民工的行为可视为其在既定条件下经成本与收益权衡后作出的理性选择。当行为人认为悲惨境遇不可改变、自杀效用高于生存效用时,就会选择自杀。与真实自杀不尽相同,自杀企图或自杀姿态旨在发出求助信号并提高生存的边际效用。自杀式讨薪,正是自杀企图、姿态的一种,旨在发出信号、祈求帮助、引起关注、形成压力、解决纠纷和保障权利。当然,农民工的自杀式讨薪行为也确实存在情绪的因素,是理性与激情的混合性结果。

  具体而言,农民工为权利而自杀,主要可从如下方面加以解释:

  (一)背景:社会严重不公

  第一,农民工的“前身”,即农民长期处于社会底层。李昌平上书总理时说道:“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正如民谣所描绘的那样:“通信基本靠吼,交通基本靠走,取暖基本靠抖,治安基本靠狗,耕地基本靠牛,照明基本靠油,结婚基本靠想。”

  第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农民工大量进城,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1992年突然出现4600万农民工,占全国总人口的4%。而因户籍、职业、城管等因素,农民工实际上被排斥到收入低、环境差、福利劣的次属的、劣等的劳动力市场,而成为城市社会的底层。去年北京政协委员张惟英大放厥词:外地人进京应该实行准入制度,不能让13亿人都往北京跑,因为这些人素质低。

  第三,农民工不仅被排斥到次属的劳动力市场,而且权益普遍受到严重侵犯,如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期限短、内容不规范、显失公平、甚至有违法条款;加班加点、超时工作、无假期的情况常见;工作环境恶劣,劳动者直接受粉尘、噪音、高温甚至有毒有害气体的危害,劳动安全措施缺乏,基本上没有为女工考虑的特殊劳动保护,许多女工在孕、产、哺乳期被企业解雇或者不发工资;生活条件艰苦,卫生条件差,甚至限制劳动者去卫生间的时间和次数;有些工厂几乎实行现代式的“奴隶制”,限制人身自由、体罚、搜身等现象时有发生;恶性安全事故频发,工伤事故经常发生,职业病危害日益严重。2005年11月30日黑龙江七台河特大矿难事故发生后,矿领导接受采访说,矿难与矿工素质不高有关。就工伤事故而言,据“民工律师”周立太调查,1998年仅深圳宝安、龙岗两个区就发生工伤事故1.5万多起。据广东有关部门统计,2004年珠三角发生断指事故超过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截。农民工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障;工会组织或其他维权组织几乎不存在或形同虚设,等等。1845年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67年马克思的《资本论》把这种工厂称作“血汗工厂”。诸位必定读过夏衍先生的《包身工》,记得“芦柴棒”这个人物,但也许大家并不知道的是,最近高一语文课本删除了这篇文章,为什么?很可能就是因为包身工往往被用以描述当代中国的“包身工”。

  第四,农民工不仅收入低下,而且工资常被拖欠,甚至讨薪还常遭侮辱和殴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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