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章润:法学教育、大学精神与学术的人道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63 次 更新时间:2007-04-25 23:4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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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章润 (进入专栏)  

  

  法学院应当培养法律理性

  

  问:目前中国正从伦理社会向法治社会过渡,在此过渡时期,法学教育如何切近自己的时代?

  答:晚近以来,自西向东,全球文明经历了从宗教、伦理文明秩序向法律文明秩序的转型。法律文明秩序立基于工商社会的世俗理性,以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个体,即千千万万陌生人所构成的社会生活为基本预设。法律作为调节陌生个体之间世俗利益的社会控制手段,关于公、私权益互动的社会行为范型,表现为规范形态的人间价值形态,取代宗教与伦理,广泛用诸公共生活,乃至渗透入私人生活空间。在西方社会,此种安排一定程度上甚至造成了所谓的“法律对于生活世界的过度殖民化”,弊从利来。由此,法律不仅是一种规则体系,同时还是一种意义体系。中国当下的法学教育必当紧紧围绕现代法制的这一特点来展开。

  法律理性是现代法的内在精神品质,也是现代社会所谓规则之治的一个精神向度要求。特别是程序理性,更是赋予并检验世俗政治合法性的法制要件。因此,法学院要着力培养学生的法律理性,使受教育者将法律理性内化为自己的职业心性;另一方面,法律理性不仅不排斥,而且为对于人的关怀预留空间,围绕着人的需要打转,就此而言,不妨说法律即人生。因此,在法学教育中,对于法律理性的培养和对于洋溢在法律之中的人文关怀的弘扬,犹车之双轮,鸟之双翼,并行不悖,相得益彰。进而言之,理性为信仰预留空间,不妨说法律信仰是法律理性的内核之一,展现了法律的人文关怀,而共同构成了现代法的精神品格。由此,发掘核展示法学所秉具的启发人类实践的人道意义,使受教育者将法律理性和法律信仰冶于一己身心,造成受教育者的职业精神和志业担当,便是法学教育最基本的,也是最主要的职责所在。

  

  问:要达到这两个基本要求,课程设置以及教学手段上需要实行怎样的变革呢?

  答:在当下中国,法学教育应着力解决这样几个问题。第一,要解决法学教育中过于强调法律的技术性操作,而弱于发掘与弘扬法律理性与人文精神这一弊端。总体而言,技术性操作与法律理性和人文关怀并不矛盾,它们常常是体现和落实后者的具体制度、程式与技艺。但是,就法学院的施教过程而言,汲汲于工匠式的“技术培训”,而忽略基本学理的研习,甚至将法学教育等同于“会办案子”(姑不细究何为“会办案子”),就不免遗漏、遮蔽了荦荦大端。面对纷纭世像,浩瀚法网,新陈代谢如江水漫漫的人世生活,如此培育的人才,必将举一隅而不能三反之,捉襟见肘,难当大任。以所谓会不会“办案子”来衡估法学院毕业生质量,是牛头不对马嘴的外行话,短视而市侩。倘若法学院穷四年之功,不过培养了一批略具操作能力,却缺乏法律理性的“会打官司”的人;只会津津于技术性细节,而不懂得法律之道即生存之道,缺乏将法制放置于构建理想而惬意的人间秩序这一整体图景中通盘致思的现代社会建设者,人文价值的关怀者,那么,不能谓之成功的法学教育。毕竟,法学院的教育不只是教人写“状子”。“赤脚律师”没读过一天法学院,照样会写“状子”。即便就“状子”而言,要写好“状子”,精准有据,辞通意顺,甚至优雅的“状子”,则非接受超出技术性培训的法学院教育不可,也是明摆着的事,而为过来人的经历所再三佐证者。

  第二,晚近以来,在现代大学学术建制中,法学院患有课程知识含量不足,学术水准欠缺,思想内涵苍白的通病。此非中国独有,世界各国皆然。法学院作为一种职业养成之所,虽然生源汹涌,甚至位置显赫,但学术位阶不高,也是不争的事实。大陆法系的法学教育相对强调学理性,但总体状况可能也不甚乐观,所以才会常常发生超拔心智转习形上学理的“跳槽”现象。因此,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还,尤其从七十年代开始,美国的法学院开设了诸如法律与文学,法律与经济,法律与社会等课程,矛头所向,正是法学院这种思维僵化、视野狭隘、学术含量不足的弊端。近一年来,哈佛大学法学院更从一年级即开设比较法学、国际法学等类科目,彰显的不外是“视野”的重要性。以实用理性著称的哈佛法学院有此改革,反映了原理性、学理性学习的基础意义。有鉴于此,中国的法学院应当开设一些与人文、社会科学相关的通识课程,鼓励学生选修或辅修人文、社科和科学院系的课程,以解决法学院学生知识结构单一、学术视野狭窄的问题。

  第三,法律是一种规则体系,同时并为一种意义体系,二者共存于规范世界,而塑造了人间秩序。在此情形下,关于法律理性和人文精神的养育,主要解决的是法律作为意义体系对于它的制定者、执行者提出的职业心性要求。而法律作为规则体系则另有所求,例如,它要求法科学生秉具高于一般法律技术的形式理性,特别是程序正义意识,一种职业心智。所以,法学院一方面要强化法学的学术与思想含量,另一方面要让学生获得操作能力,但首先和主要的,在法学教育作为高等教育及其与法律职业的劳动分工的意义上,是以法律理性与人文关怀为核心的法学学术与思想的培育,以法律的基本原理、学理的研习为核心。至于“操作能力”,或者说“办案子”的流程、业务和事务性知识与技巧,毕业后“以法律为业”,不学要学,不会也要会,自能于实践中逐渐砥砺成熟。倘若混了三、五年,连这一套都不会,要么是真笨,要么是不适合此类工作,全世界怕也没有一所法学院能够教会他们“办案子”的。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是要养成法律人的人格。内涵此种人格者,以法作为最高准则,将法律视为独立于其他力量,特别是不屈服于权力并不受意识形态操控的一种存在,坚信法律是达成公平正义的天下公器。换言之,法学院的学生应当秉具法律信仰。否则,一切都谈不上。

  

  问:您认为目前中国法学教育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答:中国目前的法学教育,总体而言还没有达到我们所向往的理想境界,可能也不仅符合社会的要求。事实上,不仅难以提供高端法律人才,即就社会通常一般要求的法学理论水准和操作能力这两个层面而言,既有的法学院训育体制亦且欠缺多多。汉语法学尚未发育成熟,整个中国的现代转型尚在进行之中,出现此种现象,当是意料中事。具体而言,法学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四端:

  第一,法学教育体制错乱。现在是三种体系并行。不仅有传统的法学本科教育体系,而且,“法律硕士”与“法学硕士”体系并列。中国的法学本科教育体系,即高中毕业后直接进入大学深造法学本科课程,与英国、澳大利亚等国体制类似。法学硕士生源可能来自这一部分人群,也可能出自其他科系的本科毕业生,而各选法学的具体子科深造,学制两到三年不等。此种本、硕体制,施行近三十年,是中国现行法学教育的主流。据说,法律硕士教育体系意在仿效美国法学教育,因而其英文名称也相应地叫做J.M.,以为J.D. 之中国版也。但是,问题在于,其课程设置与一般的法学本科教育并无不同,甚至有所弱化,则如何保证质量,实现此种体系的初衷,其实是一个并未解决的问题。特别是中国的大学人文教育薄弱,致使原本需要在本科阶段实现的人文教育目标落空,而无此教育背景的考生直接进入原本功利性就极强的法科,则情形可知。现实情形是,对于多数法学院来说,法律硕士已经成为“创收”项目了。常听法学院系的主任院长们感慨:“法硕”项目争取(不)下来,日子就(不)好过了。“创收”并没错,但错在整体性体制设置错乱,质量不保,难恪初衷,已然影响到这一体制的社会声誉了。

  第二,中国法学教育轻忽博雅教育,导致法学院的学生仅次于工、商学科学生,普遍比较急功近利,将“以法律为业”径直等同于依恃法律作为谋生手段,“吃法律”者也。一些学生最高的理想就是打官司挣钱。挣钱天经地义,没钱无法过日子,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人活世间更一日不可无谋生之具。但是,如果法学院教育的结果使得“打官司赚钱”成为受教育者普遍憧憬的美好未来,此外无他,则情形可怖。好比入教之后,始觉上帝虚幻,天下罪恶皆假尔之名以行,则教堂可怖,不言自明。缺乏高远志向和人文关怀,于个人言,或未为福也;于社会国族言,则绝对为祸;于具有浩瀚人文传承、时空广大的国族言,则为灭顶之灾。所以,当下的课程设置应当强化法学院的博雅教育、人文教育性质,以博雅教育和人文关怀来克服法律的世俗性、法学教育的功利化所滋生的各种负面因素。

  第三,中国的法学教育机构膨胀过速,且师资水准差别过大。近十年间,中国的法学院系突然膨胀到630多所,蔚成世界最大规模法学教育,其成长速率,颇类十九、二十世纪交接时段的美利坚。不过,细加推究,其实一多半不具备资质。各院系法学教育水准参差不齐,导致劣币效应,法学院的学生就业难。中国在1977年恢复高考前法科停办二十年,此后法学教育逐渐复办,但毕竟劫后负重,体能有限。因此,1980年代初期前后那几年受教于法科,而后担任教职者,其中相当数量,无论知识结构还是理论视野,其实均已无法适应如今的教学需要了。——说句不客气话,不少学生读的书比他们还多。这是残酷的现实,但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至于原来教“党史”一类课程而“改行”的,基本不合格,已有目共睹,无需赘言。

  第四,这几年中国法学院的“教材建设”出现了多元化格局,不少院系自编教材,也有由出版社牵头组织编写的,还有影印出版的外国著名法学院的教材。或独著,或合编,均有长足进步,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问题在于,就已经刊行的教材来看,一方面对于世界主要国家的法学研究现状多有隔膜,另一方面对于中国当下的法制现实亦未能作出充沛反思;不仅教材内容和编纂体系有待更新,而且需要以中国法制作为基本事实,拓展知识视域,强化理论解说力,提升学术水准。总之,教材水准与教师素质的提升,课程体系的优化,均为当务之急。

  

  问:您认为哪种法学教育体系适合中国国情?

  答:法学本科教育利在有助于养成受教育者公平正义的理想情操,而公平正义是法律的灵魂。衡量一国法学教育成功与否,要看大多数受教者是否内涵此种情操。否则,满街讼棍游走,触目黑心法曹,就像今日中国官场多为贪渎之官,即便温总理天天晚上睡不着觉,事情也难办。一般而言,大学时代,青春洋溢,对未来满怀憧憬,对于社会大众的生存苦难和一己的生命难题,极度敏感,心怀同情。当此年代,如果引导得法,学生较易受到法律理想的感召,比较倾向于认同公平正义、诚实信用等等永恒价值,而心向往之,甚至学而时习之。但是,另一方面,法律是关于社会组织、政治安排和纠纷解决的规则与技术,与家长里短、柴米油盐息息相关,涉及是非曲直、黑白荣辱、卑鄙与光荣。学生年龄太小,对这些事没有切身感受或者深切体悟,虽然于字纸层面研读了一系列公平正义的基本理念,但毕竟隔一层。不仅具体操作时可能一筹莫展,而且,纸上得来终觉浅,即就理解而言,也不可能有多深体悟,因而一遇现实,即刻张皇,也是可以想象的。特别是就我的比较与体认而言,东亚各国青少年的自立年龄,似乎较欧美同龄人普遍晚一些,而能否自立,即是否与能否亲身向社会讨食,直接关系到对于作为社会现象的法律的理解。凡此种种,加剧了本科法学教育的难度,使得法学本科教育在先享其利的同时,复蒙其弊。

  话说回头,可惜,现在的教育体制,特别是校园党团活动,使得不少高中生进入大学不久,即迅速自少年进入“成年”,将本应充满理想情操的激扬年月压缩为零,一笔勾销,个个“实用”得很,也不得不实用得很,二十来岁的青年,其做派与心态,均成斵轮老手,真是教育的悲哀。清朗校园里,这些预备党棍们叫嚣于东西,隳突乎南北,犹花下濯足,夫复何言。

  硕士生阶段接受法学教育的好处是,经过四年本科学习,年龄稍长,对于人间冷暖初有体会,对于过日子的难处和法律的操作性,对于法律在世俗社会中的作用及其有限性,相对而言,均有所了解,可能也有些切身的体会。其中一些同学可能已然工作过几年甚至相当长时期,不仅对于校园生活与“社会”的差别感喟良深,而且对于社会生活的炎凉冷暖,亦且坦然。但是,另一方面,对于可能曾经洋溢胸中的美好理想,关于公平正义的种种憧憬,似乎已经不再感动了。尤其是“法律硕士”,交付高额学费读书,需要偿还的甚多,不仅学力参差悬殊,而且功利指向更加迫切,这时候再讲公平正义,作用可能就不大了。我有时想象,未来人世上行走的“法棍”中必有曾经受教于我的学生,心里就不是个滋味。但形式比人强,一傅众咻,他们还不是被社会慢慢教会的,我一介教书匠,吹胡子瞪眼,不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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